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问题上的科学与民主

生态问题上的科学与民主

蒋劲松

05年热闹一时的“敬畏自然”之争，已经过去2年多了。然而，目前中国所面临的生态破坏的形势更为严峻了。今天回首再看争论，相关问题应该更加清楚了。

今天，为生态破坏所能找到的唯一借口恐怕就是经济发展了。某些著名科学主义者曾以“为了人类”的名义，提出“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破坏’一下环境、生态”。然而，像太湖蓝藻爆发导致无锡人民连饮用水都发生困难的情况，何谈经济发展？不必仔细计算就可以知道，“破坏一下生态环境”所带来的损失，不知超出了起初获得的那点经济效应多少倍。

如果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过去走过的道路是先污染再治理的话，那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人类的认识水平所限，另一方面也是他们很幸运地走在了工业化前列，相对而言，那时的生态压力较轻，环境的耐受性较高，他们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将生态的负荷转移到第三世界去。而我们国家作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加之人口众多，人均资源严重匮乏，分布极不平衡，发达国家的老路是走不通的，必须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尤其是我国过去30年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已经造成了生态环境脆弱、生态压力巨大，为了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应该考虑适当降低虚高的GDP增长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加侧重民众生活质量的提高。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发展是硬道理”，那么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说“生态保护是更硬的道理”。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因为毕竟人的生存与发展，并不仅仅依赖片面的经济发展。

科学技术的作用与限度

科学技术对于生态保护无疑是很重要的。然而，我们必须要注意，科学技术的作用是有限度的。尤其是不能指望科学技术自动就会起作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受到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受到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的影响，受到制度的约束。例如，过去被广为宣传的“无纸办公”，最后并没有带来人们原来预想的纸张节约，反而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打印高速度，造成了手写时代最夸张的文牍主义也无法比拟的纸张消耗。因此，生态保护问题的关键，归根结底最重要的还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所以，不能简单地认定，生态问题的恶化是因为科学技术还不够发达，一旦等到科学技术发达之后，生态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这种假定无法解释生态问题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产生和发展的，而在近代科学技术产生和普及之前，根本不存在目前的这种生态破坏。

例如，给环境带来很大困扰的塑料等难以降解的材料性质不是偶然产生的，恰恰是当初发明设计时所要努力实现的性质。著名生态哲学家巴里·康芒纳指出 “这些污染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因为在新技术中还有某些不成熟不完备的地方，而是因为它们在完成其既定目标上，取得了极大成功。……现代合成剂杀死了鸟、鱼和益虫，只是因为它们成功地昆虫所吸收，并且杀死了它们，这正好是它们被希望的。塑料破坏了景观，是因为它们是非天然的合成物质，即被有心制造出来抵制分解衰退的，这种稀有的特性正是它们技术价值的基础。”

康芒纳认为技术的不当发展和应用必须要追溯到科学发展的本身。他指出，“技术上的谬误，看起来是来源于它的科学基础的支离破碎的性质。”具体说来，就是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技术所依赖的科学的还原论特征。“技术上的支离分散的设计是它的科学根据的反映。因为科学分为学科，这些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样一种概念所支配着，即认为复杂的系统只在它们首先被分解成其彼此分割的各个部分时才能被了解。还原论的偏见也趋于阻碍基础科学去考虑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诸如环境恶化之类的问题。”因此，生态问题必须从技术的应用，回朔到科学本身的不足和缺陷上来。

由于近代实验科学知识都是对实验室人工条件下的对象进行研究的结果的外推，从本质上就是具有反生态特征的。科学实验室本身是一个为了特殊目的而孤立的空间，它只需考虑在一个孤立空间内部对于物质的操控问题，不考虑外部问题，它需要外界不断提供能量供应，也不必考虑垃圾处理的问题。因此，在这样的空间场所中所开发出来的技术在垃圾处理、可持续发展方面先天地就是不足的。

从这一角度看，生态问题并非是科学知识不当应用所致，更非科学知识发展不足所致，而是实验科学传统标准化所固有的弱点的必然体现。因为，科学实践哲学家劳斯指出，“把科学知识和技能拓展到实验室之外，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的复杂性进行重组。不过，这种要求往往是通过简化自然环境实现的，而不是使科学实践适应于更为复杂的环境。”

例如，被科学主义者们广为称道的绿色革命，看起来是一系列的科学技术新发展的成功应用。可是，引入的杂交品种与当地原有的品种相比需要消耗更多的养分，需要更高强度的耕作，需要施用更多的化肥，需要更加精确的灌溉水量的调节，更容易受到病虫害的攻击，所以需要更多地使用农药。这些条件在纯粹实验条件下，不难满足。在大田种植时，虽然仍然可以获得高产量，但是却要付出高能量、资源消耗的代价，对生态的影响也比传统农业模式大了许多，并使得农民对于现代化学工业、种子公司依赖性更强。最终的结果是第三世界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面前更加处于劣势地位。

相比之下，近代科学中相对说来处于边缘地位的博物学传统，更有可能在解决生态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与实验科学不同，博物学是在相对天然的状态下，通过对自然对象的系统、全面和深入的描述来揭示自然的状态及其规律的。它对于不同对象的特殊性以及与环境之间的复杂的血肉联系更加敏感。因为，当然并不存在所谓“纯粹客观的”对象，因为只要是在人类的科学实践中进入认识范围的，必然与研究者之间发生不同程度的相互作用，就一定会打上研究者的烙印。但是，与高度操控的实验室研究不同，博物学对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了多方面展开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被剥夺掉与天然生境的丰富复杂关系。所以，相关博物学知识保留了更为明显的地方性，同时这种知识的“标准化”程度相对也比较低。这在过去一味推崇征服自然，强调效率的标准下，自然是博物学“科学”发达程度不高的根据了。

然而，从生态保护的角度看，博物学更为突出明显的地方性，倒是可以警示生态环境中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可以避免科学知识对自然和社会环境标准化所带来的破坏。在博物学中研究对象所展现的多种可能性，反映了人与对象之间关系的多样化，体现了人类生活方式的多元化，研究对象与天然生境的多重复杂关系，使得博物学知识更加关注生态平衡。

在某种程度上，与科学家相比，地方性知识的拥有者——普通公众往往更具有反省能力。例如，在英国著名的坎布里羊事件中，事后证明，牧场主们的“地方性知识”比科学专家们的抽象和普遍的知识更加可靠, 而且在相关争论中牧场主们也比科学家们表现出对自己主张和知识更强的批判能力。

田松先生在“科学的迷信与迷信的科学”一文中曾经谈到过这样的现象，用现代科学武装起来的头脑和技术，能够并且敢于剃光一个个山头，给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灾难。而落后愚昧缺乏科学技术知识的山野之人，害怕触怒山神树精给人带来灾祸的迷信，却可以保护环境。在我看来，这绝非完全是巧合。事实上，在看似荒诞不经的山民迷信中，包含了他们自己并不能充分认识和表达的深刻的生态智慧。

既然近代实验科学在解决生态问题上也有如此的局限性，我们有什么理由以科学的名义来拒斥科学之外的另类知识呢？与严守特定的科学观点相比，开放的心态更是科学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永远不要低估科学之外的另类知识、传统知识、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

民主的作用与限度

必须保障公民在生态问题上的知情权和决策参与权。生态恶化会加剧社会不公、贫富分化，带来了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是社会稳定的隐患。我个人认为，在解决目前中国生态的有关问题上，民主高于科学。

我们不能假定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的决策是纯粹从科学出发，纯粹为了全社会利益的。事实上，他们也有自己的集团利益，我们必须警惕他们利用专业的权威为自己谋利益，科学家乃至科学共同体的决策绝不能无批判地接受。据何祚庥院士揭露，在几位院士联名向国家提交的一份要求拨款40亿元人民币发展新项目的重要报告中，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其中一个关键技术指标居然算错了100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幸亏后来有人及时发现，才避免了国家遭受重大损失。所以，著名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的告诫很值得记取：“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的忠告是，利用专家，但永远不要信任他们，当然，永远也不要完全依赖他们。” （涂红部分为编辑所删）

有人怀疑，像生态问题往往要涉及到非常专业的科学知识，公众参与是否会影响到决策的科学性？费耶阿本德认为，不可将普通公众当作阿斗。事实上，“假如普通的人们准备‘进行某种艰苦的研究’，他们便可以发现专家的错误，这是任何陪审团的基本假定。……法律还假定，外行能够获得必要的知识以理解专家的程序、发现他们的错误。这一假定在一个又一个的审判中得到了证实。”

科学共同体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纠正，但是科学活动于其中的社区、城市和国家，同样也可以进行对科学共同体的错误进行纠正。费耶阿本德说“自我纠正的科学是自我纠正的大单位的一部分，在民主中，大单位的自我纠正包括了多个部分，这意味着民主的自我纠正主宰着科学的自我纠正。” 正如交叉学科研究中，外行科学家可以其不熟悉的领域的研究做出贡献一样，普通公众的质疑和批评同样也可能促进科学的进步。

不仅如此，生态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单纯科学技术的范围，涉及到利益的重新分配和权力的运作，因此从这一角度看生态问题本质上属于政治问题。在一定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的条件下，生态问题的解决方案有多种发展可能性，实际上究竟会按何种路线发展？甚至如何评价这些方案的优劣，并不存在简单的评价标准。因为，一切评判标准都是渗透了价值观，是体现不同的利益群体的利益的。因此，仅仅依靠科学技术是无法决定的。需要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相互协商。所以说，今天科学技术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社会中运行制度和认识限制的。显然，在民主社会能为大家所接受的有效的解决方法必然是通过民主的途径。

巴里•康芒纳说，“科学进步带来的问题，虽然来自科学知识和技术成就（也有的是失败），要求得解决却只能诉诸道德判断和政治抉择。” 这是因为，“没有什么理论能够在某个电力千瓦的数字和某个甲状腺癌病例数字之间，或者在某个玉米产量的数字与婴幼儿残疾之间做出指导性的选择。这是价值的判断，它们并不取决于科学理论，而取决于我们赋予经济优越性和人类生活之上的价值，或是我们对把国家交给集成运输线，还是交给细菌武器的才智上的信念，这是一些道德的、社会和政治正义的问题。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它们的决定权不在专家手中，而是在人民和他们所选举出来的代表手中。”

事实上，在西方发达国家在公众参与生态问题的决策方面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办法。对于那些不需要太多具体科学技术知识，公民自身都能直接感受到的生态问题，如严重的水污染、噪声、森林砍伐、石油泄露污染海滩等等，公民与环保非政府组织（NGO）可以采用向媒体、政府官员以及污染企业写信的方法进行抗议，要求立即纠正。甚至可以发起游行示威抗议、抵制购买污染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向法庭提起公益诉讼等种种措施。

而对于新技术的发展或者准备开工的工程项目，如果在生态问题上有争议，而一般公民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予以判断时，各种形式的听证会和共识会议便是公民参与的有效途径。在这些活动中，专业知识缺乏并不是拒绝普通公民参与决策的借口。想要推广技术或者推动工程建设者，需要承担举证责任，要设法向普通公众说明这些有争议的技术或工程不会造成环境问题。专家们有责任用通俗的语言向公众解释技术和工程，用专业的知识分析利弊得失和风险程度，而把最后决定权交给民众。

相比之下，我国的生态保护中民众参与的程度太低，受到的种种限制太多，这不利于调动全民的积极性参与环境保护。事实上，国内外的大量事实都表明，从来都是受到或者可能受到污染影响的普通公众最关心生态问题，同时他们的声音也最容易受到忽视。如果生态问题没有公民的广泛参与，缺乏监督，少数权力机构在势力很大、资本雄厚的利益集团强大影响下，很难去履行应尽的职责。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目前民主文化发展水平不是很高，人民和某些部门都不是很适应民主文化的运作方式，另外社会主义法制也不够完善。所以，在强调公民参与生态保护的同时，也必须要认识到民主并非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既不应有“科学技术万能论”的想法，也不可有“民主万能论”的错觉。必须要使广大公民认识到民主政治是一种妥协的政治，是不同利益群体和阶层博弈的过程，最后只能达到一种“人人不满意，人人可接受”的结果。

尤其是要提防“民粹主义”的泛滥。必须要让民众认识到，公民有权参与决策，并不等于有足够的理性和知识参与决策；公民自己做出决定，并不等于决定符合自己真正的根本利益。许多国家和地方的历史经验表明，在一个威权体制消退之后，在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下，历史积累的大量矛盾冲突往往会诱发严重“民粹主义”的爆发。而“民粹主义”的非理性情绪的煽动和宣泄，将会带来更加严重的环境问题。因此，在强调民主参与的同时，更艰苦的工作是加强社会的法制文化，宣导真正民主的理念。提升民主的素质。在此过程中，社会中的文化精英有责任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使得平等参与的政治场域与精英引领的文化场域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和平衡。

我国目前科学和民主的发展都存在严重滞后的现象，而生态状况堪忧。因此，深入研究在生态问题上科学和民主的作用与限度，不仅是加强生态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拒斥鱼目混珠的科学主义和民粹主义，深入理解和弘扬真正的科学和民主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