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超越 (评论: 民主)

        蒂利在《民主》一书中提出的目标是分析国家的民主化与去民主化问题。在他看来，如果一个国家出现（1）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的融合，（2）种类不平等与公共政治的隔离，以及（3）公共政治领域中自治权力中心的被控制或消除，那么一个国家就会出现民主化趋势，反之则出现去民主化趋势。因而如果我们要分析一个国家是否存在民主迹象，就只需要看看是否出现了上述三种迹象即可。反过来说，在蒂利看来，如果我们希望一个国家民主化，那么我们就不该把时间浪费在“集中精力宣传民主的美德、设计制度、形成非政府组织、确认不民主政权中的零星的民主情绪”。我们真正要做的努力促进“把信任网络融入公共政治、帮助把公共政治和种类不平等隔离、反对强制权力中心的自治。”虽然后者包含了前者，但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中极小的一部分而已。
　　对于蒂利的整部论述，我们首先要提出的一个疑问就是，似乎他所指出的三个迹象本身就是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很难想象，一个民主制度是在信任网络、政治平等、公共控制这些因素达到足够程度后，如阿拉丁的城堡般在一夜之间伫立起来的。相反，倒不如说这三者在演进的同时，民主也在演进。而事实上在第一章中蒂利就指出：“当一个国家和它的公民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广泛的、平等的、有保护的和相互制约的协商这些特征，我们就说其政权在这个程度上是民主的。”根据这一界定，平等、广泛性、保护与相互制约的协商这四个维度恰恰就是蒂利所说的三个指标的简单描述。因而看来蒂利所说的无非是一个简单的同义反复：如果出现了民主的迹象，那么就是出现了民主化趋势；如果民主迹象退却了，那么就出现了去民主化趋势。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难分清楚蒂利的实证分析中，哪些是对上述迹象之存留的分析，哪些是民主因素之存留的分析，倒不如说此二者几乎是共进退的。此外，即便对于何种因素能够促进上述三个指标或四个维度，蒂利的分析也并没能够给予我们太多的启示。更多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所谓的“两难”：有时会促进，有时又会阻碍。即便这样的分析继续下去，或许我们得到的也只不过是无限后退。
　　当然，或许我们能够站在蒂利的角度对上述指责加以反驳。民主毕竟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因而完全有理由说在一个前民主社会，上述迹象的出现对于民主的最终到来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有了第二个问题，即看起来我们实在没有理由不去确认不民主政权中的零星的民主情绪，因为按照我们的分析，这样的确认与对上述三种迹象的确认是相互缠绕的。从另一角度来看，既然民主化与不民主化并非是线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反复的、非线性的演变过程，那么任何程度的民主迹象都只能算是“零星”的。如果我们没有必要花费太多时间去关注这些历史上的零星事件，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学者不要再像现在这样，花费那么多时间去研究古希腊、古罗马乃至中世纪的政治实践中的“民主痕迹”。可问题在于，正如蒂利自己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我们正是从这样的零星叙事中得出我们所需要的各种理论工具的。
　　第三个问题在于，在可控范围内，蒂利所要我们去做的“真正的任务”除了道德建设与制度建设外，究竟还包含了些什么，以至于和这些额外的任务相比，前两者只能算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要实现一个民主的共和国，除了构建合理的信任网络的组织结构、政治参与制度、强制权力中心的公共控制体系外，除了公民道德的建设与推广外，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呢？难道平等、广泛性、保护与相互制约的协商这四个维度的深化本身不是一种制度安排与理念实践的结果吗？在“可控范围”这个限定词下，似乎我们并不能从蒂利的论述中学到什么更多的东西，因为如前所述，蒂利除了做出上述同义反复的论述外，似乎就是在分析各种偶然事件是如何影响人类民主政治的日常议程的。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查韦斯最后死在了监狱里，今天的委内瑞拉又会是什么样的呢？可是正如同蒂利一再强调自己的论述并不等于得出某种政治实践规律那样，我们很难应对偶然这个敌人，“外推法”并不能保证将来等同于过去，而“假定预测法”则如前所述，只能告诉我们如果民主到来了，那么我们就民主了。何种因素导致这一现象呢？因素A或B有时导致民主化，有时导致去民主化。好吧，一切决定于偶然。事实上，如果说蒂利对各国实践的分析真的有什么指导意义的话，那么也只不过是为我们提供了一般性的制度建设与伦理建设的实际反思而已。换句话说，蒂利的分析恰恰告诉了我们民主的美德、制度的设计、零星的民主情绪等等在民主议程面对各种变幻多端的历史偶然时，究竟有多重要。
　　由上述分析来看，虽然本书的真正名称是《民主、民主化、去民主化及其相互依赖关系》，然而将其简化为“民主”二字其实也是恰到好处，因为正如我们说的那样，蒂利所提出的三个指标其实与民主的四个维度无异，因而归根到底就是对民主做出实证性的分析。许多人看惯了政治哲学抽象思辨的人或许会觉得这样的分析实在是无聊透顶，因为比起各种对民主进行高谈阔论的哲学激情来，蒂利的深入细节式的剖析即便不说是毫无新意，至少也确实有点繁琐而无趣。一方面他只是在论述民主，却从未超越民主，而另一方面，就连这简单的论述也搞得索然无味。可是说到这里，我们却有理由为蒂利说一句公道话。必须承认，许多人不屑一顾的蒂利式分析正是此书的价值所在。虽然按照我们的分析，很难说蒂利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毕竟他所给出的答案始终只是绕着民主在打转，然而他确实为我们对民主进行细节衡量指示了方向。即便“当民主的迹象出现时，就出现了民主化”只是同义反复，我们也确实需要了解民主的程度与前进轨迹，而只是停留在对民主进行抽象的哲学思辨上，是永远也不会告诉我们在实际民主实践中所需要的答案的。如何重建信任网络，使其融入公共政治？如何确保政治平等与其他种类不平等相融合？如何控制、消除军阀、资本大亨、地主等自治权力中心？即便蒂利式的分析无法给出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但想来也没有哪个哲学家或哲学爱好者敢于宣称只是通过概念思辨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事实上或许正是因为民主实践本身已然成为今日政治实践的核心议题，所以政治科学才日益取代政治哲学，成为了政治领域的显学，而这也正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不止需要哲学思辨，也需要蒂利式的科学分析，更需要对蒂利式分析的某种超越。
　　如果这一结论是正确的，那么这可能正揭示了蒂利以之为分析立足点的政治科学所处的地位。哲学之所以能够自诩是密涅瓦的猫头鹰，那只是因为哲人在思辨的王国里总是能轻而易举地建构起涵盖以往一切历史实践的封闭体系，因而虽然历史在黑格尔的绝对理性面前毫不停留，可科耶夫依旧只是将其视为黑格尔体系的深入与拓展罢了。由此来看，政治科学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正是因为人类政治实践总是需要不停地突破哲学的樊笼。然而政治科学却没有政治哲学那么幸运，它必须面对现实所提出的挑战，任何细节与偶然都可能在瞬间使理论大厦彻底倒塌，而人类永不停歇的前进脚步又使得这只猫头鹰迟迟不能起飞，结果在政治科学中似乎我们只能找到乏味的数据统计与无聊的同义反复，而丝毫没有政治哲学所给予我们的理论快感。换个角度来看，或许这又恰恰是在提示我们，必须由政治科学再次上升到政治哲学，否则我们就永远只能沦陷在纷繁杂乱的偶然事件之汇总当中而不能自拔了。因而当我们厌倦了政治哲学中无穷无尽的形而上学争论时，蒂利式的科学分析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解毒剂。然而既然蒂利的分析最终还是需要我们从更高的角度加以把握，那么哪怕是不停地用一个封闭体系去取代另一个封闭体系，我们也还是需要再一次上升到政治哲学。
　　约翰•塞尔曾在二十世纪末的一次演讲中抱怨说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要么过于抽象，要么过于新闻式。我们可以认为前者就是我们不得不突破的哲学樊笼，后者则是我们不得不超越的统计学式的或同义反复式的政治科学。用塞尔的话来说，在二十一世纪，我们真正需要的乃是这样的政治哲学：“它能提供给我们分析存在于实在社会中的社会制度的工具，使我们能够在不同的国家和大型社会间做出比较判断，同时又不必上升到使我们无法对特定制度结构做出特定价值判断的抽象层面。”如果前面的论述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将这样的政治哲学看做既是对传统政治哲学的超越，也是对蒂利式政治科学的超越。也就是说，这正是广义上的政治学这一学术领域的未来所向。说起来，这倒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双重反讽：密涅瓦的猫头鹰比起其自诩来总是起飞得太早，可事实上这不得不飞的一刻又恰恰就是起飞的最佳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