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报：中国政府誓压楼市既是经济工作也有政治任务

　　调控楼市对中国政府来说既是经济工作，也有更重要的“政治任务”，对投资内地房地产和内房股的人来说，这都是不可忽略的考虑因素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第二天，人民银行随即宣布加息0.25个百分点，是事隔33个月之后央行首次加息；这是否中央领导层开会之后决心压抑楼市的“配套”决策，外界不得而知，但内地媒体早在五中全会召开前夕，就推测政府会有所动作，而全会公报内对楼市只字不提，央行却立即出招，于是“分析界”就在全会公报内寻找蛛丝马迹，其中“ 保障和改善民生”一句，被不少分析员认为是中共高层对楼市调控的最高原则，即楼市的发展必须令老百姓生活明显得到改善。

　　大陆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和政府政策中应发挥什么作用？要了解大陆房地产“何去何从”，或“ 测试”中国政府是否真的有决心压抑房地产炒风，应该先搞清楚北京领导层如何考虑房地产业的角色；大陆过去并没有商品化的房地产市场，物业只是由政府分配的实物，只有实用价值却没有商业价值，因此不存在物业市场，更遑论有房地产投机活动。但是，没有炒卖的另一面，是物业没有商业价值，楼宇的供应和流通都要由政府一手包办，当年国企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提供住房和分房，而其结果是住房市场“ 活”不起来，政府要背上为全民提供住房的包袱，不改革断无出路，人民的居住条件也永远无法改善。朱镕基总理提出住房商品化，是推动大陆房地产市场翻天覆地的开始，从此大陆出现了私人物业发展商、土地公开拍卖，政府不再为职工提供住房，人民要在物业市场购置自己的居所，一个房地产市场开始逐渐成形，物业有价有市，为不少人带来巨额财富，地方政府更借发展房地产业而得到源源不绝的收益，而物业买卖也慢慢衍生出投机炒作的活动。

　　踏入2000年之后，中国政府曾先后出招压抑楼市过热，但都不得要领；今年9月29日，国务院多个部委联合出招，并声言要对省级人民政府稳定房价和住房保障工作进行考核和问责，近期包括上海、深圳、广州、南京、杭州、厦门等城市相继宣布实施限购令，试图迫使楼市降温、进一步打击炒风。持反对意见者反覆强调，中国走向城镇化加上人民收入不断改善，对住房要求必会愈来愈大，加上中国政府在2008年投入四万亿元救市，宽松货币政策令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供不应求的结果，自然是楼价急涨，投机活动频生。此外，内地投资产品仍然稀缺，人民富起来之后资金苦无出路，唯有走向物业市场。凡此种种，都令政府的压抑楼市措施无法奏效。

　　纵使上述说法都“言之有理”，然而楼市过热如何影响银行体系稳定、楼市形成泡沫之后爆破造成的后遗症(负资产和银行大量坏账)，以至楼市炒风太盛令民众怨声载道(买不起楼)、人民把怨气发泄在政府身上，这些都有违中国政府要安定民生、缔造和谐社会的目标；美国房地产泡沫如何促成08金融海啸，以及香港偏重房地产业造成众多社会问题，对中国政府来说都是前车之鉴。要发展房地产市场，必须先有一套清晰的房屋政策，其中政府在房地产市场扮演什么角色，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但中国政府仍没有公开宣示的房屋政策；以香港为例，即使政府尽量减少干预市场，但在房屋供应方面仍然负起提供了近一半港人居住公屋的“大业主”责任；公屋对香港社会的稳定，其作用众所周知。中国政府曾经表示要加快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等建设，但到底规模有多大、政府会投入多少资源，却一直没有明确政策。公共房屋除了安民，还有政治功能，新加坡的组屋(公屋)是执政党的经营基地，在投票时是执政党的票仓，政府提供优良的居所，换来的是人民的支持，中国如果要逐步发展民主，大建公屋还有住房以外的“另类作用”。

　　调控楼市对中国政府来说既是经济工作，也有更重要的“政治任务”，对投资房地产和内房股的人来说，这都是不可忽略的考虑因素。

　　调控楼市对中国政府来说既是经济工作，也有更重要的“政治任务”，对投资内地房地产和内房股的人来说，这都是不可忽略的考虑因素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第二天，人民银行随即宣布加息0.25个百分点，是事隔33个月之后央行首次加息；这是否中央领导层开会之后决心压抑楼市的“配套”决策，外界不得而知，但内地媒体早在五中全会召开前夕，就推测政府会有所动作，而全会公报内对楼市只字不提，央行却立即出招，于是“分析界”就在全会公报内寻找蛛丝马迹，其中“ 保障和改善民生”一句，被不少分析员认为是中共高层对楼市调控的最高原则，即楼市的发展必须令老百姓生活明显得到改善。

　　大陆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和政府政策中应发挥什么作用？要了解大陆房地产“何去何从”，或“ 测试”中国政府是否真的有决心压抑房地产炒风，应该先搞清楚北京领导层如何考虑房地产业的角色；大陆过去并没有商品化的房地产市场，物业只是由政府分配的实物，只有实用价值却没有商业价值，因此不存在物业市场，更遑论有房地产投机活动。但是，没有炒卖的另一面，是物业没有商业价值，楼宇的供应和流通都要由政府一手包办，当年国企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提供住房和分房，而其结果是住房市场“ 活”不起来，政府要背上为全民提供住房的包袱，不改革断无出路，人民的居住条件也永远无法改善。朱镕基总理提出住房商品化，是推动大陆房地产市场翻天覆地的开始，从此大陆出现了私人物业发展商、土地公开拍卖，政府不再为职工提供住房，人民要在物业市场购置自己的居所，一个房地产市场开始逐渐成形，物业有价有市，为不少人带来巨额财富，地方政府更借发展房地产业而得到源源不绝的收益，而物业买卖也慢慢衍生出投机炒作的活动。

　　踏入2000年之后，中国政府曾先后出招压抑楼市过热，但都不得要领；今年9月29日，国务院多个部委联合出招，并声言要对省级人民政府稳定房价和住房保障工作进行考核和问责，近期包括上海、深圳、广州、南京、杭州、厦门等城市相继宣布实施限购令，试图迫使楼市降温、进一步打击炒风。持反对意见者反覆强调，中国走向城镇化加上人民收入不断改善，对住房要求必会愈来愈大，加上中国政府在2008年投入四万亿元救市，宽松货币政策令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供不应求的结果，自然是楼价急涨，投机活动频生。此外，内地投资产品仍然稀缺，人民富起来之后资金苦无出路，唯有走向物业市场。凡此种种，都令政府的压抑楼市措施无法奏效。

　　纵使上述说法都“言之有理”，然而楼市过热如何影响银行体系稳定、楼市形成泡沫之后爆破造成的后遗症(负资产和银行大量坏账)，以至楼市炒风太盛令民众怨声载道(买不起楼)、人民把怨气发泄在政府身上，这些都有违中国政府要安定民生、缔造和谐社会的目标；美国房地产泡沫如何促成08金融海啸，以及香港偏重房地产业造成众多社会问题，对中国政府来说都是前车之鉴。要发展房地产市场，必须先有一套清晰的房屋政策，其中政府在房地产市场扮演什么角色，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但中国政府仍没有公开宣示的房屋政策；以香港为例，即使政府尽量减少干预市场，但在房屋供应方面仍然负起提供了近一半港人居住公屋的“大业主”责任；公屋对香港社会的稳定，其作用众所周知。中国政府曾经表示要加快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等建设，但到底规模有多大、政府会投入多少资源，却一直没有明确政策。公共房屋除了安民，还有政治功能，新加坡的组屋(公屋)是执政党的经营基地，在投票时是执政党的票仓，政府提供优良的居所，换来的是人民的支持，中国如果要逐步发展民主，大建公屋还有住房以外的“另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