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熊培云：权利的贫困让所有人握手言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9:00:31
熊培云：权利的贫困让所有人握手言和
一九八四年
于2008-03-15 12:51:28 发表的话题
中国没有男人节。其实，相较于女人而言，中国男人更需要解放。君不见，在男人们边打政经麻将边偷牌的时候，女人们一次次竖起了“维纳斯起义”的大旗？去年，重庆女富人吴萍近乎惊艳地走到了这个时代的风口浪尖，成为维护公民私权的“史上最牛钉子户”；而今年这个时候，舆论又开始心甘情愿地赞美另一个女富人——张茵，一位民营企业家身份的政协委员。
事情原委众所周知。张茵在“两会”上提出了“为富人辩护”的主张，刚开始，有人群起反对，因为张茵“为自己所在的利益集团代言”，不足以担当委员之职。然而，只在一夜之间，公共舆论竟然风向大变。若有所得的网民似乎意识到这个张茵正是自己希望见到的权利代言人，并由此呼吁“每个利益集团都应该有自己的张茵”。
张茵说：“我觉得政协委员不能听了什么就顺风走。如果是那样，大家就不要交提案了。”联想起多年来许多代表委员之碌碌无为，将本应该议论风生的议政会变成了“听政会”，张茵之“为富代言”，反倒显得敬业有为了。
如上世纪80年代的摇滚所唱：“告诉你我已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许多人毫不吝惜地把鲜花与掌声给了张茵。“女富婆”变成了2008年中国“两会”上“最可爱的人”。曾经磨刀霍霍准备讨伐张茵的媒体与评论家们决堤般向张茵“倒戈投诚”，甚至一厢情愿地在张茵身上赋予意义。
从吴萍到张茵，不是说中国人“仇富”么？为什么当两位女富人高调出镜时中国社会如此团结，如此多情？
尽管时常有人抓住底层社会的一点点近乎卑微的日常反抗大做文章，但我一直认为，就人类向上的本性而言，政治意义上的“仇富”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不可否认，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分化，各种力量在角逐，的确积累了不少矛盾，但如果只是简单地将穷人的反抗归咎于“仇富”心理，显然是诬蔑多于真实，更可能离间社群，转嫁矛盾。有目共睹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每个人都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追逐财富，期望有朝一日致富，他们怎可能“仇富”？倘使这种“仇富”是真实的，那么每个人岂不是在仇自己有希望的未来？既然自古以来人们更多是“不患寡，患不均”，既然“仇富”的实质是“仇不公平”，那么，解决方案便只能落实在“政治解决”而非“心理解决”，让大家喝安贫乐道的心灵鸡汤，将政治家们本该担负的责任推脱给心理医生。
进一步说，只有回到平等权利的维度思考今日中国，才有可能接近这个正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时代的真相。大家心知肚明，在这个依旧未褪去“权力至上”色彩的年代，金钱多寡更不是真正衡量一个人权利多少的标准。一个国家之所以被称为“转型国家”，关键就在于这个国家仍处于一种整体性的权利贫困之中，在于公民社会之尚未形成。法治不彰与“与民争利主义”的流行，与大多数人素昧平生的选举，因土地所有权虚置而导致的风雨飘摇的产权，以及社会组织严重发育不良……凡此种种，都需要完成“权利”建设方面的政治上还“权”与经济上还“利”。
基于上述权利的贫困，就不难理解：今日中国面对的时代疑难并非只是“更多的钉子户倒在路上”，因为倒在路上的还有生长于特殊年代里的民营企业家以及消失于人生中途的意气风发的政治才俊与文化创造者。混乱街市里，福祸旦夕间，孙志刚到魏文华的死更表明，这样的社会，一个人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其实都很脆弱。同样，尽管法律名义上确立了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但“有钱人”也并不轻松快乐，因为他们担心权力对财富的觊觎，也担心有朝一日和权力一样会遇到手持钢铁的“暴民”，费心劳力所获得的财富转瞬即逝。
新社会不断分化、生长，不断地积累矛盾，有人食得菜根，有人嫌贫爱富，但是权利并不势利。身处转型时期，尽管人们来自不同的阶层却交集了共同的利益与时代理想，而权利的整体性贫困注定让所有人握手言和。
(作者系资深评论员)
一九八四年于2008-03-15 12:51:28 发表的话题
中国没有男人节。其实，相较于女人而言，中国男人更需要解放。君不见，在男人们边打政经麻将边偷牌的时候，女人们一次次竖起了“维纳斯起义”的大旗？去年，重庆女富人吴萍近乎惊艳地走到了这个时代的风口浪尖，成为维护公民私权的“史上最牛钉子户”；而今年这个时候，舆论又开始心甘情愿地赞美另一个女富人——张茵，一位民营企业家身份的政协委员。
事情原委众所周知。张茵在“两会”上提出了“为富人辩护”的主张，刚开始，有人群起反对，因为张茵“为自己所在的利益集团代言”，不足以担当委员之职。然而，只在一夜之间，公共舆论竟然风向大变。若有所得的网民似乎意识到这个张茵正是自己希望见到的权利代言人，并由此呼吁“每个利益集团都应该有自己的张茵”。
张茵说：“我觉得政协委员不能听了什么就顺风走。如果是那样，大家就不要交提案了。”联想起多年来许多代表委员之碌碌无为，将本应该议论风生的议政会变成了“听政会”，张茵之“为富代言”，反倒显得敬业有为了。
如上世纪80年代的摇滚所唱：“告诉你我已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许多人毫不吝惜地把鲜花与掌声给了张茵。“女富婆”变成了2008年中国“两会”上“最可爱的人”。曾经磨刀霍霍准备讨伐张茵的媒体与评论家们决堤般向张茵“倒戈投诚”，甚至一厢情愿地在张茵身上赋予意义。
从吴萍到张茵，不是说中国人“仇富”么？为什么当两位女富人高调出镜时中国社会如此团结，如此多情？
尽管时常有人抓住底层社会的一点点近乎卑微的日常反抗大做文章，但我一直认为，就人类向上的本性而言，政治意义上的“仇富”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不可否认，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分化，各种力量在角逐，的确积累了不少矛盾，但如果只是简单地将穷人的反抗归咎于“仇富”心理，显然是诬蔑多于真实，更可能离间社群，转嫁矛盾。有目共睹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每个人都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追逐财富，期望有朝一日致富，他们怎可能“仇富”？倘使这种“仇富”是真实的，那么每个人岂不是在仇自己有希望的未来？既然自古以来人们更多是“不患寡，患不均”，既然“仇富”的实质是“仇不公平”，那么，解决方案便只能落实在“政治解决”而非“心理解决”，让大家喝安贫乐道的心灵鸡汤，将政治家们本该担负的责任推脱给心理医生。
进一步说，只有回到平等权利的维度思考今日中国，才有可能接近这个正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时代的真相。大家心知肚明，在这个依旧未褪去“权力至上”色彩的年代，金钱多寡更不是真正衡量一个人权利多少的标准。一个国家之所以被称为“转型国家”，关键就在于这个国家仍处于一种整体性的权利贫困之中，在于公民社会之尚未形成。法治不彰与“与民争利主义”的流行，与大多数人素昧平生的选举，因土地所有权虚置而导致的风雨飘摇的产权，以及社会组织严重发育不良……凡此种种，都需要完成“权利”建设方面的政治上还“权”与经济上还“利”。
基于上述权利的贫困，就不难理解：今日中国面对的时代疑难并非只是“更多的钉子户倒在路上”，因为倒在路上的还有生长于特殊年代里的民营企业家以及消失于人生中途的意气风发的政治才俊与文化创造者。混乱街市里，福祸旦夕间，孙志刚到魏文华的死更表明，这样的社会，一个人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其实都很脆弱。同样，尽管法律名义上确立了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但“有钱人”也并不轻松快乐，因为他们担心权力对财富的觊觎，也担心有朝一日和权力一样会遇到手持钢铁的“暴民”，费心劳力所获得的财富转瞬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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