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信报数字报

渝港台学者热议文化传统
巴渝文化璀璨夺目古而有之
“巴渝文化起源哪里？”“巴渝文化包含哪些内容？”昨日下午，在重庆市召开的“第五届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上，巴渝文化成了两岸学者们讨论的焦点话题。
重庆学者 熊笃
巴渝文化古而有之
“巴渝文化古而有之，并不是重庆直辖后，学者杜撰出来的一个概念。”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熊笃表示，在自己通过对巴和蜀在祖先、民族、图腾的研究发现，巴和蜀在历史上经历了“九分九合”，分多合少。巴文化和蜀文化相距甚远，巴文化自古就成一体系。
熊笃说，山水文化是重庆最重要最朴实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重庆的大山大水，峡谷纵横，奇观层出不穷。地灵产生人杰，于是政治军事文化呼之欲出。巴国曾三建国都，四筑渝城，分为巴国首都、大夏国首都、抗战陪都，逐步形成了巴渝文化的物态中心及文化中心，巴渝文化以之为依托逐渐凝聚。
古代的巴国有着“一夫当关万夫末开”的特殊地理位置，元时期合川钓鱼城在受到蒙古侵略时，抵抗了36年之久。明末张献忠与明军的战争，秦良玉伐奢崇明平樊笼之战，夔东十三家抗清战争，近代的抗日战争等，体现巴国人民忠贞不渝的爱国精神。
在文物和遗址方面，巴国军事关隘有汉中沔关、奉节江关等。城堡山寨有白帝城、钓鱼城、涪陵三台寨、忠县石宝寨等。
巴国宗教文化也自成一体。古人所称的灵山，即现在的巫山，是巴人最早的活动地区，是中国最早的原始宗教———巫教的发源地，也是礼仪、医学、风水术、文学、艺术的发源。同时巫教还孕育了后代的宗教，没有巫教就没现在的道教。据了解，道教和鬼国丰都有着很深的渊源，丰都是道教72福地之一。
重庆保留了双桂堂、万州慈云寺、荣昌宝城寺、江津白云寺、石蟆镇宝顶山寺等几十座寺庙。巴渝著名高僧有唐行满，还有万州天台宗名僧，其弟子日本僧最澄，为日本天台宗开创者。宋朝的大足人赵智凤在大足的石刻，盛极一时。涪陵人冉道隆，曾东渡日本达32年，传弟子有24人，是日本禅宗的开创者。
巴渝文化还包含移民文化，从秦代到解放后20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共有7次大移民进入巴渝，带来了五湖四海的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今湖广会馆陈列了大量移民文化文物，沿江区县也收集了一部分，为研究巴渝移民文化奠定了物证基础。
在文学上，古代巴渝神话有灵山十巫、巫臷国神话、大禹导江神话、巫山神女神话、丰都仙鬼神话等，这些都表明巴渝文化丰富多采，古而有之。
台湾学者 赵林
巴文化起源在江汉平原
巴文化究竟起源于哪里？来自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赵林教授称，目前文物界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汉水上游的陕南地区，第二种是汉水中游，第三种是川东、鄂西的清江流域。
 
然而在赵林对数十片甲骨文的内容进行研究之后，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商王武丁伐巴方”的故事。
在商代，一个叫武丁的国王，曾设想攻打一个叫巴方的地方，在经过拜将、准备、部署等程序之后，从商都城安阳一路南下，抵达河南西南一个叫“丹阳”的地方，最后交战。此次战争动用了100条牛以及其他粮草，规模庞大。
据赵林考证，古称山的南面、水的北面为阳，因此这个地方就在丹水的北岸，也就是如今的江汉平原。
“对古代的传说怎么考证？”赵林说，一种途径是通过现有的文字资料，另一种是通过出土的文物和文字资料。目前史料对巴文化有记载的只有《华阳国志》和《山海经》，赵林认为这两种史料居商代甚远，可信度不高，而出土的甲骨文则相对比较可信。
“这是目前巴文化见诸文字的最早记载。”赵林说，因此巴文化据此判断起源在江汉平原。而这一观点，与熊笃所说的古巴人最早活动地点———巫山，仅巫山一山之隔，并不遥远。
香港学者 黄坤尧
巴渝组曲曾是“国乐”
“‘巴渝组曲’曾一度成为‘国乐’，大批著名诗人为其填词，唐后神秘衰亡。”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坤尧在演讲中说，起源于殷商、鼎盛于唐朝的“巴渝组曲”由战歌战舞逐渐演变成内容和表现形式多样的歌舞表演，曾一度成为风靡全国的流行乐舞，和现在的流行歌一样。然而，“巴渝组曲”在经历唐代的鼎盛之后，却突然在短时间内神秘地销声匿迹，为后世留下千古之谜。
“‘巴渝组曲’只是我给它的一个称谓，它包含的内容不仅有声乐，还有乐器、舞灯、杂技和舞蹈。”黄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据黄教授介绍，周武王伐纣时，请剽悍骁勇的巴人为先锋。巴人出战时士气高昂，他们往往是唱着铿锵的乐曲、跳着独特的舞蹈冲锋陷阵，雄浑铿锵的“巴渝组曲”由此诞生。到了战国时期，“巴渝组曲”已经从单一的战歌战舞演变成了内容多样的歌舞表演。
《下里》、《巴人》等融合了楚国风格的“巴渝组曲”由于传唱表演简单，很快便风靡当时巴国和邻近的楚国，而当时高雅的《阳春》、《白雪》等歌曲由于表演技巧复杂，鲜有人会表演，成语“曲高和寡”就来源于这个典故。
“其实，它主要形式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摇滚乐和进行曲。”黄教授说，秦末，巴人助汉高祖刘邦伐楚，刘邦听了“巴渝组曲”后甚为振奋，将该曲引入宫廷。最鼎盛时，“巴渝组曲”由36名男鼓手演奏，作为迎接重要宾客、祭祀、典礼的固定表演活动，几乎成为国乐。
到了唐代，在武则天的改革下，宫廷中铿锵有力的“巴渝组曲”逐渐变成了软绵绵的宫廷乐舞，演奏者也由36名男鼓手变成了4名女歌伎。同时，为了便于传唱，“巴渝组曲”的唱词也开始由巴人土语改变为通行的汉语。“这就相当于把相对生涩的粤语歌曲重新用国语填词！”黄教授说。
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等一大批著名诗人都曾为“巴渝组曲”谱过词，这些词大都描写美好的爱情。雄浑铿锵的“巴渝组曲”变成了温婉动听，方便更多人传唱的“国语爱情歌曲”，并在短时间内达到极盛。
然而，唐朝过后，“巴渝组曲”却令人意想不到地迅速衰亡，如今只有在零星的古籍文献或壁画上才能一窥“巴渝组曲”的原始风貌，无人知晓其迅速消亡的真正原因，给后世留下一个千古之谜。“也许，它已经彻底融入了浩淼的中华文化之中，变得我们已经不认识了！”黄教授感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