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坚信只有威权制度才能使国家富强（转）

.threadtags_tag {margin:0px !important;background:none !important;padding:12px 0 !important;color: #444 !important;}.threadtags_tag span {border:1px solid #E3EDF5; padding:10px 14px 10px 32px; background: url(http://images.5d6d.net/dz7/default//tag.gif) no-repeat 10px 50%;}.threadtags_tag a{color:#09C !important;}相关搜索: 袁世凯, 威权, 制度, 国家 2009年06月22日 18:23凤凰网历史综合
没有一个晚清官吏能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比袁世凯取得更多的改革成就。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在为实现改革纲领而招募来的日益增多的随从人员帮助下，他几乎参预了帝国末年发起的在制度上进行改造和革新的各个方面。他的爱好是实践而不是理论。他不为改革纲领出主意或发展其原理，而是贯彻执行，证明其可行性。他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的改革的实践者，而不是只会搞破坏的革命党。

作为实用主义者和政治家，当革命势力已表明它们掌握了国家的时候，袁世凯承认了民国的必然性。在共和制的最初几年，他为避免同革命领导人完全决裂而讨好他们，面临对抗时就作策略上的退却。但是，他对革命后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开明感到不安，不久就变得明显了。他认为，学生已变得难以驾驭了。他感到，妇女平等的鼓吹者是在抨击家庭，因而也是在抨击社会秩序。在他看来，民国元年就从小学课程中去掉孔夫子是走得太远了。他抱怨说，官僚政治的纪律在革命后几乎荡然无存，税收被消耗于地方利益。农村一片混乱。总的说来，他深感中国的落后。他经常指出，改革是必要的，但搞得过多过快。紧缩是他的基调。

在袁任总统的最初几年，最困扰他的国内问题，是政党和议会的作用以及省和中央的关系。他认为，这是阻碍建立一个强大、独立的中国的根本原因。

一、省和中央的关系

辛亥革命切断了各省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大部分行政联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对袁世凯总统的不信任，有些省就对恢复省与中央的行政联系加强了抵制。更有甚者，边远地区的外蒙古和西藏还有完全脱离任何一个中国政府的倾向。

就蒙古和西藏来说，汉族的民族主义目标在两个方面遭受挫折。当地的非汉族名流利用这个时机摆脱北京的控制，从而缩小了清朝传留给民国的遗产。而外国列强则利用这个机会扩大其势力范围，以紧缩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作为对晚清干涉这些旧属地的方案的反应，蒙、藏上层开始进行摆脱北京当局的活动，这些活动在1911年末、1912年初取得了成功。但巩固其成果，在外蒙古只有依靠俄国的保护，在西藏只有依靠英国的保护。后来，北京为收复这些失地而作出的努力，必然只能采取同这些欧洲列强谈判的方式。无论是俄国还是英国，都不坚持把它们吸收为完全殖民地。但是，民国初年的历届政府所能挽救的，只是对前清帝国的这些边陲地区保持微弱的宗主权。

在辛亥革命中，士绅阶层没有失去其对权力的控制.在成功地防范对他们社会权力的威胁时，他们向全国的和省的领导提出了两项要求。国家应该保持统一；地方应该享有自治。这是革命后未得缓解的紧张局势的另一根源。中国的统一既是珍贵的历史遗产，面对外国的图谋，又是紧迫的现实需要。对这一基本看法，似乎没有严重的异议。但是如何去组织统一的中国呢？

随着革命而来的是，有些重要的政治领袖和集团敦促实现中央集权制的政府。他们中间有北京的袁世凯和边远的云南省都督蔡锷。中央集权制政府是一些党派的纲领中的要点。但在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月里，这种呼声被地方自治鼓吹者的声音所淹没（并在国会中被否决），这些鼓吹者往往拥护省自治的极端形式。

认为各省自治较之中央集权更加有利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这种观点在清朝末年就在相当范围内得到传播。大多数省革命后以完全自治的姿态出现，它们无意放弃其自然增长了的特权，包括指挥省的军队、截留税收、挑选地方的和省的官吏。与此同时，省级以下的地方议会的影响力和自信心大大增强了。在地方主义者心目中，统一和自治这两项要求可以熔合在联邦制的结构中。早期的民国，首先是实际上的各省联盟。可是，外国对中国主权的持续不断的压力，使这种松散的安排受到严峻的考验。

仅在北方三省，即直隶、河南、山东，以及可以勉强算上的满洲，袁才能够单方面地任命重要官员。多数省政府不仅不受北京的控制，而且还能积聚足够的力量阻止下级行政单位分裂出去。在几个省内，巩固省的权力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扩大革命地区的方式之一，是建立省以下的、往往是府一级的革命政府。它们之隶属于省政府，经常不是迅速地或彻底地完成的。但是，同北京在先前闹革命的省里所拥有的权力相比较，1912年年底省政府在自己辖区内的财政权和人事任免权是很广泛的。这种状况部分地是由革命环境造成的，因为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破坏中央的权力，采用的形式就是内部分权。这种状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有这么一种主张在起作用，这种主张是，面对僵硬的中央集权——它被认为是清朝统治，特别是清朝最后几年统治的特征——各省坚持自治最符合中国的利益。

在省自治情况的诸多描述中，有上海年轻记者戴季陶1912年写的下面一段话:“省之地位，对于地方则为最高之行政区域，对于中央则为最大之自治范围。盖欲达共和之目的，非求民权之发达不可，而求民权之发达，则非扩充自治之范围不可也”。戴指出，中央集权的拥护者辩解说:“中国之所以不发达者，一般人士每论为地方之见太深，故此省与彼省隔，此府与彼府隔……”但戴要把这一论点颠倒过来。中国太大，人口太多，不能通过中央集权的机构来统治，中央集权的机构在帝国时期经常造成衰败和崩溃。“由此言之，中国之所以不发达者，正以中央集权思想过深，地方自治观念甚微”。戴认为，省自治以及民选省长，是国家政治进步和安定的关键。这种情绪，完全同包括国家总统在内的北京官僚的情绪相反。戴的分析也意味着，需要制止省级以下的地区试图避开省的权力。

二、政党和议会的作用

袁世凯对1912年发展起来的体制从来就是不喜欢的，他对这些体制的运转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他抱怨的一个焦点就是政党。早在1912年7 月，他警告说:“无论何种政党……若乃怀挟阴私……飞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而发生……”当国会选举在1912年12月开始进行时，他对获胜者可能更关心党的影响而不是公共福利，表示关切。

国民党在选举胜利后就成了显著的敌人，但袁仍然不大关心其他政党。当袁转而为统治国家作自己的安排时，他感到，“查临时约法……即其内容规定，束缚政府，使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本大总统……身受其苦痛，且间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苦痛者”。这个观点，只是在袁已经肃清了国民党，国会已经失败之后，当要求制订一个更符合政府需要的宪法时，才得到公开的表述。1913年3 月袁暗杀宋教仁，并不简单是清除政敌，而且也表明了袁、宋之间在关于如何适当组织全国政府的观点上隔着一条鸿沟。

袁世凯本身是一个没有接受民主思想的封建官僚，他无法适应在民主体制下对他的权力的束缚。

三、袁世凯的艰难处境

1911年11月，当梁启超公开拒绝接受袁提供的清朝官职时，他指出，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有两个:政体应该是君主制的还是共和制的；政体的组织应该是联邦制的还是一元制的。前一个问题已被革命解决了，而后一个问题尚待作出回答。民国第一年很不正常:总统统辖事实上的联邦，却越来越明确地表示要建立一元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
辛亥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各省对北京要求增加权力的反应。革命后，那些仍然相信在中央集权下统一的人，对有人把联邦制推向极端感到震惊。官僚政治的、财政的、立法的甚至军事的自治，被大多数省政府广泛采用。争论使人们相信，联邦制会削弱国民政府的力量，中国处在具有掠夺性的帝国主义世界中，只能从根本上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强调政党和议会的重要性的人，不一定就赞成联邦制，尽管主张自由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的那些人，比如宋教仁，认为同省自治的捍卫者结成同盟，赞助他们的某些要求，在策略上是有利的。）

在任总统的最初几个月里，袁世凯不得已而默许省自治，但对省自治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耐烦情绪。1912年7 月，他同意确认各省在职都督职位的提案，这些人并不是靠他才当上都督的。他虔诚地恳求他们同政府合作。同年秋天，他试图行使任命各省文职官员的权力，没有取得多少成功。这种努力，一般都被当作是对省的内部事务的干涉，而经常遭到抵制，有时抵制是激烈的。11月底，他在要求省当局任命县知事须呈北京批准时，悲哀地指出，《临时约法》赋予了他任命和罢免官员的权力。对此没有什么可察觉到的反应。

他为了确立北京在各省内的作用而提出的立法提案，在临时国会中不受欢迎。1913年1 月，他利用国会因选举而实际上休会的机会，颁布了省政府的组织章程。接着而来的是抗议总统专横的风暴。袁在担任共和国职务的第一年中，为重新加强中央权力而采取的低调行动，大都受到阻挠。北京的国库因来自各省的税收不足而相应地遭受损失。

清朝这位伟大的改良主义官员，作为总统，不能够或者不愿意适应民国分权的、自由主义的环境。民国的社会松散，以及在实践中对他的中央政府施加的过分限制，使他感到生气。国民党1913年初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使他面临权力被进一步限制的前景，甚至达到要他下台的地步。立宪政体、选举和省自治似乎都在迫使他退却。

如果设想一下袁世凯这位伟大的、创造了改良奇迹的实干家的感受，就会体会到他为了中国的振兴而做的努力都被各省的抵制和国会的阻挠而失败或难以进行的那种愤怒的心情。他认为他是为了救国，而这些人则为了私利反对他的计划。这怎能不使他愤怒呢。

四、重建中央权威和独裁统治

面对这一切，袁世凯没有退却，而是准备战斗。

正如英国公使朱尔典6 月初同总统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后所报告的那样，“袁已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取得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各省统一……”。实现这一目标符合袁及其政权的利益；而袁可能争辩说，而且确实有说服力地争辩说，松散的联邦使中国处于衰弱的、无防

御的地位。

这种立场所具有的吸引力，在袁的随从人员以外也有影响，并有助于孤立激进分子。国民党以外的主要政党都支持中央集权的政策。少数都督不是其任职省的本地人，他们对全国水平上的同盟者颇感兴趣，因而可能同袁合作，因为袁反对省自治的各种极端形式。

湖南出生的云南都督蔡锷，看来就是一个实例。不到三年之后，蔡成功地领导了对袁政权的一次进攻。可是在1913年，他拥护中央集权的全国性政府，同袁合作反对革命党人。有些都督不是国民党员，但统治着亲国民党情绪相当浓厚的省，他们在开始时也可能欢迎袁的干预。湖北的黎元洪、四川的胡景伊就是两个例子。

袁世凯自民国元年起，他就牢固地掌握了北京的官僚机构，无论是文职的还是军队的。北京的这个官僚集团还不是后来官僚军阀年代垂头丧气的一群。一种使命感把袁的政治机器凝聚在一起:给国家带来有效率的行政统一，这个目标看来既是可以达到的，也是合乎需要的。

袁反对二次革命领袖的政治立场，在国内得到相当程度的支持，除此之外，袁还拥有一个优势:外国的支持。外国列强的关心是一种混有灾祸的幸事，因为它附有许多条件。列强普遍对袁抱有信心，相信他能最好地在中国维持符合他们利益的秩序，而这种信心也正符

合袁当前的需要。他们确信，袁能够不顾宪法，无视国会，签订“善后大借款”。因“善后大借款”而得的收入，在其持续期间，给了袁胜过他的对手的巨大优势。他不仅可以收买到叛变了的国民党国会议员的支持，而且还可以收买到自治的军队司令官的支持，比如山东的张勋——袁的对手也在争取张勋，不过没有成功。进一步说，有了这些资金，袁自己的部队发军饷的能力就有了保证，这种状况对士气是有好处的。这次借款在金融上、政治上的代价甚高，但在军事战役前夕，拥有大量现款的优势是充分的补偿。可以公正地说，银行团为袁战胜国民党领袖提供了资金。

英国有一个信念: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中国，会在贸易上竭力迎合英国的实力，并能最好地保护在中国的外国人及其利益，这是一个老信念了。这个信念一直保持到辛亥革命以后。因此，在华的英国外交官、银行家以及英国外交部都特别热衷于支持袁，他们熟悉他。二次革命期间，中立和不干涉的界限经常遭到破坏。最富戏剧性的是，英国作出安排直接向中国海军在上海的舰只拨发“善后大借款”的现款，以保证他们拥护北京。汇款是及时的。第二天革命党人对上海军火库的进攻，被中国战舰的炮火所挫败。

袁建立他的独裁统治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军事上占领中国的广大地区，袁的军队以前被排斥在这些地区之外。战胜二次革命给他提供了这个机会。在打败了革命党人之后，袁得胜的军队不仅继续留下来，而且还伸展到许多没有真正参加起义的省。最后，除六个省外，所有内地省份都这样被占领了，剩下的六省——大都在边远的南方，人口不到全国的1/4 ——也受到胁迫，省的领导只得遵照袁的方案办事。而军事占领只不过是重新改组的总体计划的最初步骤。因此，第二个阶段就要铲除辛亥革命以来盛行的省自治在行政上的表现形式。
省里任命官吏的权力又回到了北京手中。前清不在本省当官的规矩——1912年实际上已被颠倒——又复活了，并逐渐得到施行。这两项改变的影响是，地方官吏被大批解职。甚至在浙江，尽管它是北洋军没有进驻的六个内地省之一，并保留了先前的浙江籍的省首脑，但在独裁统治下，浙江籍的县知事的比重也显著地下降了。1914、1915年中国官方制度的中央集权的统一从未被超过，直到1949年。

限制参与政治的运动是从对国民党的一次攻击开始的，其范围不久就扩大了。二次革命后国会仍然存在，这是因为国民党议员团同武装起义划清了界限，还因为袁需要国会再走一次形式。要走的形式是，按照1912年《临时约法》和随后制订的法规中规定的程序，选举他任正式总统（不同于他已得到的临时职位）。任意逮捕甚至处决国会议员，造成了极为紧张的气氛。在贿赂的干扰中，在一群气势汹汹的暴徒的恫吓下，1913年10月6 日国会同意了。尽管如此，国会还是表明了它同袁的意图大相径庭，表明的方式是:选举袁任总统前，延长了投票时间；起草了一个对抗性的议会制宪法取代1912年的临时宪法。1913年11月4 日，袁列举国民党同二次革命有政治联系的罪状，下令彻底解散国民党，取消余下的国民党议员的资格。国民党总体上被定性为叛乱组织。这一事件标志着恐怖在全国范围升级；国会已丧失了活动能力。

袁并不就此止步，他在1914年头几个月，很快几下就解散了所有选举产生的各级议会。剩下的国会议员被通知回家。在清朝末年搭起了框架、在民国初年积极活跃在府县和县以下级别的数以千计的地方议会，现在都无一例外地全部被解散了。在清朝最后两年曾经喧嚷一时的、辛亥革命中在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各省议会都被取消。对于那些曾经参与建设这种代议制结构的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来说，这是多么大的侮辱啊！英国驻北京公使在评论解散地方自治团体时断言说:这项命令“在经济上，以及从他们在当地的声誉的观点来看，影响全国各地一大批小士绅和资产阶级，并使他们站在他的敌人一边”。中国人赞同这一判断的声音虽然被恐怖统治所压抑，但还是听得见的。

袁的行政管理方式，是加紧努力限制社会上自治的范围。在报刊两年不受中央控制之后（虽然地方政府有时也压制当地报刊的批评），1914年以法律形式强化并推广报刊审查制度。中国的商会被置于新法规的管理之下，增加了它对政治当局的从属性。中国邮局把

邮件送交警察局监视。成千便衣人员和情报人员搜索持不同政见者。铁路旅客因有谋反嫌疑而被仔细盘向，他们的行李被仔细检查。在人员、效率方面存在相当严重的技术性限制的范围内，袁政权正逐步具有专事镇压的警察国家的属性。

通过这种办法，推进政治自由主义（它以精英分子为基础）的普遍运动受到了损伤，而且永远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现存的选举产生的各级议会被废除了，而民众代表制的重要性却被承认了。袁命令设计地方的和全国的新规划。在袁两年半后去世时，这个规划根本没有付诸实施。但是，从许多筹备的规定中可以明显看到，重点是从属于官方的指导，选区的选民人数较1912年和1913年少。宪法秩序、法律程序、民权、代议制议会，这些都得到承认，认为对于中国现代化这个热切期望的目标来说，它们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不过，在袁看来，它们应该以加强而不是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的方式付诸实施。

为使税收从地方流入北京的渠道重新畅通而作的多方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功。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时候，北京政府勉强实现了财政上的自给自足，不再需要外国贷款了（在战时，贷款无论如何是少有的）。人们可以争辩说，袁1913年的危险战略奏效了:在屈辱的条件下接受外国资金，给国家带来了行政统一，从而奠定了财政独立的基础。这个诡计的谬误就是太乐观了，认为所有的这些残暴行为都不需要付出国内的政治代价。帐单一提出来，1914年、1915年表面上的财政成就就化为乌有了，剩下的只有袁在1913年签了字的屈辱条件。

独裁统治取得财政上的成就，不只是靠对国家实行中央官僚主义的控制，而且还由于严格压缩了几项花钱多的改革。清朝末年官方民族主义所倡议的、民国头两年自由民族主义所推广的各种各样方案，不是被砍掉了，就是被削减了。这些方案中有各种自治团体，它们的命运我们在上面刚刚叙述过。法院和法官从政府执行机关中分离出来，新的司法系统大为削减，但并未被取消。现代警察失去了不少为它提供的专款。晚清的现代化新军在辛亥革命后激剧膨胀，而它在全国许多地区的后续部队却最戏剧性地被压缩了规模，降低了预算。袁的北洋军得到优惠，但也未能幸免。各方面削减预算，都是为了实现国家最终不依赖外国债权人的目标，但它也辜负了民族主义者对改革的期望。

五、结语

袁世凯感到，议会和省自治削弱了民族国家，他相信，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国家应该是中央集权的、强大的。他一有机会就废除这两者及其辅助制度，诸如相互竞争的政党和不受检查的新闻等等。但是他自己的统治体制并未能激发普遍的热情，虽然开始时得到一些重要的无党派人士，如梁启超等的支持。甚至其早期的支持者，对北京的独裁作风也感到失望。袁称帝这一着走错了的棋，为把这种幻灭心理都调动起来提供了时机。独裁统治跟着帝制一起垮台了。

袁世凯的独裁和拿破仑一样，是民族主义革命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既包含有它的优点，也包含有它的致命缺陷。袁世凯镇压国民党除了他自己的野心外，还包涵了对中央集权的追求，对振兴中国的新的政治实验的追求。虽然他失败了，但他对国民党的镇压是可以理解的、他自己认为是为了救国的正义行为。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 ... 961_1214161_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