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世象之八

　　今次话说反腐教育，兼及官员道德。

　　每见贪官痛哭流涕，忏悔自己辜负了党的培养教育，我都鄙夷不屑，我还幸灾乐祸——因为这两项权力实实在在属于自己所有，谁都“代表”不了也剥夺不了，所以总是找机会行使一番，但我更感到无聊和悲哀。

　　因为，中国可谓是最重视反腐教育的国度了——庞大的组织机构和政工队伍，监察御使们的信誓旦旦，与时俱进的口号，英雄辈出的榜样，感人至深的英模报告，脱产学习办班轮训告诫谈话甚至组织在职官员带着老婆参观监狱……，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结果呢？却事倍功半，贪官越抓越多，赃款数额越来越大，“三公腐败”几近合法化，成了世界上官员最腐败、道德最败坏的国家之一。

　　尤其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已成规律，逆向思维判定社会状况屡试不爽，换言之，每当一个新的“为民”口号提出，紧接着的一波学习教育活动，意味着“公仆”们又在这方面折腾出问题来了。对此，更令人不知是哭是笑才好——红头禁令频下，早就不是“十二道金牌”了，可是，连一个普通老百姓都不如，还要求他们“保先”“代表”“全心全意”，话固然不得不说，但反差也忒大了些，显得有些滑稽。

　　这些或许与高估了教育作用，相对轻视了法治有关？

　　相较于西方国家的“依法治国”——恕我反某些学人之道而行之，不拿比我们还腐败的国家作参照了——，我们则是“以德治国”为“特色”，只是“德育”的投入不菲，效果却不尽人意。

　　美国是信奉基督教天主教等多种宗教的国家，摩西十诫之类的道德教育浸润于家庭、学校、社会的各个方面，潜移默化地伴随美国人从洗礼到临终祈祷的生命全程。人在儿时就拎清了善恶与是非，树立起了做人的底线；成人后，法律的尊严与正义又令他们铭记了哪些事情千万不能做做不得。

　　中国呢？则是儒学道统取代了宗教，道德教育不过是大量空洞的说教，统治臣民的政治手段，其“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为政”理念，更是忽悠——自古以来，用“政”与“刑”对付百姓没商量，只有官员才能享受到“刑不上大夫”的德政与礼治，“财产公示”制度竟因官员死皮赖脸的反对而出台无期，为陷民于罪却不惜“钓鱼”执法，不过是最新例证。

　　其实，同金钱一样——没有教育是万万不行的，但教育绝不是万能的。

　　连林肯都承认，“道德原则的约束比不过金钱利益的约束”，所以，谁也甭道貌岸然假装清高，看着花花绿绿的钞票，谁不意马心猿？没有制度的约束，没有法律的威慑，有几个不想伸手？

　　芸芸众生都是凡夫俗子，道德圣贤毕竟凤毛麟角——即使他们，也食人间烟火，也有儿女私情。可我们所树立的楷模，无一不是“高大全”，个个都被拔高到了须仰视而不尽人情进而不可高攀的地步。

　　我不欣赏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行为，也绝不相信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之说，连孔子都讨厌类似行为说：“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人家来打点酱油醋，自家没有偏不说实话实说，非得跑到邻居要来给人，这不是装么？

　　所以，依我说，对于官员，不必苛求他们道德多么高尚——他们也做不到崇高，只要具有敬业精神、职业道德和奉公守法这三条，就算是共产党的好干部；对他们的约束，说得太多没多大用，把制度订严实，让舆论去监督，给公众问责权，谁要是贪、渎、不作为，这不是找办么？

　　这就又归结到老生常谈：宪政，民主，法治。

　　因为，宪法以及法律的制定，完全是着眼于全体公民的根本利益，守法和护法，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最近，福山在接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采访时，谈到了许多观点，诸如政治现代化的三个关键因素，民主制易于解决腐败和管理混乱问题，问责为善政与持久保持繁荣和成功必不可少等等。

　　他也谈到了中国。

　　他说，在专制制度下，在一定时间里你当然能拥有有效的国家建设和一定程度的繁荣。这就是中国人正在做的事，但我相信，如果没有法治和问责的话，他们的繁荣不可能持久，中国公民对自己个人进步也不会感到安全，他们不能进入到三个因素组成的现代化阶段。腐败和让人质疑的合法性最终将消耗掉繁荣，如果不是引起全面动荡的话。

　　关于道德，他说，归根结底，道德是远远不够的。你不能通过道德劝说来解决“糟糕皇帝”——这里所说的“皇帝”，我解释为“官员”——的问题。中国在过去一些世纪里已经出产了太多糟糕的皇帝。没有程序性的问责，你别指望建立真正的问责制。

　　——抛开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不谈，对他以上观点，见仁见智，或是或否，我持不无道理的态度，因此拿来作为我上述观点的注脚。

　　为避免误解或曲解，最后申明的是，我并不反对反腐教育，我只是认为，教育并非万能，而缺乏法治的反腐教育，也使得道德约束苍白无力，根本不敌金钱的诱惑——大家不妨找来苏联老电影《教育诗篇》看看，教育家马卡连柯打的那个嘴巴，或许能够使我们触类旁通，举一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