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改革之问

呙中校

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舞台上，没有几位改革者能够像邓小平这样成功——成功地把十几亿国人民从封闭转向开放，从贫穷带向富裕，成功地在三十年内让一个贫弱的国家走向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并有了大国崛起的梦想。这一切在三十年前都难以想象。而与邓小平改革开放相伴随的一个词就是“深圳”。深圳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和前沿阵地，深圳的成功也成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最有力的证明。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深圳已经成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图腾，也因为如此，深圳这个南海边的城市，一度曾想改名叫做“邓小平市”。

 

的确，在中国，只有深圳才有资格叫这个名字。在深南大道（这条深圳的主干道也被建议改名为“小平大道”）邓小平画像前，有人献花鞠躬，有人焚香磕头，也有人对着微笑的邓公痛哭流涕，诉说着自己难以理喻的遭遇……然而，在这个邓小平一手设立的经济特区，邓小平的身影已经悄然远去。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在这个纪念“改革”的年份里，我们可以在深圳的街头看到无数“改革开放”的字眼，但在深圳的报纸上难以读到真正的改革意涵：

2009年深圳开始大部制改革，但是改革近一年，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仍有20个副职，而在内地湖北的改革中，早已实现财政与编制政务在网上公开，较好解决超编问题；深圳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走在全国的前列，但近年却简单合并同类项，“换汤不换药”；

 

2008年5月深圳大张旗鼓宣布将进行区长差额选举，三年内市长直选，但是到现在两年过来也未见什么动静，而在2008年的3月南京就已尝试区局级干部的差额选举；

1988年深圳在全国率先进行住房制度改革，但是到22年后的2010年，媒体曝光深圳不少公务员占用保障房、经济适用房，“在第二次保障性住房初审合格家庭公示名单中，至少299户有成员在政府机构工作，有些家庭甚至多人同为政府机构人员，还有不少人住在豪宅”，而具有豪宅地段和规格的侨香村经济适用房将以5000元以下的低价卖给公务员，更让全国人民惊诧不已；

2010年深圳两会宣布施政目标之一是，全市GDP在2015年赶上新加坡，并详细向媒体认证2015年完全可以达到目标，而与此对应的是2008年无锡市对党政领导政绩考核取消了GDP考核指标，河北、湖南、四川等地也陆续宣布淡化GDP指标；

 

相对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徘徊不前，近年来深圳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上有一系列的动作，尽管深圳市在文件上突出强调了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对社会工作给予强烈支持，而且还聘请香港资深社工过来督导，借鉴香港经验，不过去年底以来深圳社工被曝拖欠、克扣工资，社工流失现象非常严重，人们对深圳的社会改革的印象也大打折扣。在去年下半年深圳社工以不签劳动合约、克扣工资为名将深圳社联社工服务中心告上法庭后，今年8月深圳再爆社工机构违法事件，入职两月才签劳动合同，而且社工中心在未与社工协商情况下，私自订立劳动薪资，以欺诈手段让社工签字。

不难发现，最近几年来深圳的“改革”要么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要么是不能改革或者不敢改革，要么是不再具有开创性的改革，要么是落后于全国一些地方的改革形势……在判断深圳改革的发展趋向上，我们还可以将这些状况理解为深圳改革的沉寂期或者调整期，但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足以让人们对深圳的改革丧失信心——

 

8月初，深圳福田区未经合法程序，强拆合法有效的户外广告，导致一些广告主在市委门前上访拉横幅。深圳的改革就是以培养和完善市场经济机制为目标，而市场经济就是讲规则、守合约的法治经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一再对深圳未来的改革提出法治化方向，2008年3月30日至31日，汪洋到深圳调研时要求“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方面走在前列”，今年1月他又在省两会上提到“一个法治化的环境才是吸引人才的重要条件”。

 

显然，无论是深圳社工机构违反劳动法，还是深圳福田区肆无忌惮砸掉广告牌，都是公然践踏市场经济的合约精神，他们不仅砸掉深圳未来改革的法治“王牌”，也砸掉了深圳改革开放的“金字招牌”。

三十年后，人们在质问：深圳的改革是否走到尽头？ 深圳改革的两翼


三十年来，在深圳的改革过程中，有两种力量自始至终贯穿其中，一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力，一是自下而上的变革力量。深圳改革的成功，是两种力量协调作用的结果。这两种力量，就像两只翅膀，推动深圳经济起飞，创造深圳神话般崛起的奇迹。1997年，邓小平病逝，深圳顿失恃怙，深圳改革的拐杖自此丧失。而2000年以来，对自下而上的改革呼声和力量，深圳充满疑虑和恐惧，甚至不惜打压，自残般地折断了另一个翅膀。


对于深圳的主政者来说，既然是特区，改革就不能回避，但如何妥当改革则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与八十年代的改革不同，当时的改革者都扛着中央的尚方宝剑——那时候深圳的主要领导都是中央直接派下，授命直奔改革的使命而去，但在九十中期以后却都是从广东省下来。这种微妙的变化让深圳人感到有所失落，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九十年代以来深圳在中国改革的战略地位相对下降。这种地位下降，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主政者的风险考量。


即使是扛着尚方宝剑，八十年代的改革也不是一帆风顺。从改革伊始到九十年代初，无论好坏，无论成败，围绕深圳的改革就不断出现各种质疑甚至反对的声音，深圳的主政者自然站在风口浪尖之上。不过在每次重大争议的关口，最终都有改革的最高权威来为深圳说话——1984年和1992年，邓小平曾两次肯定深圳的改革成就，尤其是在南方讲话中以三个“有利于”解决了姓社姓资的问题，关于深圳特区和改革的性质也就不再有争论，保证了深圳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进行。从这个意义来讲，邓小平不但是深圳的造物主，还是深圳的救世主。邓小平在深圳人心中的地位之高之神圣，就是这样确立的。邓小平这样的权威一言九鼎，使深圳前十几年的改革有了自上而下的权杖，深圳改革的争议越大，这种作用就越明显。


然而，邓小平的离去使这一切发生改变。深圳失去的不仅仅是改革的精神象征，而且失去了改革的坚实拐杖。一方面，不能意识到改革内涵上的转变，深圳在九十年代后期逐渐丧失改革方向，另一方面，因为改革失去仰仗，在各项改革上畏手畏脚，碰到问题绕道走，矛盾也就因此越积越多，后面的改革也就越来越困难。


更严重的是，失去自上而下的拐杖，也让深圳改革的另一只翅膀失去支撑——对于自下而上的声音和力量，深圳缺少来自上层的权威性认可，也就不能从历史高度去把握，疑虑，恐惧，最终扼杀……


被忽略的另一股力量


回溯深圳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无论是主流宣传，还是民间评论，对深圳三十年成就的总结，都强调来自中央的改革开放路线，以及给予经济特区的政策优惠，但与此同时，来自市场和民间社会的内生动力也是深圳改革成功的主要因素。

二十一世纪之初，深圳的主政者即已意识到深圳在一系列优势丧失之后面临的挑战与改革困境，试图在政策层面继续得到中央的支持。这包括深圳率先向中央申请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就是人们简称的“新特区”），以及近年向中央申请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等等可以进行改革和创新的 “帽子”。

从改革的逻辑上来看，深圳作为中国作为首屈一指的特区，进行各种改革和创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还需要这些形式上的“帽子”吗？事实上，2005年深圳隆重纪念经济特区成立25周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深圳时即已指出，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本来就可以承担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任务和使命。然而，从现实的体制背景和改革风险来考虑，深圳需要的不仅仅是戴一顶顶改革“帽子”，而是希望从上面获得改革的“拐杖”。正是这种考量，深圳近年改革模式和过程，都无法回避这种自上而下的路径依赖。

这种自上而下的外在推力自然在深圳传奇的故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却忽略了深圳发展过程中另一股重要力量，那就是社会内在的变革力量，也即自然而然的、自下而上的内生动力。这种内在的生存发展动力，在深圳过往三十年中所爆发的巨大能量，已经创造了无数个深圳奇迹，但是却被有意无意忽略了。
市场机制：无形的手


深圳华强北的商业发展传奇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在九十年代中，华强北一带还是制造业的天下，中华自行车、飞亚达手表、华强三洋、赛格、京华电子等制造业均扎根于此。但是21世纪初，华强北却已经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电子产品商贸中心，华强北的电子产品价格甚至影响到全球电子元器件的行情。华强北从上步工业区向商贸转型，始于九十年代中深圳的简单加工业从关内向关外迁移，华强北一带的厂房闲置下来后被市场重新发现和利用。除了电子商品外，万佳超市在华强北的开业，也带动了华强北日用品市场的兴旺发达，销售额媲美北京王府井和上海南京路。


华强北的这种飞跃式转型不见于政府的规划和计划，而是市场“无形的手”在推动。在一般人眼中，华强北是中国“山寨之都”，是山寨模式的滥觞之地和发展中心，但是他们不知道，“山寨模式”虽有争议，但却是市场机制在中国的一个典型。因此不能简单地以“模仿”“抄袭”来否定“山寨模式”，深入研究其形成机理和市场机制的关系，对于中国其他产业的发展不无益处。

除了华强北之外，水贝的黄金珠宝加工业、大芬的油画村等，在市场机制下都自然形成都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产业规模。对于所在的区级政府来说，这些产业的形成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都开始作为地方支柱产业大力扶持，大芬的油画村近年还成为深圳文化产业发展的示范基地。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国内最为完善，市场机制也最为灵活，因而也更有生命力。这与自然界的生态环境有相似之处，一个雨水、阳光充足的地区，各种植物都会努力求生存、争发展，如果有大石头等障碍物压着，只可能使这些植物的生长过程更为曲折，一旦搬开石头，这些植物马上恢复蓬勃生长。就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深圳就是率先搬开了石头的那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先天禀赋也很不错——有沿海的地理优势，又靠近香港这个国际平台——深圳这里内生的增长动力就可想而知了。

更为重要的是，深圳的制造业不但迅速形成规模，而且还在周边地区（包括香港、东莞等地）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深圳模式在珠三角不断复制扩张，各个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发展的结果，是整个珠三角都成为了“世界工场”。这是深圳内生力量的扩张效应或带动效应，也是深圳过去三十年成为内地学习模仿对象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深圳这种市场作用和内生动力，像自然界丛林的生态系统一样，有着自我平衡和自我完善的机制。不过，众所周知，深圳的改革过程不是一帆风顺，中间屡次出现反复，但是只要市场化的方向没变，市场的内生动力就一直存在。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988年深圳突破宪法规定，率先进行土地拍卖，这种自下而上的突破最终推动自上而下的改变，其后不久中国宪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


因此，有人说，深圳乃至整个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我认为这话其实不准确，确切的说，中国的各种改革应该是搬走石头的过程，其中深圳和中国沿海地区搬得早一点，搬得快一点。


经济体制改革：有心无力

搬石头搬到现在，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深圳在经济体制领域改革的石头都搬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差不多都是“顽石”了，要么是涉及到其他领域的配套改革，成为改革的瓶颈所在；要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比如金融体制改革等。

在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前几年，深圳在金融领域进行突破性的改革和试验，至少可以得到中央层面的默认甚至支持。例如在八十年代梁湘在深圳就提出发行特区货币，与港币和人民币对接，在特区内使用和流通，胡耀邦和赵紫阳都表示支持，而且特区货币都已经印出来了，但是因为一些突发因素，特区货币最终束之高阁，未在市面上流通。不知道深圳市的博物馆有没有收藏一张尚未流通的特区货币，我想，这些货币应该是讲述深圳改革的最好见证者。尽管特区货币没有成功，但是深圳当时在金融领域的改革都是创下纪录的。

深圳更能显示特区之“特”的特点是，有些改革中央没有批准，深圳也抢着动起来了。1990年深圳、上海都在筹备证券交易所，当时中央之批准了上海交易所于年底开业，时任上海市长更在纽约公开宣布，但是当时的深圳却抢在上海之前让证券交易所开锣……这也就是深圳“没拿准生证就生了孩子”的一个经典案例。


到了21世纪，深圳的改革都希望拿到“准生证”，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孩子”生下来从另一个方面看来，这种局面的出现与中国经济社会面扩大、改革进入深层次有关，在这个层面不能再像以往那样“摸着石头过河”，哪里能走就走哪里，现在盘子大了，需要科学决策、规范进行，将改革的风险损失控制到最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深圳在经济体制领域已经没有了突破性改革的空间，即使有，意义也不大，也就是示范效应减弱，其他地方可能根据本地的经济社会情况采取另一套做法。

改革的意义不大，但是风险仍不小，尤其是改革出了纰漏之后的政治责任更难以承受。八十年代以来到九十年代初的深圳改革先锋，从梁湘、袁庚到李灏，最后都因改革中的纰漏黯然下台。1992年8月深圳新股认购抽签表舞弊事件，导致十万股民聚集在深南大道示威，砸汽车、摩托车并与武警发生冲突，包围了市委市政府到次日凌晨，市领导只能从后院翻墙出来……抽签表事件在深圳金融史上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大事，对深圳后来的改革具有微妙的影响。事后深圳市领导向中央作了深刻检讨，市委书记李灏黯然下台，市长郑良玉被调走。相比之下，1995年2月23日在上海交易所发生的327国债期货事件，导致中央最后关闭国债期货市场，对中国金融市场影响可谓深远，至今未消，但是最后上海市的领导却没有承担什么责任。


因此，有人认为，虽是特区，深圳与上海的地位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深圳改革出了差错是吃不了兜着走，上海那边却没啥事的。以此而论，越到后期，深圳改革的风险收益比越高，改革者的动力自然越小。尤其在近十几年（甚至再往后十几年）深圳经济发展很好，不必搞什么大的动作都可以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何必去搞什么有风险的改革呢？还不如修修路，搞搞形象工程来得简单又实在！

回到深圳的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在金融领域的改革，没有中央层面的许可，深圳如何能动起来？以前深圳在金融领域的改革都是获得先行先试的权力，但是在中央提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天津滨海新区之后，深圳的战略意义显着下降，金融领域改革的一些先行先试权都纷纷转移到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例如在2009年中央批准上海洋山港率先试点包括银行、期货、保险在内的综合性离岸金融业务，人民银行选址天津滨海新区进行碳金融试点，等等。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试点，首批城市选择了深圳、上海、广州和东莞，第二年进一步扩大至全国其他地区，都是因应形势需要，深圳并未显得有何特别。因此，在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深圳显得有心无力。
错失转型机遇


深圳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的顾虑重重，丧失了改革机会，在于经济体制改革领域相关的社会体制改革方面，深圳更是与内生的变革动力背道而驰，错失机遇。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之后，近年来中国的改革方向，已经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优先”，从少数人先富起来，发展成为大多数人都富起来，缓解社会矛盾，实现中国社会的顺利转型。在这个中国社会转型和改革的关键时期，深圳本应在十年前就可以为这种转型作出贡献，遗憾的是，深圳忽略甚至压制了自下而上的改革诉求，不但滞缓了深圳第二轮的产业升级转型，也为今日深圳埋下不稳定的种子。

今年以来震惊全国深圳富士康员工“十二跳”自杀，使人们知道了在经济发达的深圳特区，农民工权益保护竟然是如此之弱。实际上，早在2001年7月，律师周立太代理深圳龙岗一家韩资工厂对56名女工强制搜身案，就已引起媒体广泛关注，也因此揭露了深圳在农民工权益保护方面的诸多问题。然而在2001年底，深圳龙岗区司法局以清理“黑律师”的名义，把为打工者维权的重庆执业律师周立太“驱逐出境”。从1996年以来，周立太和他的同伴们办理了四千六百多个工人维权案件，其中一千多件是工伤赔偿案件，一次次改写了深圳工伤赔付的标准。是他，让深圳打工妹的一双手价值从11万元增加到342万元，创造了国内最高的工伤赔偿标准。


周立太成为工厂老板的眼中钉，也被地方政府视为破坏投资环境的罪人，最终被驱逐出境。而那个时候广东省已经提出产业升级转型，而周立太事件则反映地方政府仍出于各种动机，保护低级加工制造业。今年在珠三角工厂广泛出现增加工资的浪潮，富士康接连两次宣布加薪，幅度甚至高达百分之六七十，很多中小企业反映承受不了，这不能不说是多年低劳动力成本发展的报复性反弹。如果深圳在10年前意识到周立太维权的重要意义，加强劳工权益保护，促使企业改善工作环境，增加劳工待遇，也许富士康的连跳悲剧早就可以避免，珠三角农民工工资待遇也许可以慢慢增长起来，也不至于到现在这么被动。


周立太维权本可以成为深圳向追求社会公平转型的一个契机，但深圳对这个机遇的扼杀，不仅使其后来的改革没有意义，甚至也没有了方向。2004年李鸿忠主政以来深圳提出“效益深圳”的口号，其实与以前的速度深圳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反映的都是“效率优先”。然而，在经济领域的“效率优先”已经走到了极限，没有其他领域的改革像配合，已经难以进一步深入了。


尽管如此，深圳经济发展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毕竟深圳已经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高新技术产业也已经成气候，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较珠三角其他地区要小，但是曾经拥有的两大优势正在丧失。一是人才优势，十几年来深圳不仅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深圳白领阶层的工资还呈负增长，2000年时深圳还可以称是全国白领收入最高的城市，但现在深圳白领的平均工资水平已经不能与北京、上海相比了。与此同时，深圳房价一直高企，高房价的人才挤出效应已经出现，2007年广州媒体《深圳，你抛弃谁》的报道就反映了深圳白领打工者的去留选择。


第二个正在丧失的优势是深圳高端服务业的流失。2009年在海南宣布建设国际旅游岛之际，一直在深圳举办的观澜湖高尔夫国际赛事移师海南，而在此前海南也开始举办帆船赛等国际赛事，而这些运动正是在深圳率先发站起来的，但现在海南借“国际旅游岛”的东风，后来居上。在深圳找不到机会，就向深圳之外发展，这是市场内生力量的本能选择。有人说这是转移，有人说这是扩张，也有人说这是复制，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就会有不一样的结论。


2007年11月《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企业大举外迁，是深圳本地优势丧失的一个反映。最近的加薪潮以及深圳扩关对中小企业造成冲击，深圳又面临新一波的企业外迁潮。这是淘汰低端落后产业，还是深圳创业环境的恶化？


虽然处于新一轮改革的门口，但是在短期（两三年）内深圳的外在推力与内生动力都还会纠结在一起，但从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来看，真正能够推动深圳生活向前迈进的还在于深圳的民间社会，在于深圳民间对公民社会的渴望，这也是深圳未来的希望所在。

公民社会的渴望

　　在中国社会急遽转型的今天，深圳当然还有更多可以发挥自身特色的空间和机遇，尤其是在推动中国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的命题上，深圳几乎可以当仁不让。因为深圳的中产阶层正在形成一股公民社会的力量，改变了深圳的社会面貌和结构，也改变了深圳的城市形象和价值体系。这也是一股自下而上的变革力量。

　　在深圳，年收入介于10万元人民币到60万元人民币的人群可称为中产阶层。据深圳房地产界估计，深圳富有的中产阶层人数至少200万。这个庞大的阶层不但富有，而且普遍年轻、有知识，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不但是深圳消费的主力军，而且越来越多地参与公共领域。

　　在近年激烈的社会转型中，深圳的中产阶层在公众面前的表现越来越突出。无论从纵向的历史对比，还是从横向的城市之间对比，深圳崛起的中产阶层明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新的公民意识，也即深圳人的纳税人意识和公共参与意识在国内城市中非常突出，如李红光为了向深圳两会提交建议，就曾自费在报纸上做广告。从业主维权、消费者维权到积极参与人大选举，深圳人关注对象从私领域逐步转向公领域，显示自己作为城市主人的存在。

　　（二）新的价值观念，以自我肯定为主导，既不同于传统的功成名就，也不单纯地以赚钱为目的，而是以内在的充实感和满足感来肯定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新的经济概念，深圳企业不简单追求企业规模上最大，也不单纯以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也而是以创新为基础，确立自己在行业内的标杆地位和话语地位，如招商银行、万科地产虽然不是行业老大，都成为行业内的标杆企业。

　　（四）新的生活风尚，在新的价值观念下，深圳人的生活方式体现为内在充实，不但多姿多彩，而且也积极健康，如深圳自助游和自主探险的“驴友”保守估计有数十万人，他们在网上自己组织，不但让个人充实，而且同时进行环保宣传、扶贫支教等活动。其他如车友、虎友、狗友等，在深圳也各自形成自己的大大小小生活圈子。

　　遗憾的是，深圳主流媒体一直宣扬深圳在技术上的自主创新，而对上述社会上的新观念、新事物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主流话语也有意无意忽略这些公民新意识、价值新观念、经济新概念以及生活新风尚。他们难以意识到，深圳中产阶层表现出来的这种新气象，不但形成“新深圳人”形象，也是迈入公民社会的可喜征兆。

　　公民社会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如NGO（非政府组织）等则是和谐社会的关键。然而，深圳当局不但不能正确认识“新深圳人”的崛起和NGO的发展，也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崛起和发展，近年来在业主维权、民间团体自治、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等问题上进退失据，结果让人大失所望。

　　深圳当局的进退失据一方面是因为以往宁守勿进的惯性思维，另一方面则在于“新深圳人”的崛起的确给他们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在中国，对于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大家都已经驾轻就熟，但对于由下而上的变革诉求则无以应对。

　　在强大经济力的推动下，深圳日益澎湃的社会力，是推动公民社会形成的中坚力量。如果来自上层的决策，能够响应和驾驭这种自下而上的推动力，深圳就有可能为中国探索出一条建立公民社会的成功路径。

　　失去的拐杖在这个改革的历史机遇上，深圳不能再犹豫。事实上，拥有这么多热情高涨、年轻有知识的“新深圳人”，拥有蓬勃生长的公民力量，深圳的改革还在寻求什么拐杖呢？

　　温家宝总理在深圳的讲话多次提到“体制改革”，希望深圳在制度创新上作出新的贡献。当时《羊城晚报》报道指出，温家宝指示特区还要“特”下去，特区特别要大力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还要按中央的要求搞好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制度改革。

　　深圳市民也对深圳迈开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寄予厚望，期待深圳藉此开创新的特区时代。然而，由于当前中国不但缺少一个邓小平似的改革权威，而且中央政府的权威在地方的相对下降，没有可以信赖的拐杖，成为深圳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最大的顾虑。

　　近年来深圳一直希望成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而且在2005年第一个向国家发改委提交申请，但结果却是上海浦东新区最先获得批准，其后天津滨海新区成为第二家，而至今深圳也没看到希望。对此，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9月视察深圳时说得非常明确：“经济特区本来就具有改革‘试验田’的功能和使命，理所当然地承担着国家改革创新综合试点工作。”言外之意，作为特区，深圳在改革创新的空间上其实应该比综合改革试验区更有条件，也应更有作为。事实上，深圳二十多年的改革也就是国家综合改革试验的体现。难道是深圳人不能意识到这点？不是。深层次的原因不难理解，深圳对自己进行改革不自信，而是希望从中央获得各领域改革的明确授权，其目的一则为改革增加权威，二则化解改革失败的风险。

　　如果不能启动真正的社会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先锋的深圳，它的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然而在未来改革的方向上，无论是深圳上下，还是深圳内外，目前还远远未达成共识。2010年6月，一部名为《喉舌》的纪录片在香港获得国际大奖，但在深圳几乎无人知道。纪录片讲述了深圳媒体人、文化人对一个宽松体制的渴望，但深圳在意识形态上令人窒息的氛围，使得体制内上与下激烈碰撞，官方论述与民间话语各行其道，改革的共识在深圳难以达成。

　　官方论述的深圳改革史恢弘壮阔，而民间市井对梁湘这样的“蔬菜市长”念念不忘。在改革三十年之际，深圳对于改革和改革者也选择性纪念。深圳市评选三十年三十人的活动中，对深圳改革居功甚伟的梁湘等人竟然没进入候选名单。前广东省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是深圳经济特区的策动者和推手，他在80年代曾说：没有梁湘，就没有深圳改革的今天。但是直到今天，梁湘的骨灰还留在广州，不能实现归葬梧桐山的愿望；梁湘的雕像仍被弃置于吉田墓地石料场，而离墓地不远的烈士陵园中却有许宗衡外甥的石雕像……

　　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深入，政治体制改革避之不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徘徊不前，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避重就轻……人们难以看到自上而下的改革希望，而自下而上的力量仍在打压中顽强地生长。

　　深圳，变革的力量犹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