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三人行之八：改革30年之汪国真(1990)

主持人曹景行：《两会三人行》，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比较特别，今后有几天我们也会围绕这个特别的主题来进行我们的三人行。我们知道今年是改革开放的30年，这个改革开放的意思就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到现在30年了。我们看到在去年的十七大上，胡锦涛做报告的时候，有一章是专门总结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即将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此后，关于解放思想，关于继续改革开放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那么在这个时刻，我们两会的时刻，我们把两会上面即将发生的那些重大的变化，未来要发生的重大变化我们和过去的30年连在一起，我们看过去30年给我们什么启示？而这30年当中的启示又会影响到我们的未来，会怎么样发展下去？

所以今天开始，我们的主题主要就围绕着这30年当中发生的事情，特别的人物，来给我们一起进行交流。今天特别的人物，汪国真先生。像我们这一代过来的人是不用介绍的，但是对小孩儿（笑），可能还得介绍一下。著名诗人。我觉得不是现在那种什么都著名，确实如果以1990年开始的那个年代，能够称上著名诗人的在当时的就是汪国真先生一个人，因为之前当然有之前的诗人，后面有后面的诗人，后来我觉得没有多少诗人，但是确实以1990年是您的诗人最主要的事业开端，是那个时候。一起参加讨论我们的老朋友，每天都来一起三人行的周孝正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方面的。

周孝正：周老师（笑）

主持人曹景行：我先问周老师，您那个时候在1990年那个时候知道汪先生吗？

周孝正：当然知道了，尤其是我们搞社会学的，对于社会的这些现象我们都是非常关注，正如有一句话，叫江山代有人才出。

汪国真：我的诗集的出版是把读者潜在的热情给表面化了

汪国真：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当时在90年的时候这个诗集，特别是在大学校园和中学校园很风靡，很多地方几乎达到人手一册的程度。我感觉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在90年出现？它如果放在91年、92年，会不会出现？我感觉也很难说，这是我自己感觉。它实际上在90年之前，就是在社会上已经有很多我的诗的手抄本，这种热情大家一直在寻找，因为我收到很多读者来信，而且我的诗，第一本诗集实际上就是被读者推出来的，不是我去找出版社，而是出版社来找我。出版社为什么找我呢？是源于一次课堂上的一件事，就是说北京的一所学校，老师在课堂上讲课，有一些学生在底下没有认真听课，在抄东西，当然老师应该说不是很高兴，他在上面讲，学生不认真听，而且传来传去抄东西。老师就问学生你们在抄什么？学生就说在抄诗，老师就问抄谁的诗？说是抄汪国真的诗。老师问你们喜欢汪国真的诗吗？这些学生回答，不是我们喜欢，很多学校的学生都在抄，就抄汪国真的诗。

这样呢，老师回家以后就跟她的先生讲了，她先生是北京学院出版社的一个人，叫孟光。他是非常敏感的人，也非常敬业，他觉得这么多学生抄，连课都不听，这个人的书如果出版的话恐怕就是一本畅销书，而且很多学生都在抄。这样的话他就做了一个社会调查，得到的反馈就是很多人在找汪国真的书，因为我们当时没有诗集出版，但是流传了很多手抄本，这样的话他就开始找我。在当时我出来之前，当时是港台的作品比较风靡大陆，比如琼瑶、三毛这些人，有人说这个人估计是个台湾人，后来他们就说台湾也应该有一个地方吧，台湾具体是什么地方？后来再仔细一打听，说这个人就在北京，后来就把我的单位打听到了。他们不认识我，但是我当时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有个博士生，叫王汝玉，他们认识他，就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你们单位有一个写诗的，叫汪国真，我们想给他出一本诗集，能不能帮我们联络一下？王汝玉也不认识我，因为我们人比较多，王汝玉后来又给我们部门的一个人打电话，叫李诗耀，说你们部门有一个叫汪国真的，我们有一个出版社想给他出诗集。这样的话李诗耀又来找我，实际上90年出版诗集已经非常困难了，就是一般出书的渠道跟现在一样的，第一，作者自费出版，第二，作者报销多少册以后出版社给你出版，就这两个渠道。出版社主动找一个人出诗集，这种事好像天方夜谭一样，结果他们都觉得很奇怪，后来说出诗集不赔钱啊？后来学院出版社说你们不用管，他的诗集赔不了，因为已经做过市场调查了。这样的话就把这个信息告诉我，那我当然愿意了，作为一个写诗的，有出版社主动给你出诗集，而且他们开了三个条件，第一，最快的速度，第二，最高的稿酬…

主持人曹景行：当时最高的稿酬多少钱？

汪国真：当时一千字给八十，出诗集刚才我说了一般都是自费去出版，不但给你稿酬，而且比你一般在报纸杂志上发的稿酬翻一番，非常优厚了，这样的话我说我愿意，后来学院出版社反馈回来消息，就是说第二天我们请汪国真吃饭，我们来签出版合同。这样的话那个诗集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版了，实际上当时不是学院出版社找我，还有一家出版社，叫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他当时为什么找我，后来我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过四本书，在89年的秋天，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有一个编辑室主任叫沈庆军，他在柜台值班的时候他就发觉有一波一波的年轻人过来问，有没有汪国真的书？问的都是同一个作者，最开始他没有注意，但是问的人多了就引起他的注意了。后来又来一个小女孩儿，又问，后来他就说汪国真是谁啊？因为他当时不熟悉，后来那个女孩儿，因为中央电视台《见证》栏目做了我的节目，这个栏目采访了沈庆军，他的原话大概是这样，就是那个小女孩儿给他一个白眼，说汪国真你都不知道？是我们大陆的诗人。这个背景实际上就是90年前后，沈庆军没有找到我，但是学院出版社先找到我。

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91年，比如说学院出版社找我这件事情发生在91年，这个事情会不会形成汪国真热？我觉得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实际上这个诗集的出版就是把读者潜在的热情一下给表面化了。

主持人曹景行：读者潜在的热情大概什么时候开始的？

汪国真：我这么回答你这个问题吧，曾经我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做过一档节目，这个主持人叫潘亚军，我大概是在91年的时候做的这个节目，潘亚军他当时给我看了一本他买的我的诗集的扉页上写的两行字，上面写，终于买到他的诗集，从此再也不用手抄。这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后来我问他，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抄我的诗？他说是抄《我微笑着走向生活》开始的，《我微笑着走向生活》那是发表在1984年第10期湖南的年轻人杂志，1985年第三期的青年文摘转载过这首诗，所以我觉得潘亚军，就是这些抄诗的读者之一，所以我感觉我现在回想这个问题，如果诗集这件事情，课堂上这件事情发生在91年，会不会出现这种热潮？因为我觉得它实际上这种可能性也是完全存在的，因为实际上这种在民间的热情，他是在寻找一个突破口，在推动出版社。

主持人曹景行：周老师，您在当时，因为已经是在学校里了。

周孝正：在人大教书。

周孝正：汪国真的诗带来的是以前没有过的审美体验

周孝正：他那个诗有点跟邓丽君的歌类似，跟以前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是另一种审美体验，以前没体验过。

主持人曹景行：以前是什么东西？

周孝正：以前体验的就是革命歌曲，就是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人家汪先生诗里头绝对没有这个味儿，邓丽君的歌里头也没有这个味，邓丽君的歌甜蜜蜜，梦里头就是你（笑）为什么有人怀疑他是港台的呢？就是这个意思，他味道有点儿相似，他说大陆怎么有这人？就在北京？大吃一惊。

主持人曹景行：这个当中是一种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变化？

周孝正：对，实际上你要说的政治化一点，就是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

主持人曹景行：你有没有跟你的“汪迷”，当时没有粉丝了，有没有一些交谈，他们到底喜欢你的什么东西？

汪国真：因为我收到的读者来信是非常多的。

主持人曹景行：有求爱的吗？（笑）

汪国真：什么样的都有（笑）读者来信我觉得一个比较共同，表达的心声比较多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我的诗说出了他们想说而未说出的心里话。如果您查一下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就是在90年、91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文汇读书周报有一个栏目叫一句话书评，有一个读者这样说，与其说是读诗，不如说是读自己的心声，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众多年轻人的心事都被这位极富才华的青年诗人一语道出，因为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笑）所以我感觉从这些来看，我感觉这些诗能够与他们产生共鸣，包括瞭望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介绍我的文章，题目就叫与当代青年共鸣。

主持人曹景行：现在问题就是共鸣心里话，共鸣什么，心里话是什么？

汪国真：我觉得因为我的诗，您是人大的周教授，中国青年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就是采访你们人大的学生，有一个人大的学生大意是这样回答的，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几乎所有问题，都能够在他的诗里找到富有哲理，并且有审美意味的答案。这是人大的学生告诉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就是说为什么喜欢我的诗，因为我的诗我觉得从牵扯面来讲还是比较广泛的，因为前不久江苏教育电视台给我做了一个节目，当时那个出版人就说觉得这些诗能够跟读者产生共鸣。而且我觉得我的诗实际上它牵扯的面比较广，比如说有励志的，比如说你失恋了，我写过失恋使我们深刻，恋爱使我们欢乐，失恋使我们深刻，笑是对的，哭也不是错，只是别那么悲伤，泪水毕竟流不成一条河，走过来跟世界说，眼睛能够储存泪水，更能够熠熠闪烁。这些诗有时候是写给我的朋友的，有的时候是自己一种感受。

我觉得人性是相通的，你把自己的这种真实的感受写出来，很多人他能够产生共鸣，产生共鸣以后他们就觉得这个诗不就是在写我吗？他就有了共鸣，很多人有一个经历。我收到一封读者来信，他说我最开始的时候喜欢上一首诗，我就抄下来了，但是我没有注意这个作者叫什么，只是我喜欢这首诗，抄下来。隔一段时间我又看到一首诗，仍然喜欢，又抄下来了，当有一天把最近抄的这些诗看一下的时候，他突然有一个发现，就发现作者是同一个人，这个发现就使促使他去更多的搜集我的诗。他发现原来抄的都是同一个人的，都是无意识的，最开始他没有意识到这个作者是同一个人，但是等他抄的若干个之后，抄了十几首之后，他突然发现抄来抄去都是一个人的作品，这时候他就开始从无意识的抄开始有意识的寻找，这样多了以后大家就开始交流了，开始互相把自己没有的补上，这样的话这个诗就开始慢慢在民间流行了。流行以后从各种场合，实际上就把这个信息给了出版社，这个信息也可能是在课堂上，也可能是在书市上，这个信息就逐渐给了出版社。

主持人曹景行：还是探讨这个，到底跟年轻人共鸣什么？因为在那个时代，八十年代，从您开始写诗到开始传抄，应该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空白，中国的文化发展，年轻人的思想是不是那时候年轻人的想法，觉得或者是老师，或者是学校里的，或者甚至是家长，或者是领导，这些当中都难以找到可以沟通的，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还有什么关于前途的探讨，都有这种，这是一个很大的空白，意识形态也好，文化也好，年轻人需要共鸣，但是找不到，他突然看到这样的一个诗，他们就开始传抄了。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包括那时候的流行文化都开始进来，这就是中国当时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从天上掉到每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的感情上，以前讲的不是具体的人的感情，是一个未来的抽象的东西，但是那时候年轻人或者那时候很多普通人，觉得我现在生活变了，我们已经在学别的东西，干别的事情了。

我以前也说过，我跟我的学生也说过，我说我们的父亲，他们那时候打过仗，抗争，逃过难，知道天上扔炸弹什么样的，我们没有这个感觉，我们就知道运动是什么事，他们可以说是正常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而恰恰这正常成长的那一代他们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我觉得追求的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的一种文化，所以这是新文化。

主持人曹景行：港台引进也是新文化，流行文化也是新文化。

汪国真：如果说起来，我的诗可能有一个特点，接着这个背景来说，原来我们很多作品，文艺作品也好，它是跟政治贴的非常近的，实际上我自己觉得我的诗有个特点，离政治远了一点，但是离生活很近。就是说他们可能对于那种标语口号的东西，年轻的这一代可能有一定的排斥了，就是从78年以后，78年以后改革开放以后……

主持人曹景行：不光年轻人排斥，我们都排斥，整个社会都开始排斥了，年轻人就觉得这个根本没有关系了。

汪国真：但是对于那些贴近生活的东西，能够把自己的内心的想法表述出来的那些东西，可能开始逐渐感兴趣了。我觉得跟这个大背景是有关的。如果这些诗发生在78年之前，我估计我可能就属于挨批的那种了，这种诗很多人是谈感情的，有时候可能还是有点儿用当时的话叫小资情调。当时李谷一的歌，叫《相恋》，结果唱出来以后也挨批。

主持人曹景行：当时是中宣部的负责人同意，播，这样的一个突破。

周孝正：传说邓颖超邓大姐还给予肯定，德高望重的所谓政协主席，邓大姐给予肯定。

汪国真：所以在乐坛上发生的事跟在诗坛上发生的事是近似的，就是背景，包括它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好像更能够跟老百姓的内心产生共鸣。

汪国真：判断一个文艺作品的最终标准，一个是读者，一个是时间

主持人曹景行：但是当时对《相恋》有批案，最后有反复，最后成功的被大家接受，您有没有受到过反对？

汪国真：我觉得如果是反对的话，可能主要在一些评论界有过一些不同的声音，但主要还是一个是俗，一个是肤浅，不深刻。我觉得主要的是这类的。

主持人曹景行：是哪一些类人在哪一种杂志上？

汪国真：有一些报刊上有过，也有在文学杂志上，也有在一般的社会性报纸上，都有。

主持人曹景行：有没有扣政治帽子？

汪国真：那时候好像基本上没有了，主要还是从学术上来说的。后来不少记者问过我这个问题，包括电视台的记者，当时我记得我大概的回答就是这样，我说第一是事实胜于雄辩，一个作品好，或者不好，有没有生命力不是某一个人说了算，或者某几个人说了算，也不是说谁人多谁就有真理，但是我觉得判断一个文艺作品最终的权威的评论，一个是读者，一个是时间。你没有读者的作品，很难称它是好作品，你说贝多芬的交响乐是有很多知音的，如果没有知音，你能说贝多芬的音乐作品好吗？比如巴赫的，你说回来，通俗的比如邓丽君的，他是有很多知音的。

我曾经看过一个调查，就是说全球华人最喜欢的歌曲，后来结果出来是邓丽君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主持人曹景行：今天一调查可能还是这样。

汪国真：因为我感觉，作为歌曲来讲没有听众是不行的，很难称得上是好作品，没有听众那是不行的。第二个，需要时间来证明，比如说像流行文化一下流行了，过若干年以后没人看了，这也很难称得上是好作品。关于我的诗，至少我的诗2002年以后开始入学中学课本，10年之后开始进入中学课本，2002年入了，2003年入了，在它火过十多年以后开始进入中学课本。前不久有一个出版商找我，想把我的诗精选出一个诗集，我说你怎么想起出我的诗集了？后来他说他问了很多经销商，说谁的书能卖？很多经销商不约而同给他推荐了一个人，就是汪国真，他说你出汪国真的书你赔不了。18年之后，因为我出第一本诗集90年，到了2008年，明天，我就跟他签出版合同。刚才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我跟他通了电话，明天签出版协议，就是18年之后仍然是出版商在找我，要出我的诗集。他说很多经销商推荐，因为出版商很怕亏本的，他要出一本书之前要经过咨询的，他问了很多经销商，就说出谁的书你们能够有把握卖出去，能够给它销售出去？他后来告诉我，好多经销商跟他说出汪国真的书。

主持人曹景行：当年可能是18岁的少女，今天是36岁的妈妈，这个时候还是再继续看您的读您的诗，或者新一代他的孩子也可能读您的诗。但是有一个，就是读者，实际上其他流行文化，听众，观众，他们成了首先的第一位，当然不是说观众喜欢的都一定好，但是没有观众的东西一定是不好的，我就可以这么说。

周孝正：现在属于信息爆炸，现在你打开网络多了去了，那时候为什么手抄，那时候属于信息缺乏，没有渠道。

主持人曹景行：但是那个手抄的珍贵，这种价值是没有现在任何给你发一封信，大家短信群发一下，根本没这个价值。

周孝正：抄诗的那种体验现在没有了，现在属于快餐，所以现在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慢点儿走，等等自己的灵魂，现在都叫灵魂出壳了，这就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主持人曹景行：当时这个情况下面，刚才我听汪老师讲的很有意思，就是出版商的概念在变，我们说以前出版就是计划的，我要出什么就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对老百姓有教育我就出，我觉得这符合我们的政治原则就出，卖不卖得出去我不知道。

汪国真：其实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一个，可以看作是一个个例。实际上它原来出版社是不去找市场的，都是计划，上边让出什么书就出什么书，现在出版社就去寻找市场，市场化在这里就表现的比较强烈了，他为什么出我的书，而且去找这个人出，是因为这个书有市场。

周孝正：而且还要进行市场调查。

主持人曹景行：市场是在读者，喜欢你诗的人已经在传抄，他发现了这样一个市场的需求，这是市场经济，但是连市场经济都不能提的。

周孝正：那时候叫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主持人曹景行：但是在流行文化开始的时候，这得找市场，所以这个当中又是一个含义，所以你刚才谈到这本书出的过程当中，现在大家觉得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周孝正：我们常常说90年代属于报春鸟，那个小草，他就告诉你要由计划转成市场了，运动一代也结束了，要生活了，要建设了，这些小姑娘她们有了自己的情感，还要表达，看你表达的比她好，她就开始背你的诗了，抄你的诗了（笑）

主持人曹景行：后来从90年以后一直到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对你冲击，或者说感受特别大的事？因为您的诗带来的什么事，对别人的影响？

汪国真：实际上在我的诗很火爆的时候，我后来转了一个行，去研究书法了。93年以后最开始研究书法的初衷，是因为一出名之后社会活动增加，社会活动增加的时候当时我字写的不好，特别是毛笔字写的不好，这种社交场合又特别多，我觉得每次都很尴尬，别人让你题个字，觉得字又不行，而且当时别人的期望值是比较高的，因为你毕竟很有名了那个时候。

主持人曹景行：特别是诗人（笑）

汪国真：热点人物，后来这时候93年以后就开始去研究书法，当时是练了一整年，因为后来时间每天就挤一点时间去练字，时间长了毕竟影响很多事情，后来我就改用毛笔写字，这样又练了字又把事情处理了，一举两得。我用毛笔字给长春一个秘书编辑写了一封信，毛笔写的，他来北京就说，汪国真，你这个毛笔字写的很漂亮，我给你出本书法集吧，这样的话还真出了一本。因为他当时要的很快，说咱们快出，因为我的书一直销的很好，包括现在我的书籍都是出版社或者出版商找我，后来他要的很快，我觉得第一，我这个字自己不满意，第二，他需要比较多的书法作品，我在短时间不能给他完成。后来他说这样，前面是你的诗，后面是你的书法，这样的话又出了书法了，时间也能快，这样的话就出了，96年我的书和书法的合集，出了以后我的书法就被公众注意到了。这个书出版以后又给我带来很多创作书法作品的机会，有很多搞收藏的，有大的机构叫我题个字，广州的白云国际机场，香格里拉酒店集团，都请我创作过书法作品，这样的话我又把书法这块无形中又走出来了。最开始的起因是不好好练字，后来发现我这个字体公众也很认可，最后这几年又开始做另外一件事，就是作曲。

主持人曹景行：开始还是从您的诗，如果没有诗的话大概要认可您的书法也不容易。

主持人曹景行：我想我们从现在来看，从诗的角度看，我不知道您现在要出的诗，我想再怎么样，现在一本诗可能再要出版，它的销量或者印数是不可能达到90年那种情况了。

汪国真：不可能，对。

主持人曹景行：因为毕竟现在好像读诗的人不太多，写诗的人也不多，我记得哪个报纸上有一段时间好像过一段时间也有一版现代诗，结果坚持不了多久（笑）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跟现在市场经济，或者说我们现在的那种现代化的生活相关？反过来有点讽刺，我觉得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正是因为改革开放的那种解放出来的力量，造就了您有这么一个空间，但是这股势力发展下去以后诗又没多少人读了。（笑）

汪国真：这个吧，为什么现在从诗集的销量来讲不如以前那么大？我想它不仅仅是诗遇到这个问题，包括其他的比如小说，你现在要找发行量很大的小说也很难找。

主持人曹景行：可以啊，找英国哈利波特，销量非常大。

汪国真：那就很难很少了，我是指普遍来说，个例还有，但是很少，包括其他的文学题材。比如我跟出版社总编聊过，现在一般书上一万册，销量算一万，那就算畅销书了，甚至六千册已经算订数不错的书了。

主持人曹景行：所以对诗也好，可能更加特别一点，就是整体的文化消费当中现在已经改变了。

周孝正：其实这个原因之一，也就是消费社会开始形成了，或者是过度消费，奢侈品，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人尤其像现在物价上涨指数8.7，2月份，而且肉啊，什么菜啊，都40%多的涨，那些人还有心思弄诗，想办法挣钱去了。诗人也吃喝玩乐，也不诗了，就包二奶了，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像这些话居然上了春节晚会，什么意思？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老百姓觉得这个话说的深刻，所以我觉得有这么一个背景。

汪国真：我觉得这个背景如果要说起来原因很复杂，第一，它有网络了，很多人不看报，在网络上报纸上内容网络上都有，这个会分流读者，不仅仅分流书的读者，也会分流比如报纸的读者，杂志的读者。

主持人曹景行：对，这是一个现象，但是网络上的诗歌，比如歌曲也分流，小说也分流，很多网络写手都出来了，但是诗歌在网络上有没有您感觉到它仍然有它的生存空间，或者有一种新的力量，甚至您自己愿不愿意加入网络诗歌的创作？

汪国真：因为很多年来，还不是说这一年半年，相当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关注诗歌，为什么呢？一个是自己的兴趣有一定的转移，比如我原来没有选择，比如说我原来只会写诗，也不会写书法，也不会画画，也不会作曲，这样的话惟一的爱好就是写诗。现在自己就有选择了，比如说现在会作曲了，而且有一种感觉，就是对我个人来说音乐的魅力它甚至超过诗歌。

主持人曹景行：音乐的欣赏者有没有当年你的诗歌的喜欢者那么狂热？

汪国真：因为我的音乐作品真正推出来的是很少的，比如说上电视，上广播，是非常少的，但是我对我的音乐作品还是非常有自信的，因为我在好几个讲座上，比如今天下午我去中科院，给一个研究生讲了一次课，在今天下午下面播放了我的音乐，我当时讲的是我的创作道路，我当然就讲了我的诗，讲了我的书画，讲了我的音乐。一下来以后很多研究生问，他说汪老师，哪儿能买到你的音乐作品？他们好像没有人问我的诗，可能他们知道我的诗书店有卖的，他们问你的音乐作品哪儿能买？我就有一个感觉，我的音乐作品同样是被公众所喜欢的，只是说现在它还没有真正推出来，因为我现在在给中国的古典诗词谱曲，另外在制作，我想积累到一定量，比如一百首的时候一起往外推，这样的话我觉得需要一个时间的积累过程。但是从现在我去了几个大学的讲座，包括一些听众的反馈，甚至有一些听众是这样说的，就是我喜欢您的诗，但是我更喜欢您的音乐。

所以我自己对我的音乐将来的发展，应该说也是非常有自信的，但是只是说几乎没有什么人听过我作曲的音乐，听到的都是小范围的，比如我有时候去大学讲个课，中间讲到我的创作的时候会播放我的音乐，但是从听众的反映来说，不只是一个场合了，我去过几个场合下来听众都在问。

主持人曹景行：所以从当年的诗歌到今年，有一个原则，就是观众、听众们喜欢，然后市场的力量，这两个结合起来是很强大的。流行文化就是这样，你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但是老百姓喜欢就会自己传，而且现在要传播手段就更加不得了，所以管不住。市场的力量就厉害，如果它能够赚钱，又是观众喜欢，又是符合大家的整个社会需求，我想这三点加在一起，这个事可能不管怎么样，今后三十年，五十年也是这样。

周孝正：因为市场经济的精髓就是大众口味，如果市场大家喜欢，又能赚钱，那就疯狂了，就是资本的力量无孔不入了。

主持人曹景行：但是有没有一个，当年我觉得汪老师的诗是正派的，这点有没有？

周孝正：没有人说它不正派，或者俗，通俗歌曲大奖赛，要的就是俗。

主持人曹景行：因为雅的东西人家不要。

汪国真：实际上这个诗的读者，应该说各个阶层各种年龄的都有，比如说有一个作曲家叫古建风，他在我的诗集出版以后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他说喜欢这些诗，那时候刚刚出版，希望能够得到我的诗集，然后他来作曲。还包括徐沛东，我跟徐沛东有过一次合作，他有一天翻杂志，看见了一首我写的诗，他觉得这个诗一下就有感觉了，那个诗的名字叫《挡不住的青春》，他当时就把曲子写出来了。当时正好辽宁电视艺术中心正好要拍一个电视剧，叫《万岁高三（2）》，十二集的，请徐沛东作曲。徐沛东看了这个脚本之后，他就想起曾经给我的词谱了一首曲子，适合这个电视剧。后来就用了，由蔡国庆唱的。当时我还不知道，后来我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是徐沛东给我的歌谱的曲，蔡国庆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徐沛东老师用了您的一首歌词，那个电视艺术中心要给这些人支付稿费，说您能不能把地址告诉我们？我才知道徐沛东给我的诗谱了曲。因为当时我印象中，这是我新写的诗，还没在集子里，肯定是在发表的杂志里看到的，看到以后他就谱了曲，那时候我跟徐沛东还没有交往。他在不由自主之中，我想这首诗肯定是打动他了，不然市面上的诗词太多了，我想一首诗他主动的，不是预约的情况下给这首诗谱了曲，肯定是打动他了。所以你刚才讲小女孩喜欢，是，但是也不排除有其他年龄阶段的。

主持人曹景行：所以那时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转折时期，这个转折时期无论如何当时留下的只是一个历史，但是到今天我们来看，这种背后的，我们叫做一种积累吧，这种积累就是我们知道怎么样把这个过程扭转过来，这是我们最大的积累。我们当年可以这么改变过来，今后我想也是应该这样走下去的。今天三人行我们只能谈到这儿，谢谢两位。

明天两会继续开，我们《两会三人行》还会继续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