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胎换骨纪实（四）

雷一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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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山上的雪开始消融的时候,冷冷清清的农场,热闹起来了。苏联制造的巨型拖拉机——那叫做“康拜因”的玩意儿,轰隆隆、轰隆隆地由西宁开到草原。牵引着巨大的犁,轰隆隆,轰隆隆,千万年没有开垦过的草原被翻了个个儿。原本平展展的、枯黄色的大草原,变成了一望无际的黑褐色的海洋。一块块肥猪那么大的土坷垃,一行行地向天边伸展,仿佛起伏的波浪。远远望去,倒也不失美丽。不过,我们的目的是要草原献出粮食,总不能在这坚硬如铁的土坷垃上播种啊!然而,拖拉机没有耙或碎土机可以牵引,只能弃置在地里,由牛鬼蛇神和盲流来行使碎土的任务。
我们排成一个横列,每人手拿一把“丁”字形的把儿很长的木制榔头,在那“肥猪”身上敲。嘭、嘭、嘭,咚、咚、咚……那是从未被粉碎过的冻土,在烈日下消融的只是表面的一层,每敲一下,细长的榔头把就猛烈地反弹一下,从手掌到胳膊被震得酸痛难耐。直到手掌、手指都起满了泡,或者细长的榔头把儿敲断了,才敲下了些许碎末……
接着,由一个农场职工(能撒种的青海师院的学生)负责播种。他左手托着一个簸箕的左侧,让簸箕的右侧紧靠自己腰部,右手从簸箕里抓起一把颗粒饱满的亮铮铮的麦种,成弧形地往右后撒去,同时身体也往右后转动,双脚配合着右手的动作,一步一步地向前迈。便这样一下一下地撒,撒完一行,向后转,又撒一行……仿佛是在表演优美的“播种舞”,直到把所有的麦种都撒到地里。我们这些站在一旁观看的饥肠辘辘的人,没有不在心里嘀咕的:这些粒粒饱满的麦种,不知道是多少农民辛勤耕耘,节衣缩食,忍饥挨饿,一粒一粒攒下的,是真正的“粒粒皆辛苦”啊!也许,此刻他们也正在挨饿呢!……
然后,又是盲流和牛鬼蛇神上场。两三个人像牛拉犁似地拉着一个叫“耱子”的东西,在撒过种的地上拖,目的是让泥土把种子覆盖起来。这耱子也叫“耢子”,其功用和“耙”相似,是用粗柳条或荆条编织的一尺多宽三尺多长的长方形块状物,两边连着绳子,绳子搭到两个人的胸部或肩部,他们便像牛般地往前拉。为了耱碎泥土,必须增加这长方形的块状物的重量,因此其上站着两三个人。当前面的“牛”使劲儿在高低不平的肥猪身上往前拉时,站着的人必须互相拉紧,否则便会摔倒;即使如此,还是会摔倒。在我们劳动时,经常听到有人尖叫,或大骂:“妈的,你不会慢些吗?” “哎哟!骨头摔断了!你来试试看。”……那便是有人摔倒了。拉的人也并不轻松,一天下来胸部和肩部都要磨掉一层皮,甚至磨出血,尽管都穿着棉衣。说我们像牛,是说我们必须像牛拉犁似地拖拽沉重的耱,其实更像黄河岸边的纤夫拉纤。牛拉犁是直立行走的,而我们 ,为了增加拉的力量,身体必须和地面成 45 度角或者更低,有时脸都要贴到地面了。绳子从胸口或双肩拉过,已经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再加上高原缺氧,每走一步都会气喘心慌。因此,憋不住时拉耱的姑娘也会对着骂,尽管这样一来,氧气更不够了:“妈妈的!心都要跳出来了!你来试试!”“狗日的!连牛都不如!”为了公平,拉的人与站的人,定时更换,直至把整块地耱完。
麦子播种完了之后,又开始种油菜和萝卜白菜。油菜的种籽可以榨油,是青海食油的主要来源,因此是大面积种植的。萝卜及其他蔬菜则是为了满足农场职工生活的需要,种得并不多。
这时,我也把父亲和姐姐寄给我的菜种种到地里。离我们聚居的地窝子不远,有一个废弃的方形羊圈,三面有约两尺高的土墙围着,可以挡住寒风;由于做过羊圈,土地比较肥沃,我毫不迟疑地报告领导,选来做了我的试验田。至于种子发芽的必要条件——水,和其他植物一样,只能等待上天恩赐甘霖了。
一天,忽然听到地窝子外面有人跑着说,从西宁运来了几爿大磨,可以磨青稞炒面,吃糌粑啦!糌粑是藏民最好的主食,我们早已垂涎三尺。可是来到草原后,只有一次,在观看藏民用手抓捏糌粑的图景、闻着糌粑的飘香中陶醉过,甚至不由自主地口角流涎,却从来也没有尝过。姑娘们和我连忙跑出去看个究竟。哇! 好大的磨!足有一米直径。一个负责后勤的老干部正在指挥几个职工(不是牛鬼蛇神)安装,同时,不知是自言自语,还是有意说给围观的人听,可能是有意的吧,因为声音不小,何况,作为一个老干部,怎么会不抓紧这进行思想教育的好机会呢:“人吃牛羊,牛羊吃草……人吃牛羊,牛羊吃草……不可以省去中间这一步,直接吃草吗?”一个正在安装石磨的职工说:“从来没有人吃过草。”“有人吃过……我就吃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只有那职工敢与他抗衡:“怎么吃法?”“把草磨碎,跟面粉拌在一起,蒸馒头,或者烙饼。”大家听后,垂头丧气地走回地窝子,有气无力地躺到床上,祈求上天赐给自己一个能够反刍的胃。
那几个职工,安装好石磨后,奉命用石磨磨草。可磨了几天,草没有碎,只是压扁了。大家当然没有吃上糌粑,也没有吃到拌了草的馒头。吃的还是那清得见底的拌汤和那黑灰色的铁疙瘩。至于那些石磨,至今一直弃置在草原上,如果有兴趣,去找找,包括那些栽“地窝子”的坑坑,都可以成为历史文物呢!
播种任务基本完成了,没有了拖拉机的轰鸣,没有了人们的对骂,可草原并没有变得冷冷清清,成群结队的麻雀叽叽喳喳地飞来和我们作伴了。一定是上天知道我们的饥肠辘辘非人可以忍受也,特意给我们送来了食物。人们绞尽脑汁寻找橡皮、铁丝或木条,要做弹弓打麻雀。可办法还没有想出来,命令来了:收拾行装,准备到青海湖打鱼。
青海湖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湖,其湖面比两个东岳泰山还高;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湖泊,其面积比太湖大一倍还多。倒淌河自东向西流入青海湖。如果说,倒淌河是文成公主的眼泪汇成的,那么青海湖的咸水就是文成公主的眼泪了,怪不得总是和悲剧连在一起。
我们要打的是湟鱼。这是青海湖特有的珍稀鱼类,也是我国唯一在高原咸水中生存的鱼类,无鳞,正规名字为“裸鲤”。现在,年龄六十左右的青海人都会知道,在“三年困难时期”,青海湖的湟鱼救了青海/西宁人的命。在这之前,人们想吃美味的湟鱼,都是在万里冰封的严冬,到湖面去打洞捕鱼:用钢钎在湖面上凿开一个洞,水下的鱼儿,在洞外的阳光或灯光的诱惑下,便会自动跳出冰孔,束手就擒。这湟鱼也真幼稚、单纯、老实巴交,轻易地就中了阳谋的圈套啦!我们是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来到青海湖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品尝湟鱼的美味,而是为了救命,因此是撒网捕鱼。不是那种小小的像雨伞翻倒过来的渔网,而是大大的网,长方形,下有坠子把渔网拉到湖底,上有用来拉网的纲绳。渔网装到渔船上之后,把纲绳的一端固定在这头的岸边,即交到五六个负责拉网的牛鬼手中。然后,两个捕鱼的老把式上船,一个划船,一个撒网。船从这头出发,走向较深的湖面,再走向另一头的岸边。随着船在湖面上画了一个弧形,网也就在湖里撒了一个弧形。靠岸后,把纲绳的另一端交给等在那边准备拉网的牛鬼。接着两边的牛鬼一起用力拉,直到把网全部拉到岸上,网里兜住的便是湟鱼了。有个谚语说:“石头砸一条,棍子能打俩,下钩钓一串,一网网千斤。”说的是湖里鱼的密度之大,那可能是远古的事吧,我们那时已经不是如此了。青海湖水奇冷,鱼的生长时间奇长,一尾湟鱼要长到尺来长,得用几十年时间,因此捕一条就少一条,一网能网百把斤就算是幸运的啦!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大规模捕捉,现在,青海湖里几乎找不到尺来长的鱼了。湟鱼,为青海/西宁人,可谓鞠躬尽瘁了!
鱼打上来之后,立即要进行处理,否则便会发臭腐烂。我们拿起宽大的菜刀,噼、啪,噼、啪地,鱼头便被斩了下来。除去鱼鳃,洗洗干净,丢到一旁的一口大锅里去煮“鱼头汤”。营养丰富而又构造复杂的鱼头,无论如何加工,都不能不长蛆虫,只好一砍下来就煮成鱼头汤,供大家食用。这鱼头汤就代替了那清得见底的“拌汤”,成为大伙的午餐和晚餐,不定量,随便吃。虽然除了盐什么调料也没有放,味道却鲜美无比。开始时,都端出在河卡农场用的大盆子大缸子,美美地吃,饱饱地撑,直到满嘴流油,弯不下腰。渐渐地,大盆大缸变成了小盆小缸,肚子里的油水厚啦!
接着,剖开鱼身,掏出肠肠肚肚,丢到另一口大锅里去炼鱼油。这些带着粪便的鱼肠鱼肚,在烈日及木柴和牛马粪燃烧的火的上下煎熬下,慢慢分崩离析,粪便沉到下面,脂肪飘到上面。站在旁边守候的我们,立即拿一把勺子,小心地、轻轻地、难免不带粪便地把飘在面上的脂肪撇起来,倒到盆子里,够多了再装到罐子或瓶子里。装够一定数量,西宁便会来汽车拉走,成为那时西宁人千金难买的食油。在正常情况下,如果人们知道这鱼油的生产方法后,恐怕会恶心得吐出来,不过,那是个饥不择食的年代,这鱼油是最高级的食用油啦!
掏掉肠肠肚肚的鱼身,用青海湖的咸水洗干净,挂在岸边搭好的架子上,靠太阳把它们晒干。然后,装到大麻袋里,等候西宁来车运走。如果遇到两三天没有出太阳,鱼还没有来得及晾干,苍蝇已经在上面下了蛋,很快,挂在架子上的和装在麻袋里的鱼,便会布满蠕蠕的蛆虫。但那时的西宁人,见到这样的鱼干,还是迫不及待地洗了洗,煮了煮,便填到肚子里去了。
这些,便是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和盲流在渔场的任务。住的仍然是帐篷,不过不是地窝子了,是在地面上的房屋形状的、刮风时无处不透风的帐篷。穿的仍然邋邋遢遢,衣冠不整。仍然不能洗脸刷牙、洗头洗澡洗衣服,尽管水就近在咫尺。这是咸水,即使在“午穿纱”的中午也冰冷刺骨。头上身上仍然虱子乱爬。吃的仍然是每顿一个黑不溜秋的豌豆面或青稞面馍,不过加上不定量的鱼头汤,不再有饥饿之感了。帐篷里不会有钟,我们是日出而起,日落而回,一天除了吃喝拉撒,都不停地劳作。但人们没有怨言,脸上也日见其胖了,斗嘴打诨的多了,高兴时还会五音不正地吼上几句“花儿与少年”。看着这些,我有时不免想到鲁迅在《祝福》里描写祥林嫂的话语:“日子很快的过去了,她的做工却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何其相似乃尔!然而半个世纪即将逝去了啊!我不能也不敢再往下想了……
我仍然和盲流姑娘们同住同劳动,不过,除了上述劳作,还有额外的“不得违抗”的任务,不知到底应叫会计还是出纳?鱼干及鱼油卖出去的钱由我负责收,记账是我,收钱也是我,谁都知道这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但在那年月,我只想到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组织是这样教育我,我也这样认为的。何况,我相信我自己,我一心为公,绝无自私自利之心,绝不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说实话,那时,我不知道害怕,只知道努力工作,以便早点把头上的帽子扔到青海湖里去。钱收到千元左右,我必须把钱装进一个草绿色的挎包里,背上,徒步行走半天,到十几里外的供销社那儿,把钱存进去。我,一个弱不禁风的女人,背着鼓鼓囊囊的挎包,赤手空拳,在茫茫大草原上匆匆行走,说不紧张是假的,但确实不是害怕。我相信人世间总是好人多过坏人,只要你光明正大地来,我就能光明磊落地和你斗,大不了光明磊落地死。我这直来直去的性格,最怕的是玩权术、弄阴谋/阳谋的弯弯绕……这便是我匆匆行走时的心理活动。直到钱存进供销社,提着的心才算落下。幸亏那时的人都这么老实巴交,要是现在啊,几条命也没了。
一块大石落了地,在返回渔场的路上,我才有闲情逸致欣赏这闻名遐迩的青海湖。看哪!青海湖,一望无际,天连水,水连天,蓝天碧水共一色。无风时,湖平如镜,静谧缥缈;有风时,滔天巨浪,滚滚轰鸣。湖边的草地,虽然也不是“风吹草低见牛羊”,却是一片使人心旷神怡的崭新娇嫩的绿色,上面点缀着各种各样野花,红的、蓝的、白的、黄的、粉的……仿佛是藏民们把他们手工织造的一大片美丽的花毯,平铺在地上一样。漫步在毛茸茸的、柔软的、富有弹性的草地上,呼吸着嫩草和野花的清香,仿佛整个人都要像敦煌壁画里的“飞天”那样飞起来了……飞起来了!我真的飞起来了!越飞越远,越升越高。啊,我看到了,这文成公主的眼泪汇成的大湖!像一面巨大的明镜,平嵌在高山草原之间。四周环山,山脚到湖畔是广袤平坦、苍茫无际的大草原。湖中央的海心山,岩石嶙峋,景色旖旎。鸟岛,这鸟儿的天堂,栖息着数十万只候鸟。天空,无数鸟儿上下沉浮;地面,满是鸟蛋和鸟窝,鸟窝里鸟妈妈在孵卵,鸟爸爸还在一旁等待着小生命的诞生……我似乎也变成造物主创造的这一切美好事物的一部分,像飞天一样,往大地吹送着清醇的芳香,撒播着绚丽的鲜花……我恍然大悟,这大自然之美,一定就是古人创作“飞天”的灵感源泉,古人和今人对美的感受是相同的。……突然,那个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的问题跳了出来:我在“脱胎换骨”上可以向组织汇报些什么呢?来到草原之后,也许是“民以食为天”的缘故吧,所谓的批判会、检查会以及政治学习等等少之又少了。但作为一个被改造者,不可忘记自己的身份,否则便有“翘尾巴”之嫌。向组织汇报是我的义务,虽然没有给我“定期”,但自觉改造者贵在“自觉”。我到底改造得怎么样了?我该向组织汇报些什么?……我的美感与古人相同,这不就证明我改造好了吗?不对啊!这证明的是我从来就没有错过,我何曾认为这些美好的事物不美过?但是,我只能像那些大右派们一样,只能说“是我错”!只能“低头认罪”。那好吧,我过去错了,现在回到人民内部了,因为我与你们有共同的美感了。这该没错吧!你们不是把敦煌壁画视为国宝吗?国宝者,国人——人民无不认为那是非常美好的/宝贵的事物也,因此才会对帝国主义的“掠夺、破坏”大加挞伐……问题又来了,帝国主义为什么要“掠夺”?他们“掠夺”了去,并没有把它烧毁、砸烂,而是把它保存在博物馆里,让人们世世代代共享之,他们也认为敦煌壁画是美的。因此,应当说,美感是古今中外相同的……问题又来了,这违背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理。这是什么原理?谬论。经不起客观事物的检验。别说深奥的,就说最普通的:我要吃饭——我是右派/敌人——你们/人民就应当反对吃饭。可事实是,你们不仅也吃,而且还要减少我的定量来饱你们……无论是人民还是敌人,都是人,有许多东西是共同的,因此,这“凡是”就是荒谬的……多美丽啊!蓝天,碧水,绿草,浑然一体,真是一幅美丽的油画,!多可爱啊!单纯、宁静、悠远,仿佛是一首动听的歌!这是客观存在的,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后来才出现了生物,由单细胞生物,进化到多细胞生物,到水里的鱼,到水陆两栖类,到爬行类,到哺乳类,到猿,最后才出现人类。百万年来,人类在这些美好事物的耳濡目染之下,兽性日益减少,人性日益增加,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成为共同人性的一部分。难道不是这样吗?恩格斯早就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者人性程度上的差异。”人之初,究竟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是不用争论的了;“弱肉强食”、“成王败寇”这些动物王国的法则,便是天经地义的了。教育的作用,不正是要使人的兽性少些,再少些;人性多些,再多些吗?如果不要使人远离兽性的教育,如果摧毁使人远离罪恶的良心和自尊心,人就会倒退为兽……哎哟,不想倒还清楚,越想越糊涂了。真不该想,只能做“齿轮和螺丝钉”,做“驯服的工具”。可是,鸟生双翼,就是为了高飞;人能思维,就是为了要思维。如果弃置思维能力不用,与兽何异?还是又回到这里!这个世界出了什么毛病?不是我的神经出了问题,就是众人的神经出了问题。为什么转来转去,结论都是:应当改造的是别人,而不是我?……罢!罢!!罢!!!说我不自觉也好,说我翘尾巴也好,总比说我“顽固不化,死不悔改”好。“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还是糊里糊涂地活着吧!我们曾经梦想要与这一切旧的意识形态决裂,做一个有明确理性的人。这,也只能是个乌托邦!
天气一天天冷起来了,一群群候鸟排成“人”字形或“丁”字形的队列,鸣叫着飞向南方。我们也和候鸟一样,扛起铺盖卷,坐上敞篷大卡车,奉命返回河卡农场。
当卡车“嘎”的一声停下时,我们抬头远望,看到的不是金黄的麦浪,仍然跟我们离开时没有什么两样,一块块肥猪那麽大的黑褐色的土坷垃伸向远方。下车后,走到跟前仔细看,才看到地里稀稀落落地长着些麦子,大约一尺多高,上面结着几个小小的麦穗。掐下一个麦穗,两个手掌合起来搓了搓,吹掉麦壳,留在手掌上的是十几粒并不饱满的也不是亮铮铮的麦籽。这,便是我们辛苦了一个春天的收获吗?我赶紧跑到我那试验田跟前:空空如也,与我离开时一个样,只是地面上多了些羊粪蛋。看着这一切,我几乎要大哭起来,但使劲儿憋住了。我是自私的,我并不是为颗粒无收痛苦,而是为希望之破灭难受。我的希望是,要像文成公主一样,用使家乡的蔬菜水果在草原上落地生根的实际行动来告诉人民告诉党,我应该可以回到人民内部了。上次的实践已经证明,用词语来表达,是无法抹掉我那与生俱来的阶级烙印的。不仅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性等等是如此,连最最最普通的词“好”、“怀”也不能例外。“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还能用什么词语来表现自己的进步啊?本来没有阶级性的语言,现在,竟然都翻了个个儿,真正是翻身得解放了!
一个留守农场的盲流,是这样叙述大批人马离开农场后的情况的:
“你们想,那些麻雀成群结队地飞来干什么?是来吃麦种的。另外,老鼠也毫不客气,哪儿有麦子就往哪儿钻。等到草原上十分稀罕的雨水降落时,麦种已经剩得不多了。只在那些肥猪般的土坷垃的缝隙中、旮旯儿里,星星点点、稀稀落落地长出一些麦苗。好不容易盼得麦苗长高了,抽穗了,开花了,灌浆了,高原上短暂的夏天也宣告结束,降霜了。用累死累活地拾来的牛粪马粪在地里点火、烟熏,一点儿用处也没有……这里,年平均气温只有4—5摄氏度,无霜期只有100 天左右啊!
“你那片试验地,就不用说了。那几种蔬菜,本来就不是草原上土生土长的,加上气候奇冷,又干旱缺水。下了一场雨之后,是有些种子发芽了的,但大部分没等到长大就干死了。剩下的,正好叫羊吃。开始,我们像在大田里赶羊一样,也给你赶羊的。你想,赶得完吗?最后,还是叫羊吃光啦!
“你们回来得正好,要不然,大田里的麦子也好,油菜也好,也会被羊或者牛、马糟蹋光的。那苏联制造的康拜因在那儿放着,差不多全生锈啦。就算有收割机又怎么样?这稀稀拉拉的鬼麦子,别说用收割机了,连镰刀都无用武之地,你们说是不?只有把你们调回来了。
“现在青海湖还没有到不能打鱼的时候,是吧?……这个难熬的夏天啊,多亏你们送来的鱼干,要不是呀,我们两腿一伸,就……”
第二天,我们每人背着一个小麻袋,排成一个横列,开始神圣的收获——掐穗头。第三天,这排横列的程序也取消了,因为实际上无列可排。哪儿有麦株,我们就往哪儿跑;哪儿有穗头,我们就伸手去掐。用两只手指,掐一个,装到麻袋里;再掐一个,装到麻袋里。我们,左手抓住搭在左肩上的麻袋之一角,低头,躬腰,伸出右手,掐,用劲儿掐;伸直身体,右手绕过头前(或绕过头后),把那珍贵的穗头丢到麻袋里。再低头,躬腰,伸出右手,掐,用劲儿掐……就这样,我们不停地跳着“收获舞”,一天下来,每人能装上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麻袋的穗头。等我们抗着腰之酸背之疼,把麻袋掮到“家”之后,还得把麦穗脱壳成为麦仁。把麦穗倒在一块一米见方没有草的地上,手拿一根木棒,嘭嘭嘭、乓乓乓地打。然后盛到簸箕里,端起来,迎着世界上最大的鼓风机吹出的风——大西北的寒风,慢慢倒下来。呼,呼,呼,麦壳、尘土连带干瘪的麦粒一起吹走,能抗住风力垂直落到地面的麦粒,便是我们这一天的成绩了——没有这成绩,日子就不好过啦。用尽吃奶之力,一天下来,成绩好的,十来斤;成绩差的,只有几斤。不管好坏,总算交了差。在共同劳动的几十人之中,我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我知道,为了回到人民内部,必须如此。至于这些干瘪的麦子,是用来喂饱饥肠辘辘的人,还是用来喂猪或者喂鸡,那就不用我们操心了。
比起收麦子——掐穗头,收油菜籽就要正规得多了。可惜的是,收割之后,还没来得及碾场,就接连下了几天雨。草原上罕见的雨水,不早不迟,偏偏在这时候连着下,人们不得不想,也许是人们在草原的胡作非为让老天爷愤怒了。结果,多数油菜籽发了芽,不能榨油了。看来,人是不一定能胜天的,客观规律是不可以违背的。违背了客观规律必遭客观规律的报复,只是有时报复立即显示出来,有时则要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罢了。
一定又是来了什么指示,1962年下半年,草原上所有农场全部停办,青海师院农场也不例外。后来的后来之后,我才知道,在这年年初召开的 7000人大会上,毛主席他老人家作了自我批评,尽管是很不彻底的。紧接着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周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指出:“不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是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队伍当中。”陈毅副总理在会上也讲了话,指出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应当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可能在农场的人都多多少少与“知识分子”有点儿牵连吧,因此我们也就沾了这“脱帽礼”的光了。一声令下,所有人都卷起铺盖卷,坐上解放牌大卡车,返回西宁。只有一个例外,那便是埋在农场西边、靠近公路的三个“人”。他们将永远与草原为伴,望眼欲穿地望着奔驰而过的汽车,期待着把他们迁回西宁或老家的一天。然而,这一天是那样渺茫,恐怕在他们的姓名和这三抔黄土都被狂风暴雨冲刮得干干净净之时,也不会到来吧?
这三个人,是于 1960年初第一批来到师院农场的,都死于农场前领导的治下。其中两人是青海师院在校学生,一人是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 57 届毕业生,名字是李经纬,也是右派,也许还是和我们坐同一列火车离开北京的吧?北师大的校史中是否有记录?他是北师大多少“右派”中的一个?是北师大多少死于非命的“右派”中的一个?据说,此人也是老实巴交的,和肖敦煌一样,认为自己有罪,诚心诚意地悔罪,决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进行“脱胎换骨,洗心革面”的改造。本来身体就瘦弱多病,还要撑着日益瘦弱的身体、抗着辘辘的饥肠,没命地劳动,直到倒下为止。呜呼!三个本来可以对祖国人民大有作为的年轻生命!
在撤离农场之前,农场党支部决定摘去戴在我头上的“右派”帽子。在农场的两年我没有汇报过思想,因为真话我不能、也不敢讲,假话则还没有学会讲;摘帽前,也没有经过我做自我检查、全体职工给我做鉴定的过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不过,我还是高兴得太早了,看来,那份“判决书”上的话不无道理,我对自己错误的“性质”和“严重性”之认识太肤浅了,不知天高地厚!有一句长期在青海流行的俗话:“帽子从头上摘下来了,还在你脖子后头挂着呢,随时可以拿起来再戴到你头上!”后来的后来之后,我才知道,这句话并不是青海人民的创造发明。在1959年9 月17 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中有这样的话:“今后,根据右派分子的表现,对那些确实改好了的人,还准备分批分期摘掉他们的帽子。最后,剩下少数死不悔改的、花岗石头脑的反动分子,就会完全陷于孤立。至于摘掉帽子之后,如果有人旧病复发,再次、三次进行右派活动,可以再把右派帽子给他戴上。” “摘帽”,与头顶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没有什么不同!更坎坷的漫漫长路在等待着我们。
2005年8月完稿,10月修改完毕
来源：不肯沉睡的记忆  来源日期：2008-3-11   本站发布时间：2008-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