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富强与国家富强不可分割

来源:人民论坛   作者:贾华强
2010年中期，中日两国的高层公开承认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了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对这一结论还有一些人持不同意见，如日本有人称如果去掉通货膨胀的因素后进行比较，日本的经济规模总量仍是中国的3倍;我国国内也有人指出，由于中日人口规模的巨大差异，即使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中国的人均GDP量仍然只是日本的1/10左右，因而中国仍需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艰苦奋斗。但是，至少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说，这一事实也反映出中国经济运行在国际范围内进入到一个带有里程碑式的发展阶段。然而，当前中日的经济发展差距是靠GDP总量的赶超就能够拉平的吗?显然不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我们取得了上述的伟大成绩，我们离真正的人民和国家富强之路，仍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国家富强要与国民富强相统一
在传统的思维中，很多人是把国与民、富与强相互间的联系割裂看待的，因而有着“国富民强”、“民富国强”等等不同的追求目标。今天，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有学者提出，民富逻辑上在国强之前，即民众富裕了，国家就强大，因而当历史进程走过了“国强民穷”的关键时刻，就必须全面转向“民富国强”。这是国家更趋强大的必由之路。笔者并不赞成把国富与民强割裂起来甚至对立起来的观念。从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没有国民的富强，也就不会有国家的富强。应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华民族在现代历史上才有了富强的初步迹象。据统计，2007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已经超过美国，而且无论是就食品、能源还是工业产品而言，中国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当今最有名的美国经济学家之一、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佛里·萨克斯就曾感叹说：“中国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好的发展成功的案例。”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就已经真正走向了国民富强和国家富强的道路。从国际角度看，尽管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十分傲人，但并不是使国家和国民都同时从这种经济进步中取得了最好的收益。例如，有关资料显示，中国和韩国在1965～1990年期间实际人均GDP增长率都超过了6%，但到1995年韩国就从1960年代初的世界最贫穷国家行列，一跃登上了人均GDP10000美元大关，并于第二年加入了经合组织。但是直到今天，我国的人均GDP才刚达到3000多美元。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各方面的矛盾也在逐渐显现出来。对此，党的十七大指出，目前我国的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等等。这就表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如何实现国民和国家的共同富强，仍是一个有待于破解的大课题和难课题。
实现国与民富强的基本途径
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要走科学发展之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有力地证明，发展是硬道理，但仅有发展特别是仅有经济上的发展还是不够的，必须要用科学发展的理念，来统领我国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以促进好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和政府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关系到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如何发展得更好的问题。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要实现国家和国民的共同富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来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全体人民。只有强调和切实落实“以人为本”理念，才能让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到人民群众身上，才能使国民与国家一起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路程而不断走向富强。
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要走公平发展之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历来是市场经济运行中难以把握和处理好、但又必须加以把握和处理好的重要关系。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由于传统经济体制中效率低下弊端的影响，我们更多地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思路。应该说，这一政策在促进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在使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方面，有着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我国当前社会的严重两极分化现象。例如，1997～2007年，在我国GDP比重中政府财政收入从10.95%上升至20.57%，劳动者报酬却从53.4%下降至39.43%;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的比重则由1990年的53.42%，下降到了2007年的39.74%。这表明，建立新的公平、效率观，已经势在必行了。
传统的公平、效率观是把公平和效率问题看作具有很多矛盾的两个方面，笔者认为从实践的角度看，这一观点需要改变。实际上，公平并不等于平均，更不等于结果上的平均化。然而，公平却要求人们之间、地区之间要在规则的制订和实施方面，在经济发展的起点上，有一种平等的对待。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往往强调某些政策的差异化，如地区间的不同优惠政策等等。但是，这些政策上的差异化更多地是起到了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的方向发展作用，这就人为地阻滞了经济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在地区间、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使得社会资源过分地向某些本来就具有一定优势的地区和个人倾斜，这是造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公平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向落后地区和贫困阶层倾斜更多的政策，可以使社会效率得到更快的提升。在这方面，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日本是人们公认的地区差距和个人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在上世纪50年代后半期，日本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为振兴地方经济，其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地区建立了大批工厂。这样就带来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问题。为有效应对，日本政府及时制定了振兴法律，规定工厂若建在地方上或者农村里就应给予相应地补贴，同时地方也配合中央建立了很多工业园区。这样，就使得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区差距不断缩小。
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重视内生发展能力建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十分重视和强调物质生产能力和物质资料发展在人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基础作用。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中，物质资本被看作是唯一稀缺的资源，或者是稀缺资源中最稀缺的一种，资本稀缺被看作是发展中国家加速经济发展的最主要障碍。但是，战后几十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大多数国家并未靠高积累率而起飞或获得令人满意的发展，失业或就业不足问题普遍存在，收入分配很不平等，农业进步不大，人民生活水平仍然处于低下或贫困的状态。究其原因，就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不是单靠大量的资本投资就能完成的，而是还有着体制机制、人力素质、国际贸易环境、发展战略及政策的合理性等多方面的因素制约。因而1980年以后，西方发展经济学开始强调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发展学者索洛等人提出了第二代增长理论即新古典增长模型，认为经济增长是由资本、劳动和生产率(技术进步)三大要素共同决定的。随着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研究的深入，人们对经济增长所做的核算表明，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逐渐减小，而技术进步的相对贡献越来越大，并且正在日益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由此，罗默、卢卡斯等人提出了第三代经济增长理论即新增长模型，也称作“内生增长理论”。其认为，技术进步不是外生的，而是由经济体系内部因素决定的，即内生的，并由一个社会对技术进步的应用状况而推导出，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将趋于扩大，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较高的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将越快，后进国家很难赶上。
从经济增长理论的三代变化中可以看出，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大小，取决于资本边际生产率的变化，也就是说，要看资本形成的进程是否同时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因而，要使我国不断在国家的层面上走向不断富强，就需要使我们的国民也不断地走向富强，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国政府及各位企业家在重视内外部投资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培养自己的技术力量、提高当地的劳动者素质，使得新的投资能力和技术逐渐由外部引进而变为本地区、本企业的自主创新，在相关产业上形成自己的内生发展能力，这就有助于促进我们国家和相关企业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经济学既看重一个国家宏观和微观方面的资本形成能力，更看重这些国家的内生发展能力。正因为如此，推进这两种能力建设对于又好又快地促进国家和企业层面的经济发展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