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胎换骨纪实（三）

雷一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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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底,我扛起铺盖卷,坐上一辆无篷的解放牌卡车,沿着青藏公路西行。过了湟源,汽车沿着蜿蜒的公路,爬上日月山。当汽车到达山顶时,望着前方的茫茫大草原,往事立即呈现在我眼前:一千多年以前,文成公主曾经孤零零地伫立在这里,向后看,是郁郁葱葱的故国家园;向前看,是茫茫苍苍的大漠荒原。她大哭一场之后,狠狠地砸碎了可以遥见故都长安的神镜,决心永不回首来时走过的路,连泪水也领悟了她的决心,汇成了由东向西流的“倒淌河”,流入青海湖。文成公主啊,我追随着你的足迹来了!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我也会和你一样,绝不回首来时路。
越过倒淌河,汽车进入了草原。但这里的草原并不平坦,坑坑洼洼的,汽车象摇簸箕似地上下颠簸,有人开始呕吐。我没有吐,不过屁股可能颠掉了一层皮。不知我坐的行李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出奇地硬。也许是书籍?哪个傻瓜还念念不忘读书啊!虽然出发前一再提醒我们:把东西都带齐,作好安家落户的准备。安家落户就安家落户,我决心与那害死人的书本决裂!因此我所有的书籍都放在学校的仓库里了,只带了一本《反杜林论》。
汽车驶上了一塔拉,二塔拉,三塔拉(藏语的音译,意译为“台阶”),才到了广袤平坦的大草原。当草原广阔无垠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时,我立即想到那有名的古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倒是苍苍、茫茫,可并没有可以把牛羊淹没的高而密的草,只有枯黄的稀稀拉拉的高不过踝的草。莫非古人和今人一样,也要歪曲现实麽?或者那是在想象中美化现实?……没有人烟,没有树木,没有任何标志,也没有铺上水泥或柏油的公路,我总觉得司机是在无目标地乱跑。美丽优雅的黄羊似乎是草原的主人,时不时成群结队地从汽车旁边跑过;有时还站住,瞪大眼睛盯着我们,似乎在说:“你们为什么来侵犯我们的领地?”
我们的目的地是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河卡公社的青海师范学院农场,地处黄河西岸,海拔三千多米。当我们听说“到了!”放眼一望,却什么也没看到,既没有房屋,也没有帐篷。我们的“家”在哪里?草原上当然没有砖瓦盖的房屋,只有帐篷。然而,即使是棉帐篷,也抵御不了利刃般的风砂和刺骨的寒冷。于是人们在结实的草地上挖开一个个坑,把帐篷的大部分栽入坑中,只有帐篷顶露在地面,远远望去连个顶儿也看不到,这叫“地窝子”——我们的“家”。地窝子内,地面上铺些干草,便是床铺。铺连着铺,每人所占的宽度大概就是一市尺多一点儿。当然没有取暖、煮饭的家具,也没有桌椅板凳和灯,农场职工是不需要读书看报或写字的。十个八个人住一个地窝子,吃饭、睡觉、政治学习、检查交代全在这“家”里。
和我同住一个地窝子的,全是女“盲流”。盲流者,河南、四川、甘肃、宁夏等地以为青海到处都是金子,到处都有馒头,而盲目流入青海之人也。她们都只有十七八岁左右,正是应当上大学的年龄。个个都乳臭未干,梦想着只要、也只有上了大学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都自发地流到青海师范学院,满以为人民的大学理应人民上。没想到师院接纳不了没有粮户关系的她们,把她们下放到了农场。
在我们到来之前,地窝子里只住着一人,名叫徐雅群,也是盲流,不过年龄较大。我们的到来使她非常高兴,她也就当然地成了我们的“向导”。当场部来给我们每人发老羊皮大衣和棉帽子时,有的女孩瞅着那些纯粹是男人用的又大、又笨重的东西,拒绝接受。她在一旁反复说:“收下!收下!不然会把你冻死的……”大家吃完晚饭,回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家,倒头便睡。忽然一个声音喊道:“喂!徐大姐!茅房在哪里?”“天当房,地当床,草原到处是茅房。”“别开玩笑了……”“绝对不是开玩笑。黑嗒嘛胡的,还不好办吗?跟我来……”后来我们才知道,这里不仅没有厕所,连手纸和女人来月经用的卫生纸都没有。不用说没钱买,就是有钱也无处可买。不久,在我们带来的一点点手纸用完后,也只能用石块、土疙瘩来擦屁股。好在一天吃进去的也只有一点点又硬又清的东西,不用擦也很干净。
第二天一早起来,便有人问:“到哪儿漱口、洗脸?”徐雅群说:“草原好,草原大,草原上面处处是草疙瘩,草原上面随处可以拉撒,草原姑娘不必洗脸刷牙……”“啊?!为什么?”“没有水。草原上的水比金子还贵。”……
吃饭的时间到了,大家拿起饭碗就往外跑。她喊:“别跑!”拿过一个姑娘的小碗,命令道:“太小了,找个大的。”“没有更大的了。不可以添吗?”“就是不可以。”有人开始找大碗,不过有人并不相信她的话,昨晚的一餐饭,吃的是饺子,管饱啊!等我们走到厨房跟前,人们都已经在吃了,那景象可使我们十分吃惊,想到我们也将加入他们的行列,便不禁毛骨悚然:一个个瘦骨嶙峋、衣冠不整、蓬头垢面的人,蹲在地上,端着大缸子或捧着脸盆,呼噜呼噜地喝着一种什么汤;喝完了,便把头埋到盆里,舌头伸得长长地舔了一遍又一遍;如果食具是窄而深的缸子,便伸出两个手指去刮出来,再用舌头把手指舔干净。舔完了刮完了,眼睛仍然盯着盆子或缸子,喉结一动一动地,仿佛这么一来,饭就会喷涌而出。据说,这是因为“粒粒皆辛苦”,也是为了节省水。草原人清洁饭碗的方法,一般是用干燥的牛马粪擦。这些知识分子发明的方法比他们高明,既卫生,又省水,还认识了农牧民的辛苦,有利于脱胎换骨!轮到我们打饭时,我们的小碗,还盛不完一勺“饭”。赶紧吃完,“饭”已经没有了。我们这才设法弄大碗,有的是大搪瓷缸子,有的是还不算大得不像话的洗脸盆或洗脚盆。我的脸盆直径足有一市尺,大得实在不好拿出手,我也吃不了这么多。徐雅群不知从哪里给我找来一个把儿丢了的大搪瓷缸子,胡乱找了一根铁丝,缠缠绑绑地弄了一个把儿,这便是我名副其实的“铁饭碗”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昨晚的那餐饭,是特意为招待我们而做的,饺子还是场长沧石亲手包的。我这才知道这三八式的老干部也下放到了农场当场长了。这里的“食”,在道路不被大雪封锁的情况下,是十来天个把月,由卡车从西宁运来的。青稞面、豌豆面、大头菜(洋包心菜、学名可能叫耶菜)、洋芋(马铃薯)、萝卜干,是主要的食物。西宁也在挨饿,不可能给我们更多的东西了,唯有发扬“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精神来解决。农场成立了牧业队,养羊、养马;成立狩猎队,到山上去打黄羊、岩羊和熊。我们经常吃的是拌汤和馍馍。“拌汤”是用豌豆面或青稞面搅拌成的面糊糊,经常稀得可以照见自己的脸。上面飘着几片嫩绿色的(菜心)、深绿色的(外皮)或黑褐色的(干了!)大头菜叶子。青海出盐,盐是不会少的,但几乎看不到油。“馍馍”是黑灰色的豌豆面或青稞面馒头,经常是一个约八公分直径,五公分高的圆柱体,一般一顿只能拿到一个。没有发酵,或者无法发酵,硬邦邦的,一咬便“嘎嘣”一声——冻了。牙齿好的人,嘎嘣、嘎嘣几下就咽到肚子里去了。我一贯牙齿不好,和姑娘们拿回“家”去,在床铺中间的一小块空地上,小心地用牛粪马粪燃起一堆火,把馍馍放到火上去烧,去烤。烤焦一层,细心地剥下来,放到嘴里;再烤,再剥,再放到嘴里……一层层地剥,一层层地吃,既免去了硌牙之苦,又可以慢慢品味,仿佛在吃一种从未吃过的山珍海味!这样,我们便给自己增加了一个任务:到草原上去拾那黑色的金子——牛马粪。至于那“自力更生”的,往往要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羊或熊,则是特定的日子或节假日“改善生活”的原料。那顿味道鲜美的水饺便是这样来的。
我和这些盲流姑娘住同一个地窝子,也编在同一个劳动小组。那时正是隆冬,给我们的任务,是为伙房准备燃料。姑娘们和我,一人拿一条毛绳,一把锄头或镢头(十字镐),对着视线尽头的“黄土疙瘩”走去,然后爬上去,或者溜下黄河河谷去完成任务。草原上没有很高的草,更见不到树,在这光秃秃的黄土疙瘩的阴面,却长着一种不知叫什么名字的小灌木。粉红色中带点儿绿色的枝桠,大都弯弯曲曲地匍匐在地面,叶子细碎,不用心看几乎看不到,远远看去,就象是许多粉红色的珊瑚。我们的任务,是用锄头或镢头把它们连根挖起。挖呀挖,挖得手起了泡,泡破了,流水、流血了,仍然挖不出来。经常要两个人同时挖,才能把它挖起来。原来,它的根须之长是枝长的数倍。挖够之后,用毛绳绑成可以双肩背的捆子,在另一人的帮助下,背到肩上。再走上漫长的路,回到场部交差。中间不能休息,一旦坐下休息,就会站不起来。假如遇到刮风天,背上的大柴捆就像一面巨大的风帆,迎着风,寸步难行;背着风,就会脚不点地地被刮走(回到起点);要避风,连个避风之处都没有。唯一的办法是,佝偻着身躯,一点一点地向前挪。每当我艰难地挪动之时,我常想,面对漫天风砂,万物之灵的人类,徐了“逃”,别无他法。可这种被我们当作柴火的纤弱瘦小的灌木,千万年来,抗着肆虐的狂风,顶着漫天的尘沙,抵着几乎终年无雨的干旱,却顽强生长,繁衍不息。他们生命的源泉,就是将数倍于躯干的根须深深地扎进土地里,吸收着少得可怜的一点点养分。为了减少外力的摧残,它们将树叶变得小之又小,还将躯干紧贴地面,表现了一种“外曲内刚”的顽强气节。那使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在西宁北山顶上巍然屹立的三棵树,一定也和它们一样。人们把它们尊崇为神,正是尊崇这种顽强气节。然而,现在,我们却要把它们连根挖起!怪不得啊,褒义的“顽强”,都变成贬义的“顽固”了!不知道那三棵树是不是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人啊!人!以这种方式来适应环境,来破坏自然创造之物!这难道不会遭到报应——客观规律的报复吗 ?
准备燃料的另一个地方是黄河河谷。黄河在中下游几乎都是高出地面的河流,必须用堤坝控制住,她才不会横冲直撞。这里的黄河,却是在深谷中奔腾不息的水流,冬天不会结冰,仍然轰、轰、轰地滚滚奔流,只是水面上大块大块的冰凌涌动、翻滚,真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气势。两岸高耸陡峭,千沟万壑,怪石嶙峋,十分险峻。就在这沟壑之中,怪石缝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灌木,在冬天也还郁郁葱葱。这些灌木,便是我们要砍伐的目标。当我们看到那生意盎然的绿色,不禁都欢呼着冲下河谷。可是由跑,而走,而爬,最终只能颤颤巍巍地抓住树枝或藤蔓喊救命。以后只有到那并不太高的黄土疙瘩上去,挖那可怜的粉红色的“珊瑚”,直到把它们斩尽杀绝。
一个刮风天,我正背着一大捆柴火,迎着风,佝偻着身体吃力前行,一个声音从侧面传来:“喂,雷一宁!”我艰难地转过身去,意想不到,是肖敦煌!他身穿翻羊皮大衣,头戴耷拉下帽檐的棉帽,手拿长鞭,赶着一辆马车。我喜出望外:“肖敦煌啊! 你什么时候来的?”“你的后一批吧。到了有两个星期了。你还好吗?”“还好啦!‘同是天涯沦落人’,没有那么多始终不远不近地盯着你看的眼睛。”“来,把背上的东西卸下来,放马车上吧。”不由分说,他便帮我把柴捆卸下来了。我注意到大车上堆放着许多鼓鼓囊囊的麻袋,以为他也是准备燃料——牛屎马粪,便说:“你的任务也是……” “拉水。”我看着那些麻袋迷惑不解地:“水?”“凝固的水。”他脸上现出了灿烂的笑容。原来如此!右派分子是不可以进伙房,不可接触水的,因为他们随时可以下毒药。现在把这任务交给他,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意味着非常信任他了。为了回应组织的信任,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他很快学会了骑马,学会了套马车,学会了挥鞭赶马;负责带一小组学生去拉水,地点在我们挖柴火的黄土疙瘩后面几里路的河谷里。那里的河谷比较宽阔,旁边还有一个天然的小小水库,里面的水都结了冰。他们就是拉这些冰,或者冰下的水。这时,正值零下二十多度的隆冬,他们驾上牛车或马车,从场部出发,走十几里路来到黄河边。背上柳条编成的背斗,拿上镢头、鎯头和钢钎,小心翼翼地,有时手脚并用地,爬下陡峭的河岸。走到小小水库边,用镢头、钢钎把冰敲开,打碎,一块块装到背斗里。然后背着沉重的背斗,气喘吁吁地爬到岸上,把冰倒出来,装到麻袋里,放到大车上。再背起空背斗,爬下陡坡……等把所有麻袋都装满,衣服几乎可以拧出水来。然后,老马拉着沉重的大车,哐当当,哐当当地在前面走,他们在马车后头摇摇晃晃地步行。等回到场部,他们的衣服又结成冰了。还得抗着弯不过胳膊的痛苦,把麻袋抱起来,扛进伙房,把冰块倒进一个大半截栽在地里的大木桶里,让它溶化为水。这大木桶里的游荡着似虾非虾的生物的水,便是维持我们生命的圣水。人体 70% 是水,不可一天无水啊!这便是水比金子还贵的原因了。
大雪封山了,有事的或有家的都在大雪封山前离开了农场,留下的便是有家不可归却非常想离开农场的“盲流”和“牛鬼”。由于食物来源的暂时中断,给我们供应的吃食愈来愈少了。拌汤日见其清,清得可以见底;豆面疙瘩的体积日见其小,小得比乒乓球大不了多少。饥饿难忍的人们,想方设法,要给欲望无穷的肚子一点补给。可草原上连在长征中救过红军命的草根树皮都找不到,补什么?除非去偷。但据说,凡有东西可吃的地方,都是荷枪以待的。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冒死去偷。这些日子就有一个消息在悄悄流传:附近某农场一个职工,饿极了,钻到存放麦种的仓库里,把生生的麦子饱餐了一顿;后来渴极了,又钻到伙房里,饱喝了一顿。结果肚子撑得老大,撑死了。他没有死于枪弹之下,却死于自己的欲望之中。宁为撑死鬼,不做饿死人,是中国人的传统呢!自古以来,被处死/赐死的人,都是饱餐一顿之后再行刑的。没有这么大胆量和本事的人,只能想别的办法。有的去捉老鼠来充饥,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只要咽得下喉,不足为奇了。但居然有人去逮“哈拉”来充饥,那也是宁为撑死鬼,不做饿死人的传统在起作用了。“哈拉”正规的名字叫“旱獭”,兔子般大小,和老鼠一样,在草原上打洞的本领很高,极不容易捉到。任何一只哈拉都可能携带鼠疫病菌,鼠疫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曾经夺去几亿人的性命,因此草原上禁止捕食哈拉。但其肉肥美鲜嫩,至今还在诱惑着人们去捕食,更不要说在那饥饿难忍的年代了。
一天,是难得赏赐给我们的休息日,我们地窝子的人都挤坐在“门口”晒太阳。这“门口”是从地面到地窝子的入口,由高而低有几级台阶,最下面是一小块通到地窝子内的平地。这天的太阳好暖和,真有“早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的“午穿纱”的感觉。大家都脱掉了从不离身的老羊皮大衣,以便更多地享受太阳的爱抚。一个姑娘伸手到衣领里面抓痒,抓着,抓着,抓出了一个东西,一看便喊了起来:“我的妈呀!”大家转头一看,也都喊了起来:“妈呀!虱子!”一下子所有人都觉得身上发痒,都伸手到衣服里面去挠,去抓。一会儿,抓出一个,用两个大拇指一挤,“毕”地一声,手上留下一滩血迹:“王八蛋!老子的血已经不多了,你还要来吸!”一会儿,又一个,又“啪”地一挤……有人挠着头皮,拨开头发,说:“小D,你帮我看看这儿。”那被喊作小D的姓邓的姑娘,一看以后喊了起来:“虱子!妈呀,好长一串!还有好大一片虱子蛋!”一下间,所有的姑娘都挠自己的头皮,都“毕啪,毕啪”地挤……我忽然想起《阿Q正传》中阿Q和王胡在日光下比赛捉虱子的情景,莫非这也是中国人的传统?不过她们并没有因为自己捉不到而生气,也没有放到嘴里去吃,终究时代进步了!根据这段时间在共同生活中的观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缘故吧,她们尚能平等待我,因此我也放心平等地对待她们。我走进地窝子,在我的行李袋里翻翻找找,找出那把姐姐寄给我的广西出产的篦子(一种齿很密的梳子,可以把虱子梳/篦下来),递给她们说:“呐!没办法洗,篦一篦也许会好过些。”又抓住一个姑娘的两条辫子说:“干脆,我帮你剪了吧。”……一个年龄最小的四川姑娘,始终站着,两手抄在袖筒里,呆望着远方。一个原本很胖现在瘦了一圈仍然比别人胖的姑娘使劲儿按下她的头说:“坐下。我来帮你看看。”她挣开按压她的手说:“我不。我不能……”欲言又止。另一姑娘说:“ 啊,我知道了,你是来月经啦!”她一下子脸红了,说:“去你的!”“有什么好脸红的!人人一样。”她跺着脚,强调:“不是来了。是没有来!”“啊?是不是……”胖姑娘瞟了我一眼,说:“是不是像徐大姐一样,怀孕了?”她捶着她说;“打死你!我不是不要脸的人。我是怕我得病了……呜哇!我好想我妈,呜哇,妈 ,妈妈啊!我好想你。我要回家。呜哇,我要回家……”一个瘦小的姑娘搂住她,陪着流泪,说:“你别欺负她了,我也没有来。”好几个姑娘都七嘴八舌地说开了,“我也没来……”“我也没来……”原来这样,我也没有来!于是,我说:“不用担心了。上天造
我们的身体是具有自我调整能力的。由于营养太差,身体里没有这么多的血可以流,便自动停止了每月一次的流血。只要营养改善了就会好的……”那胖姑娘说:“原来这样啊!我真羡慕你们,省了许多麻烦事,不用为买不到纸发愁了。我可愁死了。你们猜,我怎么办?撕带来的几本书!把大腿都磨破了。书撕完了,只好撕旧衣服。再来一次,就连衣服都没得撕的了。再说,完了连丢的地方都没有,只能任它在草原上乱飞…… ”“谁叫你不带来!”“谁知这鬼草原连买纸的地方都没有 !”“我倒是带了些。向我磕个头,就给你。反正我没用处了。”……
在这议论中,我才知道徐雅群怀孕的事。后来,我在一个姑娘那里知道,她是为了填饱肚子牺牲了自己的贞操的,对象是一个又老又窝窝囊囊的炊事员。怪不得她随着大雪封山前最后一趟回西宁的车,离开了农场。这便是弱不禁风而又胆小如鼠的女人,在那特殊的年代填饱肚子的特殊方法。唉,可怜、可悲的中国女人啊!
可能是除夕夜吧,一个寒风呼啸的晚上,在帐篷被寒风刮得“噗噗、噗噗”地颤抖的地窝子里,在牛屎马粪燃烧的微弱亮光映照之下,一群年轻人,耷拉着帽檐帽耳,双手抄在宽大的老羊皮大衣的袖筒里,瑟缩着身子,正在努力认真地听农场党支部书记有声有色的描述:“……我们,喝令三山五岳低头,喝令长江黄河倒流,喝令沉睡千万年的大草原献出粮食……我们,要用双手在白令海峡筑起大坝,要让太平洋温暖的海水流入北冰洋;让喜马拉雅山上的积雪溶化,流到草原上;让大草原四季如春,麦浪翻滚,让金灿灿的麦子堆成山,流成河……啊!那时,真正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麦浪见牛羊’……”他一边口若悬河地讲,一边用一根木棒在冻得梆硬的地面上画出地球、亚洲、美洲、南极、北极,然后伸手一挥,倏地一下,在亚洲和美洲之间飞起一架长虹,说:“这是白令海峡。这,便是白令大坝。”可是,在昏暗的光线下,几乎什么也看不清,不知道盲流们是否听明白了?在他们读的地理课本中,恐怕连白令海峡都不讲的。不过那些听懂了的牛鬼蛇神们,倒是听得眉飞色舞,仿佛眼前真个呈现了河水滔滔、麦浪滚滚的景象。忘掉了呼啸的北风,忘掉了辘辘的饥肠,忘掉了头上那顶压得无法抬头的帽子,以为自己还是青年团员,正像保尔•柯察金那样,战斗在祖国人民最需要的战场上。
那是个从肉体到精神都饥渴的年代,是个太真实太认真便无法生存的年代,是个不讲假话便办不成大事的年代。这一席话,无疑在这些历遭劫难而变得十分冷漠的年轻人的心灵里,激起了些许浪花,使他们在完全失望之中,看到了些许希望。自古以来,中国人对生活的要求是极低的。但不管怎么低,总要能看到一线希望,无论是可以成为现实的,还是乌托邦。若连一线希望也没有了,便会堕落为兽,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或沦落为行尸走肉,最终走向死亡。祥林嫂不就是这样的典型麽?
这些留在农场的人,是怀着对一线希望的期盼,迎来了1961 年的。我们地窝子的姑娘们,脸上少了些许眼泪,多了些许笑容。肖敦煌是更拼着命地干,有空时还教大家唱歌。我呢,一改不再读书的初衷,写信给爸爸和姐姐,要他们寄菜种及说明这些菜的栽培方法的书给我,我要像当年的文成公主一样,让它们在草原落地生根,我也要象它们一样在草原落地生根……
有一天,忽然听说肖敦煌逃跑了。说,他是反革命,畏罪潜逃。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不敢问,也不会有人告诉我。只是在心里想:完了!他是完了!他是逃不出去的,谁不知道,自古以来青海是流放犯人的地方啊!在人迹罕见的茫茫草原上,不是冻死、渴死、饿死,便是被狼吃掉,被土匪打死。“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他还年轻啊,又多才多艺!他不应当死!我绝不相信他会自绝于人民,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由他,我想到徐美英,她现在可好?想起我们在北山顶上许的愿,那决不是小孩的儿戏,那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愿望啊!有什么理由不让我们为这些愿望的实现而奋斗啊?祖国啊,母亲!难道我们错了吗?请告诉我们,错在哪里?是什么使他走上这条路的?祖国啊,母亲!请你保护我们,保护他,让他平平安安地走出去吧!
那是很久很久以后,我才从他给同班同学的信中知道,他终于没有死。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这话不适合今天的中国,或者说不适合于我们这些错了一步,步步皆错的傻瓜。戴着帽子时,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本可以大有作为的美好时光,在许许多多非人的折磨中耗费殆尽;“改正”之后,是离开你地球就不转的巨人,尽管已经步入人生的晚年,许许多多的工作又超负荷地压到你头上(详见肖敦煌的信)。他的心脏始终处在超负荷的压力之下,终于在1998年过早地停止了跳动。现在,我把他信中有关部分摘录于下。
(1961年)元月16 日,由我带着十几个同学去拉水。正准备下到山沟击冰取水抬到大车上的大桶时,有同学发现路边有死羊。略一搜索又发现几头。我们顿时大喜过望。我们估计,可能是藏民的羊(那里是藏区)被狼咬死了,已成为无主之物,是可以拾得的。在那样的年代,这是比金子还宝贵的东西。有的被狼吃去了内脏,但肉被吃得不多;有的还相当完整,仅仅被咬死。大家想,把这些羊抱回去,该会给同学们带去怎样的幸福啊!当时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不安心在农场,这些礼物,也许能帮助安定同学情绪。于是大家一致决定,一部分人击冰取水,一部分人去找死羊,都估计决不止这几头。当时我们的确攀悬崖,越陡壁,冒着生命危险去找死羊。大家热情很高,结果又找到几只。
偏偏这时候牧人赶着一群羊来了。这是师院农场的牧羊队。牧羊人是两个藏籍学生。他们也非常高兴,说按藏民习惯,这羊是拾得的,是可以拉回去的,这更扫除了我们的最后一点顾虑。但他们立刻拔出藏民刀,不由分说,很熟练利索地剥去了一只死羊的皮,并吩咐同学们拾柴烤羊肉。你可以想象,那年月,长期处在饥饿之中的同学们简直又回到茹毛饮血的太古时代,不等羊肉烤熟,便一拥而上,拿着带血的肉,大嚼起来。我那时学会谨慎了,同学们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再说羊又是拾来的,按藏民的风俗,是可以占为己有的。但似乎又觉得不太好,应拖回去让领导处理。当时我虽身为带队老师,但师院的那帮饥饿的学生谁会理会我这个右派?大车上大桶里的水还没有装满。于是我叫了几个可以叫动的学生,只说吃肉抬水两不误,轮流抬。好歹把水装满了,但同学们兴犹未尽,又在烧吃第二只。我当时处境真为难。我不想吃,一来顾虑影响不好,二来那带血的肉,连盐也没有,我真咽不下喉。但不吃吧,又怕同学说我假积极,回去后领导批评,那就肯定是我告的状了。于是我也坐在他们身旁,象征地吃了几口,并且还装出很高兴的样子。饱餐之后,还剩下不少肉和内脏。一个同学见我没怎么吃,硬割下一块肉塞给我,其余的内脏他们全分了。
这样一来,自然延误了拉水的时间。当我们返回时,太阳已西斜了。我们所在的队是二分队,二分队的负责老师见我们没有按时返场,恐怕出了问题,便带着十几个同学来找我们,半路相遇了。问明情况后,勃然大怒。我拿出了同学塞给我的肉,同学们也纷纷交出“脏物”。我们原本满腔热情希望为农场立功,这时都成了罪人,垂头丧气地拖着大车回场了。
回到农场后,经领导研究一番,吃过晚餐,开批判会。领导的开场白给事件定性了。有阶级敌人破坏,同学们上了敌人的当,那个敌人自然是我了。我的罪名是阴谋破坏农场。接着是让拉水的同学揭发和自我检查。至今我还深深感激那些同学,他们几乎没有揭发,没有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只是检查自己。而领导和没有去的同学那批判也是令人难忘的。会后,我找农场党委书记说明情况,他不听我的。他要我深刻检查交待,并要我每天随队拉水,监督劳动。
我当时真是悲愤莫名,悲痛欲绝。我热爱这个社会,并决心把整个生命献给这个社会,可是这个社会却把我往绝路上逼,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呢?辗转反侧一夜之后,我决定了。第二天早餐之后,我悄悄离开农场,来到几里路外的黄河边,决心一头扑进我们民族的母亲河,把我的冤情、我的冤魂全部交付给她!
但面对滔滔河水,我忽然想到这一死有什么意思呢?知我死者以为是畏罪自杀,不知我死者以为是畏罪潜逃。而我是无辜的。而且突然感到,有一天历史会还我清白之身的。但我不回农场。于是我真的爬雪山,过草地,途中遇见狼,遇见土匪,九死一生,整整饿了六天,粒米未进,鬼使神差地来到海南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卡卜卡,那里离西宁不远了。我乘汽车到西宁,又乘火车到故乡。
回到故乡后,我只想到农村,我当时太天真了,想学古代的隐者。但那个时代允许你“隐”吗?于是我又开始了一段漫长的凄风苦雨的人生,我成了带“罪”字的农奴。
来源：不肯沉睡的记忆  来源日期：2008-3-5   本站发布时间：200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