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

经济学家魏杰：十二五规划核心是转型2010年11月01日05:30  中国青年报
　　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已成为近期百姓街谈巷议的热点。如何把握“十二五”规划的思路和精髓？近日，在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举办的“2010中国经济学前沿论坛”上，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与数百位听众分享了他的独到见解。　　“我理解，《建议》的核心是两个字——‘转型’。”魏杰在演讲中指出，所谓转型首先是增长方式的转型。增长方式转型的内容很多，转型的核心问题是从原来的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转为以内需拉动增长、以消费支撑的增长方式，这是增长方式转型的核心。“‘十二五’规划提出未来五年里的十大任务中，第一个就是扩大内需战略，这里，关键是启动消费。”魏杰认为，原来我们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和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方式已经走到尽头。1998年我国第一次出现经济增长下滑的时候，国务院提出了“保增长”，而“保增长”最后真正见到效果的是出口。所以，从2000年开始，中国增长速度非常快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是出口拉动了中国(从2000年~2007年)的高速增长。2007年我们GDP增长里，出口贡献的比例接近40%。根据研究，像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出口的贡献率，最好保持在15%~20%，一旦超过，就会打破我们的国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一旦不平衡，中国会陷入一个非常麻烦的境地。　　他说，现在全世界都在转变增长方式，美国和欧盟都在转变。美国过去一直是负债增长方式，现在开始强调储蓄，五年以前美国是零储蓄率，奥巴马上台以后，储蓄率上升了5个百分点。研究表明，美国储蓄率增长1个百分点，相当于减少5000亿左右的消费数量。“有人反复讲，中国人不消费的原因是因为不喜欢消费，我想是因为没有钱。谁都喜欢消费，是没有钱，所以消费起不来。”魏杰认为，如何转为以内需拉动增长、以消费支撑的增长方式，这涉及我们现在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问题——怎么样增加普通人的收入，也就是让大多数人能够富起来，这是我们转型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如何让大部分人富起来？魏杰指出：首先是调整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个人收入的关系。近1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一直维持在6%~7%左右，国家财政收入一直高于GDP增长速度，年增长在25%左右，正因为居民个人收入一直低于GDP增长速度，所以必须调整这个关系。说到调整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个人收入的关系问题，魏杰提出五个办法： 第一是减税。去年国家一共减税5000个亿，企业2800亿，居民个人2200亿。2008年就把利息税去掉了，但穷人没有存钱就得不到好处，减了半天还是给富人减了，按照经济学的原理，一个国家减税的数量可以占到上年国家税收的10%，今年最少减6000个亿，应该向普遍居民倾斜，让普通老百姓享受到好处。第二是退税。国家去年退税300亿~500亿，实际退了400亿，退不下去的原因是“家电下乡“，不买家电享受不了退税。在调研的时候，一个地级市的市长告诉魏杰，他们退税1000多万元人民币的指标没用完，因为农民不买型号落后的家电。老百姓讲，我的教育负担挺重，你能不能把钱给我，我来解决教育问题。所以，我们今年的退税要研究一下，老百姓什么负担最重。第三是提高个税起征点。现在我们是2000元起征，穷人也上税，北京每个人每月赚5000元生活都很难，最起码能不能提到3000元起征，这样，低薪阶层就可以解脱了，老百姓可以提高收入。第四是在社会保障资金的募集上，让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第五是提高农民收入，提高落后地区居民的收入。现在我们居民收入低的重要原因是农民的收入太低，只有推动城乡一体化才能让农民富起来。城乡一体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城乡民生享受一体化，农村人和城里人平等享受国家的民生投资，平等享受教育投资、社会保障投资。一个是城乡产权制度一体化，比如我们城里人买房子，既可以抵押，也可以买卖，农民的土地既不能抵押也不能买卖。　　过去我们讲扶贫，现在发现越扶越贫。所以，关键是提供就业和创业机会。在“十二五”期间要解决落后地区的就业和创业机会的问题。魏杰说：“我寄希望‘十二五’期间，让大部分人的收入有大幅度的增加，这样中国才能真正转变增长方式，否则就是空话。”　　 财新观察：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
2010年 11月 1日 星期一 10:25
《新世纪》-财新网
未来五年中国发展方略已清晰呈现。10月27日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全文发表。展读这份文献，不难发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贯穿全篇的主线。作为转变方式的主攻方向，《建议》首次提出，“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这表达了决策层将中国由“世界工厂”发展为“世界市场”的雄心，其内涵值得悉心关注。无疑，能否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世界市场”顺利建成的前提，也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关键。由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的粗放增长方式，到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集约发展模式的转变，已刻不容缓。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粗放是计划经济遗留的顽疾，识者对此早有分析和建言。早在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通过的“九五”计划，即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确定为基本工作任务。2007年，中共十七大又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二字之变，认识更加深化，意蕴越发丰富。然而令人遗憾是，这一转变进程并不如人愿，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迄今未有根本转变，其最显着的表现便是经济发展过分倚重投资。居民消费绝对量虽有强劲增长，其在GDP中的比重却一直未有显着提高。出口导向的贸易方式虽提供了数以千万计的就业岗位，使得中国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工厂”，但是，中国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隐形通胀、劳资纠纷、环境污染、国际贸易摩擦，等等，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原有增长方式显然难以为继。但是，总有人寄望它能茍延残喘、贡献“余热”。新老模式之间的“张力”，已成为当今中国经济社会诸多问题的一大源头。 此次，《建议》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置于空前的战略高度。不少海内外观察者指出，中国政府是“认真的”，转换方式有望迈出实质性步伐。这一判断最大的根据便是中国决策层已就此取得共识，而共识源于基本的战略判断：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已使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永久性改变，必须眼睛向内，寻找替代需求。换言之，这次危机表面上是对增长率的冲击，实质上是针对增长方式的冲击。危机倒逼发展方式转换。 现实条件也为转方式提供了客观条件和动力。当前，中国城镇化提速，服务业扩容，消费升级，存在巨大的内需空间。回顾中国历史，不难发现，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相统一是成功的必要条件。现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俱备。为此，中国要准确“把握自身在全球经济的新定位，创造国际竞争和合作的新优势”。既要保持制造大国的地位，又要成为“世界市场”。如果转型成功，将利兼中外：近，有助于缓解中外经贸纠纷，促进世界经济再平衡；远，成为中国经济不竭动力、全球经济长久的引擎。新角色不应、不必也不会替代旧角色，但二者均需不断更新内涵，并相辅相成。然而，这一转型并不会自动发生。过往转变发展方式进展缓慢，也并非全囿于思想认识。转方式“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事关经济体制，还要求政治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多领域改革协调推进。正如《建议》所言，“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 改革着力点甚多，而识者早已指出，粗放增长模式的退出最重要的障碍，是各级政府掌握了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能够投入大量土地、资本等资源来达到产值高速增长的政绩目标。另一方面，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新增长模式的采用，也需要有良好的制度环境的支持。所有这些，皆在呼唤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行政体制改革。此次《建议》在转换政府职能上着墨甚多，首次提出“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并表示，“坚定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其压缩行政审批范围、提高行政效率之意昭然。创建世界大市场，并非单纯“做大”，市场的深度与广度根本上取决于一国的综合发展水平。为此，负责任的政府应将工作重点放在扩大就业、促进分配公平、改善教育、提供公共服务等基本方面。在人均收入逼近4000美元的今天，无论妥善处理增长和收入的关系，还是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都在考验决策者的眼光和能力。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未来五年的中国路向何方将至为关键。（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