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三人行之八:改革30年之汪国真(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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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QQ.com  2008年03月14日16:05   腾讯嘉宾访谈评论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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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现场

诗人汪国真

周孝正
主持人曹景行:《两会三人行》,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比较特别,今后有几天我们也会围绕这个特别的主题来进行我们的三人行。我们知道今年是改革开放的30年,这个改革开放的意思就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到现在30年了。我们看到在去年的十七大上,胡锦涛做报告的时候,有一章是专门总结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即将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此后,关于解放思想,关于继续改革开放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那么在这个时刻,我们两会的时刻,我们把两会上面即将发生的那些重大的变化,未来要发生的重大变化我们和过去的30年连在一起,我们看过去30年给我们什么启示?而这30年当中的启示又会影响到我们的未来,会怎么样发展下去?
所以今天开始,我们的主题主要就围绕着这30年当中发生的事情,特别的人物,来给我们一起进行交流。今天特别的人物,汪国真先生。像我们这一代过来的人是不用介绍的,但是对小孩儿(笑),可能还得介绍一下。著名诗人。我觉得不是现在那种什么都著名,确实如果以1990年开始的那个年代,能够称上著名诗人的在当时的就是汪国真先生一个人,因为之前当然有之前的诗人,后面有后面的诗人,后来我觉得没有多少诗人,但是确实以1990年是您的诗人最主要的事业开端,是那个时候。一起参加讨论我们的老朋友,每天都来一起三人行的周孝正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方面的。
周孝正:周老师(笑)
主持人曹景行:我先问周老师,您那个时候在1990年那个时候知道汪先生吗?
周孝正:当然知道了,尤其是我们搞社会学的,对于社会的这些现象我们都是非常关注,正如有一句话,叫江山代有人才出。
改革开放这30年,思想解放的这种标志性的事件大约就有这么几件:第一件当然是1978年邓小平的讲话,第一次提出解放思想;完了在九十年代初,也就是汪先生出名的时候,我们叫做改革可以说到了第二阶段,那个时候诗人,因为您刚才讲现在诗人不多了,因为现在人都很功利,一问给多少钱?功利的人是做不出诗来的,得有点理想主义,而且还得有大起大落的情感体验,你没有,平平淡淡的情感也出不了诗人,所以正好也是应运而生。在90年就出生了一位著名的诗人,还是年轻人,特别是好多人都拿他当偶像,那些诗非常的清新。

主持人曹景行

节目现场
汪国真:我的诗集的出版是把读者潜在的热情给表面化了
汪国真: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当时在90年的时候这个诗集,特别是在大学校园和中学校园很风靡,很多地方几乎达到人手一册的程度。我感觉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在90年出现?它如果放在91年、92年,会不会出现?我感觉也很难说,这是我自己感觉。它实际上在90年之前,就是在社会上已经有很多我的诗的手抄本,这种热情大家一直在寻找,因为我收到很多读者来信,而且我的诗,第一本诗集实际上就是被读者推出来的,不是我去找出版社,而是出版社来找我。出版社为什么找我呢?是源于一次课堂上的一件事,就是说北京的一所学校,老师在课堂上讲课,有一些学生在底下没有认真听课,在抄东西,当然老师应该说不是很高兴,他在上面讲,学生不认真听,而且传来传去抄东西。老师就问学生你们在抄什么?学生就说在抄诗,老师就问抄谁的诗?说是抄汪国真的诗。老师问你们喜欢汪国真的诗吗?这些学生回答,不是我们喜欢,很多学校的学生都在抄,就抄汪国真的诗。
这样呢,老师回家以后就跟她的先生讲了,她先生是北京学院出版社的一个人,叫孟光。他是非常敏感的人,也非常敬业,他觉得这么多学生抄,连课都不听,这个人的书如果出版的话恐怕就是一本畅销书,而且很多学生都在抄。这样的话他就做了一个社会调查,得到的反馈就是很多人在找汪国真的书,因为我们当时没有诗集出版,但是流传了很多手抄本,这样的话他就开始找我。在当时我出来之前,当时是港台的作品比较风靡大陆,比如琼瑶、三毛这些人,有人说这个人估计是个台湾人,后来他们就说台湾也应该有一个地方吧,台湾具体是什么地方?后来再仔细一打听,说这个人就在北京,后来就把我的单位打听到了。他们不认识我,但是我当时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有个博士生,叫王汝玉,他们认识他,就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你们单位有一个写诗的,叫汪国真,我们想给他出一本诗集,能不能帮我们联络一下?王汝玉也不认识我,因为我们人比较多,王汝玉后来又给我们部门的一个人打电话,叫李诗耀,说你们部门有一个叫汪国真的,我们有一个出版社想给他出诗集。这样的话李诗耀又来找我,实际上90年出版诗集已经非常困难了,就是一般出书的渠道跟现在一样的,第一,作者自费出版,第二,作者报销多少册以后出版社给你出版,就这两个渠道。出版社主动找一个人出诗集,这种事好像天方夜谭一样,结果他们都觉得很奇怪,后来说出诗集不赔钱啊?后来学院出版社说你们不用管,他的诗集赔不了,因为已经做过市场调查了。这样的话就把这个信息告诉我,那我当然愿意了,作为一个写诗的,有出版社主动给你出诗集,而且他们开了三个条件,第一,最快的速度,第二,最高的稿酬…
主持人曹景行:当时最高的稿酬多少钱?
汪国真:当时一千字给八十,出诗集刚才我说了一般都是自费去出版,不但给你稿酬,而且比你一般在报纸杂志上发的稿酬翻一番,非常优厚了,这样的话我说我愿意,后来学院出版社反馈回来消息,就是说第二天我们请汪国真吃饭,我们来签出版合同。这样的话那个诗集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版了,实际上当时不是学院出版社找我,还有一家出版社,叫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他当时为什么找我,后来我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过四本书,在89年的秋天,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有一个编辑室主任叫沈庆军,他在柜台值班的时候他就发觉有一波一波的年轻人过来问,有没有汪国真的书?问的都是同一个作者,最开始他没有注意,但是问的人多了就引起他的注意了。后来又来一个小女孩儿,又问,后来他就说汪国真是谁啊?因为他当时不熟悉,后来那个女孩儿,因为中央电视台《见证》栏目做了我的节目,这个栏目采访了沈庆军,他的原话大概是这样,就是那个小女孩儿给他一个白眼,说汪国真你都不知道?是我们大陆的诗人。这个背景实际上就是90年前后,沈庆军没有找到我,但是学院出版社先找到我。
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91年,比如说学院出版社找我这件事情发生在91年,这个事情会不会形成汪国真热?我觉得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实际上这个诗集的出版就是把读者潜在的热情一下给表面化了。
主持人曹景行:读者潜在的热情大概什么时候开始的?
汪国真:我这么回答你这个问题吧,曾经我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做过一档节目,这个主持人叫潘亚军,我大概是在91年的时候做的这个节目,潘亚军他当时给我看了一本他买的我的诗集的扉页上写的两行字,上面写,终于买到他的诗集,从此再也不用手抄。这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后来我问他,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抄我的诗?他说是抄《我微笑着走向生活》开始的,《我微笑着走向生活》那是发表在1984年第10期湖南的年轻人杂志,1985年第三期的青年文摘转载过这首诗,所以我觉得潘亚军,就是这些抄诗的读者之一,所以我感觉我现在回想这个问题,如果诗集这件事情,课堂上这件事情发生在91年,会不会出现这种热潮?因为我觉得它实际上这种可能性也是完全存在的,因为实际上这种在民间的热情,他是在寻找一个突破口,在推动出版社。
主持人曹景行:周老师,您在当时,因为已经是在学校里了。
周孝正:在人大教书。
主持人曹景行:他刚才讲到开始的时候出版社以为您的诗是不是台湾的诗人,那时候恰恰就是在八十年代的中到后半期,我们也开始接触到了那些像琼瑶的也进来了,或者流行歌曲也开始进来了,邓丽君也开始进来了。
周孝正:汪国真的诗带来的是以前没有过的审美体验
周孝正:他那个诗有点跟邓丽君的歌类似,跟以前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是另一种审美体验,以前没体验过。
主持人曹景行:以前是什么东西?
周孝正:以前体验的就是革命歌曲,就是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人家汪先生诗里头绝对没有这个味儿,邓丽君的歌里头也没有这个味,邓丽君的歌甜蜜蜜,梦里头就是你(笑)为什么有人怀疑他是港台的呢?就是这个意思,他味道有点儿相似,他说大陆怎么有这人?就在北京?大吃一惊。
主持人曹景行:这个当中是一种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变化?
周孝正:对,实际上你要说的政治化一点,就是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
主持人曹景行:你有没有跟你的“汪迷”,当时没有粉丝了,有没有一些交谈,他们到底喜欢你的什么东西?
汪国真:因为我收到的读者来信是非常多的。
主持人曹景行:有求爱的吗?(笑)
汪国真:什么样的都有(笑)读者来信我觉得一个比较共同,表达的心声比较多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我的诗说出了他们想说而未说出的心里话。如果您查一下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就是在90年、91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文汇读书周报有一个栏目叫一句话书评,有一个读者这样说,与其说是读诗,不如说是读自己的心声,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众多年轻人的心事都被这位极富才华的青年诗人一语道出,因为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笑)所以我感觉从这些来看,我感觉这些诗能够与他们产生共鸣,包括瞭望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介绍我的文章,题目就叫与当代青年共鸣。
主持人曹景行:现在问题就是共鸣心里话,共鸣什么,心里话是什么?
汪国真:我觉得因为我的诗,您是人大的周教授,中国青年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就是采访你们人大的学生,有一个人大的学生大意是这样回答的,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几乎所有问题,都能够在他的诗里找到富有哲理,并且有审美意味的答案。这是人大的学生告诉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就是说为什么喜欢我的诗,因为我的诗我觉得从牵扯面来讲还是比较广泛的,因为前不久江苏教育电视台给我做了一个节目,当时那个出版人就说觉得这些诗能够跟读者产生共鸣。而且我觉得我的诗实际上它牵扯的面比较广,比如说有励志的,比如说你失恋了,我写过失恋使我们深刻,恋爱使我们欢乐,失恋使我们深刻,笑是对的,哭也不是错,只是别那么悲伤,泪水毕竟流不成一条河,走过来跟世界说,眼睛能够储存泪水,更能够熠熠闪烁。这些诗有时候是写给我的朋友的,有的时候是自己一种感受。
我觉得人性是相通的,你把自己的这种真实的感受写出来,很多人他能够产生共鸣,产生共鸣以后他们就觉得这个诗不就是在写我吗?他就有了共鸣,很多人有一个经历。我收到一封读者来信,他说我最开始的时候喜欢上一首诗,我就抄下来了,但是我没有注意这个作者叫什么,只是我喜欢这首诗,抄下来。隔一段时间我又看到一首诗,仍然喜欢,又抄下来了,当有一天把最近抄的这些诗看一下的时候,他突然有一个发现,就发现作者是同一个人,这个发现就使促使他去更多的搜集我的诗。他发现原来抄的都是同一个人的,都是无意识的,最开始他没有意识到这个作者是同一个人,但是等他抄的若干个之后,抄了十几首之后,他突然发现抄来抄去都是一个人的作品,这时候他就开始从无意识的抄开始有意识的寻找,这样多了以后大家就开始交流了,开始互相把自己没有的补上,这样的话这个诗就开始慢慢在民间流行了。流行以后从各种场合,实际上就把这个信息给了出版社,这个信息也可能是在课堂上,也可能是在书市上,这个信息就逐渐给了出版社。
主持人曹景行:还是探讨这个,到底跟年轻人共鸣什么?因为在那个时代,八十年代,从您开始写诗到开始传抄,应该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空白,中国的文化发展,年轻人的思想是不是那时候年轻人的想法,觉得或者是老师,或者是学校里的,或者甚至是家长,或者是领导,这些当中都难以找到可以沟通的,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还有什么关于前途的探讨,都有这种,这是一个很大的空白,意识形态也好,文化也好,年轻人需要共鸣,但是找不到,他突然看到这样的一个诗,他们就开始传抄了。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包括那时候的流行文化都开始进来,这就是中国当时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从天上掉到每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的感情上,以前讲的不是具体的人的感情,是一个未来的抽象的东西,但是那时候年轻人或者那时候很多普通人,觉得我现在生活变了,我们已经在学别的东西,干别的事情了。
我以前也说过,我跟我的学生也说过,我说我们的父亲,他们那时候打过仗,抗争,逃过难,知道天上扔炸弹什么样的,我们没有这个感觉,我们就知道运动是什么事,他们可以说是正常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而恰恰这正常成长的那一代他们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我觉得追求的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的一种文化,所以这是新文化。
周孝正:对,他们要生活了。
主持人曹景行:港台引进也是新文化,流行文化也是新文化。
汪国真:如果说起来,我的诗可能有一个特点,接着这个背景来说,原来我们很多作品,文艺作品也好,它是跟政治贴的非常近的,实际上我自己觉得我的诗有个特点,离政治远了一点,但是离生活很近。就是说他们可能对于那种标语口号的东西,年轻的这一代可能有一定的排斥了,就是从78年以后,78年以后改革开放以后……
主持人曹景行:不光年轻人排斥,我们都排斥,整个社会都开始排斥了,年轻人就觉得这个根本没有关系了。
汪国真:但是对于那些贴近生活的东西,能够把自己的内心的想法表述出来的那些东西,可能开始逐渐感兴趣了。我觉得跟这个大背景是有关的。如果这些诗发生在78年之前,我估计我可能就属于挨批的那种了,这种诗很多人是谈感情的,有时候可能还是有点儿用当时的话叫小资情调。当时李谷一的歌,叫《相恋》,结果唱出来以后也挨批。
主持人曹景行:当时是中宣部的负责人同意,播,这样的一个突破。
周孝正:传说邓颖超邓大姐还给予肯定,德高望重的所谓政协主席,邓大姐给予肯定。
汪国真:所以在乐坛上发生的事跟在诗坛上发生的事是近似的,就是背景,包括它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好像更能够跟老百姓的内心产生共鸣。
汪国真:判断一个文艺作品的最终标准,一个是读者,一个是时间
主持人曹景行:但是当时对《相恋》有批案,最后有反复,最后成功的被大家接受,您有没有受到过反对?
汪国真:我觉得如果是反对的话,可能主要在一些评论界有过一些不同的声音,但主要还是一个是俗,一个是肤浅,不深刻。我觉得主要的是这类的。
主持人曹景行:是哪一些类人在哪一种杂志上?
汪国真:有一些报刊上有过,也有在文学杂志上,也有在一般的社会性报纸上,都有。
主持人曹景行:有没有扣政治帽子?
汪国真:那时候好像基本上没有了,主要还是从学术上来说的。后来不少记者问过我这个问题,包括电视台的记者,当时我记得我大概的回答就是这样,我说第一是事实胜于雄辩,一个作品好,或者不好,有没有生命力不是某一个人说了算,或者某几个人说了算,也不是说谁人多谁就有真理,但是我觉得判断一个文艺作品最终的权威的评论,一个是读者,一个是时间。你没有读者的作品,很难称它是好作品,你说贝多芬的交响乐是有很多知音的,如果没有知音,你能说贝多芬的音乐作品好吗?比如巴赫的,你说回来,通俗的比如邓丽君的,他是有很多知音的。
我曾经看过一个调查,就是说全球华人最喜欢的歌曲,后来结果出来是邓丽君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主持人曹景行:今天一调查可能还是这样。
汪国真:因为我感觉,作为歌曲来讲没有听众是不行的,很难称得上是好作品,没有听众那是不行的。第二个,需要时间来证明,比如说像流行文化一下流行了,过若干年以后没人看了,这也很难称得上是好作品。关于我的诗,至少我的诗2002年以后开始入学中学课本,10年之后开始进入中学课本,2002年入了,2003年入了,在它火过十多年以后开始进入中学课本。前不久有一个出版商找我,想把我的诗精选出一个诗集,我说你怎么想起出我的诗集了?后来他说他问了很多经销商,说谁的书能卖?很多经销商不约而同给他推荐了一个人,就是汪国真,他说你出汪国真的书你赔不了。18年之后,因为我出第一本诗集90年,到了2008年,明天,我就跟他签出版合同。刚才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我跟他通了电话,明天签出版协议,就是18年之后仍然是出版商在找我,要出我的诗集。他说很多经销商推荐,因为出版商很怕亏本的,他要出一本书之前要经过咨询的,他问了很多经销商,就说出谁的书你们能够有把握卖出去,能够给它销售出去?他后来告诉我,好多经销商跟他说出汪国真的书。
主持人曹景行:当年可能是18岁的少女,今天是36岁的妈妈,这个时候还是再继续看您的读您的诗,或者新一代他的孩子也可能读您的诗。但是有一个,就是读者,实际上其他流行文化,听众,观众,他们成了首先的第一位,当然不是说观众喜欢的都一定好,但是没有观众的东西一定是不好的,我就可以这么说。
汪国真:可以。
周孝正:现在属于信息爆炸,现在你打开网络多了去了,那时候为什么手抄,那时候属于信息缺乏,没有渠道。
主持人曹景行:但是那个手抄的珍贵,这种价值是没有现在任何给你发一封信,大家短信群发一下,根本没这个价值。
周孝正:抄诗的那种体验现在没有了,现在属于快餐,所以现在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慢点儿走,等等自己的灵魂,现在都叫灵魂出壳了,这就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主持人曹景行:当时这个情况下面,刚才我听汪老师讲的很有意思,就是出版商的概念在变,我们说以前出版就是计划的,我要出什么就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对老百姓有教育我就出,我觉得这符合我们的政治原则就出,卖不卖得出去我不知道。
汪国真:其实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一个,可以看作是一个个例。实际上它原来出版社是不去找市场的,都是计划,上边让出什么书就出什么书,现在出版社就去寻找市场,市场化在这里就表现的比较强烈了,他为什么出我的书,而且去找这个人出,是因为这个书有市场。
周孝正:而且还要进行市场调查。
主持人曹景行:市场是在读者,喜欢你诗的人已经在传抄,他发现了这样一个市场的需求,这是市场经济,但是连市场经济都不能提的。
周孝正:那时候叫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主持人曹景行:但是在流行文化开始的时候,这得找市场,所以这个当中又是一个含义,所以你刚才谈到这本书出的过程当中,现在大家觉得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周孝正:我们常常说90年代属于报春鸟,那个小草,他就告诉你要由计划转成市场了,运动一代也结束了,要生活了,要建设了,这些小姑娘她们有了自己的情感,还要表达,看你表达的比她好,她就开始背你的诗了,抄你的诗了(笑)
主持人曹景行:后来从90年以后一直到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对你冲击,或者说感受特别大的事?因为您的诗带来的什么事,对别人的影响?
汪国真:实际上在我的诗很火爆的时候,我后来转了一个行,去研究书法了。93年以后最开始研究书法的初衷,是因为一出名之后社会活动增加,社会活动增加的时候当时我字写的不好,特别是毛笔字写的不好,这种社交场合又特别多,我觉得每次都很尴尬,别人让你题个字,觉得字又不行,而且当时别人的期望值是比较高的,因为你毕竟很有名了那个时候。
主持人曹景行:特别是诗人(笑)
汪国真:热点人物,后来这时候93年以后就开始去研究书法,当时是练了一整年,因为后来时间每天就挤一点时间去练字,时间长了毕竟影响很多事情,后来我就改用毛笔写字,这样又练了字又把事情处理了,一举两得。我用毛笔字给长春一个秘书编辑写了一封信,毛笔写的,他来北京就说,汪国真,你这个毛笔字写的很漂亮,我给你出本书法集吧,这样的话还真出了一本。因为他当时要的很快,说咱们快出,因为我的书一直销的很好,包括现在我的书籍都是出版社或者出版商找我,后来他要的很快,我觉得第一,我这个字自己不满意,第二,他需要比较多的书法作品,我在短时间不能给他完成。后来他说这样,前面是你的诗,后面是你的书法,这样的话又出了书法了,时间也能快,这样的话就出了,96年我的书和书法的合集,出了以后我的书法就被公众注意到了。这个书出版以后又给我带来很多创作书法作品的机会,有很多搞收藏的,有大的机构叫我题个字,广州的白云国际机场,香格里拉酒店集团,都请我创作过书法作品,这样的话我又把书法这块无形中又走出来了。最开始的起因是不好好练字,后来发现我这个字体公众也很认可,最后这几年又开始做另外一件事,就是作曲。
主持人曹景行:开始还是从您的诗,如果没有诗的话大概要认可您的书法也不容易。
汪国真:肯定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诗名在前,后面的很多大的机构也不会找我来写书法。
主持人曹景行:我想我们从现在来看,从诗的角度看,我不知道您现在要出的诗,我想再怎么样,现在一本诗可能再要出版,它的销量或者印数是不可能达到90年那种情况了。
汪国真:不可能,对。
主持人曹景行:因为毕竟现在好像读诗的人不太多,写诗的人也不多,我记得哪个报纸上有一段时间好像过一段时间也有一版现代诗,结果坚持不了多久(笑)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跟现在市场经济,或者说我们现在的那种现代化的生活相关?反过来有点讽刺,我觉得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正是因为改革开放的那种解放出来的力量,造就了您有这么一个空间,但是这股势力发展下去以后诗又没多少人读了。(笑)
汪国真:这个吧,为什么现在从诗集的销量来讲不如以前那么大?我想它不仅仅是诗遇到这个问题,包括其他的比如小说,你现在要找发行量很大的小说也很难找。
主持人曹景行:可以啊,找英国哈利波特,销量非常大。
汪国真:那就很难很少了,我是指普遍来说,个例还有,但是很少,包括其他的文学题材。比如我跟出版社总编聊过,现在一般书上一万册,销量算一万,那就算畅销书了,甚至六千册已经算订数不错的书了。
主持人曹景行:所以对诗也好,可能更加特别一点,就是整体的文化消费当中现在已经改变了。
周孝正:其实这个原因之一,也就是消费社会开始形成了,或者是过度消费,奢侈品,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人尤其像现在物价上涨指数8.7,2月份,而且肉啊,什么菜啊,都40%多的涨,那些人还有心思弄诗,想办法挣钱去了。诗人也吃喝玩乐,也不诗了,就包二奶了,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像这些话居然上了春节晚会,什么意思?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老百姓觉得这个话说的深刻,所以我觉得有这么一个背景。
汪国真:我觉得这个背景如果要说起来原因很复杂,第一,它有网络了,很多人不看报,在网络上报纸上内容网络上都有,这个会分流读者,不仅仅分流书的读者,也会分流比如报纸的读者,杂志的读者。
主持人曹景行:对,这是一个现象,但是网络上的诗歌,比如歌曲也分流,小说也分流,很多网络写手都出来了,但是诗歌在网络上有没有您感觉到它仍然有它的生存空间,或者有一种新的力量,甚至您自己愿不愿意加入网络诗歌的创作?
汪国真:因为很多年来,还不是说这一年半年,相当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关注诗歌,为什么呢?一个是自己的兴趣有一定的转移,比如我原来没有选择,比如说我原来只会写诗,也不会写书法,也不会画画,也不会作曲,这样的话惟一的爱好就是写诗。现在自己就有选择了,比如说现在会作曲了,而且有一种感觉,就是对我个人来说音乐的魅力它甚至超过诗歌。
主持人曹景行:音乐的欣赏者有没有当年你的诗歌的喜欢者那么狂热?
汪国真:因为我的音乐作品真正推出来的是很少的,比如说上电视,上广播,是非常少的,但是我对我的音乐作品还是非常有自信的,因为我在好几个讲座上,比如今天下午我去中科院,给一个研究生讲了一次课,在今天下午下面播放了我的音乐,我当时讲的是我的创作道路,我当然就讲了我的诗,讲了我的书画,讲了我的音乐。一下来以后很多研究生问,他说汪老师,哪儿能买到你的音乐作品?他们好像没有人问我的诗,可能他们知道我的诗书店有卖的,他们问你的音乐作品哪儿能买?我就有一个感觉,我的音乐作品同样是被公众所喜欢的,只是说现在它还没有真正推出来,因为我现在在给中国的古典诗词谱曲,另外在制作,我想积累到一定量,比如一百首的时候一起往外推,这样的话我觉得需要一个时间的积累过程。但是从现在我去了几个大学的讲座,包括一些听众的反馈,甚至有一些听众是这样说的,就是我喜欢您的诗,但是我更喜欢您的音乐。
所以我自己对我的音乐将来的发展,应该说也是非常有自信的,但是只是说几乎没有什么人听过我作曲的音乐,听到的都是小范围的,比如我有时候去大学讲个课,中间讲到我的创作的时候会播放我的音乐,但是从听众的反映来说,不只是一个场合了,我去过几个场合下来听众都在问。
主持人曹景行:所以从当年的诗歌到今年,有一个原则,就是观众、听众们喜欢,然后市场的力量,这两个结合起来是很强大的。流行文化就是这样,你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但是老百姓喜欢就会自己传,而且现在要传播手段就更加不得了,所以管不住。市场的力量就厉害,如果它能够赚钱,又是观众喜欢,又是符合大家的整个社会需求,我想这三点加在一起,这个事可能不管怎么样,今后三十年,五十年也是这样。
周孝正:因为市场经济的精髓就是大众口味,如果市场大家喜欢,又能赚钱,那就疯狂了,就是资本的力量无孔不入了。
主持人曹景行:但是有没有一个,当年我觉得汪老师的诗是正派的,这点有没有?
周孝正:没有人说它不正派,或者俗,通俗歌曲大奖赛,要的就是俗。
主持人曹景行:因为雅的东西人家不要。
汪国真:实际上这个诗的读者,应该说各个阶层各种年龄的都有,比如说有一个作曲家叫古建风,他在我的诗集出版以后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他说喜欢这些诗,那时候刚刚出版,希望能够得到我的诗集,然后他来作曲。还包括徐沛东,我跟徐沛东有过一次合作,他有一天翻杂志,看见了一首我写的诗,他觉得这个诗一下就有感觉了,那个诗的名字叫《挡不住的青春》,他当时就把曲子写出来了。当时正好辽宁电视艺术中心正好要拍一个电视剧,叫《万岁高三(2)》,十二集的,请徐沛东作曲。徐沛东看了这个脚本之后,他就想起曾经给我的词谱了一首曲子,适合这个电视剧。后来就用了,由蔡国庆唱的。当时我还不知道,后来我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是徐沛东给我的歌谱的曲,蔡国庆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徐沛东老师用了您的一首歌词,那个电视艺术中心要给这些人支付稿费,说您能不能把地址告诉我们?我才知道徐沛东给我的诗谱了曲。因为当时我印象中,这是我新写的诗,还没在集子里,肯定是在发表的杂志里看到的,看到以后他就谱了曲,那时候我跟徐沛东还没有交往。他在不由自主之中,我想这首诗肯定是打动他了,不然市面上的诗词太多了,我想一首诗他主动的,不是预约的情况下给这首诗谱了曲,肯定是打动他了。所以你刚才讲小女孩喜欢,是,但是也不排除有其他年龄阶段的。
主持人曹景行:所以那时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转折时期,这个转折时期无论如何当时留下的只是一个历史,但是到今天我们来看,这种背后的,我们叫做一种积累吧,这种积累就是我们知道怎么样把这个过程扭转过来,这是我们最大的积累。我们当年可以这么改变过来,今后我想也是应该这样走下去的。今天三人行我们只能谈到这儿,谢谢两位。
明天两会继续开,我们《两会三人行》还会继续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