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胎换骨纪实（二）

雷一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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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始,在57年反右大获全胜的基础上,很快掀起了一个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热潮,城乡全面大跃进,六亿神州摆开比赛的擂台,看谁最敢想、敢说、敢干。“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一颗颗卫星在锣鼓声中升天,粮食产量由亩产千斤跃到万斤,再跃到十几万斤……我和肖敦煌便是在这大好形势中到西宁高中报到的。一到那里,便给我们各分了一间单身宿舍。校长沧石还在大会上这样介绍我们:“他们是出了家门,就进小学门;出了小学门,便进中学门;出了中学门,又进大学门。长期不与生活实际接触,难免不犯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就好……也许现在连鸡蛋怎么个炒法都不知道,不要紧,总要学会的。现在不是青年团员了,不要紧,以后还可以入党……”这些话,说得我们心里甜滋滋的。几十年来,人们对我们讲的话多了,我大都已经淡忘,唯独这几句话始终铭记。后来才听说,这位校长有点“右”,专门喜欢搜罗这样的人。如他不久前就接受了一个翦伯赞的孝子贤孙。此人下饺子时,竟然把饺子放到冷水里去煮,煮成了一锅面糊糊……
我得好好干,否则,不要说别的,起码也会辜负了这位校长的期望。
在“除四害,讲卫生”运动中,我没有办法一天献出几十条老鼠尾巴或几十只麻雀头,便不管卫生不卫生,撬开刚刚解冻的臭气熏天的垃圾堆或粪便坑,挑出苍蝇的蛹或蛆来交差。
在“拔白旗,插红旗”,“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觉革命”的思想批判运动中,我继承“忠诚老实”运动的光荣传统,主动自觉地“向党交心”。
在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时,为了过关,我不得不抛弃做人的良心,从报纸上抄来假话、大话、空话,在大会上说违心的话。过后又安慰自己:在批判马寅初的汪洋大海中,我只不过增加了无关紧要的一滴。
在大办工厂的热潮中,我不怕强酸、强碱的腐蚀,穿起工作服(没有手套),到校办工厂去镀镍、镀铜、镀锌。镀出的零件几乎件件合格。
在十年超英,二十年赶美的大炼钢铁运动中,我被允许编入连队待命。一天下午,命令一下,我立即打好背包,背将起来,跟着队伍向互助县的一座黄土山开发。全校教职员工及学生,排成浩浩荡荡的长龙,吹着哨子,或者喊着“一二一”的口令,步伐整齐地向前迈进。从田间小路,走上山间小道之后,再也听不到哨子声或口令声了,听到的只是呼呵、呼呵喘大气的声音。夜幕降临时,队伍走到山脚下。一声令下,队伍开始爬山。山,越来越陡,路越来越窄,越险。有时看一眼左下方深不见底的沟壑,便象小时候在公园里过独木桥那样吓得双腿发抖。我下定决心目不斜视,只管向前。一再告诫自己:别人能做到的,我也一定要做到;只能前进,决不能后退。天越来越黑,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了,没有任何照明用具,也只能前进,决不能后退。队伍前面传来命令,要大家都双手拉住前一个人后背的背包,紧紧跟着前一个人向前走,决不许掉队。在这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我也和大家一样没有了害怕的感觉,不管前头是十里平川,还是万丈深渊,都如入无人之境,感受到人定胜天的欢悦……半夜里,终于到达山顶。吃了人民公社招待的一顿饭(两个发粘的青稞面馍及两疙瘩咸萝卜)之后,摸着黑在平地上铺上一层麦草,打开背包,倒头便睡。清晨醒来,眼睛、鼻子、嘴巴周围结了厚厚一层霜。再去看看晚上走过的路:哗!没有摔下去就是万幸!只见,一条羊肠小路,一边是高耸的山崖,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深谷……紧接着,不怕累,不怕苦,投入了紧张的劳动,为 1070 万吨钢而战。最后炼出的是一大堆黑褐色的布满了蜂窝的疙瘩,公社社员捐献的铁锅、铁铲,铁活页还依稀可见。
青海是高寒地区,历来只能种青稞不能种小麦,居然放了小麦亩产8585斤的卫星,而且见诸《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我没有亲眼看到这卫星是怎么升起的,但是对党中央的报纸上的宣传,我一向深信不疑。在党的多年教育之下,我相信人定胜天,并且身体力行。在参加“双抢(抢收、抢种)”时,我和公社社员同住、同吃、同劳动,还完成相同的任务。在收割麦子时,规定每人割六行麦垄。我与社员排成一横排, “开始”的命令一下,便与社员一起挥镰向前。没有人教我,我也不去求。我眼快手急,边看边实践,不几下,便挥镰自如了。问题是一介书生,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本来是正常现象,可是在那具体的情况下,没有人会考虑我的具体条件,我也绝不乞求,只有拼命。手的力量不够,便加上腿的力量;还不够,就加上腰的力量;腰实在痛得使不上劲儿了,便蹲着割,跪着割。随着镰刀的挥动,头上脸上的汗水雨般地滴落下来,我顾不上擦;腰疼得似乎要断,我从不敢站起来伸一下懒腰。目的是,总要不是最后一个到达终点。收工时,整个人仿佛散了架一样,腰直不起来了,还钻心地疼痛,手磨起了泡,膝盖磨掉了皮……我从不吭一声,还要强带笑容,向别人学习磨镰刀的方法:左手握着刀把,镰刀平放在大石头上或地上;往刀片上吐一口吐沫,右手拿着一块拾来的拳头般大小的石头,以吐沫作润滑剂在刀片上来回磨擦,直到刀口锋利,刀身锃亮。第二天爬起来,尽管仍然疲惫不堪,我还是继续拼命……终究是初生牛犊,不知道“虎”是什么,当然也就不怕。也许我后来腰痛的病,就是这样落下的。
在大放卫星的锣鼓声中,青海的第一所高等院校——青海师范学院诞生了,西宁高中也升格为师院附中,由未来的火车站附近搬到杨家寨青海师院旁边,土地面积比原来多了,于是校长给每个教职员工分了一小块“自留地”,要大家学会种地。这也许是有点儿“右”的校长,预见到灾难很快便会来临吧。59年,在58 年大办食堂,放开肚子吃之后,粮食定量开始递减。由每人每月30 斤,减为28 斤,再减为26 斤,再减为24 斤。男士们开始喊肚子饿,女士们则还好,于是有人想到要打女士的主意。在女士中首当其冲的,是我这不能也不敢说“不”的人。组织动员我,减少我的粮食定量来支援男士,从每月24 斤,减为22 斤,再减为20 斤。一样的人,我哪能不饿啊!可我只能服从。为了活着,我必须另想办法。万般无奈,我只有请求远在广西的父亲和姐姐支援,可他们什么也没有给我寄来。我知道,不是有意和我“划清界线”,而是由于诸多不可直言的原因。原因之一,是后来的后来之后我才知道的,在那年月,广西发生了人吃人的事。原因之二是,他们比我这始终不谙世事的饿糊涂了的傻瓜更清楚,如果寄来了会更糟。徐美英那靠拾破烂、卖香烟为生的弟弟,最近连破烂也拾不到了。饿极了,便写信给在香港的舅舅,诉说他和母亲的生活。舅舅寄来了许多食品。结果,不但全部食品都要补纳重税,还遭到无情的批斗,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连年幼无知没有任何“前科”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遭遇,我就更甭说了,这是一;二是,有一个人(并非右派,也非左派,可能是个内部控制的“中间偏右”吧)告诉我,他在香港的亲戚,用木盒子给他寄来一只煮熟的鸡,可是打开木盒一看,里面只有一个鸡头!……怎么办呢?决不能坐而待毙。一天,我无意间看到有人偷偷摸摸地钻到“自留地”里去……我豁然开朗,有样学样,我也钻到“自留地”里去,转那么一圈,总能在衣袋、裤兜里装点儿豆角、萝卜、马铃薯回来,在房里用小锅偷偷煮熟了填肚子。
中国人是聪明的,在那其乐无穷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日子里,为了战胜饥饿,还用小便、麦草之类的东西来培养一种叫做“小球藻”的玩意儿,还美其名曰“人造肉”。这,我也学会了,只是还没有把它咽到肚子里去,不知道别人是不是把它咽到肚子里去了?
…………
这一切,无论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做的,还是自觉自愿地做的,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扔掉头上的帽子,早日回到人民内部。值得说明的是,这一切我是在强忍病痛的情况下做的。到青海之后,我经常头昏,甚至晕厥;经常流鼻血、拉肚子、发低烧。在医院里做过各种检查,甚至连气管镜、脊椎穿刺都做过了,什么病也查不出来。我认为可能是高原反应,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只好写信对父亲和姐姐说明情况,请他们设法把我调离青海。他们却给我寄来一抔家乡的红土和一些中成药。嘱咐我把红土煮沸后连水带土一起喝下去,说,这方法可以治水土不服;还要我安心治病,认真改造,争取尽快摘掉帽子。
1959年10月1 日是新中国的十年大庆,也许是大喜大庆的日子都要大赦的惯例,也许是要动员尽可能多的人与饥饿作斗争,上面作出了要给一部分确实表现好的右派分子摘帽的决定。后来的后来之后,我才知道,我们是沾了特赦“战争罪犯”的光了。我们是和“已经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一同被特赦的。摘帽之先,本人必须在全校教职员工前面做自我检查,然后再由大家评议、鉴定,看是否够格。
我开始写这两年来的自我检查。我满怀信心地以为,在这两年频仍的运动之中,哪一个运动我都是全力投入,不仅行动上紧跟,而且时时刻刻狠斗头脑中出现的“私字一闪念”,哪怕只是“一闪”,甚至连自己的粮食定量都无私地献了出来。当然,我绝不坦白我“偷”,谁也不会知道,即使知道了又怎么样?只不过是偷鸡摸狗之类,而且人人如此,比起反党反社会主义简直不用提,何况,这是脱胎换骨的需要,如果命都没有了,还谈什么脱胎换骨?岂不辜负了党的期望?写到最后,遇到一个难题。在归纳自己取得进步的原因时,必须写上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多少歌曲都这么唱来着:“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共产党是我们的大救星,是改造我、挽救我的大恩人。我应当写“共产党就像父母一样……”可转念又想,不行,我不能这样写,我是狗崽子,狗崽子的父母只能是狗,何况实际上我的父亲是国民党,是反动官僚。不能把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与腐败的国民党等同起来,正如你不可以把其他人称呼为“同志”一样,你与其他人——人民不是平等的。那么,应当怎么说呢?……对了,姐姐,就说姐姐。姐姐没有参加过国民党,解放后才从大学毕业,至今一直在共产党掌握的大学中任教。在父母把所有财产都无偿地献给人民政府,家庭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她不仅赡养父母,而且履行父母的职责,供养她所有的弟妹,使我们不仅能够活着,并且读完大学。曾经有人建议我们申请助学金,姐姐硬是不同意,说,国家经济建设正在起步,有很多困难,我们自己节省点就可以对付过去。为此,她自己却错过了结婚的机会和时间,至今孤身一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用她来做比喻,应当不会错吧!想来想去,我便在检查的结尾写道:“党就像我的姐姐一样,无微不至地爱护我、关怀我,帮助我、挽救我、教育我,使我……”当我在全校教职员工大会上念出这句话时,立即全场哗然,口号声此起彼伏:“打倒右派分子雷一宁!”“死不悔改的右派分子雷一宁不老实交代,死路一条!”“官僚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雷一宁不投降,就叫你灭亡!”“砸烂雷一宁的花岗石脑袋!”“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竟等于你的姐姐!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并且,祖宗十八代地揭批我的家底:曾祖父是大地主;祖父是国民党的大官僚,解放前夕逃亡台湾;父亲是国民党员,是反动县长;连解放前夕只有17 岁的哥哥
雷一松也不能幸免,由于他逃亡香港(其实他是到香港读书),后又投入美帝国主义的怀抱,我又多了一顶帽子:“里通外国(特务)”……这些我“向党交心”的东西,现在全部成了我的罪状!在北师大读书时,开展过一个“忠诚老实学习运动”,要求我们以忠诚老实的态度将自己的经历、家庭情况、社会关系以及所有的历史或政治问题全都交代清楚,组织一再说,做老实人决不会吃亏。那时我们并不“右”,相反相当“左”,组织的话在我们心目中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组织这么教育我们,我也这么认为,把一切都向组织交代没错,交代得越彻底越深刻,越能表明自己的清白,这便是“向党交心”。现在回想起来,这实质上就是“宁左勿右”:为什么不强调“实事求是”,而只是强调“彻底、深刻”?没有“实事求是”作前提的“彻底、深刻”,可以是个无底洞啊!因此法律规定在给人定罪时,不能仅凭“说”,必须有旁证尤其是物证,就是要杜绝那种超越了“实事求是”底线的瞎说,无论是自己还是别人的瞎说。由于“宁左勿右”,在这次学习运动中,我“大义灭亲”,揭发了父亲的所谓反动言行。我因此受到了表扬,后来被选为学校的三好学生;在55年肃反时,是被信任的积极分子。当时我为“家庭出身”栏怎么填写绞尽脑汁:祖父和父亲都在日本读了大学,一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祖父是个大官僚,父亲做过一年县长,也是官僚。于是便在“宁左勿右”思想的支配下,填上“官僚资产阶级”。后来又后来之后,我才知道,在毛主席的名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根本没有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在解放初期实际划分成分时,也根本没有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而且阶级成分也不是自己想怎么写便怎么写的,据说,那是土地改革时由土改工作队根据政策划定的。我家一直住在城市,没有参加过土改,根本没有被划过成分。事先,组织应当把这些政策性的问题,向我们这些单纯幼稚而又愚蠢的人交代清楚的,但是没有;那么 ,在我莫名其妙地背上此黑锅之后,组织也有责任指出我愚昧无知的错误,但是也没有。仅此一点,使我不能不怀疑,那记载着我的“罪行”的档案,组织是否仔细认真地看过?恐怕没有吧?这档案之所以存在,并且随着时日的增加而越来越重,只是因为那里面记载着我的全部“罪行”,及本来不是罪行的东西,经过“加工”后可以上升为“罪行”的材料。
那天,我被批斗了一通之后,回到宿舍里,只能用“悲痛欲绝,思绪翻滚”来形容了。
我怪自己投错了胎,生错了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我恨,恨死了我这官僚资产阶级的出身,恨死了这个生我养我的家。正是这种恨,使我决心走得远远的,从广西跑到北京。满以为这么一来,我便与它划清了界线,脱离了关系。岂知,它给我烙下的阶级烙印是永远剜不掉的!……为什么?为什么我一心一意走社会主义的路,还硬说我“死不悔改”?不是说,出身不可以选择,道路可以选择吗?……
我恨死了北师大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系,这个组织一再动员我报考的系,这个我响应祖国人民的召唤而选择的系!既然语言文学是阶级性很强的学科,连一个比喻也有这么强烈的阶级性,为什么要动员我们这个阶级的人去学?如果我学的是数理化而不是语言文学,充满我头脑的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1+1=2 ,我不需要去考虑那些已被实践或经验证明为不正确的命题,如 1+1 是否等于 3 ,这些光荣、伟大、正确、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性、等等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玩意儿,在头脑里就无立足之地……
我恨死了我自己,我为什么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去读那些害死人的书?如果我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我根本不会上害死人的北京师范大学,这一切也就不会发生。我恨死了我自己,如果我不以天下为己任,管你伟大不伟大,光荣不光荣,正确不正确,只管潜心于经营自己的安乐窝,这一切也就不会发生,甚至还可以留在人人羡慕的橱窗——北京……
然而,现实生活中没有“如果……”!
我得感谢这个生我养我的家,在我的血缘关系及家庭教育中都没有“自杀”的基因,否则,恐怕我会自杀。这个家族遗传给我的是顽强,或者是你们说的“顽固”。我没见过曾祖父,据说,他是个我行我素的人,有了钱不象一般人那样去吃喝玩乐,而是拿去办学,使那些穷人子弟有上学读书的机会。祖父雷殷,在南宁府立中学堂读书时,便参加了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他原名凯泽,由于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而被袁通缉。他改名殷,并逃到日本避难。在日本,他一方面入东京政法大学读书,一方面又与在日本的中国爱国志士继续开展讨袁活动……当我在南宁出生时,他是广西民政厅厅长。据说,任职期间做了不少“坏事”:禁烟禁赌,惩办贪污,兴建公路,督令乡村积谷备荒。在人们不愿读书时,他捐钱兴学,鼓励穷人送子弟读书;在人们不讲卫生成风时,他被指派为省府卫生委员会委员。以后,他被调到中央国民政府任内政部常务次长,后又被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 年逃亡台湾……记得我只见过他一次:一个满头白发的人,拉过我的小手,展开手掌,端详了好一会儿后,说:“你要好好读书啊。”也是那一次,我亲眼看到他把人家送他的东西一边往屋后的池塘扔去,一边说:“……看你再给我送!……”我站在远处,看着满脸怒容的他,心里好恐惧。可是,我竟是他的孝子贤孙!对于父亲雷雨,我知道得多些,不过历来是畏惧多于亲近。他也是个我行我素的人。由于我祖父的关系,他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后来又因为与我母亲的自由婚姻,与他父亲(即我祖父)脱离了父子关系(他就不是一个孝子贤孙!)。在任天保县长的一年间,他什么好事也没做,“坏事”倒做了一些,其中有一件是:修公厕,禁止随地大小便及吐痰,违者格罚勿论,惹得不少人因被罚款而怨声载道。最后,他这个始作俑者不得不以摘掉乌纱帽而终止了他的恶行。但是,他并没有终止求索,为了寻求真理——你们说是歪理,他到过日本,还想逃亡延安……最后还是找到了在神州大地土生土长的墨翟。为了宣传墨子的“兼爱”思想,他倾家荡产,连我妈妈的嫁妆也都拿了出来,办了一所天志中学。结果是债台高筑,全家人长期在饥饿贫困中挣扎,从我懂事时起,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要说恨,有权利恨这个家的首先是我!因为它剥夺了我应当有的幸福童年!你们却说我是它的孝子贤孙!……解放后,私立中学不允许存在了,父亲便把所有土地、房舍和图书,无偿地献给人民政府,他仍然希望,这些奉献能对培养后辈起好的作用……可谓“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的话)的了。
宣传“兼爱”有什么错?为了世界大同,为了爱,只要自己愿意,为什么不可以“打我的左脸,把右脸也转过去让他打”?莫非要宣传“兼恨”?“阶级斗争” 是宣扬仇恨的吧?不是吗?以暴易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今天这一拨斗那一拨,明天那一拨整这一拨,有完没完?……修公共厕所,禁止随地大小便,是“恶行”;那么,什么是“好行”? 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之一便是,人是不随地大小便的动物。任何人,如果真要对一个国家进行考察,首先应当考察他们的厕所。因为,厕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文明的窗口。莫非……我立即想到“双抢”劳动住在老乡家里,第一次上厕所的情形:厕所是一间四四方方的小屋,平展展的地上铺了一层碎土块,房子一角的两面墙壁之间,横搭了一根木棒,上面蹲着十几只似睡非睡的鸡,看到有人来便立即警醒,有的飞落地面,有的则双目炯炯地盯着来人……怎么看也看不到拉屎撒尿的坑,我以为走错了地方,赶紧跑出去问房主人。房主人却一再说:“就是那里!就是那里!”我只好返回,仔细望着那铺满碎泥土的地面,不得不承认这便是茅房。此地人都有用泥土吸收粪便,再把吸收了粪便的泥土拿去肥田的习惯,并根据这习惯发明了相应的厕所。如,学校的厕所,便是一个类似南方的吊脚楼的二层楼房。楼上的地板上整齐地开了一个个长方形的洞,这便是拉屎撒尿的坑;楼下则是存放粪便的大坑。管理厕所的人,定期从楼上的洞里往下丢撒泥土,到差不多把下面的大坑填满时,便从楼下的门口进去,用铲子把吸饱了粪便的泥土铲起来,丢到架子车上运走(“文革”时我就做过这种“掏大粪”的工作)。现在这厕所之所以不同一般,一定是房主人很穷,无法盖那种两层楼式的厕所的缘故。仔细看,是可以看到一块块尿渍,一疙瘩一疙瘩羊粪蛋般的大便。我必须适应这种厕所,体会“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的艰辛。于是解开裤子,蹲下来方便,……这种经验是我终生难忘的:且不说小便撒到泥土里,紧接着反弹回来,溅得满脚满鞋都是小便和泥土,连屁股也不能幸免。受不了的是,那些蹲在木棒上的鸡,一下子咯、咯、咯咯地飞下来,挤到我屁股后面,抢食那还没落到地面的屎,有的还啄到我的屁股上了,吓得我赶紧憋住还没有拉完的屎,裤子也来不及系就往外跑。后来我才知道,此地农民家里大都是这样的厕所,尤其是在那年代,既可以多养鸡、多产蛋,又不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中国的农民是聪明的,这是为了活着。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看到鸡蛋,这场面立即呈现在眼前;一要吃鸡蛋,便恶心得想吐,幸亏那年代
有钱也买不到鸡蛋!以后,只要条件允许,我也要随地大小便了,能够在墙角落、在灌木或草棵子丛中方便,那真是莫大幸福。怪不得也!爸爸禁止随地大小便是恶行!祖父要改变不讲卫生的风气是反动!
这些,便是我的先人做过的事。坏事也罢,好事也罢;革命也罢,反革命也罢。我就是我,与我何干?为什么总要和他们联系起来?我为什么不能做我想做的事?走我自己想走的路?……
这,便是我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家。我的先人,无论在逆境还是顺境中都没有想过要逃避,没有想过自杀。能够直面惨淡的人生的人,是真正的强者。
这些,都是我“忠诚老实”地交代出来的。我得感谢我读了四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她使我明白,作为一个人,起码要保持做人的底线,这底线就是忠诚老实,说真话,做实事,永不伤害他人。我在黄药眠先生的美学课中,知道人应当是真的、善的、美的。我在穆木天先生的外国文学课中,从古代希腊文学中知道,神话不能等同于迷信,它集中地反映了古代人类——人类的童年时代的美好愿望。给我们上文学理论的是谁?想不起来了。他说文学是人学,反映的是永恒的人性,是永恒的爱,而不是恨。莎士比亚的戏剧、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系列、曹雪芹的《红楼梦》无不如此。给我们上心理学的是谁?也记不得了。他讲得多好啊,造物主在造人时,在人的身体内放进了三种“非物质的东西”,一是理性,二是感情(或曰情绪),三是良知(或曰良心)。“理性”是人的头脑的产物,“感情”和“良心”是人心的延伸。人如果没有“理性”,不能实现人生的目的;如果失去“良心”,则什么坏事都能做出来;如果没有“感情”,则没有人生。……算了吧,心理学是“资产阶级教育科学中的一面白旗”,是“伪科学”。研究心理学的人以及黄药眠、穆木天等也都入了另册,与你是一丘之貉!何况,在这“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时代,这底线值几何?……嗨!罪过!说你有颗花岗石脑袋没错!……
我该怎么办啊,怎么办?……
在这最需要扶持和帮助的时刻,没有任何个人、任何组织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得到的只是扔向我们的石头……我想起了雨果的《悲惨世界》——资本主义世界里发生的故事:出狱后的冉阿让偷了米里哀主教的银餐具之后,立即被警察逮住了。这时主教没有向他扔去石头,反而对警察说,那是送给他——冉阿让的礼物,并且问他,那一对最值钱的银烛台怎么忘了拿走?冉阿让深受感动,从此开始了全新的生活,直到当上市长。为何在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中国竟然没有一个这样的人?莫非对人的援救和帮助也是一种资产阶级感情?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为什么不能保留做人的自尊?自尊难道是应当消灭的资产阶级感情?他们在想尽办法摧毁我的自尊心的时候,不也摧毁了他们做人的自尊,堕入了假、丑、恶的深渊了吗 ?动物有自尊心吗?没有吧!说什么“人是能制造生产工具的动物”?应该说“人是有自尊心的动物”。有了它,人就会奋发向上;失去它,人便会堕落为兽,什么恶行都能做出来。摧毁不该摧毁的东西,难道不会遭到报应——客观规律的报复吗?……
忽然,自从戴上桂冠离开北师大之后,一直伴随着我的那种说不清的情绪,似乎清晰起来了。我们的的确确是大傻瓜,打一开始就陷入了一个大大的骗局之中而不自知。究竟是怎么样的骗局呢?现在仍然扑朔迷离。但是,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跤摔得非同小可,绝不像我们想的,只是小孩学步摔了一跤而已。既然如此,我们到底算什么呢?到底是人民,还是敌人?说什么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难道可以这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吗?……
这一夜,我在这些没有结论的思绪中迷糊了一晚上,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过自杀,却非常想哭,放声大哭,可又囿于隔墙有耳,只能躲在被窝里、在黑暗中叩心泣血!
当黑夜过去之时,我又必须面对严酷的现实。既然不打算死,便得活着,可怎么活法?打那以后,日子更不好过了。在那以前,也许是由于修正主义校长沧石(这是在“文革”中赐给他的头衔)的庇护,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我是右派分子;有的人,也许还因为我是来自北京而对我敬畏三分。这以后,我便成了过街老鼠啦!当我上图画课时,学生在下面叽叽喳喳,眼睛斜睨着我;当我坐在图书馆的借书窗口旁时,一个个鬼脸在窗前呼啸着闪过,有时还扔进一张借书纸条,上面写的是“打倒右派分子雷一宁”;当我在校园里行走时,土疙瘩或狗屎、马粪之类便莫名其妙地向我头上、身上飞来;当我走进并不了解我的商店时,总有一伙人围在一起指着我叽叽喳喳,还不时向我投来鄙夷不屑的目光……我不禁想到那个我们刚来时展示给我们看的可能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女教师,可我并没有穿那招人惹眼的裙子!她现在在哪里?过得怎么样……莫非……偌大一个中国,竟容不下一个有个性的女人?……我又想到那并没有在这闭塞的西宁古城生活过的阮玲玉……啊,不!我决不能学她!
我除了上图画课,还有一个“不得抗拒”的任务:批改学生作文。这令我好生奇怪:我不能上语文课,是因为我会在讲台上放毒;这改不完的作文本我是可以改的,我不会在本子上放毒啊!但是,我别无选择,只能服从。我的工作地点是图书馆。这“图书馆”,实际只是一个半大不小的书库。除了不多的几架图书,上面稀稀落落地立着一些经典著作、历代名著;便是几个报架,上面挂着几份报纸。不过这对于精神饥渴的人,总是一点精神粮食。书库对老师是开放的,经常有老师进来翻翻书,看看报。我只是个图书管理员,我的顶头上司是个比我小两岁的刚从本校毕业的女孩,刚结婚,蜜月还没度完呢!除了买书,难得见到她,图书管里经常是我一个人。有关图书的工作并不多,我经常是埋头批改作文。有个数学老师,特别喜欢到书库里面看书,一待就半天。我只是埋头工作,从未多看他一眼。有一天,他竟然把我的头使劲儿拧过去,要……我本能地跳起来,给他一巴掌说:“你想干什么?”随后我为这本能的动作吓坏了:这下糟了,他的妻是个“女强人”,什么教育局长之类的,若他歪曲事实去汇报一通……对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语文组有一个Y老师,初来乍到时,在不了解情况的情况之下,我曾和他同台演出过一出滑稽剧,弄得全校哗然,使我醒悟,以后决不能应允这种事。有一天,他也来到这半大不小的书库。尽管我仍埋头批改作文,却本能地意识到一双猫眼在瞅着我,弄得我芒刺在背,忐忑不安,只想弃下工作往外跑……他渐渐走近我正在工作的桌边,拿起放在桌上的一小瓶盐问:“这是什么?”我抬头看到他那贪婪的目光,下意识地说:“白糖。”于是,他不由分说,打开盖子,往手掌上倒了满满一把,倏地便往张开的嘴巴里送。紧接着“啊!”的一声,跑了出去。同时,我也“啊!”了一声——我又闯祸了,如果……“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一天,徐美英告诉我,她快把篮球队带出了西宁第一的水平了,要我去看她们的一场比赛。基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理由,我怕给别人也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除了与组织联系,我从不串门,从不接受任何好意的或者非好意的邀请。连近在咫尺的肖敦煌,也只是见面时点点头,话也不多说一句,甘心做一个独来独往的人。但这次是非去不可的。人人都知道这样的故事:49年前的一天,马步芳(解放前总揽青海军政大权的“青海王”)偶然见到人家打篮球,站着看了一会儿后,说,十个人抢一个球啊!叫他们别抢了。呐,给你们钱,买十个球,一人送一个。现在,她居然能把一个篮球队带出西宁第一的水平,而且是个女子队,不知她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啊!我一见她就吓了一跳,她瘦了好多!在观看球赛时,我不断用话语激她,想听到她此中的甘苦。但她始终三缄其口,我注意到,有时泪花在她眼眶中闪烁。最后,意想不到的,她告诉我两个消息。一是,“北师大 58届毕业来青海的同学,为了便于联系和沟通,组织了一个同学会,可竟然被打成反革命组织了。以后咱们少联系为佳。”一是,“还记得S君吗?她到了西安,又被再次分到一个县城,县城又把她分到一个公社。在那里,被人用枪逼着奸污了……”“啊……”我几乎喊了出来,但又随即放低了声音,“哎,女人!这便是我们这种女人的命运,逃脱得了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她那个男朋友呢?”“男朋友?到了甘肃之后,又到了酒泉。也许酒泉就是九泉吧,以后就音讯全无了。……好了,不多说了。好自为之吧。你看,那边那个人在盯着咱们呢!”
也许是我们家的遗传基因在起作用,我想到逃,不是逃出国境,而是防患于未然,逃离即将到来的祸患。然而,逃到哪里?那时可不像改革开放的现在,大批贪官可以任意逃,而且是携带巨款,携家带眷地。想来想去,我只有求助于唯一关心我的父亲和姐姐,请他们设法帮我调回广西。那里终究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好山好水,到处是山洞,大不了就去做新时代的白毛仙姑,去重演“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X”的喜剧。于是我把这意思告诉父亲和姐姐(当然不包括最后这句话),可我没有白毛女的福气,他们的回答是,劝我安心改造,重新做人。说,像我这种情况,是没有人敢接纳的。看了他们的信,我才意识到,我天真幼稚单纯的病,是病入膏肓了;或者说,尽管我二十多岁了,却仍然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孩,不知天高地厚!
也许上帝造我,真是准备降大任于我的吧,特意制造了“饥饿”来锻炼我。现在的饥饿已经不是通过内部调整可以解决的了,因此,上面发出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一个大办农场的热潮立即在全国/青海掀起。西宁所有的机关单位都奔向草原,那里有广阔无垠的没有开垦过的处女地。青海师范学院前些时候就在草原上办了一个农场,农场的负责人是个北师大派来支援青海师院建校的老师。据说他把农场搞得一塌糊涂,多吃多占,克扣农场职工的粮食,发生了饿死人的事。农场要继续办下去,必须把农场的书记、场长和职工都换成新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到了农场。
来源：不肯沉睡的记忆  来源日期：2008-3-3   本站发布时间：200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