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产生了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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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教伦理产生了资本主义？
是工商业者们的经营盈利活动，导致了其对自身伦理正当性的要求（正如传统社会中的特权阶层，要通过宗教寻求自身统治特权地位的伦理正当性证明一样），从而导致了对加尔文教的普遍接受、赞同和推崇；还是反过来，是这种新的伦理性宗教，促进乃至决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的，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
显然，当加尔文教获得广泛传播和接受以后，其对资本主义发展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其突出表现在：通过工商业活动赚钱盈利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成为在道德上值得肯定的事情，成为在社会上公开的、得到公认的、合法合理的事情。想想传统基督教对工商业赚钱盈利活动的贬斥和压制，就可以知道工商业者们为何那么欢迎加尔文教。“伴随着站在上帝无上荣光面前的意识，伴随着确切地被上帝祝福的意识，那些市民阶层的工商业者们……能够听从自己赚钱盈利的欲望去行事了，而且感到他是在完成一种责任。”24  正因为加尔文所主张的新教认为“作为天职的工作是获得荣耀的唯一手段，”25  所以，“只有通过完成作为天职的职责才能进入上帝的天国的观念，是多么强有力地推动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意义上的生产力的提高。”26
为了强调加尔文教对欧洲资本主义产生的至关重要的作用，韦伯还了其他宗教。他认为天主教、印度教、佛教、孔教、伊斯兰教等，都对资本主义发展起着阻碍作用，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资本主义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没能出现。
对于韦伯的这个观点可以提出一些反对意见。
第一，世界上第二个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发生地——英国，奉行的国教就不是加尔文主义。而且从今天看，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都在发展，但却没有几个国家在奉行加尔文主义。也就是说，没有加尔文主义的新教，资本主义同样可以在一个社会体中发展出来。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这些社会体中，虽然可以没有加尔文主义，但一定会有为资本主义的盈利活动正名的其他主义出现，这些主义虽然会在上和加尔文主义相差很大，但在“为资本主义的盈利活动正名”这一点上，一定和加尔文主义相似。
第二，很多社会体都发生过工商业者的盈利活动，伴随着这种活动，都出现了一些类似加尔文主义的社会观念，但不一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比如，在明清时期的，工商业的经营盈利活动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虽然那时中国的工商业者没有听说过加尔文教，但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商业道德，比如对勤俭、守信的推崇，对商人社会价值的一定程度的肯定，认为经商同样是一种“事业”，甚至是一种“创业垂统”的事业——这四个字在中国历来是被用于形容帝王的，这些都和加尔文主义有相似之处。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对此有详尽的论述。在引证大量的基础上，余英时指出：“韦伯论新教伦理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首推‘勤’与‘俭’两大要目。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勤俭则是最古老的训诫。……到了明清，这种勤俭的习惯便突出的表现在商人身上。……在明清商人伦理中，‘诚信’‘不欺’也是占有中心位置的德目。韦伯在《中国宗教》一书中特别强调中国商人的不诚实和彼此之间毫不信任。他认为这和清教徒的诚实和互信形成了尖锐的对照。……韦伯的说法大有商榷的余地。……以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情形而言，中日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肯定了中国商人的诚实不欺。……韦伯不能直接利用中文材料，所以这一层可不深究。……明清商人的勤俭持家究竟是出于哪些动机呢？以世俗动机而言，中西商人大概相去不远。甚至中国人所谓‘为子孙后代计’的观念在西方也并不陌生。更值得我们重视的倒是超越性的动机。明清商人当然没有西方清教商人那种特有的‘天职’观念，更没有什么‘选民前定论’，但其中也确有人曾表现出一种超越的精神。他们似乎深信自己的事业具有庄严的意义和客观的价值。……（一历史文献称一位商人‘创业垂统’）此处用‘创业垂统’四字实在非同小可。这四个字从来是开国帝王的专利品，现在竟用来形容商人的事业了。这一新用法所反映的社会心理的变化是不容忽视的。……商人也发展了高度的敬业和自重的意识，对自己的‘名’、‘德’看得很重。”27
余英时论述的中心是：韦伯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新教文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同，造成了资本主义在中西方的不同命运；而事实上在明清时期，中国文化中已经有很多类似于西方新教文化的内容，因此资本主义在中西方的不同命运，并不是由文化的不同造成的。那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呢？余英时认为是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度造成的：“明清商人所遭到的主要阻力是什么呢？有些学者已注意到明清的‘君主独裁’或‘国家与官僚’对商人的影响。以盐商为例，他们一方面固受君主专制下官僚体系的保护，但另一方面这个体系又构成他们发展的终极限制。……试看专制的官僚系统有如天罗地网，岂是商人的力量所能突破？”28
第三，任何一种思想观念，都有一个被接受的问题。比如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后期之所以能得到广泛传播，就因为它切合了当时欧洲人悲观主义的心态。如果加尔文主义具有某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决定性魅力，能令听者——不管是谁——无不动容、无不动心、无不接受，原来都觉得经商赚钱是一件不那么光彩的事，现在听了加尔文主义的一番教导，恍如醍醐灌顶，立马改变观念，认为经商赚钱实乃天经地义，那么资本主义当然会由此走上平坦大道。可是，事实上，加尔文主义并没有这般魔力，愿意接受它的只是一部分人。伯恩斯说：“加尔文主义不仅在瑞士受到大众的欢迎，它还传到了贸易和已经成为主要事业的大多数西欧国家。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英国的清教徒、苏格兰的长老会教徒和荷兰的新教教派的成员，都是加尔文派的教徒。加尔文主义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宗教，虽然它必然也从别的阶级吸收信徒。它对伦理道德的形成和鼓励中产阶级的革命勇气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29因此，是先有资产阶级，然后才是：从事贸易和金融的资产阶级决定接受加尔文主义；而不是加尔文主义以自身的思想魅力，把人变成资产阶级。
韦伯在这里似乎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他把社会观念看成了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似乎观念一经产生，就会固定不变，然后就用自身的倾向，决定着社会运动。比如印度教、佛教、孔教、伊斯兰教等。可是，人们是能够改变社会观念的，欧洲人民可以改变传统的基督教，把它从贬斥工商业活动改造为支持工商业活动，那么，其他民族的人民为什么不能改造自身的社会观念呢？既然儒家学说贬斥经商活动，我们中国人也可以改造儒家学说，令它赞同经商活动，或者中国人民另外再造出一个支持经商的社会道德学说（比如本书前面提到的张维迎1982年发表的“为钱正名”的文章），不就行了？究竟是一种学说重要，还是大家的现实利益重要？大活人岂能被尿憋死？中国“天朝大国”的优越感固然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但真的面临西方文明的强大挑战，大清朝不也是连祖宗之法都顾不上了，而要进行种种变革吗？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富国强民，不也可以打破一系列的思想观念的教条吗？
人们既能造出木船、也能造出铁船；西方人既能造出传统基督教，也能造出加尔文教；中国人既能搞出计划，也能搞好市场经济。所有这些产品——物质的、经济组织的、社会观念的，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是人的创造物。虽然人的创造物既会帮助人（加尔文教就帮助了资产阶级）、也会限制人，但它们归根到底是为“一个社会的控制性总体利益”服务的，而且当初也是为了服务于社会的控制性总体利益才把它创造出来；如果当一个社会在总体上感觉自己的某个创造物对自己弊大于利、限制大于帮助，那这个社会一定会改造这个创造物、或者干脆把它扔掉；同时，如果社会感到需要创造一个东西出来服务于自己的某种需要，它就会千方百计地把它创造出来——除非条件实在不许可或不具备。
既然上述创造物都可以被人创造出来，那就蕴涵着我们对人的一个基本判断：人——不论东方西方——都具有创造各种物质和精神产品的能力，这种能力有的可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可能还没有表现出来，但它一定存在。
但是，也许，我们对韦伯的上述批评都是出于对韦伯的误解，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这样说： “在这样一个研究中，……我们仅仅是试图说明在我们的当代世界文化中，在无数的历史因素的复杂的交互作用中，宗教力量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只是想考究，这一世界文化的一定特点在什么程度上应归因于以新教为代表的宗教改革的影响。……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并不想支持这样一个如此愚蠢而教条的，那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只能作为以新教为代表的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个结果而产生；甚至说，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经济体系，是这一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物。以下事实就是对这一论调的充分驳斥：在这种宗教改革出现很早以前，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一些重要形式就已经出现。我们只是想确定，在资本主义在质上的形成和量上的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宗教力量是否或者在什么程度上起到了什么作用，以及资本主义文化的什么方面可以追寻到某种宗教上去。”30
所以伊恩·罗伯逊说：“韦伯的理论经常遭到误解和歪曲，甚至在大学教科书中也难于幸免。韦伯理论的意图既不是要反驳马克思关于‘通常是社会造就信仰体系，而不是信仰体系造就社会’的观点，也不是要证明‘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的‘起因’。韦伯只不过想表明新教的教义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他只是将这种思想作为一种尝试性的假说提出来。”31
今天的西方社会——工商业的、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化的、福利化的社会——是如何从欧洲产生的？
它产生自人们永恒的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产生自人们进行分工合作的意识，产生自人们从事工商业生产的能力，产生自人们组织起来改造坐寇式国家的勇气和能量。它既产生自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进行的坚决斗争，又产生自人们不断结成的整体共同利益以及对这种整体共同利益的自觉认识，产生自人们为了整体共同利益而自我克制的妥协精神，产生自人们对某些社会规范的自觉自愿的认同和遵守。它既产生自对传统的一定程度的珍惜和继承，更产生自对传统的改造和扬弃，对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精神的充满智慧的创造。它既产生自人们对人际关系规则的艰难改造，也产生自每个人同样艰难的自我改造。它既是一个自发的进化历程，又包含了每一个人从未放弃的主观努力。这个历程充满了无数的泪水、汗水和鲜血，充满了无尽的困惑、希望和憧憬。终于，人们从古罗马直到中世纪的残暴、愚昧、专制、压迫压榨、贫穷中走出，发展建设出一个相对富裕和文明的新欧洲。
还有一点就是：中世纪欧洲分散的多中心的格局，以及这些政治中心之间互相竞争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