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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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理论

王学秀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他对于东西方文化和历史的比较研究以及对经济、政治、法律、宗教和艺术的综合研究,尤其是在组织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使他在社会科学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近代的大多数学者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首先是一个经济现象,它的根源与动力,主要来自于资本积累与资本不断地被用来投资而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在此书中,马克斯•韦伯将资本主义的兴起归结于三个互相独立的历史因素:经济基础、社会政治组织以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思想。与其他学者一样,韦伯肯定了理性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与众不同的是他还提出了非理性因素对理性经济活动也具有决定性作用。在论述了技术、制度等因素的作用之后,他认为:“我们首先要搞清并从发生学上解释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同时在这个范围内搞清并说明现代西方理性主义的起源。我们承认经济因素的基本意义••••但同时,相反的相互关系也绝不能置之不理。因为,尽管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合理的技术和法律,但同时也取决于人类适用某些实际合理行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类合理行为受到精神上的阻碍,则合理经济行为的发展会遇到严重的内部阻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伦理上的责任观念,过去始终是影响行为的最重要的构成因素。”

  进一步讲,马克斯•韦伯把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萌芽和发展归功于新教伦理,认为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伦理、价值观念推动了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他认为,任何一种经济模式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价值观念决定着这种经济模式的成败兴衰。“无论何时何地,社会行为的第一推动力通常都来自实际利益,即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但是精神利益给这些实际利益插上翅膀,赋予后者一种精神意义,并为之辩护。”“自认为是一种合乎伦理道德的明确生活准则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它一直与之斗争的最重要敌手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传统主义的那种对待新情况的态度和反应。”这种精神,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按照韦伯的观点,它至少包涵了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营利是生活的最终目的。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区别,并不在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上。“要是上帝为你指明了一条路,沿循它你可以合法地谋取更多的利益(而不会损害你自己的灵魂或者他人),而你却拒绝它并选择不那么容易获利的途径,那么你会背离从事职业的目的之一,也就是拒绝成为上帝的仆人。他的圣训是,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二是劳动是一种绝对的自身目的,是一项天职。资本主义精神在劳动者身上则表现为:“集中精神的那种能力,以及绝对重要的忠于职守的责任感;严格计算高收入可能性的经济观,与极大地提高了效率的自制力和节俭心最经常地结合在一起。”三是企业家精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改革者或企业家必须具有坚强的性格,这是避免经济灾难的重要精神支柱。他指出:“各种怀疑、仇恨甚至道德义愤总是滔滔不绝地涌向第一个革新者。人们还千篇一律地……捏造出一些关于他从前生活的隐私污点的传说。只有超乎寻常的坚强性格才能使这样一个新型的企业家不至丧失适度的自我控制,才能使他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

  在研究加尔文教和清教的发展进程后,韦伯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就是宗教改革的结果。加尔文教和清教的变革自然只是为了“灵魂的救赎”,但是其倡导的严谨的工作习惯和对财富的合法追求以及勤俭、诚实、信用等美德则促进了以理性生产和交换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兴起。新教的禁欲主义是不允许清教徒作任何可能导致挥霍金钱的事,而是推动他去积累资本;新教伦理要求人自制、自省、勤奋、尽职。在这种”禁欲主义”和”天职观念”的影响下,信徒们会在宗教热情的激励下拼命地工作,又在宗教伦理的制约下尽量地积累资本,把赚钱当作目的本身。从此意义上,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实际上是一种伦理道德原则、一种精神气质,是对宗教神圣的“天职”的履行。

  这样一来,韦伯就完成了对于宗教与资本主义发展关系的研究。他认为,理性资本主义的产生,一方面来自于理性的经济主义(制度与技术问题),另一方面又取决于个人与某种群体的理性行为。而理性的行为则受到某种理性文化的影响;某种理性文化的发展又受到宗教和各种神秘力量的制约(在西方主要表现为宗教的力量)。“由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所产生的心理约束力的影响,这些影响转而指导日常行为并制约个人行动。而这种约束力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从它们背后的各种宗教思想的特点中衍生出来的。”

  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奠基者,马克斯•韦伯以颇受争议的这部著作,开创了文化传统与经济发展的实质性研究的先河。

  对此,帕森斯给予了高度评价:“韦伯把是否和有多少宗教和文化因素影响行为和社会的基本问题,变为这些因素如何影响社会和行为,以及反过来它们又受到哪些制度变量影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