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中国怎样才能走向富强

2009-09-03 | 中国怎样才能走向富强

刚发布的《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特别报告》中指出，10年来登陆胡润百富榜、财富令人艳羡的1330位中国富豪们，有49位发生了各种变故，其中17人获刑入狱，3人待宣判。富豪们的频频落马，社会却一边倒的拍手叫好，这里体现了中国对富豪们的“仇视”仍然未有消减，而对于富豪们落马缘由最多的资本运营漏洞和体制上的缺陷却没有人为此思考过。

一、为富不仁与劫富济贫

（一）仇富的根源何来？

中国人的仇富心里是由来已久的，在封建社会传承下来的“为富不仁”及“劫富济贫”等观念根深蒂固，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将商人列入“四民之末”的社会道德舆论基础。人们普遍认为，富人的财富所得是通过不道义的竞争或者是不公平的财富分配导致的。在当前我国的现实中，收入差距已经接近了警戒线，任其发展下去将会危及社会稳定。

中国人为什么“仇富”？一方面在于我们现在依然是一个由二元经济结构的社会向现代市场经济前进的社会，各种历史积淀，包括“均贫富”的心态依然具有一定的历史惯性。另一方面，我国的富豪中确实存在着通过非正常手段一夜暴富的现象，使人们心理上陡然失衡而演变开来。但美国人却恰好相反，他们并不嫉恨比尔·盖茨，其原因一是比尔·盖茨确实对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二是他严格遵循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

富人到底是应该尊敬还是敌视？根据胡润的报告数据显示，98.6%的企业家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近10年都带领企业健康的成长。尽管一些企业家因为自身和环境的原因出了“问题”，但是民营企业家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不能抹煞。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老先生曾经发表一篇文章，名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茅老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财富的创造增加了十倍之多。这主要是企业家的功劳。因为是企业家把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要素，以最有效的方法组合起来，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社会最需要的产品。这种组合要素的任务是企业家完成的，不是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所能完成的。一个国家经济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企业的好坏，而企业的好坏取决于领头的企业家。他们虽然是为了赚钱，但在客观上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使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为什么我们不保护他们呢？

（二）劫富，济贫了吗？

从古代至今，与“为富不仁”相呼应的是“劫富济贫”的英雄主义，这样的做法依旧备受推崇，并且是作为英雄人物被顶礼膜拜。可是，纵观历史，所谓“劫富济贫”者最终还是与所谓的奸商一样，私自聚敛了巨额财富供自己享乐，原来叫得响亮的口号已荡然无存。

最典型的莫过于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他创办“拜上帝会”，主张“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意在建立一个平均的、自给自足的、公有的小农社会的理想模式，在当时这样先进的思想如同久旱甘霖，灌溉了饱受封建帝制下大地主们欺凌的农民们的衷心拥护。但是后来，这些所谓的美好愿望均称一纸空文，落得败亡下场。皆因洪秀全“安乐坐天朝”，穷奢极欲的生活以及内部猜忌而导致的。洪秀全搜刮的数之不尽的财宝，并未实实在在用在百姓身上，而是完全拿去满足自己的私欲。所谓劫富了，济贫何来？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李自成，也是信誓旦旦“迎闯王，不纳粮”，但后来“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李自成手下士卒抢掠，臣将骄奢，“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李自成蒙骗百姓的均田分粮美梦再次无疾而终。

然而，富人们呢？自从工商业渐渐成长为时代的经济命脉以来，抛离了以农牧业为主的农耕社会，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工商业的崛起既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经济腾飞，也解决了中国日益增长的人口的劳作与生活问题。一个朝代的兴亡并不可怕，但是如果经济崩溃了，那么面临的问题将是极其严峻的，比如当下的金融危机。

那么，有生产资料和生产人员就能够把经济盘活吗？答案绝对否定。如果没有一个生产主导者，以及配备的技术和器材，根本不可能实现商业现代化，更不可能有先进生产力的存在。

因此，自古以来凡“劫富济贫”者最终成了富者，贫者依然贫甚至更贫者有之。而面对这些“劫富济贫”者以及给我们带来经济增长和工作机遇的富人们，老百姓该作何选择？

二、均等财富：计划经济下的教训

依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生产资料一律社会集体所有，垄断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化解阶级矛盾），由政府主导生产方式，再由政府主导直接分配，所谓产品经济，消灭商品经济，将分配成本降到零的构想，也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交易成本为零的构想。仇富下的国人呼唤财富均等分配，马克思提出的法子在中国行得通吗？

建国后，我国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解是完完全全的空白，基本上是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在抗美援朝和国民经济初步恢复后，毛泽东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农业”、“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到1957年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基本建立起了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100%计划经济体制。

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的左倾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并先后发动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将当时的社会、经济、知识界的精英消灭殆尽或者折腾得够呛，工农阶级基本是整个社会的主体，工商业停滞不前。“仇富”在此时变得堂而皇之，并且贫者“造反”是天经地义的，于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公社化、大锅饭的时代来临，短暂的“共产主义乌托邦”让当时的人们兴奋不已：“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富人的也不需要富人的存在。

为实现全民共产，当届政府采取了发展生产、稳定粮价等一系列措施，开始对部分物品实行计划供应。开印发新的粮秣票（大米票、马料票、柴票、马草票），停止原解放区有关票证。1953年10月，开始在全国实行对粮食、油料（包括食油）的统购统销政策。1954年3月起，开始实行以人定量，计划发票，以票限供食油、粮食和布券的办法。每人有每人的规定定量，想吃饭光有钱还不行，还必须有粮票。1955年8月，国务院颁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实施四证三票制度，对市镇居民、工业、商业等业户、动物饲养户购买粮食使用凭证作出了规定。随后，油票、布票、麻酱票、肉票等相继发放。

由于市场商品供应陷于极端匮乏状态，居民生活主要日常用品再次必须凭票凭证供应，人民生活质量显著下降。计划经济时代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严重的损害，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甚至把整个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随后，千万人的饥荒年代铺天盖地而来，对工商业的破坏和生产的耽搁换来了哀鸿遍野。

事实证明，没有工商业的发展就不可能构建出一个健康稳定的经济体制，而没有工商业主的存在，就不可能使工商业发挥它最大最广泛的作用。因此，贫与富的存在，是合理的客观的社会形态，不可逆转也不可消亡。

正如茅老所说的，企业家依照市场规律，解决了资源配置的问题。他们把人力、物力、管理、技术、市场用成本最低的方法组合起来，生产出市场短缺的、能够卖高价的商品。这是他们的本事。

三、富人的责任观与市场经济规范

如果历史地看待社会发展进程，在一定时期内尤其是现代化进程初期，不同社会阶层或群体之间利益差距的扩大有着一定的规律性。所以，仇富心理的存在也是情有可原的。况且当下，贫富差距逐渐加大是不可避免的现实，极易使社会成员因利益格局反差明显而产生严重的相对剥夺感或社会不公平感。这的确是首先应当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来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惟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出现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马太效应”。

（一）根治法一：富人应做社会表率

说起商人，不得不说“红顶商人”胡雪岩，以及卢作孚、张謇、范旭东、荣德生这些20世纪上半叶著名的民族工商业巨人。他们积聚财富而不奢靡，富甲一方而不忘本，抱救国救民之心，势要改良社会。也许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很多人已经忘却了这些足以比肩中国史册上其他英雄人物的企业家们，曾经为国家做出的杰出贡献，这些人却在“文革”中都被掘墓曝尸，史书上的介绍也是寥寥，实在可悲。但是，他们才是当之无愧的企业家，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企业家精神才值得后人学习和景仰。

鄢烈山先生对这些企业家精神做了归纳：1.不耻从商，“实业救国”，做改良社会的理想主义者。2.不耻言利，在商言商，理直气壮争经济自由。3.共生共赢，劳资两利，明智处理己与人、近利与远功的关系。4.相位法治，反对专制和暴力，支持民主宪政。5.重视人才养育，致力发展文化教育和科研。6.创新取胜，在科技研发和管理制度的改进上永不松懈。

笔者认为，企业家们的精神可以用“四个不”来概括：不斗争，以和为贵，力求双赢；不怨恨，心境豁达，乐善好施；不取巧，脚踏实地，诚信经营；不短视，面向世界，传承文化。

简单说来，就是企业家们要有“兼济天下”的情怀，财富应该用在最能使它发挥其作用的地方，用在最需要它的人身上。托马斯潘恩就曾在《土地正义论》中说道，既然个人财产的全部总和，除去个人亲手创造的部分外，大多来源于社会，那么，个人理当把来自社会的那部分财富归还产生它们的社会。所以，企业家们要从一而终地贯穿“社会责任与道德”，用智慧去创造财富，用真诚去经营财富，用良心去使用财富。

（二）根治法二：完善和规范市场经济体制

从某种程度上讲，“仇富”也是因为没有健康的市场经济体制，因而没有与其相适应的产权明确、产权保护和法制观念的社会，这就使得“仇富”和嫉妒有了广阔的存在空间。

因此，建立成熟、稳健、公平的市场经济体制，是解决贫富差距的关键。

市场经济所以魅力无穷，创造了空前的社会生产力，根本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特有的开放和竞争。竞争有赢有输，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因各样因素导致的差距，没有差距就没有动力，没有动力就没有竞争。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社会应当向每个人提供相等的机会。然而即使如此，由于人们的能力及努力程度不同，最终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能干的人机会越来越多，不能干的人机会越来越少。没有多少人能像比尔盖茨一样，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条件做了适当的事情，并且走向成功；没有多少人能像李嘉诚一样，初中水平考卖塑胶花也能够打造出傲视世界华商的财富帝国。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求人们按照“红绿灯”规则和基本的商业操守开展各自的经营活动。所有这些规则都是公开的，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通常相对富裕的人，都是对社会贡献比较大的人。借助于马克思的经济学原理，即较为富裕的人，通常是他的、或他们的企业的商品和服务得到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承认，是社会对他的回报或奖励。

所以，最关键问题在于，政府应建立并完善能够充分体现社会公正原则的制度化体制。在当前，以收入差距为主的利益差距的凸显，说明体现社会公正原则，成为保持社会整合程度的一项根本措施。由于市场经济所注重的是竞争过程的有序性，所追求的目标是效率的最大化。

但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经济都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这种自然而然形成的市场经济，其产权一开始就是明确的，是与财产所有者的利益休戚相关的。明确的产权得到了严格的法律保护，不经过严格、透明的法律程序，是不能被剥夺的。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国家的就是国家的。个人拥有的财富不被权力和社会觊觎，只能由个人去支配。所以，政府在规范市场秩序的同时，应该少干预市场运营的方式和财富流动的规则，让更多的财富充分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