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600期特刊：亲历者回顾本刊编年史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13日10:07  三联生活周刊 三联生活周刊600期特刊：1995至2010我们与这个时代。
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董秀玉。
　　1998年北戴河留影（左至右：王星、苗炜、王锋、高昱、李孟苏、卞智洪、刘君梅、王珲、邹剑宇）
2010年10月，《三联生活周刊》部分工作人员合影。

　　1995～2010我们与这个时代

　　◎朱伟

　　我从1995年8月起接手主编《三联生活周刊》，至今已经15年零两个月。与《三联生活周刊》的渊源，则要前推至1992年的春天。那时，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刚从香港三联回来不久，书店蜗居在外交部街一个宿舍院内的地下室里办公，进地下室要弯腰。记得那天是在与《读书》编辑部吴彬的闲聊中，问起三联有无可能办《生活》。吴彬让我去找老董聊聊。那时正是《人民文学》剥夺我工作权之际，闲得无聊。老董就让我做一份策划。策划是在《人民文学》编辑部所在，农展馆南里10号楼马路的对面，大家或蹲或坐在路边议论的。参与者有《人民文学》的林谦、邹进、林大中、鲍学超等。议论后，由我执笔，写成了一份策划。那时的想法，是办一份文化与生活相结合的月刊，希望以承包经营的方式，与三联书店合作。

　　这份策划交老董后，曾组织过一次讨论。老董当时明确表示，三联书店不会考虑承包经营的方式，随后，策划也就被搁置而无下落。再后来，听说朱正琳与梁晓燕也在做策划。这期间，时任《读书》主编的沈昌文先生让我帮助召集新闻界一些活跃的朋友吃一次饭，他想在《读书》上开一个新栏目，每月对新闻热点做深度评述。吃饭地点定在新侨饭店，那次参与者，记得有钱刚、杨浪、杨平、陈西林等。老董参加了聚会。现在回想，那次聚会，对于《三联生活周刊》后来的创办，可能是很关键的一个时间点。沈先生在聚会后告诉我，老董说，这件事不该《读书》来做，应该《生活》来做。我猜想，老董正是在那次聚会中认定了——《生活》要做成新闻周刊，要大投入大产出，而钱刚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是那时新闻界一批最活跃的新潮者的领袖。

　　这应该是《三联生活周刊》一段一般人所不知的前史。

　　然后，就听说老董拉来了投资，由钱刚开始正式筹备《三联生活周刊》。早期筹备的情况，我是时时听何志云谈起，他是我原来在《中国青年》工作时的同事。参与筹备的，除新闻界朋友，还有很活跃的晓蓉，她是《文艺报》的编辑。而协助钱刚筹备的陶泰忠，则是原《解放军文艺》的编辑部主任，我在《人民文学》工作时，曾是将他看做竞争对手的。

　　我清楚记得，钱刚正式招聘面试记者的那一天，我正在灯市口妇联大院里，帮杨浪的太太谢丽华编一本面对农村妇女的《农家女》杂志。自从1989年《东方纪事》停刊，《人民文学》又不让我发挥作用，我当时正想方设法想编一本能实现自己理想的刊物。想编一本《艺术》，都组好了稿，最终还是因为没刊号而流产。1993年钱刚开始空转试运行时，我开始应老董之约，筹备《爱乐》的创刊。我是在《爱乐》创刊后，1994年的夏天，钱刚与陶泰忠已经离开《三联生活周刊》，周刊第一次筹备失败后，才下决心离开《人民文学》到三联书店的。说实在的，离开《人民文学》的一个很大前提，是因为《生活》。进书店前，老董曾与我谈话说，进三联，在编好《爱乐》的基础上，要参与编《生活》。文化与新闻能有一个融合，一直是她办《三联生活周刊》的初衷。

　　我到三联书店后的这一年夏天，第二次到钱刚撤离后的净土胡同15号(钱刚在任时曾参观过)，参加一次时任执行主编朱学勤召集的研讨会。我记得很清楚，会议休息时，那两个门对门的原来是钱刚与陶泰忠的办公室，一间聚集着朱学勤与刘东、邓正来等一批学者；另一间聚集着杨浪与陈西林等一批新闻人；说话时彼此都关着门，烟雾缭绕。老董当时显然是希望朱学勤能与杨浪合作，但最终导致的却是朱学勤愤然离去——两种办刊理念其实是很难合二为一的。朱学勤走后，由杨浪独立地创刊，吕祥配合，老董当时显然又设想过让我与杨浪合作，但这个计划最终却没能实施。到了1995年夏天，杨浪以月刊方式连续正式出版4期《三联生活周刊》后，再一次夭折。随后，很快又有了新的投资方。我进《三联生活周刊》，似乎是从认识魏志强开始的。那时候，三联书店寄居在永定门外一家面粉厂的一栋简易楼上。我记得是在会议室里，由潘振平引进一个满脸诚恳笑意、瘦到走路都轻飘的魏志强。他是原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经济史硕士，潘振平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时中午打桥牌的搭档。老潘告诉他，我就是朱伟，他就笑容可掬地和我握手。我随后也就知道了，他从此就代表国利阜康公司，专门负责新《三联生活周刊》的经营。

　　我到《三联生活周刊》正式上任是1995年8月。上任前，老董告诉我，杨浪的班子里留下来的方向明，会全力帮助我。她说，方向明这个人既懂经济，又有新闻敏感、新闻理想，你们能很好地合作的。我于是约方向明见面，在我亚运村的家里。他一袭黑衣，烟一支接一支，抽得很凶，目光在眼镜后有时稍有沉疑，但一直豪爽地表示，他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合作者，会两肋插刀。他事后曾多次抱怨：这个朱伟，初次见面就是清茶一杯，连饭都舍不得请我吃一顿！

　　于是，我们就重新在净土胡同里开张。潘振平与我门对门，也就是原来钱刚/陶泰忠、朱学勤/杨浪的那两间办公室。老潘负责代表三联书店与国康公司的所有接洽，国康公司负责所有的经营，我只负责编辑工作，但对每个月8万元的编辑费有支配权。编辑部当时只有原来留下的方向明、苗炜、王锋、刘君梅、张晓莉、钦铮、高媛7人。我带到编辑部的舒可文、阎琦、兴安、何绍伟、刘怀昭，加上我，7对6，总数13人。何绍伟后来很快去央视了，胡泳又加入，仍是13人。我最初的架构，是将周刊分为社会、经济、文化与国外四部分，方向明管经济，舒可文管文化，兴安管社会，刘怀昭管国外，胡泳管经济与国外，阎琦管编辑流程。

　　编辑部紧锣密鼓，筹备在年底前恢复出刊。当时还有一个策划班子，成员包括汪晖、黄平、黄速建及李陀，刚开始还有在《北京青年报》工作的黄利，是她介绍刘怀昭来周刊的。而经营者可能是把周刊当做“摇钱树”的，对一本周刊在创刊时需要走过的艰辛长度显然缺少思想准备。

　　我一直说，《三联生活周刊》创刊成功的最大功臣，应该是方向明。如果把1995至2000年看做创刊的第一阶段，这6年一共120个封面故事中，方向明一人做了30多个，而且许多重要有影响力的封面，都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用钢笔写下来的。正是他一个接一个在我的“威逼利诱”下，一次又一次整夜整夜地抽烟、熬夜写下的封面故事，才为周刊初创硬是闯出了一条血迹斑斑的草莽之路！这个阶段，方向明加上胡泳、邢海洋，决定了周刊初创以经济报道为最强。文化方面，因为一恢复出刊，我就约娜斯在纽约作为特约撰稿人，依仗着她当时不断发回在纽约的独特见解，舒可文、刘怀昭加上新颖的文化话题，保证了初创时这本刊物与经济对等的文化容量。而社会，一开始因为都是兴安找周边朋友约的稿，显得最弱。

　　那是一个怎样的艰难时代呵！我一直以为，《三联生活周刊》的模式不可复制，是因为它以极低的成本起步。我们创业时，只有十来台老掉牙、从钱刚时代遗留下来的386电脑，两三部电话机。那时候，魏志强没有想到，刊物印出来后，会没有拆封就被完整地退刊回来，广告没有，发行也发不出去。在最艰难的时候，潘振平是我身后最稳固的一堵墙。他是我全部的后勤支持，我“提着鞭子”，逼迫着这个团队超越个人能力出优质稿件，他在我身后做安抚工作，再加上后期的流程监制。我们经常一起加班到深夜，到胡同里的小馆子欢聚一下，就算是最大的乐趣了，到凌晨，再各自散去回家。

　　这个阶段。一个关键性时间是1997年底，在每年仅100万元的编辑费无以再维系编辑部发展时，我向国康公司提出，要不就将编辑费提高50万元，要不就由我自己来负责经营，反过来给你们交钱。结果是，国康公司移交了经营权，这也就逼迫着我既管编辑又管经营。编辑经营一体的代价是，我得了胃溃疡，几次疼到死去活来，那完全是因为紧张所致。好处是，竟把两者关系理顺了。等我学会经营时，这一年底，《三联生活周刊》竟奇迹般解决了亏损，它的印刷也终于从原来山东的一家小厂挪到了大名鼎鼎的利丰雅高——周刊终于生存下来了。

　　我一直有一种很天真的想法——周刊的老人要是都不离开，那该多么人才济济？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一方面，人各有志，这个时代对各种各样的人有着各种各样的诱惑。刚开始，周刊的老人们无一例外，遇到的都是出国问题——刘怀昭出国，王锋出国，邢海洋出国，胡泳出国。然后，是争取自己更大天地的召唤——方向明决心自己去创办《竞争力》了，吕祥拉阎琦去办《科学世界》了。当然，恋家的转一圈，可能又回来了，比如邢海洋、蔡伟、阎琦、李伟。苗炜与鲁伊也走过，走了，又回来了。也有的走了，就再没回来，比如王锋、高昱、王珲、吴晓东。走的人中，也有的是因为新旧更新。刊物与人总是要更新的，不更新，人和刊物都会老，有些人不能接受更新，走了之后，就会感觉遗憾。

　　《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从半月刊转为真正的周刊，从根本上说，是源于老董的决心。半月刊变周刊，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运作程序。这是因为，直到2000年，《三联生活周刊》都是在对20天前发生的新闻做文化评述，传媒界承认它的思想生产力，却不承认它的独家采访能力。确定变周刊，我记得是老董在韬奋图书中心的咖啡馆对我说：“如果现在不变周刊，以后会越来越被动。”是她鼓荡了我的决心。如何变周刊？当时有人建议以两套班子轮换操作，但我说，要改，就一次到位，坚决按一周的流程。也就是，每周二定选题，下周二发排到印刷厂，印刷厂严格24小时印刷周期，周三开始在全国各地上市。

　　变周刊究竟需要多少编辑记者？按钱刚他们当年的设计，是78人的编制。可我以为，我们应该坚持走精兵强将的道路，所以，2001年转周刊时，编辑部加上发行，总数只有34人。直到今天，编辑部人数也没有达到钱刚当年设计的78人。编辑部加发行部再加多媒体发展部，总数100人。正因为坚持了人员精干，才保证了《三联生活周刊》自2005年至今，每年人均20万元以上的利润率。

　　从月刊变周刊，不仅节奏要变，更重要的是要对一个做半月刊/月刊的团队做脱胎换骨的改造。我认定以人来带刊物的原则，在确定要改周刊前，就选定了李鸿谷。选他的原因，不仅因为他1997年曾给周刊做过一个封面故事，更因为我曾在武汉与他面谈过两次，知道他有许多做新闻的抱负与理想。他曾给我一份他对办报设想的几万字论文，这份论文使我想到了80年代我自己做《东方纪事》时，那种想要撑开一片施展自己天地的渴望，我认定他是一个可为理想躬身前行、不计得失的人。在我看来，没有理想、讲究得失的人，终在算计中，难成大事。

　　李鸿谷到周刊后，我专门为他腾出地盘，让他管社会部，高昱从社会部转去管经济，吴晓东管国际。刚到周刊，李鸿谷是个边缘人，我称他为“外省青年”。他进周刊做的第一个封面故事，是到浙江温岭去调查黑社会，然后又去做泸州“少年黑帮”，做“新生代毒枭”，似乎与黑帮、毒贩摽上了，很令当时周刊一些老人不屑，似乎还远没金焱更显出色——金焱当时独身深夜去采访石家庄爆炸案，又轻易突破了刚破了张君案的时任重庆公安局长文强，做了《对手张君》。李鸿谷做黑帮、毒贩时，高昱一直在做他对城市思考的宏大叙事，这个系列从洛阳做到沈阳，从沈阳做到汕头。高昱与吴晓东当时对李鸿谷，显然是一种要一决高下的态势。在激烈的竞争氛围下，“9·11”发生了。我一直说，是“9·11”推动周刊完成了应急反应能力。“9·11”发生后，我们只用了大约12小时，就编出了一本《星条旗落下》。紧接着，从《丧钟为谁而鸣》一直到《生化惊栗？》，一共连续做了5期，彻底完成了《三联生活周刊》从半月刊转周刊的社会认可。

　　“9·11”，应该说给了李鸿谷一种压力、也给了他一种机会。“9·11”利用外刊报道的过程，他一直游离在外，这恰恰给他腾出了足够的时间与精力，能去突破《贪官李纪周》，使他所追求的密集采访、细节追踪有了足够的时间成本去实现。由此，《贪官李纪周》在“9·11”热点过去后，就成为《三联生活周刊》转周刊过程中一个里程碑式的封面，它的模本展示，使我更清楚地意识到，这正是《三联生活周刊》未来所要追求的一种新的方向。许多事情可能都在于机遇——以此，李鸿谷也就开始改变了他在《三联生活周刊》的被动位置。《三联生活周刊》就是这样的一个单位：谁能写出有影响力的文章，谁就牛，大家就服谁。唯稿件论英雄。

　　应该说，《贪官李纪周》在2001年11月获取影响力后，李鸿谷是紧紧抓住了机会，很快于2002年1月突破了《广西贪官网》；5月又带领金焱、朱文轶突破了李真；7月更深入到《河北贪官权力场》。2002年的4月，他还实现了我本以为不可能的对青基会采访的突破。此时，编辑部的天平就出现了倾斜。

　　周刊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是更多热点新闻的动态及时展现，还是更多静下来的思考与讨论？这在2001年是有过争论的。我记得，编辑部骨干曾专门开过两次会，在争论中，我是坚决站在李鸿谷这一边的。我始终觉得，对于当时的《三联生活周刊》而言，记者的采访突破能力是第一位的——记者若不能突破到现场，通过独立的采访发现来思考，就可能以观点找材料，以资料做文章，最终难以完成独家有力的叙述，也难产生真正的影响力。李鸿谷是强调采访量、采访所得信息决定一切的。他要求他的社会部记者，一篇两页的稿件要采访到10个采访对象，这能彻底改变《三联生活周刊》原来在采访能力上的弱势，从内心说，我是希望他能给整个编辑部带来这样的改变的。李鸿谷确实也没有辜负我对他的期望，他通过自身的努力，使得他与他的团队所完成的封面越来越具竞争力。2002年4月，韩国釜山空难，新记者李菁在周刊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出国采访的突破；10月，她又再次完成对巴厘岛恐怖爆炸的出国采访突破。到年底，由社会部主导《三联生活周刊》，已经不再被大家所怀疑了。

　　关于这一段时间的道路选择，现在回头看，我仍然坚信这取舍是正确——如果没有这样的选择，《三联生活周刊》就不会有一支敢于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能突破的采访队伍，就不会有后来一系列优秀记者的出现。没有独家采访能力的刊物，怎么可能成为大刊呢？

　　我习惯于将1995至2000年看做周刊创业的第一阶段，2001至2004年看做周刊积累的第二阶段，2005年以后看做周刊真正开始走向成熟的第三阶段。在第二阶段中，现在回头看，2003～2004年，可能是《三联生活周刊》历史上的焦灼期。这个阶段，老董退休，三联书店新领导上任，《三联生活周刊》于2003年4月从原办公地安贞大厦搬回三联书店，三联书店对周刊原来的管理方式改变了，刊物的管束加强了，致使一批老人先后离开。这两年，SARS期间是非常被动地应对，然后开始转向一些边缘性的选题，广告与发行都在原点上徘徊。如果不能突破瓶颈，即使到了这个阶段，周刊实际仍有夭折的危险。

　　真正开始闯出困境，是2005年。闯出困境的原因，一方面是，三联书店回归了放手让周刊按自己方向去发展的宽松管理；另一方面是，我们又完成了一次从传统新闻周刊向综合性周刊的转型。2004年末，周刊其实面临过一次究竟做多本还是做一本突破的路径选择。老董是多次建议我，应该尽快分做子刊的，她的意见是，周刊已有一批骨干成长起来，应该分出多本子刊，给他们以发展的空间。但我看到，众多的传媒集团，人力恰恰被众多的子刊而分散，在人力资本不足的前提下，多刊反而会成为对主刊的拖累。于是，我就说，我们还是集中资源，就做好这一本，却可以将各子刊的形态都集中到这本母刊中来。这就有了增加篇幅，把《三联生活周刊》变成综合性周刊的想法。从传统新闻性周刊转为综合性周刊，也是看到了越来越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对传统新闻性周刊的影响——既然互联网降低了新闻消费的台阶，使得越来越多的读者已经不能满足于对新闻的消费了，那我们就把理财、消费、收藏、旅游、健康、美食，这些实用的内容都增加进周刊，使周刊变得更杂更丰满，使读者在其中有更多的选择性。

　　综合性周刊要完成的是“杂”与“志”之间的关系。我一直以为，做杂志就是在“杂”与“志”之间求最大值的一个过程。杂志不杂就无吸引力，但杂而无志，会一盘散沙。“杂”与“志”，是主菜与拼盘的关系，“志”一定要足够强，围绕它的“杂”才能被凝聚。要满足这样的条件，既要有一支在关键题材实现上能体现强悍的队伍，又要有一支能体现出趣味、风格各异的队伍。好在从2001～2005年，我们用了5年时间，已经完成了这样两支队伍的建设。2005年以后，《三联生活周刊》其实走上的是不断拓展新的信息传播类型的道路——2005年时逢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我们做了一个重访历史细节系列，累计5期，用了334页篇幅；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我们又做了一个考察文化地理的系列，又累计5期，用了307页篇幅；2008年抗震救灾，累计4期，用了329页篇幅，这都是使重点报道的能力激发到最强。另一方面，调度各种不同趣味，又构成了围绕封面专题的大大小小近40个，足以让不同读者可根据自己不同口味去挑选的栏目。

　　这样的“杂”与“志”相辅相成后，杂志的传播能力自然是上了一大台阶。记得2005年我们转型时，曾有新闻周刊的同行认为，我们这样做，正好给他们让出了市场空间。但事实是，传统新闻周刊的市场的确在萎缩，而我们恰因为这一次调整，争取到了越来越多的读者，真正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刊物面貌是需要不断调整变化的，这不仅因为读者会有不断更新的需求，争取新读者也需要不断更新。而且，对于编辑部而言，也需要通过调整来刺激新的创造力。无论是谁，一旦被惰性俘获，他就会停止对追求的希冀。

　　15年，三个阶段，600期。一个人一生中，有多少个15年呢？

　　这15年，前3年，不断亏损，第三年底扭转亏损，开始偿还拖欠债务。第六年盈利了，第七年起改周刊，加大投入，又亏损。但因为控制了成本，第八年又转为盈利，第九年起扩大盈利，到第十一年起，才开始进入较大喜悦的连续、持久发展。从2005至2009年，《三联生活周刊》连续5年做到了每年广告量增长超过15%、发行量增长超过20%、利润增长超过20%、人均年利润超过20万元的经营指标。这5年之后，实际上，2009年底，我们已经意识到，又到了一个需要检讨自己、重新更新自己的阶段。办杂志就是这样，不成长，不竞争，就会面临衰老、兄弟刊物就会追赶上来，你就会面临淘汰、死亡。我们面对的传媒环境正在变化，面对的读者需求也正在变化，所以，《三联生活周刊》的600期必须酝酿新的变化——为了它能持久地不断地进步的目标，为了不辜负这15年来，有那么多人为它付出的代价与心血。 

1995城门失守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13日10:07  三联生活周刊 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在等待工作机会。
杨浪在三联生活周刊的日子：1993-1994。

　　1995城门失守

　　1995年1月14日，离农历春节还有半个月，北京城里过年的气氛已经越来越浓。反反复复酝酿了两年的《三联生活周刊》终于正式出版了创刊号，封面是一扇大红色的城门，城门并未洞开，讨论的是一个让人欢喜让人忧的话题——户口。

　　当时，“春运”已经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有关部门发布的统计数据估计，全国进城的农民工已高达8000万人。市场经济催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些农民工蜂拥涌入大城市，已经强烈冲击了户口制度，给脆弱的城市基础设施与尚未成熟的管理运行带来了巨大压力。

　　根据北京市有关部门的估算，当时常住北京的农民工已超过200万人。为应对愈演愈烈的流动人口，1994年10月6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北京市征收城市容纳费的条例》，规定凡批准进入北京市的常住人口都要缴纳城市容纳费，价格从3万元到10万元不等。

　　征收城市容纳费，北京并不是第一个，却是影响最大的一个。一时间，中央各部委纷纷出面声讨，因为如果按照条例计算，航天部每年需要向北京市支付1800万元，铁道部则高达3000万元……初生的《三联生活周刊》的这个封面专题从户籍制度的历史演变入手，全面考察了户籍制度对都市里不同人群的影响。记者的触角深入到了“新疆村”、“河南村”这些边缘人群的聚居地。《三联生活周刊》由此奠定了自己的气质与基调——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关注，对个体生命尊严的关怀。

　　杨浪率领他的团队完成了《三联生活周刊》在筹备近3年后的创刊。杨浪的团队于1994年12月2日正式出版了试刊号(总第一期)，从1995年1月至4月，以月刊方式连续出版了4期，从第二期到第四期封面专题分别是：《谁是香车梦里人》、《关于女人的话题》和《迪斯科广场占领都市》。5月后，出版再度中断，杨浪的团队随后解散。8月才重组团队，重新筹备出版。直至12月10日才出版该年第5期(总第6期)，封面专题为方向明采写的《邓斌不是沈太福》。

　　至1996年起，《三联生活周刊》才开始以半月刊的方式连续出版不再中断。

　　如果让我对

　　15年前的自己说

　　已经成为北京现代文化艺术聚集地的方家胡同46号。一群年轻的艺术家在水银灯下答问，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要你对10年前的自己说，你会说什么？

　　——是啊，我会说什么呢？

　　◎杨浪   摄影◎蔡小川

　　是1994年的8月下旬，和平饭店一楼的大堂咖啡厅。还是老董，还是眼镜片后那亲切的笑容。第一次与董秀玉先生见面在一年半以前，那时候有钱刚先生、陶泰忠先生，为的是同一件事：《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办。

　　“‘史’前期”

　　现在讲的这些事儿几乎要叫做“历史”了。1993年4月10日，《中国青年报》上刊登了一则有关《三联生活周刊》的招聘启事。以钱刚先生为主编的编辑部一共收到了800多份应聘信。由钱先生设计的那场新颖、别致的招聘给许多相关者留下了印象。8月，应聘的15名记者开始了堪称严格的职业培训。先后参与过周刊筹备的“主笔”们多是传媒界人士，胡舒立、贺延光、陈西林、王安、何志云、毕熙东、杨迎明、郭家宽等最初是以招聘考官和培训老师的身份参与周刊孕育的。此后的9个月里进入了紧张的筹备阶段，每周，“主笔”们带领记者策划选题、讨论写作，在每周编号印制的所谓“空转作业”里，不但有当周的“封面故事”、各个栏目选题，还包括报道进入的角度，具体实施的技术路径。当年的年轻记者曾写道：“这本是一次雄心勃勃的集结，集结的名单足以使人和新闻出版单位惊讶乃至震动——它几乎包括了北京主要新闻出版单位的出类拔萃者。其中的含义只有一点：一本真正意义的周刊的出现，意味着我们极有可能加入国际性的新闻角逐。”到1995年5月，先后出版了印数极少的5期“样子本”，那时候我就说，若干年后这批存世稀少的出版物会成为中国出版史上难得的收藏品。

　　在“媒体市场化”还是一个新鲜名词的时候，是“三联”把这批人聚到了一起，是国际化的媒体出版模式激励了一种对时政生活类周刊的创造热情。然而，因为资金、出版方变故等等原因，这次集结到1994年5月“有”疾而终。

　　时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的董秀玉先生在她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决心好下，但执行过程之艰难曲折却难以想象。创刊、坚守和正式转为周刊是三个关键时期。创刊阶段，在钱刚带领下大腕云集，创意无穷。从1993年3月批准刊号，钱刚进入，到1994年3月迁入净土胡同前，在当时‘三联’蜗居的‘大磨坊’楼上的平台房里，日夜灯火通明、热火朝天。制订规划、招聘记者、职业培训、‘空转’试刊……那真是一段最值得回忆的日子。虽然这以后由于资金中断等种种原因造成第一次休刊，但这一年的工作明确了办刊思想、搭好了架构、锻炼了队伍、熟悉了出刊的各个环节，不少栏目不但10年来仍在沿用，连外刊都在借鉴。尤其在媒体中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1994年5月到1995年8月，这是一个情况多变的守护期。其间试过几位主编，换过两茬儿投资者。真正做了实际工作的是杨浪。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不讲代价地接下了重任，编了一期试刊、5期正式出版的周刊，最后亦终因资金问题而休刊。”

　　“创刊期”

　　老董“表扬”我的那个时候，我其实刚刚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中青报”4月份一个“愚人节”的专版，背上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二个“处分”。这一阵，挟着刚被“三联”点燃的做新型媒体的余勇，我和西林等人介入了多家媒体“改版”的实践。重要的是，“市场化”已经是一个深深植入职业展望的理念。在和平饭店喝咖啡的时候，我没有选择，当时只给董先生提出了一个请求：不能再耗着了，我的任务只有尽快出刊。

　　这时候，编辑部已经从永定门外大磨坊面粉厂的一个临时地点搬进了东城区净土胡同的一座小楼里，这里好像是一个前冰箱修理厂，胡同逼仄，院落破败。记得搬家的时候，前任钱刚先生颇八卦地说过一句：“一个‘净土’，一个‘宝钞’(净土胡同附近便是‘宝钞胡同’)，这是《三联生活周刊》的福地。”不过，再回到净土胡同的时候，真有点进了净土寺的感觉，三两方丈、一群小僧，在这个清静偏僻的处所做着一场春秋大梦。休刊几个月后，熟悉的办公室多少有些冷寂。很遗憾，我很敬慕其学养的朱学勤先生这时候也离开了编辑部。于是，15年前的8月15日，我为瞻望中的“创刊号”写了第一段“编辑思路”——“创刊号”将是我们公开面世的第一本周刊。如果说我们经过了一年的演习和训练，那么这回是真的开始往市场上冲了。

　　我们应通过这本周刊展示《生活周刊》的基本特色和基本样式，接近我们的第一批读者，并通过这本创刊号进一步摸索办刊路子，以逐步走向成熟。

　　我们显然不是从零开始。一年的反反复复上上下下曾经使我们激动，使我们失落，但谁都不能否认我们毕竟有了一些必要的经验(起码有了经历)。我们的思路得以拓开，我们的业务开始熟练，我们的目的逐步明确——无论如何，在历经坎坷后我们仍在一起，而且我们仍是团结的。

　　办一本周刊毕竟是有着诱人魅力的，让我们向读者展示这种魅力。

　　这是一本高品位的综合性、新闻性周刊。高品位是我们的追求，综合性是我们的面目，新闻性是我们的灵魂。我们说的“综合”是指周刊视野的广泛和形式的活跃；我们说的“新闻”是指自觉的新闻感觉、新闻判断和新闻时效意识。

　　我们并不想纳百家之长。我们是“周刊”，“周刊”便是我们不同于人的地方，就是我们之长。我们不能“媚俗”，同样不能“媚雅”，这既是指内容上的打通雅俗，也是指形式上的兼容并蓄。

　　我们应当从此进入“周刊状态”。进入“周刊状态”的重要问题是内部程序的磨合、内部机制的调理、各层人员的契合。

　　由于人员不可能一步到位，在这一本的编辑过程中，有可能一个人就代表一个部门、一个环节；由于这是第一次与香港方面技术配合，我们应考虑找到今后最有效率的方法。

　　原定创刊号是10月出刊的。两个月内，又有一批同行加入了《三联生活周刊》的初创，这里应当提到的有杨新连、程赤兵(老猫)、方向明、黄艾禾、杜民、唐元弘、陈炼一、印小韵、季思九、吕祥、黄集伟等诸位先生，在尽快出刊的目标下，大家从各自的媒体迅速赶来，投入了一本此时并不知其未来的周刊。

　　1995年，中国的媒体市场远不像今天这样火热。这时候，头一批地方“都市报”方才起步；如今的赫赫大刊《时尚》刚创办两年，《财经》的母体《证券市场周刊》还只是一本诞生不久的证券专业杂志，而《中国国家地理》要在4年后才从《地理知识》改版，《中国新闻周刊》则要在5年后开始创办。那时候呼唤同道，很有些“旗幡方立和者景从”的意思。

　　那时候我一门心思只想创刊，哪怕早产也要赶紧把孩子生下来，正在我们考虑是更“Time”还是更“Life”、是“媚雅”抑或“媚俗”的时候，第二任投资方由于办刊理念等原因又与“三联”分手了。或许是我们已经多少有了经历流产的经验，在迟滞了两个月之后，周刊的试刊号还是在1994年的12月出生了。

　　今天再翻看这本试刊，它的黑黢黢的封面实在乏善可陈，我敢说，这是书装设计大家宁成春先生设计得最不成功的作品。智者千虑，那时候谁知道一本周刊的封面就该是什么样子？倒是那期的内容还有些说道：关于秦俑发掘的封面是当时较早的关于二号坑的全面报道，樊纲与郑也夫先生有关轿车文明的辩论，给这个今天令人焦灼的问题留下了人们最初的思考文本，而李玉祥先生的“老房子摄影专题”，在这里开始显露了他在这个领域的地位。

　　在投资中断的时候，这本试刊是“三联”自己花的钱。后来，第三任投资方出现了。赶紧创刊吧。

　　磨合

　　创刊号上的《编辑手记》是董秀玉先生亲自写的：“今天，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的大时代中，这是我们的幸运。如何从老百姓最最平凡的生活故事中，折照出这个时代，反映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新课题，提供人们崭新的生活理念和生活资讯，当是我们最需努力的关键。韬奋同志从来主张，特殊时代需要提供特殊的精神食粮。这就需要创新，要前进。《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刊，就是我们的再出发。”有文章把董先生称作“苦行的旅人”，经历两年的坎坷，怕是没有人比我更理解她创办周刊时的苦旅。

　　一创刊就是“磨合”。不是与市场的“磨合”，而是与投资方的“磨合”。

　　最初的内文设计和印刷不是由编辑部，而是由投资方指定在广州进行的，原因是“北京设计理念不够新锐”。于是我们每期发完稿以后都要悬着一颗期待而又不安的心等着远方寄来的新书，因为双方对内容的理解不一，我甚至几次跑到广州与对方对表。第一期，因为一篇克拉玛依大火的报道，投资人颇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广告商不喜欢关于负面的、与死亡相关的内容。第二期和第四期，又有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和东京地铁沙林毒剂的内容，投资方真的不高兴了。对方也有“不懂”的地方，第二期一篇时政报道，资料中有历任领导人的照片，小样上老领导的照片位置大大高于新领导，编辑费了好大劲讲政治总算把位置调了过来。

　　一面是内容与设计的分离，设计上，还有封面与内文的分离。当时编辑部把封面留在自己手上，主要由老宁负责。封面的构成也是几经辗转。试刊以后的前三期换了三种模样，《三联生活周刊》几个字怎么摆？三个单词，横着竖着，显然也是犹豫再三。这是盘桓依旧的话题：是“三联”的“生活周刊”？还是一本与生活有关的“周刊”？微言大义，关乎对这本杂志新闻性的定位。远在第一次集结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是筹备讨论的焦点，集中到对封面设计的要求，谁也说不清楚，就看设计感觉，以致陈西林先生连做12个封面，终不为一致首肯。现在看，尽管我们很想做一本“新闻周刊”，但实际上创刊后最初的几期封面专题：《户口，中国最后一道城墙》、《谁是香车梦里人》、《关于女人的话题》、《迪斯科广场占领都市》显然是走了一种偏“生活”的路线。也是没办法，当时的出版周期只能是每月一本。

　　时隔一年的创刊，还在延续着第一次集结的思路，内容上，初期的杂志不外分经济、社会、文化等几个板块，分别由方向明、老猫、黄艾禾负责，新连和杜民看着总编室一摊综合报道，炼一管着摄影。这帮人本来就熟，属于当时新闻界活跃的“中青系”和“工商系”，所以合作愉快，甚少龃龉，包括时常到净土附近的钟楼湾大排档里天南海北地侃山，侃山的内容之一是前任文化主笔何志云先生在这排档里咂一口黄酒就辨析出其出自哪个酒厂的哪个缸口。“工商系”里的多面手陈西林先生这时候正热衷于跟王朔做一套“狗眼系列”，没有直接参与编辑部，不过他每期画两组漫画《来福先生》与《噜噜和咪咪》，从创意到绘制，按他说“画到吐血”。

　　除了板块，像《来福先生》、《百姓广场》这样的栏目也是承继前期思路的。“来福先生”谐音Life，是钱刚先生的创意，打算以一个漫画人物的经历，把种种社会现象、小人物的尴尬、生活中的温情表达出来。“百姓广场”的创意源自“大磨坊时期”一次到老家具仓库参观时的聊天，如寄、伯飞等调侃老毕，说他收了不少祖上的老东西，包括一床前清的炕席。后来这戏谈成了一个栏目，大抵是一纸上的“潘家园”，弄了几期，难以为继。

　　到了这一年的3、4月份，坏消息接踵而至。先是有法院找到编辑部来，据说是投资方老板以前的官司未了，结果法院寻踪追到北京；后来与广州方面的协调也越来越别扭；再后来，东城区工商局广告科来了一纸罚单，指周刊没有办理工商广告登记手续，属于违规经营。最后，投资方的钱又一次中断了。终于，编辑部在放慢节奏之后，不得不又一次停刊，第三次“起飞”再次落地。

　　议论

　　《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办当年深受各方瞩目，创刊初期的几起几落，也在舆论的关注之中。1995年11月8日的《法制日报》有《贵族报刊：国人侧目》一文称：“《生活周刊》在制定创刊方针时，声称以‘白领’为基本读者群，给人以鹤立鸡群之感。该刊宗旨、方向从试刊的数期刊仍属不清，似已距其当年的创始人韬奋先生倡导的接近并唤起普罗大众之办刊宗旨相去远矣！”“下面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生活’在招收了一批年轻优秀的新闻人才之后，大抓人员的立意等方面的训练。”“据笔者所知，此前同样具有雄厚财团背景、名噪一时的一家装帧十分考究的杂志也已停刊。看来在中国办报办刊，就要脚踏实地地与读者同忧同乐，如此才能前途光明。”同年8月24日《北京青年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这件事。标题是《曾有知情者为“生活”扼腕叹息  尚无主事人对“周刊”声明负责 〈三联生活周刊〉在一片沉默中“瘫痪”》。

　　一位署名“曾任周刊编辑”的文章中说：“应该说，曾经非常艰难却毕竟有过一点‘飞起来’感觉的‘生活周刊’的一再跌落，是一种综合效应下的结果。笼统地说，是由于一切不利因素都在一切有利的时候产生了恰当的作用；而具体地说，《三联生活周刊》的习惯性流产则是一种文化冲突。”这篇文章从“手工作坊难以适应现代文化企业”、“手心向上的悲哀”、“最薄弱的环节是人”分析了这种“文化冲突”。

　　因为要给朱伟先生写这篇稿子，那天在方家胡同参加活动，我就在想，如果要对15年前的我说，我会说些什么？

　　是啊，我会说些什么？做一个优秀的媒体，做一本“伟大”的杂志，这大概是我们这一代媒体人的一个梦。即使老董再让我选择一次，我依然不会拒绝这件事儿。不过，“伟大”的开始往往是困顿与琐屑。当时我们自以为对做一本市场化的媒体有了理想，但是理解显然肤浅，管理并无经验，因此，遭遇坎坷几乎是必然的。

　　“市场化”意味着投资意向的清晰与投资结构的稳定，也意味着对运营机制的掌控和与经营团队的契合。这些15年后明白的道理，在当年并不清晰。做一本兼具人文特征与新闻性的周刊，需要学术界与新闻界的融合贯通。这个道理当时明白却并无经验，而且，15年前，中国“报人”的素质差强但成熟的“杂志人”尚未产生。更重要的，15年前，文化和传媒产业尚未觉醒，制度环境、投资环境、运营环境、对市场化媒体的容忍环境都很初级。所以，大多数投入此间的人都怀着梦想也留着退路，留下那些坚定又最有韧性的人迎接黎明。

　　这就是今天的《三联生活周刊》了。■ 

1999迎接新世纪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13日10:07  三联生活周刊 苗炜在三联生活周刊的日子：1994至今。
　　卞智洪,1997年入职，《三联生活周刊》最早的电影记者，负责影视栏目，参与的封面有《等待星球大战》，《你看什么电影》。2000年5月离开三联，现为电影编剧，代表作品《满城尽带黄金甲》等。
　　任波1998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2000年1月离开。曾任经济部记者。在三联的两年，经历了通货紧缩、洪水、出国热、“知识经济”热潮、互联网兴起等等一系列的事件，不少报道围绕这类事件展开。代表作封面故事《遭遇伪钞》。
　　邹剑宇1997至2007年任周刊记者，是最早一批报道互联网的记者，见证了同龄人在这个行业里尝试创业的故事。曾参与封面故事《偶像的黄昏》、《PC20岁，请付消费38%》等。

　　1999迎接新世纪

　　1999年的年首，胡泳为《三联生活周刊》写了一个封面故事《千年末，臭虫咬了我们一口》，讲述千年虫带来的电子灾变。胡泳是2000年离开《三联生活周刊》的，1999年他写的更重要的封面故事其实是《PC太阳落山了》与《中关村元年》。在2000年，他已经在《PC太阳落山了》的导言中预测：“3年后，用计算机上网的人将下降到64%，原因很简单：有众多更小巧、更便捷的信息电器应运而生。”在《中关村元年》的导言中，他则预示：“中关村绝对是观察21世纪中国的重要指标，它将和深圳、浦东一样，充当‘发动机’。”今天来回顾，不能不赞叹他在当时的敏锐。

　　1999年的迎接新世纪，《三联生活周刊》策划了三个重要的回顾性封面，它们分别是第17期《美国世纪》、第20期《自由是否真的来临》与最后一期的《民主的挑战》。这三个封面都由苗炜来负责，所以，这一年他成为了主角。这三个封面，第一个，希望回顾与反思美国对20世纪的决定性影响；第二个，希望通过殖民文化百年之终结，来讨论殖民帝国崩溃后，原殖民地民族是否真的获得了自由；第三个，是讨论“冷战”结束后，全球所面临的问题：民主真的来临了吗？这三个大题目在当时确实极具挑战性，它们也确实是当时苗炜特别愿意去钻研的问题。

　　苗炜其实从1997年起就开始表现出对国际政治，尤其是对民主、平等、自由，这样的话题的向往。他的擅长是读书，这三个封面其实是他的读书笔记的记录(《自由是否真的来临》是他与吴晓东一起操作的)。在《美国世纪》里，他选择了20个关键词的连接，在《民主的挑战中》，他又试图将推倒柏林墙、苏联瓦解、波尔布特这些政治性人物与事件做连接，但他的阅读确实难以帮助他来解释这之间的深刻关系。

　　这一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封面故事是高昱对天津摩托罗拉的调查，我们希望来深入考察一个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的结构与现状。这个在当年已经算篇幅长大的封面故事的导言中引用了时任美国劳工部长的一个说法，他说，下个世纪，“将不存在国家的产品或技术，不再有国家的公司和国家的工业，也将不再有国家的经济，至少不再有像我们一贯了解的那种概念”，也非常前瞻。

　　像“自由”这样的字眼儿

　　“我挺高兴在那个时候知道了哈耶克，也挺遗憾那时候还没看过以赛亚·伯林，不知道什么叫消极自由。我挺高兴阅读历史书的兴趣保留了下来，也挺遗憾，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有《列宁墓》、《印度的夏天》这样的书。我挺高兴那时看了托马斯·卡莱尔对伟大人物与历史的描述，却不知道他还曾经说过，法律和政治并不是我们的生活，只是我们生活其中的房屋。”

　　◎苗炜   题图人物摄影◎蔡小川

　　1999年5月26日，巴塞罗那诺坎普球场，欧洲冠军杯的决赛。当天夜里，我在家里看球，照例有两三好友喝着啤酒。我支持的曼联队0∶1落后于拜仁慕尼黑，比赛还剩下最后几分钟，我已经放弃，打算睡觉。刚躺下，就听到客厅里一片欢呼，谢林汉姆攻入一球，曼联队扳平比分。我跳起来，到卫生间洗把脸，打算看加时赛，脸还没擦，再次听见一阵欢呼，索尔斯克亚又进一球，曼联队赢了。这个戏剧化的场面在补时3分钟内完成。

　　3分钟能读多少字？正常语速念出来可能会是500多字。如果是快速阅读，大概是1000字以上。如果一段历史故事，跨度在100年，用1000多字写出来，是不是也会特别有戏剧感呢？1999年是一个历史回顾的好年份，我看了很多文章，买了好几本“世纪回顾”，将100年的历史浓缩在一本“咖啡桌书”里，具体到一人一事，每篇都在几百字。那种戏剧感和曼联的3分钟逆转极为相像，我误以为，这就是历史，浑然不觉时间的长度能冲淡多少看似突然的转变。

　　1999年3月29日那一期的《时代》周刊，封面是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的漫画，爱因斯坦半躺在床上，弗洛伊德拿着一个小本子在记录，看那意思，他是在给爱因斯坦催眠，让爱因斯坦倾诉。这期杂志评出了20名在20世纪里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和思想家。里面第一篇文章写的是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的故事，讲述Thinker和Tinker的区别，前者是思想家，用思想改变世界，后者是实干，抡起胳膊把自己的想法实现，莱特兄弟本来是开自行车铺子的，但他们造出了飞机。文章不算长，结尾处用小号字体写着作者的名字——比尔·盖茨，“我当时就震惊了”，这将是一组多么有力的策划。《时代》将用5期杂志回顾20世纪，每期有不同主题，领袖与革命者20人，偶像20人，艺术家20人，企业家20人，撰稿者名头响亮，基辛格写的是球王贝利。我每周都等着新的《时代》寄过来，追着这个系列看，在里面看到熟悉的名字——毛泽东、切·格瓦拉，也认识了好几个陌生的名字，比如搞合成塑料的贝克兰。头一年，1998年，是《时代》周刊创刊75周年，我搞到了一本纪念册，名为《时代75》，我认真看里面的数据——它零售量最高的一本是1997年9月15日的“戴安娜王妃”，在美国的报摊上零售出118万本。2008年，我又买到一本文集《时代85周年最佳文稿》，里面收录着斯蒂芬·霍金为“世纪人物爱因斯坦”撰写的稿子。

　　我老早就看过金斯堡的长诗《美国》，可后来才注意到里面有这么几句——

　　难道你要让《时代》周刊控制你的感情生活吗？

　　我整天被《时代》周刊缠住不放。

　　我每星期都读它。

　　每当我从街角糖果店溜过时它的封面都盯着我。

　　我在伯克利公共图书馆地下室读它。

　　它总对我宣讲责任。商人们是严肃的。

　　电影制片商是严肃的。除了我以外每人都是严肃的。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手表品牌的宴会，大家照例要向外宾介绍一下自己的杂志，身边一朋友替我做了介绍：“你们的《时代》是1923年创办的，这本《三联生活周刊》也有80年的历史了。”我当然希望，这本杂志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连续出版，在每一个历史时刻都从现场发回报道。早年间，在燕莎商场有一个进口图书柜台，上面摆满了“时代——生活书系”，对一个刚干杂志的年轻人来说，那真是好榜样。

　　1999年9月15日，《三联生活周刊》出版了一期“世纪回顾”，封面就叫《美国世纪》，这是《时代》创办人亨利·卢斯提出来的概念，我当时的思想水平就是，美国人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20世纪，我们要做世纪回顾，就绕不开美国。那个封面的构想来自模仿，找20个美国出产的东西，每个东西写上几百字，这20个东西包括飞机、梦露、福特生产线、迪斯尼、麦当劳等等。编辑老邢说，在美国出产的东西里，有两样至关重要——道-琼斯指数和美元。现在来看，这两样东西无法替代，而雷切尔·卡逊、超级碗啥的，完全可以被别的东西换掉。

　　这20样东西里有人有物，有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还有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其实，在我脑子里，这个音乐节和这个演讲是一种东西，或者说，来源于同一种情绪，这种情绪非常复杂，无可名状，但也可以非常武断地说，那玩意儿就是自由。到底是罗斯福有关“四大自由”的演说重要，还是金博士的演说重要？免于恐惧的自由和民权运动到底有什么关系？用几百个字写清楚避孕药的发明是容易的，但在脑子里想清楚美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可不容易。那几年，我还订阅新华社出的《参考资料》，里面能看到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自由的灯塔”这个拙劣的比喻反复出现，我那几年的阅读也始终围绕着这个主题，通俗一点儿的读物是林达的《总统是靠不住的》，专业一点儿的读物是德沃金的《认真对待权利》，还有一些书，一看名字就激动得买了下来，比如埃里克·方纳的《美国自由的故事》。

　　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对金博士那篇演讲做了认真的分析——金的演说充满了基督教的内容，他反复使用《圣经》来宣传正义和宽恕，他的神学核心是《出埃及记》的故事，将美国黑人的经历比喻为一种有神指引的、通向自由圣地的进步历程。对民权运动的参加者来说，公共自由和私人自由的目标是不可分离的。正是通过“争取非个人性的种族自由的事业”的行动，“一个人，如同感受神灵启示一样，感受到一种更为广泛意义上的个人自由……一种将自我的界限扩大了的感觉”。

　　自由的启蒙远比我以为的来得早，很多年前，我搬着个小马扎坐在院子里听收音机，人艺的《伊索》反复播过好多次，戏剧最后的高潮是，伊索被诬陷偷了金器，如果他是自由人，他将接受的惩罚是被推下深渊；如果他承认自己的奴隶身份，他可免于一死，他的主人哲学家格桑可以从轻发落。吕齐，就是后来《编辑部的故事》里那个老头儿，扮演伊索。这出戏是个巴西作家写的，戏里面伊索是一个饶舌的、怪讨厌的老头儿，总爱讲寓言，在临死之际，他有这么一段台词——狐狸看见葡萄挂在高处，想吃又够不着，他说，葡萄还是绿色的呢。对于生活对于爱情，我可能还是青涩的，没有准备好，对于自由，每一个想把自由握在手中的人都是成熟的。这段台词大意如此，但最后一句我不会记错——为自由人准备的深渊在哪里啊在哪里？

　　那时候是听收音机，看不见吕齐老师的扮相，也看不到他走向舞台高处的步伐以及灯光是如何处理的，但这句台词敲打得我十分不好受。后来我们能看到美国电影了，《汤姆叔叔的小屋》，那里面有一段黑人用鼻音哼唱的主题曲，我乐感如此之差，却看了一遍电影就能跟着哼出来那调调儿，到现在还能哼出来。我甚至还能记得，看完电影，从电影院回家的路上，心里那股子难受劲儿，“我的心在疼痛，像童年的委屈”。说实话，《伊索》那出戏里，我记得最清楚的台词是那段舌头，哲学家格桑让伊索到市场上把最好的菜买回来，伊索买回来舌头——我们用舌头说服、训导、祷告、解释、描写、证明、肯定。我们用舌头说出“亲爱的”、“神”。哲学家格桑又让伊索去把市场上最坏的菜买回来，伊索又拿回来舌头——它是一切阴谋的源泉，一切造谣中伤的开端，一切争论的祸首。舌头能撒谎、掩饰、颠倒是非、诽谤、侮辱、求乞、诅咒，能让人萎靡不振。我听这段台词的时候，总傻乎乎地乐，一边乐一边想，舌头是什么味道好吃不好吃啊，这么想着就流下口水，可我一点儿也没想到，长大之后从事的就是“舌头行业”，你可以叫它“喉舌”，也可以叫“传播”。我惶恐地写下《美国世纪》这样的文章，抄袭一两个夸张的好句子——地球上三分之二是海水，剩下的三分之一是可口可乐。私下里赶紧去读书，从德沃金追到哈耶克，看《自由秩序原理》，看《通向奴役之路》，如果继续追下去，可以追到霍布斯，舌头行业的一个好处是“急学”，主编大人开列出书目，逼迫你养成深入思考的习惯，随之而来的坏处是“现用”，让你一知半解、以无知者无畏的姿态来应对更大的题目。我们系列回顾的第二个封面是1999年10月30日的《自由是否真的来临》，这次讲的是殖民帝国的崩溃。

　　青年总有叙述历史的冲动，这种冲动并不是来自对历史的洞见，而很可能是被某一种概念、某种意识形态所捕获，或者是来自这样的诗歌——像自由这样的字眼/讲起来美妙极了/自由在我的心弦上歌唱/每天都没完没了/像自由这样的字眼/几乎使我哭出来。

　　尽管欲求个人自由与欲求个人所属之群体的自由，所依据的情感和情绪往往是相似的，但这是两种概念。这期杂志的封面故事非常漂亮，一张世界地图，集中在非洲大陆，一条正在断裂的锁链，内文中有一个示意图，标明40余个非洲国家独立的年份，加蓬1968、乍得1960、突尼斯1956等等。封面正文是吴晓东完成的，我还是老办法，用1000多字的篇幅介绍李光耀、甘地、苏加诺这几位为国家独立做出贡献的伟大人物，这样的工作谈不上有什么创造性，但我希望，有人看了这些文章，能延伸阅读。我当时有一本参考书是《帝国斜阳》，那是BBC电视台拍摄的一个专题片，然后出的文字版。开头极富画面感，1980年，在南罗得西亚，也就是后来的津巴布韦，查尔斯王子接过英国旗，交给护卫官，转身引领客人去花园参加晚宴。英国人对这样的画面已经很熟悉了，从1947到1980年，一共有49块殖民地脱离英国的管辖，最后的仪式都是降下旗帜。

　　1998年夏天，有一个英国摄制组来中国拍纪录片，他们讲的是纸，从中国人发明纸、印刷术一直讲到现在的报刊，他们选中《三联生活周刊》作为采访对象。在城市宾馆下面的酒吧，我和导演聊天，他是个英国裔南非人，一直拍纪录片。我问他，1997年6月30日那天夜里你在哪儿？他回答：我在“不列颠尼亚号”上面，查尔斯和彭定康坐着这条船离开香港地区，我在那上面拍片子。听了他的回答，我大概有一分钟走神，我是想，那是一个记者在那天夜里应该待的地方。1999年的历史回顾，得以重温许多历史现场，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葬礼、印度独立那天的广播，但这些都来自二手资料。我只能安慰自己，一个再好的记者也不可能1997年在“不列颠尼亚号”上，1843年4月在“女王号”炮舰上——那是首任港督来赴任的船，但一个撰稿者享有这样的自由。

　　1999年12月30日，是“世纪回顾”系列的第三本，封面是柏林墙，标题是《民主的挑战》。这一次“时间”成为主线，1989年11月9日，这是柏林墙倒塌的日子；1990年2月11日，这是71岁的曼德拉出狱后第一次向公众发表演讲的日子；1991年12月25日，这是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不复存在的国家的领袖辞职的日子；1998年4月15日，这是波尔布特死亡；同年5月21日，是印尼总统苏哈托下台。我们挑选了10个日子来讲述民主的力量与希望，这之后十余年间，我才有机会来到我笔下描述过的柏林墙边作为资本主义标志的索尼中心，来到曼德拉的家，看到红场和列宁墓，参观红色高棉的集中营，在雅加达街头散步。当然，我也知道了年轻时的夸夸其谈多么浅薄，历史是一个容易点燃激情的题目，但真的要摆脱“业余爱好者”的视角，进入史料梳理那个层面，我的热情就没了。

　　如今，回顾1999年我参与的这三个封面故事，我会发现，这里面的细节太少了，我可以引用伏尔泰的话说：“让细节见鬼去吧！后人会把它们全部抛开，它们是侵蚀宏伟著作的一种寄生虫。”开玩笑！这是一个31岁的青年人阅读、思考的笔记，这是杂志初创阶段不成熟的产物，但主编朱伟先生给了我足够的自由去表达，给了我足够的自由去学习，这样的工作引发了我对辽阔世界的兴趣，当你在年轻的时候，有机会去思考大问题，翻开书本去看托克维尔、看政治理论、看《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对着非洲地图试着去了解一个陌生国家的概况，在书本上结识伟大人物，这是一种美妙的感觉。

　　非常难忘的一个插曲是，在这个“世纪回顾”策划阶段，主编朱伟先生和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潘振平先生提出过这样一个想法——为什么我们不做一个中国版本的“世纪回顾”呢？他们的想法是，写100个人物，每年一个人，潘先生是清史专家，他开口说，李鸿章是1901年去世，我们也许可以从他开始写，1901年的人物就是李鸿章，到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1908年就可以写慈禧，当然，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我们也可以把慈禧放在这一年写，或者我们找出“预备立宪”中更有意思的人物，比如杨度。这个想法说出来的确让人兴奋，但他们很快就否决了这个想法。直到2003年，电视剧《走向共和》播出，我们才有机会把孙中山先生搬上封面。潘先生借给我两大本莫理循的书信集，这又是一位处于历史现场核心的人物，《泰晤士报》记者，曾担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这个封面完成后，新杂志上摊儿，黑背景之下，孙先生表情肃穆，封面上只有两个大字“共和”，我开着车从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到工人体育馆，沿路的报摊儿都能看见被摆在醒目位置的杂志。

　　我挺高兴在那个时候知道了哈耶克，也挺遗憾那时候还没看过以赛亚·伯林，不知道什么叫消极自由。我挺高兴阅读历史书的兴趣保留了下来，也挺遗憾，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有《列宁墓》、《印度的夏天》这样的书。我挺高兴那时看了托马斯·卡莱尔对伟大人物与历史的描述，却不知道他还曾经说过，法律和政治并不是我们的生活，只是我们生活其中的房屋。“不，它们只是房屋光秃秃的墙壁，其中所有必须的家具、调解和支持我们生存的文明、传统和日常习惯，都不是德拉古或汉普登的功劳，而是腓尼基的水手、意大利的泥瓦匠和萨可森的冶金家、哲学家、炼丹者、预言家以及一切被遗忘已久的艺术家和工匠们的功劳。”

　　1999年那三个封面标题的关键词分别是“美国”、“自由”、“民主”，老实说，这三个词在我心里可不像原来那么闪亮，我更没有勇气去谈论其中任何一个题目。■ 

2002反腐年代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13日10:07  三联生活周刊 　　鲁伊，2001年入职至今，长期采写健康与科技的栏目，并编辑着好消息坏消息。她采写了很多有科技背景的封面故事如《AIDS人体试验场》、《踏访秦岭保护区最后1000只大熊猫》、《13亿人未富先老》等。
　　于彦琳，电影资料馆研究生毕业后来到三联，当时是2000年，一直从事影评工作，所采写的封面故事都与电影有关，如剖析张艺谋的《英雄无用武之地》、《黑客帝国革命发行》等。曾任华语电影传媒奖评委。
　　甄芳洁2000至2002年任记者，编写国际题材的稿子，如《可能被淹没的海牙》、《绿色权力国际化》、《红色高棉》、《中国不良资产的第一笔国际交易》、《中国银行：领舞者的步伐》。
李鸿谷在三联生活周刊的日子：2000年至今。

　　2002反腐年代

　　2001年《贪官李纪周》获取成功后，李鸿谷当然地就成了2002年的主角。他一进入这一年就去广西，突破了广西贪官网。而在《贪官李纪周》之后，再一次构成巨大影响，则是对李真的突破。这是他带着金焱与朱文轶一起完成的，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追到李真的家乡及他工作过的几个节点，突破了他的亲属及相关人员。《李真：秘书的权力》推出后，他们又顺藤摸瓜，采访到组织及纪检有关人员、有关高层，推出更深入的《河北贪官权力场》。这个封面故事的影响，在当时远超过了李纪周，以致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专门把三联书店、周刊的领导加上李鸿谷一起叫到了石家庄。程维高当时认为，文章中有关他与李真的关系，事实不实，他希望《三联生活周刊》能再做一个封面。这个事件，后来与这两个封面故事加在一起，成了一段历史。

　　2002年的另一个主角是金焱，她参与了11期封面故事的创作，除了协助李鸿谷完成李真与河北贪官权力场，还主做了8个其他封面，其中对银行家王雪冰的突破也是里程碑式的。李鸿谷与她的配合，成为当时全国反腐报道的一个主旋律，以致当时在火车站购买的各种廉价编撰的热销反腐畅销小刊上都署着李鸿谷的名字，伪造是他的作品。李鸿谷与金焱在反腐报道上的合作直到2005年才在《马德卖官记》中结束，不过，那时人们对贪官已经开始麻木了，反腐已经不再是热点了。

　　2002年还有一个重要角色是巫昂，她在这一年参与操作的封面也有9个。这一年她去澳门采访赌场，写得较好的封面包括《希夏邦马之轻》与《南京汤山投毒事件》，前者是她与李伟、郝利琼一起合作的，描述北大山鹰登山队的一次悲情之行。

　　这一年，《三联生活周刊》首次派记者出国采访，两次任务都由李菁完成，她在采访釜山空难与巴厘岛爆炸事件中，体现出了无论在什么困难前提下都能寻找到突破机会的能力。而与李菁同是2001年入职的鲁伊在这一年勇敢地去泰国采访艾滋病疫苗人体试验，不仅写成非常坚实的报道，而且迅速成为最优秀的科学记者。

　　这一年，《三联生活周刊》试图通过做城市生态扩展在上海与广州的影响力，但两个封面其实都做得吃力而不成功，倒是对时尚文化潮流思考的封面《波波族与“新文化运动”》获得了相应的影响，“波波族”也成为一个族群的新名称。

　　记录者和那些极端的人与事

　　“当你抵达了那些极端的人与事的彼岸时刻，挑战才真正开始。如果说记录与言说是一种权力，你如何行使？循此而论，李纪周的报道于我，只是一个开始。从事实本位开始。这是一条大道。”

　　◎李鸿谷   题图人物摄影◎于楚众

　　2002年3月初，我去了一趟缅甸北部，也即大家所说的“金三角”地区采访。这个季节，是罂粟的收获季节，也是新鸦片的上市期。很偶尔，在一片山坡地上，还能看到正在盛开的罂粟花，妖艳灿烂，看得眼醉。

　　新鸦片由山民马帮从山里驮运出来，在当地5天一轮的集市上交易出售。鸦片交易看上去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收购者一层层扒开包裹着鸦片膏的罂粟叶或罂粟花瓣——更讲究一些的，在罂粟叶外还包有若干层棉纸，用细麻绳系好——在扒开最后一层罂粟叶后，看到黑色或褐色真货，才将鸦片膏放上天平秤。集市里其他交易不用天平秤，仅有鸦片膏使用。天平秤另端是用当地的“码子钱”——一种类似中国银元的缅甸旧币——计数，140个“码子钱”相当于一拽(鸦片的特殊计量单位，一拽相当于1.625公斤)。称过数后，收购者并不着急付钱，而是用剪刀剖开鸦片，仔细观察鸦片膏内里的成色，然后双手摊开，轻捏两半鸦片，抬起手，低下头，用鼻子自下而上深深嗅吸……完成这一整套程序后，收货付款，交易结束。

　　在旁观者如我看来，这一套程序，双方宁神静气，似乎在进行一件有神圣感的事情。收购者看、秤、捏、嗅之后付款，自有定数，而出售者似乎从无异议。这一过程，紧张的倒是旁观者。平静超然的买卖现场，不时有全副武装的军警穿梭而过，甚至集市保安都配有冲锋枪……这个地区的枪，尤其是手枪，明晃晃地别在腰间，比交易的鸦片膏多得多。

　　在缅甸“金三角”的另一个城市邦康，一位漂亮的云南女孩问我对缅甸印象如何，印象当然是此地枪多。“哦？”她笑嘻嘻从自己随身的小包里掏出一把手枪，极小巧的那种，“你见过这种的吗？”这回才是真正吃惊。她又从包里掏了掏，“这是子弹！”坦然而自然。

　　女孩的男朋友是缅甸一座县城的县长助理。我们一道喝酒时，他告诉我他这个位置——缅甸县长助理一个月的收入是人民币20块钱加20公斤大米，另外一年两套军装……不过，他分管这里的树木砍伐，“酸枝啊！差不多快砍完了”。认真说起来，这个漂亮女孩，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小三”。在搭我们便车回云南的路上，她努力说服我的同行者，一位云南地区公安局禁毒分局政委——“我的一个朋友比我还漂亮，包她，很值当的。”到了云南那座极贫困的县城，我还真跟这位同伴去见了那个漂亮的朋友，她妈妈看着这位跟她年龄相仿的贵客，其喜悦与期待之情，至今难忘。

　　…………

　　行走在陌生城市陌生乡村的记者这份职业，在缅甸那崎岖的山路上，不免自省：像我们这样短暂而强迫式地介入别人生活，而且还十分“正当”的职业，实在也是怪异得很。

　　这个漂亮的云南女孩不是我的兴趣，她的男朋友也不是，还有他们的“爱情交易”更不是。准确地讲，甚至“金三角”也不是我最重要的兴趣所在。这趟云南之行，我职业性的好奇心，是一个叫谭晓林的矮矮的四川人，他被中国警方定义为：毒枭。

　　前一年，我专门去到昆明，想了解这个叫谭晓林的毒枭——警方提供了一段3分钟的录像记录，他戴着黑头套，由缅甸警方在木姐交给中国警方。录像显示中国警员甚至比戴脚铐的谭晓林还紧张。抓捕者之一、云南禁毒局副处长余兵告诉我：“一上车我就把我的防弹衣脱了下来，给谭晓林穿上。我可以死，他不行！”更神奇的是云南公安厅副厅长孙大虹告诉我，为了能够将谭从缅甸木姐押解到中国境内——仅仅2公里不到的路程，他们竟准备了两辆包括车牌都一模一样的车，防止劫持。这是何等场面？如此重要人物，岂能不让人好奇。

　　罂粟从花开割苞，等待白色液体流出凝固成黑色浓汁，然后刮汁成团、聚团成膏——初制成由罂粟叶或罂粟花包裹的鸦片膏。之后，则再加工成海洛因，由“金三角”过境进入云南，分由不同线路运往广东，由此出境……最终成为消费品，这一漫长的线路，利益是一段一段分别由不同的操控者分享的。在谭晓林未出现前，“金三角”的毒贩，最强者能够将这里的海洛因送到昆明，然后由下家接手再运输。谭晓林改变了这一游戏规则，他可以将海洛因直接送到广东，而且掉货率极低——掉货意味着被警方查获。显然，谭晓林拥有如此漫长的运输线路控制权，他通吃的利益自是与前辈毒贩断然有别。这是真正毒枭的形状，而且有形成国际性毒枭的可能。中国警方对他的高度重视，也正基于此。

　　后来我果真见到谭晓林，他的年代，除了他，还有下游的庄楚城有成为国际性毒枭的可能。毒品的利益，越是下游利益越高，当然风险也越大。谭晓林说，庄楚城高峰时曾垄断东南亚60%的海洛因市场，一如他所控制的这一运输线的份额。庄楚城后来放弃海洛因，转攻冰毒，由此东窗事发，被处极刑。庄楚城的冰毒案我们也报道过，但直到见到谭晓林，才知道他曾经经营的职业化走私贩毒集团的规模如此庞大。毒品这一行，与其他行当并无差别，无垄断难成“枭”。而一旦真正形成垄断，则尾大难掉，其自生能力与自我防卫能力要强大很多。

　　第一年去云南采访，当然没有见到谭晓林；第二年再去，虽经公安部禁毒局居间介绍，但仍被谭案的主审官拒绝。这样我才有机会去到“金三角”，也算是一个补偿吧。

　　对记者而言，毒品与毒枭的故事像一个经典的新闻案例，你不深度接近并进入信息源，将一无所获。那些警员描述的谭晓林——“赌场一手牌输掉1000万元都不眨眼”的毒枭，会给你什么样的想象呢？这种描述很魅惑，但老实说，你没有能力与经验去想象。

　　…………

　　离开居住的北京，去到外地的城市与乡村才是陌生之地？对于我，不是。从职业的立场而论，北京与外地一样，都是陌生之地。这份职业本身，就是尝试着去打开陌生。

　　第一次进到公安部——登记、出示并留下身份证、接通电话找到当事人……接待我的是一位朋友介绍的警官，他很客气，但很明确：你要的内容，我们不能提供。3分钟后，我离开他的办公室，在楼下找一地儿坐下，掏出烟，稳定那份沮丧。与强力甚至强迫式进入别人的生活所引发的自我疑惑相伴生的，更多的时候，是你未必可以进入别人的生活。

　　到《三联生活周刊》后，我所做的第一个封面故事是去到浙江温岭，报道被警方称为“标准黑社会”老大的张畏——那天早上，从8点钟上班开始，我到当地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不到一个半小时，竟然全部跑完了6家机构。无一例外，全部拒绝。绝望？还没有。我手里还有当天最后一个信息源：张畏的女儿的学校以及班级。我进到了这所小学，找到了副校长，请求他帮助，能够指认一下谁是张畏的女儿，等到中午放学的时候，我看谁来接她，然后试着跟接她的家长沟通……那位年轻的副校长想了想说：“我不能告诉你她在哪个班。她父亲的事，是她父亲的，跟孩子没有关系。我不希望孩子受到伤害。”这是一个你无法拒绝的理由。我从学校出来，回到宾馆，躺在床上，完全蒙了。

　　后来，我离开温岭之前，给这位副校长写了封信，告诉他我那天所有的被拒绝，而他是我当天最后的希望，结果仍然被拒绝，但是，“我要对你的拒绝，尤其是你的理由表示由衷的敬意，因为它显示了为师者善良的底线。同时，我还希望你能够坚持这一底线”。

　　既然这份职业面临的是无数的拒绝，你当然得学会接受它、面对它……同时，如果你也能跟自己拉开距离，来审美地看待它，并与它友好相处，才不失为一种正当的职业心态。

　　其实被拒绝虽然痛，却也是一个短暂的记忆，因为它没有后续性事实发生，所以更容易被迅速遗忘。几个月后又去公安部，仍是收获有限，回到办公室，尝试着拨通刚刚拿回来的一位陌生人的电话，说明意图，“好。你来吧！”对方没有犹豫，接受了我的采访要求，而且告诉详细的家庭住址——被拒绝之后，总不时有意外发生。这位同意接受我采访的公安部高级警官，是公安部前副部长李纪周过去的上级，那个标题叫《贪官李纪周》的封面故事，因为他的无私帮助，才得以完成。

　　你能不能敲开别人的门，永远是这份职业最真实的挑战。除了相信你最终可能“仰仗陌生人的慈悲”之外，别无他法。但是，我们在强调敲开别人大门之艰难与戏剧性的时刻，是否也经常会遗忘，你果然与核心信息源面对面之后，你能获得什么？

　　比如，在云南看守所那间极简陋的办公室里，坐下来，跟谭晓林有4个小时的谈话机会，你能干点什么呢？

　　…………

　　现在回头看，我到《三联生活周刊》最初的几年报道题材，一直的兴趣在两个方面：一是毒品与毒枭；另一则是贪官。这两者是那个年代的社会热点，还仅仅只是我个人的兴趣，很难说清楚。回到我自己的“历史现场”，真实的问题不是是否热点，而是你能发现点什么。

　　公安部前副部长李纪周在“双规”之前，他在美国留学的女儿回到北京。这一年，李纪周颇多不顺，先是他父亲去世——他的公安部同事告诉我：幸亏他父亲走了，否则看到李纪周这样的结果，不知有多伤心。李纪周在父亲41岁时出生。从木樨地公安部家属院到公安部大院，每天早上，李父都早早地为儿子占一个座位……为了美国留学的女儿，李纪周向赖昌星开口要了50万美元。非常有趣的是，李纪周担心：在美国，一个女孩子一下子有了这么多钱，会不会不安全啊？这笔贿款，是后来起诉书里，李纪周最大的一笔。李纪周女儿度假尚未结束时，他被“双规”，女儿迅速离境。她何时能够再回北京再见父亲，没有答案。

　　亲情的细节，在一个刑案里面，价值何在呢？在经历无数拒绝以及强迫式介入的疑惑之后，当我们最终能够用手掰下一小块鸦片膏，也试着放在鼻子下闻一闻，并在火苗上烤化它，去适应那种焦煳的气味之际——你抵达了那些极端的人与事的彼岸时刻，挑战才真正开始。如果说记录与言说是一种权力，你如何行使？循此而论，李纪周的报道于我，只是一个开始。从事实本位开始。这是一条大道。

　　广西前常务副主席刘知炳的一位情人，把刘知炳的照片镶进了自己项链的吊坠里，不幸被她老公发现了，更不幸的是，她老公后来被人砍了，死了。这是一个爱情故事，还是一个悲情故事呢？当刘知炳由柳州市委书记之位升任到南宁，去做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之时，他想断掉这段情感。对方悲愤不已：给钱！给钱才断！我到柳州专门去找过据说是这位前歌舞演员在柳州开的最大的美容院，当然人去楼空。仅仅由这事断了刘知炳的前程？刘知炳也有一个女儿，她男朋友从澳门回来，一副有钱人的模样，家人找人一查，哪里是有钱人，被人追杀去澳门躲祸而已。刘知炳的女儿要断掉这份情感，双方也平和地说好了。还是她妈妈厚道，上了门去跟男方说道歉。结果女儿听了大为不忿，一个电话打过来……男友更不忿，操起刀砍下两根手指，开着车摇摇晃晃去到刘家，把血淋淋的两根手指送上门。够惨烈吧！这是豪门恩怨故事？当然是。但是，有了李纪周的故事垫底，刘知炳的故事，我的核心好奇心只是在柳州权力场经营22年的刘知炳，为何以如此方式落马——即使从后来起诉书看，他每次收受贿款，绝不超过5万元“封包”——他所形成并维系的权力场，在哪个环节崩坏，并最终导致崩盘？

　　所有的故事，必须有一种结构性的观察体系。这是敲开门后，我最初的感悟。以刘知炳而言，地方权力场的官官关系，形成、维持、冲突、修补、破裂、崩破……这个故事足够丰富。那么，故事之外，权力格局内生性的秩序究竟怎样？好奇心不免生长。天然的好奇心，如果没有经验与知识的支持，以及持续性地进入故事现场，也终难有境界。

　　对于那个记录者，比如我，那些故事由此按照自身的逻辑一个个开始展开。

　　李真想离开他所服务的书记程维高，去到河北一座城市当市长，这是他的计划。程维高不同意，说当市长只能当副的，而且不能进常委……这个故事最离奇的时刻是，程维高跟我讲起来的时候，大义凛然，“我跟他吵了一晚上。就是不同意他去当市长”。而且可以作证自己所说不虚的是，他指着一道来见面的另一位秘书，“他也在场”。我的疑问很直接：按你的说法，他一个秘书，可以和你吵上一晚上？主仆之关系，在这里发生逆转与颠覆。不可想象。

　　我们到了李真前妻楼下，一个剃着跟罗纳尔多一样发型的小男生正在踢球，他实在显眼，长得跟李真太像。径直走过去问他：我们要找杨某某，你知道住哪层吗？找我妈妈！我带你们上楼。这扇门我们敲开了，但是，未能进去。对方听说我们是记者，毫不犹豫地关上了门。李真的嚣张，在石家庄是个传说。上面的跟书记的官职谈判，只是一个例证。有一次，他在车上跟一“三陪”女“车震”，警察过来敲窗，他极不耐烦地开开窗，“把你们领导叫来！”而且据说这位警察后来处境较惨。但是，当李真跟他幼儿园老师出身的前妻离婚时，前妻对他轻轻地讲了一句话：如果你未来加害我丈夫，我手上的证据可以将你送进牢房。仅此一句，双方各走各道，相安无事。这个女人不简单，但她关上了自己的门。

　　当不成市长，李真后来转身去做了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所以，他能够跟封疆大吏一省之书记叫板，并非只是够胆。看上去，这还只是李真自我设计的人生仕途的开始，在税务系统的一个人事变动中，李真仅以一票之差距，失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之位。在中国组织人事系统，亦即权力系统内，李真是重要的候选者。很遗憾的是，他最终却以受贿款最多的贪官之名闻世。当然，他的受贿款项纪录随后也迅速被打破。

　　在这个故事里，贿款的创纪录还有价值吗？这一如李纪周案所谓亲情的价值何在。

　　进入到陌生空间的那个记录者，当他真正上道，使命何在？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竟然以李真为题，做了两个封面故事，而且第三个封面故事也似乎呼之待出。这两个封面刊发后，已从河北省委书记之位退至省“人大”主任的程维高发出邀请，请我们去石家庄谈谈，我们按约去了。这个故事，看上去，所有的门都被打开了。

　　一如跟谭晓林坐在看守所的那个简陋的办公室里，我们期待在程维高那里得到什么？这个故事自有其自身逻辑，如果说刘知炳是一个官官关系的冲突与崩坏，那么，李真的故事就是一个权力系统内生秩序是什么的体现。那些反常，比如可以跟书记叫板，在被纪委调查之际，尚有机会晋升到税务系统最高层。如果失去对中国权力系统的观察，将无可理解亦无可解释。故事推动着那个记录者去完成他的使命：发现，理解，叙述并定义它。

　　很遗憾，被程维高打开的那扇门，后来不得不关闭——按照约定时间，再联络他时，中纪委对他的处理决定已经出来：撤销一切职务，行政降级。他的秘书回话：现在不方便接受采访。有关方面在宣布处理决定时，要求的第一条，即不能接受记者采访。当然，我们关于李真的第三个封面故事，于是不再可能。3年后，我曾去到江苏常州程维高的老家，从河北退休的第二天，他即离开河北搬回这里。程维高对自己后来的处境有怨恨吗？他将这等问题架起来了。“你觉得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甫一见面，程维高要求我先回答他三个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只是，他并不需要我的答案。他说：“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就是民主的问题！”咦，这不免令人惊讶，“我在河北采访时，多数人都说你霸道，并不民主啊！”“是！我是很霸道，但是，这一切都要放在政治体制上来观察。这个体制让我有权力霸道，但是，现在我却没有任何机会去申诉、去说明自己的冤屈啊。”

　　是的，我们彼此找到了去观察分析中国权力系统内生性秩序的入口。可惜，这扇门仍然未能打开。听说程维高自己现在正在写一本以政治民主为思想内核的自传，已经写了18万字，他希望自己来讲述它。我已失去他在危机时刻，渴望倾诉的最佳时机。这个故事沉入了深幕。

　　…………

　　从“金三角”回来，我跟谭晓林的主审官王其华打了个电话，这回极顺，我去到云南看守所。一手牌输掉1000万元当然是真的，只是这甚至都不是谭晓林记忆里的重点。因为谭晓林的被捕，毒品运输通道的价值当然会被警方充分挖掘，各省警官赶来昆明提审谭晓林的时候，都不免存有自己的疑问：你为何不罢手？这当然也是我的疑问。谭晓林笑了笑说：“我自己说不清楚。可能觉得自己输得起，所以胆大吧！”面对着这位甚至稍显谦卑的四川人，4个小时讲下来，所有的故事与细节，其实都只是在注释：人与欲望。

　　我从云南临沧出境到“金三角”，然后从思茅入境回国，5天时间我和我的警方同伴两人开车走了1000多公里山路，一路上，当然谈话不少。他跟我详细讲述了那个漂亮女孩如何考上卫校，又如何离开医院自己开办小酒吧……这同样是一个欲望的故事。■ 

2003抗击SARS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13日10:07  三联生活周刊 　　谢衡，2002年加入《三联生活周刊》，曾担任周刊经济部主笔。代表作《建行上市 先行者的光荣与代价》，《工行上演全球最大IPO的台前幕后》，以及《民生银行海外收购：谁是战略投资者》等。2007年11月离开，现任路透社中文资讯北京主管。
　　庄山，2001到2003年在《三联生活周刊》社会部任记者。参与《2001年度封面人物》、《许昌暴戾城市》、《国航悲情时刻》、《两个纵火少年与25条人命》、《每天的交通阻挠我所有的梦》等封面故事的策划与报道。
　　邱海旭，2001至2003年任周刊记者，前期做国际、社会、文化方面的报道，曾参与《亚洲金融危机5周年》、《故宫百年大修》、《安然期权丑闻》等封面故事，后加入经济部，做过个人所得税改革、汽车金融、国内商学院发展等专题。
2003年3月25日，香港街头的人们戴上口罩，预防SARS。

　　2003抗击SARS

　　2003年4月，三联书店为加强对《三联生活周刊》的管理，要求《三联生活周刊》搬回书店。编辑部于是被安排进了一个基本没有窗户可通风的密集的办公空间，白天必须通过灯光照明。对于《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而言，因为习惯了比较自由的思维与工作习惯，很多人无法适应这样的变化。

　　其实，在搬回三联书店之前，SARS已经开始肆虐了。但因为《三联生活周刊》当时面临三联书店管理方法的改变，对它的反应未能做到迅捷。在整个SARS开始蔓延阶段，周刊的反应是被动了，当时的《财经》杂志马上以尖锐的姿态迅速控制了传媒的影响力，有读者甚至对周刊失望到要求退订，才由李鸿谷集中了编辑部较强的记者，连续做了3期封面。我们的后起，只能走提升高度的道路，提出了“SARS政治”这个概念。当时，李伟成为突破采访的主力，他突破到北京人民医院，已经做成了一篇全景式描述SARS为何蔓延全貌的报道，最后因为医院领导赶到编辑部要求撤稿而只能忍痛放弃。

　　这一年我们也报道了孙志刚事件，但在南方报业已经深度报道孙志刚之后，是由李菁去突破的。这一年，李菁与金焱合作，还在层层封锁之下，硬是突破了对“神舟五号”的采访。当时，《三联生活周刊》还完全是边缘性媒体，进入航天城采访根本无可能。但金焱与李菁硬是以她们不懈的精神感动了采访对象们，获得了意想不到的采访结果。

　　这一年，最突出的封面是李菁到河南，与高耀洁老人住在一起，体验老人的日常生活，在与老人同吃同住中，倾注了极大的情感，挖掘出老人的精神心理，最后完成了《人道主义者高耀洁》，这是《三联生活周刊》创刊以来相对做得最好的一个人物报道。这一年开始，2001年入职的王小峰开始发挥作用，他与孟静、小于一起，开始关注春节晚会的名利场，然后又写了周杰伦的一个封面故事。

　　这一年8月25日出版的第34期起，主编朱伟被改为总监朱伟，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名称，原因是因为一篇反思SARS防卫过当的文章。主编的名称在一年后才恢复。这一年，李伟、巫昂等一批记者离开了编辑部。

　　高耀洁：一个人的战斗

　　如果仅仅从个人职业角度来说，我庆幸自己碰到了这样一位经历丰富、性格鲜明又饱含人性光辉的受访者，而从更广阔的层面而言，我有幸用自己的笔记录了这样一位特殊的老人，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社会对待艾滋病问题的社会进程。

　　主笔◎李菁   题图人物摄影◎蔡小川

　　人道主义者

　　没记错的话，2003年是周刊进行“年度人物”评选的第三年。评选“年度人物”，实际上也是对当年发生的社会政治生活重大事件的梳理和回顾，周刊将前两年的“年度人物”分别给了刘丽英和姚明。几年后，当令人眼花缭乱的“年度××人物”已经成了诸多媒体吸引眼球的一种游戏时，周刊却早已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种新闻模式，又在做其他形式的探索了。

　　时间回到2003年，选择谁做“年度人物”，是件颇费思量的事情：最主旋律的航天英雄杨利伟，SARS标志性人物钟南山……他们都以最显性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主编和我们一起陷入讨论，但大家总是觉得似乎还应该有一个更特别、更有意义、更符合“三联价值观”的人选出现。

　　有人提议了高耀洁。被媒体冠以“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是与“中国特色”的艾滋病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上世纪90年代，被“血浆经济”产生的巨大利润所吸引，大大小小的采血站在河南、安徽等地盛行，因而吸引了从青壮年到中老年各个年龄、渴望用血液换取财富的卖血者。可是，在这种简陋不堪的采血站里，如果其中一名供血者携带HIV病毒，他的血混同于其他供血者，又被注回到其他供血者体内，艾滋病毒便由此悄悄地形成了一个愈来愈长、愈来愈广的传播链条。

　　遗憾的是，由于各地政府对采浆过程中的艾滋病感染讳莫如深，大批HIV感染者藏匿于人群中。而这些最基层的民众又缺乏对艾滋病知识的基本了解，由“血浆经济”导致的艾滋病，在一些乡村大面积蔓延开来。贫穷迫使这些村民靠出卖自己的鲜血换取暂时的财富，钱还没在他们手上捂热几年，更大的灾难不仅将原来的那些血汗钱席卷一空，更将一个个家庭彻彻底底地摧毁。而已退休、本应颐养天年的高耀洁在偶然了解这一真相后，在几年时间里，频频深入那些疫情最严重的乡村，一方面以一己之力宣传与艾滋病有关的种种知识，另一方面，她又通过各种渠道，把那里的真实情况公之于众。尽管相对政府所体现的国家力量，民间的防艾力量也许微不足道，但高耀洁却成为这支特殊队伍中最特殊的一员。

　　对周刊来说，艾滋病也一直是它持续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在国家层面出现如此重大变化的当头，具有符号意义的高耀洁，由此便毫无争议地成为周刊2003年“年度人物”的最终选择。至于将这位七旬老太置于何种高度来理解和定义，主编在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中一锤定音：人道主义者。入选的其余4位，依此类推，都获得了一个标签，于是有了“国家英雄杨利伟”、“知识分子钟南山”、“财富偶像陈天桥”、“市民代表倪正茂”。他们5位各自所形成的故事，共同构成了周刊对2003年的年度回忆。

　　这个人物报道的任务被主编分配给了我。临行前他和李鸿谷谆谆教导：一定要挖掘出她“人性光辉的一面”。我不知深浅、了无负担地领命而去。

　　我的零距离

　　与之前经常遭遇的那些光怪陆离、五花八门的突发事件相比，这一次采访的难度并不算大。之前我的同事高昱在做《血祸》这一报道时曾与高耀洁打过交道，有了这层铺垫，老人对我和我们的杂志也相对亲切。但是她在电话里提醒我，要尽可能地不引人注意，以避免可能的麻烦——尽管她知道这番话也是会被人听到的。

　　当时，对河南的某些人来说，高耀洁是位非常不受欢迎的人物。理由很简单，她曝了河南的“家丑”。虽然在她的努力下，上蔡、文楼、尉氏等艾滋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渐渐被外界所知，但是这些地方的人们却生活在“艾滋村”标签的阴影下。当地农民们推着西瓜进城卖不出去，一些人外出打工也被拒绝；有人说，安徽、湖北、贵州也有艾滋村，但河南倒霉就倒霉在出了个高耀洁。

　　在艾滋疫情与数字仍与“政治”挂钩的时候，高耀洁更成为一些官员又恨又怕的人物。地方官员对她的“严防死守”也从未中断过。赴郑州采访之前对高耀洁在当地的状态已有不少耳闻：本已和她约好一起去艾滋病疫区采访的央视某记者，一到当地就被人拦住，关在某招待所遭到数小时的盘查。还有一位摄影记者去某艾滋村拍照，马上有人找到高耀洁家，怀疑她跟摄影记者“串通”，让她把胶卷要出来。也许是得益于文字记者独来独往，不事声张的工作特点，我在高家的几天并没有遇到什么刁难。老人后来告诉我，自从几天前温总理和艾滋病人握手后，她的处境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周边或明或暗的敌意也暂时消失了。

　　对采访过程，其实我并没有太多的设计，一个很直接的想法是，尽可能近距离地接近她，尽可能多时间地了解她。于是选了离高家只有不到10分钟路程的宾馆住下。老人家告诉我，他们每天开始得很早，于是7点一过，我便准时到她家“上班”，待上整整一天，晚上21点左右，我再“下班”回宾馆。这样跟着老两口一起生活了3天。

　　老人的生活非常简单。大部分时间，她在她的小屋子里编宣传册，或者给全国各地的寄信者回信，解答他们各式各样的疑惑和问题。她工作的时候，我就在一旁翻看那些信，或者帮助她简单地修改文字，而帮着她一起叠宣传品、装信封的时间则成了我的采访时间。也许是这种随意的方式让老人也彻底放松下来，完全打开了自己的内心世界。用后来时髦的话说，我和她之间，完全是“零距离”。而由此观察到的，也是一个生活中最真实的高耀洁。我后来回到北京写稿时发现，我甚至不用翻看采访本，她那些鲜活的语言和丰富的表情都按捺不住地“蹦”到我脑海里。

　　采访高耀洁的过程中，还有一段特殊经历，可惜它当时无法被包含在我的文字里，现在记下权作补充吧。

　　那是在高耀洁家采访的最后一天下午，老人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称晚上可能会有一位大领导想见她，告诉她不要吃饭，届时会有一辆车准时来接她。

　　因为这几年高耀洁在外面“结仇”太多，她本人也遭遇了不少并不愉快的经历，所以她的老伴郭爷爷总是担惊受怕，唯恐她在外面遭人暗算。这个电话让老两口摸不清底细。老两口商量了一下，觉得让我陪着她去比较保险，于是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不假思索地应承下来，老两口又觉得我以记者的身份出现不太好，3个人讨论一番，决定以她家的助手或保姆身份出现。为了更贴近我的新“身份”，我向家里的小保姆借了一件油渍渍的棉服穿在身上。

　　冬天的夜晚来得很早，17点多一点，天已经完全黑下来。电话果然响了，对方告知车已到楼下。我扶着高耀洁准备出门，郭爷爷颤巍巍地走到我跟前，神色颇为凝重地说：“闺女，小心啊，老婆子交给你了……”老太太没接话，却迅速扫了我一眼，果断地说了句：“把口红擦掉！”

　　楼下果然已有一辆黑色的奥迪停在那儿，车牌号也比较特殊。一位戴眼镜的年轻人迎了上来，自我介绍是省里某位领导的秘书，奉命来接她的。老人家指了一下我，说是来帮忙的助手，对方也并没有多问。我尽量地沉默以免“暴露身份”，但内心却充满好奇和兴奋，想知道会有什么样特殊的经历在等待着我。

　　奥迪车在黑暗中驶了好久，渐渐驶出市区进入郊外，不久停在宽敞气派的宾馆里。有人把老人叫到一边耳语许久，过了一会，老人走到我身边轻声告诉我：吴仪来河南视察了，点名要见她。

　　等了一段时间，有人把高耀洁接走，我看着她的小脚一步一步在长长的走廊里慢慢走着，陪同的地方干部帮她打开沉重的大门后，退了出来。于是外面等候的客厅里，只剩下我和领导秘书面对面坐着。等待的时间有些难以打发，沉默了一段时间，我们俩只好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他问我的身份，我支支吾吾地回答，“是帮助高老师的义工”；他顺口问我：“听你口音不像河南人？”我又含含糊糊地回答：“我在北京读书。”也许是“做贼心虚”，我一直不敢抬起眼睛和对方对视。记得谈话当中也提到高耀洁，秘书轻轻笑了笑，满脸欲说还休的表情，又似乎无奈地长叹一声。

　　一个多小时后，一直紧闭的门打开了，吴仪与高耀洁并排走了出来，眼前所见的吴仪果然气度不凡。送了高耀洁一段后，两人握手告别。上了车，老人便迫不及待地告诉我见面的一些情况，她告诉我说，吴仪一见到她便说：“这里没有外人，有什么情况你就直说吧！”而吴仪的秘书对情况的了解也让老人家非常意外。高耀洁显然对这次会谈非常满意，对吴仪赞颂不已。回了家，郭爷爷见我们相安无事，如释重负。

　　还原真实

　　3天的朝夕相处，积累的材料越来越多，可是我却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近距离的观察，让我看到了耀眼光环下的另一些侧面，而坦率地说，这些侧面有很多地方是我不能理解甚至不太喜欢的。

　　随着媒体曝光率的增多，“高耀洁”的名字也有象征意义。很多有志于做艾滋病防治的人希望借助她的影响做一些事情。我记得在她家的时候，老人还接过一个电话，对方是台湾人，要捐30万元人民币，老人毫不犹豫地拒绝。类似的电话，几天内我亲眼见她拒绝掉好几个。她的理由是，现在防艾圈太过复杂，政府官员、地方官员、基金会、NGO、专家、医院、制药厂、江湖游医……这不是已近80岁的她所能应付的。她宁愿在家里编写各种防艾滋病的印刷品，邮寄到各地，这也是让她最熟悉也最有安全感的一个空间。尽管在外人看来，这简直就是一种资源浪费。而对于上门推荐能治好艾滋病的“各路神医”，她一律斥之为“骗子”，不但逐出家门，还写文章“讨伐”，为此还惹了一场持续几年的官司。

　　高耀洁接触到的艾滋病患者，绝大多数都是经血液传播而感染，所以对那些持“性传播为主”的学者，她也毫不客气地指责为“昧着良心说话”，她不认为这是一个学术之争，虽然这也并不是她的专业范围。高耀洁在类似问题上的高调，与我采访过的另一位艾滋领域的著名医生桂希恩截然相反。桂希恩是最早确认流行于河南乡村间的“怪病”是艾滋病的医生，他对那些艾滋病人的关爱丝毫不逊于高耀洁，甚至过春节的时候将走投无路的艾滋病人接到家里吃住，但是桂希恩谨慎地守着他的专业领域，而绝少在公共领域发言。

　　将高耀洁放在世俗社会的坐标里，观察到的结果也非常复杂。

　　高耀洁的老伴郭明久是东北人，当年是中国医科大学的学生，跟着部队入关多少年，仍保持着浓浓的东北腔。郭爷爷性子温和，与嫉恶如仇、非白即黑的高耀洁截然不同。作为个人，我可能更喜欢郭爷爷一些。

　　老两口的家里一直没洗衣机，这个工作便一直由郭爷爷承担，一直到快80岁了，才找了个帮手替下他。儿子抱怨母亲对父亲不好，我也委婉地提醒她对郭爷爷是不是不够关心，老太太却硬邦邦地来了句：“我最近对他已经不错了，半夜还过去看他睡得怎么样……”

　　高耀洁在接受采访时，几次谈到儿子对她事业的不理解和不支持，因她将艾滋病人带回家而拒绝回来。被母亲当成“反面典型”一再上媒体，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一直试着联系高耀洁的儿子郭锄非时，想采访他。可是他毫不犹豫地拒绝见面的要求，最终只同意电话里谈一谈。印象中郭锄非最多的就是一言难尽的叹气，伴之以不被外人理解的自嘲，他和两个妹妹在河南当地的处境，都因为母亲而受到很大影响，小妹妹甚至远走异国。在他看来，母亲只顾成全自己的事业和名声，而完全不顾及子女的现实生活和精神感受。郭锄非最后缓缓说了一句话，让我至今不能忘怀：“你能想象自己被置于整个社会对立面的感觉吗？”

　　我是周六回的北京，距离截稿之日只有一天。星期天开始动工的时候，面对一堆材料，我却陷入了一片迷茫。我觉得我无法像以前那样仰视她，毫无保留地赞美她。如此，又哪里写得出“人性的光辉”？……我记得自己一直纠结到周一凌晨1点，也理不出一个头绪，久违的一种绝望情绪排山倒海而来，直至心理完全崩溃，眼泪也不争气地倾泻而出……

　　重新一页页翻看材料，看那些艾滋病患者给她写的信，看多了，竟又感觉和这个老人心灵的距离，又一点点地接近起来，于是擦干眼泪，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击键盘。想起她戴着老花镜在昏暗的灯光下一笔一画认真写回信的身影，想起她和郭爷爷驮着重重的大麻袋，一个邮局一个邮局投递宣传品的场景，想起她自年轻起就时常拿家里的东西接济生病的而被儿子称为“家贼”的故事……我发现自己重新理解了这位老人，我理解了她的愤怒，她的偏激，她的不宽容，她的不妥协，它们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公共利益的一种呐喊。在另一个层面上，恰恰是它们构成了一种力量，让她踽踽独行于防治艾滋病的艰难之路上。从世俗生活的层面来解读她，是对这位老人的最大亵渎。

　　回想起整个采访中，印象最深的是老人那双曾经裹过的脚。这双只能穿34码的脚，和她1.6米的身高实在不相衬，所以每次走起路来，总是让人不放心——我一直奇怪这一点：为何之前所有有关她的报道都没有提及这个细节，也许对他们来说，这是太无关紧要的碎屑，而在我的理解中，这双被裹过的脚，却有太多的意义。于是我写下了这段文字：“这双小脚曾是旧世界的一个象征，但在这一刻，高耀洁，这位77岁的老人，却成了中国民间抗击新世界人类共同面临的新灾难——艾滋病的伟大象征。”

　　一个英雄拯救地球的标准好莱坞故事，从来不会成为中国故事的主线；同样，在防治艾滋病问题上，来自民间的防艾人士所起的作用，远远无法与政府投入产生的效果相提并论。在中国的现实下，更是如此。但也正因其国家力量如此强大，才显得高耀洁这些“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渺小个人，显得高贵而伟大。

　　于是在最沉的夜里，我却不再慌张，开始气定神闲地写了，我只是忠实地写下我对她的观察、对她的不解、对她的怜惜。也许我卸掉了她的光环，但是我尽量呈现一个活生生的、有棱有角、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这样的人才是最具感染力的。一鼓作气一直写到13点，发完稿子，忐忑不安，我不知道是否真正地刻画出了一位人道主义者的伟大人格。文章后来收到的反馈总算还好，我曾以为这篇并不全是赞美的文章会惹老人不高兴，没想到，老人家却非常认同这篇文章，她在电话里告诉我，看得她自己还掉了泪……几年后，当我深陷于“别人的历史”里时，李鸿谷不止一次对我过早“隐退江湖”流露惋惜之情。他觉得我应该再写几个类似于高耀洁这样的人物，遗憾的是，像这样丰富、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人物，却可遇不可求。

　　2004年春天，高耀洁被评选为“2003年感动中国人物”，到北京时我和她见了一面，老人被各种说不清身份的人簇拥左右，我只好远远地打了招呼，倒有几分怀念在郑州时朝夕相处的那位老人，在闲聊天时可以随手用大头针剔牙的那份无拘无束。后来在电视里看着她颤颤巍巍上台领奖的场面，心里由衷地祝愿老人未来之路不再有那么多让她愤怒之事。

　　2005年，我受邀参加了路透社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全球艾滋病研讨班。主持研讨班的是一位驻香港的前路透社记者，这位英国老头对中国现状很关心，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他特地点我和另一位中国记者走上台去，介绍中国的艾滋病疫情。我深深体会外界对于中国情况的担忧，以及所了解信息真实性的疑虑。而中国政府对待艾滋病的积极变化，也是他们乐意承认的：从2003年起，每年12月1日的“艾滋病日”，探望艾滋病患者成了一种国家领导人的一种惯例。中国政府也在努力地兑现他们艾滋病人数字公开和信息透明的承诺。

　　2004年的初春，为了采访艾滋孤儿，我第一次进入了河南商丘的艾滋村，听着他们平静地介绍自己或家人“身上有菌”(指艾滋病毒)，看着那些失去父母而一脸茫然的无辜孩子，感觉心被刺痛。此后几年内，因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新闻仍时常见诸报道，再次提醒我们这个依然坚硬而残酷的现实。很多艾滋病人散落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不为我们所知，其实他们的灾难也是我们人类的灾难，如果我们视而不见，无所作为，付出代价的，最终也将是我们自己。■

　　李菁，在三联生活周刊的日子：2001~至今 

2007全民炒股年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13日10:07  三联生活周刊 2007年5月29日，上海某证券交易所里的股民。
　　谢九，2004年入职。从2006年开始，中国A股市场的大牛市开始启动，他通过“上市公司分析”、 “词典”、 “市场分析”等栏目，分析股市热点，做投资启蒙和普及工作。在有关经济的封面故事中谢九均是主要作者之一。
　　小贝，本名薛巍，2004年入职至今，他负责的“书话”和“思想”栏目，跟踪介绍欧美最新出版的科普、传记、商业、文学史、文化史等方面的非虚构类著作，揭示其特色与背后的文化脉络与社会背景，以及西方著名思想家们的学术遗产、学术前沿的研究动态。
　　葛维樱，2007年1月入职。偏重报道乡土题材，特别是描绘小人物在大事件中的命运和行为百态。她写周正龙的《疯狂的镇坪》、《妄想者：为了毁灭的表演》、赵作海的《一个乡村冤案的样本》都给人深刻印象。

　　2007全民炒股年

　　2007年我们选择了王小峰作为叙述的主角，这是因为《三联生活周刊》通过电视剧《士兵突击》中“许三多”这个典型形象，提出了“简单主义”这个重要概念。这个封面故事其实是由舒可文策划，王小峰与马戎戎合作完成的，由王小峰采访编导兰小龙与康洪雷，由马戎戎采访扮演许三多的王宝强，舒可文通过许三多与成才这两个人物的对比来写导言。

　　选择王小峰来做这一年度的主角，还因为他从这一年起，因为美国《时代》周刊对他的报道，他成为了博客明星。从这一年开始，他对《三联生活周刊》的贡献，还体现在他的博客里，在博客里与在刊物里，他扮演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他的博客，也意味着《三联生活周刊》立体化传播的一个新的开端。

　　2007年的真正热点，其实围绕在经济领域。那是一个全民开始广泛炒股的狂热年份，人人似乎都在交流在股市里将财富放大的收获。《三联生活周刊》因此而将这一年看做经济重新被启蒙年，邢海洋与谢九在这一年里围绕着对股民的启蒙，连续推出了三个广受欢迎的“封面故事”文章：第3期的《炒基金的22条“军规”》、第16期的《人人都是股神》与第32期的《恐慌型投资》。在方向明离开《三联生活周刊》后，重新建立起了经济报道的能量。王恺参与了这几期封面，成为深入采访各种投资高手的角色。

　　这一年还尝试了调查报告式经济报道的可能性。先是吴琪到湖南湘潭市畜牧局找到相关的总畜牧师，由深入到一个偏僻的农村，找到一位对生猪养殖过程十分清楚的副村长，把猪肉涨价的产业链了解清晰后，写成一篇优秀的调查报告，李鸿谷为她写了一篇大导言，标题为《猪肉价格动力：生活指数转折点》。然后，又以这种方式复制了对原油产值链涨价的考察，做出了一篇《油的战争》。

　　这一年度另一方面的突破体现在文化上。年初，于丹的《〈论语〉心得》走红，苗炜对于丹做了专访，但编辑部把选题策划确定在对从南怀瑾到于丹的通俗解读途径的思考上，舒可文为这个封面写了导言，并考察了《论语》在通俗化中的历史意义。这个封面标题定为《子曰》，是苗炜的创意。随后，春节前夕，编辑部组织了10个人参加的一个小组，通过考察秦简、秦道、秦户籍制度、秦文字等，做了一个特别深入的对秦统一中国的历史思考，标题为《皇帝的诞生》。

　　这一年，还有一个值得记录的封面是由鲁伊一个人做成的《宣战乙肝：一个大国的救赎》，她到北京的乙肝病房、到青海的疫苗推广试验点采访，还采访了很多专家，这个封面为周刊在卫生防疫领域报道的权威性建立了巨大的影响力。

　　兰晓龙：野性、痞性、随性

　　事实上，《三联生活周刊》在做这期封面故事时动手有些晚了，但晚也有晚的好处，那就是在喧嚣中寻找一个僻静之地，做一次别人都没想到的总结性发言。

　　主笔◎王小峰   题图人物摄影◎蔡小川

　　《三联生活周刊》第458期的封面故事叫《许三多：简单主义》。这个封面故事的背景是那部热播和热议了很久的电视剧《士兵突击》。《三联生活周刊》做封面故事喜欢搞什么“主义”。反正兰晓龙写了一个看上去有点缺心眼的人成长的过程，这种题材往往很受大众欢迎，因为这种角色定位首先就把观众放在一个智商优越感的位置上，然后你还能从这个角色中时不时找到自己的影子，共鸣一下。所以，《士兵突击》在地方台首播之日，就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等上星之后，媒体的关注感觉已密不透风。这时，《三联生活周刊》开始做《士兵突击》的封面故事。

　　之前，媒体对《士兵突击》的报道已足够多，但也没说出什么名堂。越是看上去浅显易懂的主题，解读起来反而越难。许三多、史今、伍六一、袁朗……这些角色在生活中都有，但都有些夸张，然后把这些人凑在一起演出戏，可解读的内容也就会更多。

　　这年头，凡是公众对某种现象关注过度，大致有如下几个原因：一、人们无聊闲得；二、人们需要发泄；三、人们精神世界缺少某些本该具备的东西。我想，《士兵突击》被如此关注，是第三种原因。这是一个让老中青三代集体迷茫的年代，人们有时候不知道该干什么，于是人们给自己制造出很多成文和不成文的生存法则，然后再让这样的法则茧缚人生。其实没那么复杂，欲望会让人学会只做加法不做减法，而许三多恰恰是一个没那么多欲望的人，他的人生是被推着走的。换句话讲，人们从这部电视剧里不仅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还看到了自己从未意识到还存在的另一个侧影。于是人们梦想着能像许三多那样，碰上一个史今这样的同事……人生的道理其实挺简单，但真给你这样的一个环境和角色，估计没有人真的愿意这样。

　　事实上，周刊在做这期封面故事时动手有些晚了，但晚也有晚的好处，那就是在喧嚣中寻找一个僻静之地，做一次别人都没想到的总结性发言。当然，我们不能总扮演总结性发言的角色，那样特容易变成史海钩沉。后来再做《我的团长我的团》时我们就起个大早，赶上了早集。但说实话，《团长》某些方面是失败的，它既不像兰晓龙的作品，也不像康红雷的作品，两个人在对这个故事理解上出现了太大偏差，如果这个剧能再晚两年开机，也许会超过《士兵突击》。显然，《团长》没有期待中的那种群体性反应，我咬着牙看了30多集，最后还是被剧情打败了。看来，赶早也未必是件好事。

　　在准备《士兵突击》这期封面故事时，我先是大致看了一下媒体对它的报道，主要分这么几类，一类是以关注演员为核心的报道，这个电视剧让很多不知名的演员一夜走红：王宝强、张译、张国强、段奕宏、邢佳栋……一时间成了媒体的宠儿；一类是探讨这部戏里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我发现，《士兵突击》最主要的角色——编剧兰晓龙一直游离于媒体关注视线的边缘，仅有的几篇采访，兰晓龙好像答非所问。在《士兵突击》退烧之前，我判断，唯一还有开发的空间就是兰晓龙。

　　早在2002年，我就认识了兰晓龙，饭桌上了兰晓龙特别能闹腾，在酒精的作用下，他是饭桌上的主角。如果你刚进饭馆，正好瞥见兰晓龙在张牙舞爪，十之八九你会把他当成一个街头痞子。那几次见到兰晓龙，饭桌上有很多他中戏的同学，熟人多，所以他也显得更加嚣张了些。后来去酒吧，他和另几个同学干脆把编剧史航按在地上轮番蹂躏。一群30多岁的男人，玩着小孩的游戏，当时我有些不解，或许，这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在交流感情时用的一种特有方式吧。当史航衣着凌乱地从椅子底下爬起来，摸着被这帮哥们没轻没重的拳头打疼的身子，嘴里还念念有词：“我宁愿失去这脆弱易碎的生命，却不能容忍你从我手里赢得了不可一世的声名；它伤害我的思想，甚于你的剑伤害我的肉体。”都被蹂躏成这样子了，他还没有忘记莎士比亚。

　　后来史航对我说：“《士兵突击》就是写兰晓龙自己和他想象中与朋友之间的那种状态。”这种朋友之间的相互蹂躏，一直贯穿在兰晓龙的剧作中。

　　当我决定采访兰晓龙时，才发现，我对他并不了解，更想不出他是一个军人。

　　记者一般比较喜欢面对熟悉的采访对象，尤其是双方在一个相互信任的前提下，往往能聊出一些有价值的内容。在我的采访经历中，如果双方比较熟悉，采访起来也比较轻松，甚至不用我去提示，对方会滔滔不绝往外冒。如果跟对方是遭遇战，有时候会比较麻烦，至少要试探几个回合才能稍微把握住一点。所以面对一个不熟悉的采访对象，我喜欢上来兜一个圈子，一来是试探，看看水有多深；二来也是让对方放松，先问一些对方比较喜闻乐见的没价值的问题，然后再缩小包围圈。

　　采访兰晓龙，我发现我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饭桌上，那个一口浓重的湖南邵阳话的家伙，他和全国人都在议论的《士兵突击》有啥关系？这两者之间的间距太大，这个人是怎么写出《士兵突击》来的呢？看来，兰晓龙是个熟悉的陌生人。所以，在采访思路上，我想，他在创作这个剧本的时候，对人物刻画拿捏应该是很有心得的。这一点我比较放心，毕竟双方还比较熟悉。如果让兰晓龙自己去解析一下这些他刻画的人物，一定跟人们理解的那些有强烈的反差，结果应该是很有趣的。

　　但是一聊，我才发现失策了。首先兰晓龙对我采访他有些抵触，他上来就说，我们别采访了，好久没见，聊聊天吧。所以，一开始对我抛出的问题他都避而不答，而是去扯些别的，似乎他对人们极度关注的电视剧没有任何反应，尤其对是剧中的那些人物，他更不愿意去挨个解释。这就是熟人采访容易出现的问题，感觉他太不认真了，因为熟悉，他可能连礼貌性的应答都省略了。我几次试图把他拉回到正题上，但他根本不当回事。

　　但聊着聊着，我才明白，他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正是我想知道的那个看上去不着调的兰晓龙和《士兵突击》之间的那片空白。

　　兰晓龙聊的话题更多围绕着“自由”展开，他最初在中戏那种自由状态到军队后被约束下寻找自由的过程。兰晓龙说：“我姐夫曾经对我说：自由就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管你了，要对自己负责任。这是他说过的对我最有用的话。”这句话他姐夫以前跟他说过无数次，他从来没当回事。直到有一天，他穿上了军装，感到像紧箍咒在身上阵阵发作，他才终于明白，自己该干什么。

　　兰晓龙很聪明，而且不是小聪明，他有着湖南人那种特有的聪明和狡黠。上中学时，他是那种调皮捣蛋一类的学生，他描述过上学参与打群架的情景，大概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的壮观场面，他从来都是组织策划者。约束对他来说是多余的，他就这么玩闹般地考上了中戏，他可以继续着他的自由，他动用一点小聪明，就可以在这个社会上混得不错，25分钟就可以写一集短剧，他靠这个手艺能挣到很多钱，事实上他确实这样挣了很多钱。他也很清楚，这不是他想干的事情，他必须用一部属于他的作品证明自己。

　　部队的约束让他想到了他姐夫说的这句话，早几年他不把这句话当回事，是因为他还没意识到责任是什么，一个人真正的成熟大概就是明白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什么。部队的约束既没有让他从此一蹶不振，也没有让他从里面逃出来，反倒让他明白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样，兰晓龙开始创作《士兵突击》。

　　别人可能会把《士兵突击》当成一个励志片去解读，兰晓龙认为那是自由且知道对自己负责的结果。采访中，兰晓龙讲述了他在军队的另类生活，那种让人难以想象的等级森严规则严厉的环境下他能够无拘无束，但这再也不是那种小玩闹式的无拘无束，他明白了该在一个什么样的舞台上施展自己。《士兵突击》是写自由，兰晓龙理解的自由就是让自己的灵魂更开阔，不管是许三多还是史今，不管它是部队背景还是职场背景，都已经变得不重要了。

　　后来，报道写出来了，通过这篇报道，我们能看到一个鲜活的兰晓龙，他更多是在谈自己的经历，感悟，这正是他那段人生经历的一次突击。一个熟悉的采访对象，确实可以谈出不一样的东西，只是一开始我的采访思路里忽略了他个人的经历。

　　从《士兵突击》到《我的团长我的团》再到《生死线》，《三联生活周刊》都给予了很大关注，对同一个编剧连续关注，这是《三联生活周刊》从未有过的。如果说兰晓龙身上有什么东西，就是他每次都能拿出一个与当下纯娱乐和商业化作品不一样的东西。在中国，绝大多数编剧还没有能达到自由创作状态，都是根据各方要求去命题作文。如果在题材和自身能力的双重限制下去创作，结果可想而知。这就是为什么每年能拍出上万集电视剧，但是绝大多数影视剧收视率和反响都一般的原因。兰晓龙从某种意义上讲走过了不自由阶段，他觉得自己虽然在部队，但是比很多地方的编剧在创作上更加自由，为什么？心灵开阔。他不想错过为每一个角色注入灵魂，而不是热闹。

　　编剧需要技巧，尤其是来自制片方的压力时，技巧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兰晓龙已经过了玩技巧的阶段，他甚至有些偏执地想在商业审美和判断大的环境下将戏剧还原回经典，用文学而不是小聪明来说话。

　　《我的团长我的团》开播时，我试图采访兰晓龙，但是他躲开了，躲到西郊的一家医院养病，他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团长》这部戏的不满。所以，那次始终没有采访成兰晓龙。他是个不愿意为难自己的人，也不会像现在某一部清纯片的作者那样对改编她的作品指指点点。兰晓龙知道自己如果很配合地面对这一切，他就又回到了当初的那个25分钟写一集的状态。他有这样的条件和能力，如果再往前走一步，他能得到很多，但他知道同时也会失去海阔天空。

　　第二次采访兰晓龙，是电视剧《生死线》开播。相比《士兵》和《团长》，《生死线》更好看，剧情紧凑，跌宕起伏，即使不是采访兰晓龙，我也会一口气把这部戏看完。当我看过几集后，慢慢发现，这次兰晓龙写的不是电视剧，是话剧。这也是我第二次采访他要提出的疑问：戏剧与文学。我想，兰晓龙很明白一点，现在电视剧的语言越来越苍白了，这让他愈加怀念莎士比亚。戏剧表现无非是人生与人性，但如何去把人生与人性写得更到点，这是能力问题。在《生死线》里，情节反倒成了兰晓龙发挥语言特色的辅助工具。故事的背景是抗日战争期间，兰晓龙想通过这样的一个背景去探讨忠诚与信仰，以及在这种状态下的人性。兰晓龙说：“我觉得写一个剧本最难的不是编故事，不是做人物，不是搭整个戏，这都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你这个戏你要做什么想写什么，这点至少要搞清楚。”

　　这次采访谈得较多的是戏剧本身，兰晓龙觉得现在人们已经丧失了文学和戏剧信仰了。在这之前他刚好去电影院看了《三枪拍案传奇》，可能是受到了一些刺激，他发誓不再进电影院看国产电影了。所以，有关戏剧的文学性话题聊得比较多。这也是他自《士兵突击》以来不断受到各方邀请担任编剧而又退出的原因，甚至都有人提出这样的条件，只要你署上名字，找个枪手代写，你就可以拿到最高编剧费用。

　　兰晓龙说过，他想让自己的创作生命更长一点，而不是赚的钱更多一点，从他明白什么叫责任那天起，他就非常珍惜自己，这也是他从不抱怨现在编剧待遇差，想方设法主张自己的利益。把自己当回事，人家一定把你当回事这个道理谁都清楚。

　　实际上，兰晓龙并不是记者眼中那种很好的采访对象，一个好的采访对象不仅愿意配合你，而且还能谈出些真知灼见。兰晓龙从来都不太配合记者，我看过一些媒体对他的采访，似乎他不太喜欢回答记者的提问。至少我对他的两次采访，能感觉到，他对提出的问题总是还没说上三句就跑题，扯得很远很远，貌似他说的话前后没什么逻辑，但整个采访做完，才会发现他真正思考的是什么。这种交流方式，和他的自由随意性格有关。他身上还保留着一些野性、痞性、随性，这些东西包裹下的是他的严肃和责任。兰晓龙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人生一度偏离轨道，当他回到正轨，他时刻都把这段经历当成警戒线。但是我们看到的更多人，当他们因为偏离轨道尝到一点点甜头之后，就再也不想回来了。■

　　王小峰，在三联生活周刊的日子：2001~至今 

2009社会秩序重构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13日10:07  三联生活周刊 　　陈晓，2009年6月入职。作品有《肇事者孙伟铭》，《春晚的利润神话》，《五常假大米事件：“老乔家”的溃败之路》——她自言“第一篇让我不再那么恐惧采访，第二篇试着理解构建复杂一点的逻辑，第三篇则学着利用琐碎的信息”。
　　苌苌，2006年5月入职，一直做的栏目名为“书与人”，在介绍新书的同时，对作者、译者的采访是其特色。封面故事《六个女儿的类型分析——红楼梦里洁与浊》、《曲艺时代的尾声》等都有她的贡献。对艺术活动的报道曾获中国美术馆媒体报道奖。

　　2009社会秩序重构

　　2009年是以李菁采访外交部包括当年参与谈判者在内的外交部13位老人回忆中美建交全过程的《中美：从破冰到建交》做开端的，这是一个材料特别翔实的历史全记录。这一年春节前，以李伟、王恺牵头，编辑部尝试对产生优质白酒的自然生态做地理考察，李伟与王恺对赤水河两端茅台与郎酒的调查成为某种模板，以此模板，3月又做了一期有关绿茶的考察。

　　春节期间的央视大火在当时成为敏感事件，我们总计投入了以朱文轶为首的9人队伍，从建筑技术考察到对周边见证人的踏访，做出一个最深入的封面专题。该封面专题内容面市后，因影响强烈，有关方面曾施加过压力，好在后来迅速有了处理结果。

　　这一年的重大事件自然是建国60周年纪念。我们先移植抗战系列报道模式，策划了一个重访1949年的城市系列，重新来叙述当年的进城史。这个系列报道的构思，是分为请第一任市长后代回忆其父辈与追访当年第一批进城的亲历者两部分。李菁承担了第一部分的艰苦工作，第二部分朱文轶与蔡伟成为主角。

　　建国60周年，也是人民海军与人民空军建军60周年。蔡伟承担了努力去突破的任务。这是《三联生活周刊》自2007年建军节前推出《1949年开始的军装演变史》之后，再一次将关注点深入难深入的军队。蔡伟努力的最后成果是，不仅在海军建军60周年前夕提出了《中国海军与蓝色文明》这样的问题，而且在阅兵前夕，受邀采访了空军，在阅兵式开始前提前推出了《2009阅兵猜想》。

　　编辑部将建国60周年纪念的重心定为在国庆前推出的《中国》与《人民》两本专刊，策划以对100年25个文本的诞生前后做采访为《中国》，以25位各届有代表性人大代表的专访为《人民》，舒可文负责《中国》，李鸿谷负责《人民》。两本专刊比较，《中国》的质量远胜《人民》。建国60周年纪念中另一个值得夸耀的封面专题是对电影《建国大业》编创及主要演员专访后完成的《〈建国大业〉诞生记》，那几乎是马戎戎一人完成的，孟静等只不过做了一点配合。

　　这一年我们关注了两部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与《人间正道是沧桑》，前者提出讨论的问题是“极端主义”，后者提出讨论的问题是“情感与主义”，体现出《三联生活周刊》文化讨论的权威性。

　　这一年其实我们还创作了几期内容特别坚实的封面故事专栏，它们是：苗炜负责策划，与陈赛一起去校园中体察，鲁伊参与的《剑桥：800年造就的精神地图》；朱文轶、陈晓、王鸿谅合作的《神木医改调查——公平的程序设计》；王恺几乎采访了所有上海越剧界老人，马戎戎采访“小百花”与茅威涛配合的《越剧百年》；李伟、李翊等沿着越狱犯逃亡路线考察后完成的《越狱之疑》，以及李鸿谷的《黄光裕之罪》、王鸿谅的《李庄伪证案》。

　　2009，是否可以

　　既不谈问题，也不谈主义

　　历史文本的堆积，像一场永不闭幕的世博会，过往所有东西都不会消失，但当代的意识形态分析理论揭示出，这个世博会上的东西并不能自存在原初状态里，无一不“被浸泡在我们时代的意识形态这一福尔马林中”。

　　◎舒可文   题图人物摄影◎蔡小川

　　起源即目标——卡尔克劳斯

　　2009年从7月开始，《中国》这一期特刊开始准备。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一个甲子可堪记述，如果“起源即目标”地看，1949年作为起点，它的目标尚未形成，如果作为一个历史结果，更远的历史回溯是必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称“新中国”，这个称呼不仅得自新政权，也寄托着一种渴望。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拒绝胡适邀他离开北京之后，在给胡适的公开信里已经用“新社会”来期待新的政权更替，他说，“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这种渴望回应着中国面临现代性危机之后的全部命题，与100年前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形成了一个起源和目标的结构。按照本雅明的论证，“过去的世代与现在之间必定有一份秘密协议”，那么只能把结果作为起点，对历史事件做“预言化解读”。

　　也许这样的解读带有传奇色彩，传奇是有别于意识形态解说的，同时也区别于窃窃私语流传的秘密黑幕、权力故事。阿伦特在她《极权主义的起源》里鼓励传奇对历史的解释，因为它能够“作为对真实事件的迟到的纠正，只有在坦率地编织有关事件的故事中，人才能够肯定自己对他们的责任，将过去的事件当做自己的过去来考虑。传奇使人成为他未做过的事情的主人”。

　　什么构成了这100年的传奇？这是我们在选择《中国》的文本时的一个主要专注点。100年前的起点上，建立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是一个明显的标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基本完成了这个目标，结束了战乱，大部分领土完成了统一，建成了一个现代国家的权力体系。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选择的文本基本上沿着与此相关的线索，比如《少年中国说》、《呐喊》、《义勇军进行曲》、《新民主主义论》等文本，体现了现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危机时代的感伤和反抗的声音，以及在延安时期实验性的政治模型，都是后来政治体系的形成要素。当一个现代国家建成后，之前遇到的问题则一一出现，从《梁陈方案》、《新人口论》、《给毛主席的一封信》、《雷锋日记》等文本中，清晰地记载着土地、人口、传统遗产、新民理想等问题的开始展开。但这些问题与政治体系纠缠在一起，并没有达成富强理想的结果。当政府再次提出现代化建设到这个工程真正开始，中间经历的思想改变又走过了一个艰难的政治观念的调整。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中的意向好似又重新演绎了一个曾经不断出现的声调。同时期，那个100年孙中山《建国方略》里设想过的经济富强愿望，在一个强大的国家体系中得以实施。但，经济的强大远不是现代国家的唯一标志，前面的道路究竟是怎么样的，其实并不清晰。中国的处境与我们的现代榜样，无论在国际环境、思想基础，还是社会基础，诸多方面并非可一一对应。费孝通《乡土中国》中传达出的务实而审慎，体现着在这100年间时常被忽视却又极为重要的现代理性的思想方式。

　　当然，历史的成因是多重的，经过两个月时间，最终我们在100多个历史文件中确定了25个文本，重在表达历史的愿望和现实的结果。美编设计了专门的版式尽量给读者能提供一种重温的氛围，记者根据这些文本，对与文本有关的历史材料或当事人进行的阅读和采访，参加采写有11名记者，包括李菁、朱步冲、曾焱、苌苌、葛维缨、钟和晏、李晶晶、王小峰、朱文轶、王恺、李伟，他们的采写让文本尽量具有了更现实的视角。

　　我用残损的手掌  摸索这广大的土地 ——戴望舒

　　100年中，最清晰的主题是朝向现代的转型。现代化的外形首要是民族国家的主权，它与现代精神中的个人权利是同构的，独立自主是它们所根据的同一个原则，国家之间独立自主，国家内部事务由民众自主决定。在中国的现代危机中，首要的问题是国家本体如何确认。孙中山起事之初要驱逐鞑虏，建立汉族的民族国家，事成后又讲五族共和，其原因也无非是他必须回应元明清三朝相继、大一统近700年的历史事实。朱维铮先生在《重读近代史》的专栏里提到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复合体“为何近代中国没有如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为何现代中国没有如苏联那样膨胀而突然解体？”这必得在当年对现代“中国”概念的确认过程中寻找答案。

　　如果以此为起点，严复的《天演论》是把“合群”的重要性推到中国人面前的重要文本。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闻一多的《伏羲考》、侯德健《龙的传人》，都可说在以不同的领域来论证中国的概念。但以一本杂志的容量在这100年中挑拣出25个文本是困难的，在被割舍的文本中，当然可以再挑拣出一个版本。例如：

　　1903年，邹容的《革命军》与之后数十年革命精神的深入程度不无关系。

　　1919年初，陈独秀为《新青年》所作的《本志罪案答辩书》：

　　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当时，群益书社翻印再版的1～5号卷《新青年》，被抢购一空。《新青年》销量日渐兴旺，各地都有新式学堂为它做代销点，“德先生、赛先生”的大名从此确立。

　　1919年胡适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李大钊针对胡适撰文《再论问题与主义》，提出，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就先要“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双方持论都带着那个时代的理想化色彩，最终，李大钊的主义论获得了深远的力量，至今不衰，而问题在任何主义里都永远不会消失。

　　1926年，吴文藻发表《民族与国家》。当时中国正处割据状态，这个文本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名声，一直到抗战开始后，才经由人类学界推向了政治思想界。在民族危机中，才体现出他的理论为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系提供了真正的现代依据。

　　1933年，韦瀚章作词，黄自谱曲的《旗正飘飘》与《义勇军进行曲》同样是抗战时最被传唱的歌曲，立意也非常类似，那时同类的歌曲大量：

　　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在肩刀在腰，热血似狂潮。旗正飘飘，马正萧萧，好男儿报国在今朝。快奋起莫作老病夫，快团结莫贻散沙嘲，快团结，快团结，快团结，快团结，团结，团结，奋起，团结，奋起，团结……

　　1937年，艾青作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风，

　　像一个太悲哀了的老妇，

　　紧紧地跟随着

　　伸出寒冷的指爪

　　拉扯着行人的衣襟，

　　用着像土地一样古老的话

　　一刻也不停地絮聒着……

　　这首诗与之前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有着同样的声调：这个地方的人民，苦啊。

　　1948年，张东荪发文《由宪政问题起从比较文化论中国前途》，反对蒋政府独裁，主张中间路线，张申府发表《论中国的出路》，副题为“对自由主义、中间路线、知识分子的探究”。两篇文章先后发表在《中国建设》杂志上。张东荪从1907年认识梁启超，卷入社会政治活动，他的政治活动轨迹非常有意思，几乎与中国整个现代进程中各种政治力量都有关系，可作为现代中国政治观念变化的标本。

　　1949年，胡风满怀憧憬的《时间开始了》发表，《人民日报》副刊用半个版面刊登了这个组诗的第一乐章《欢乐颂》。以毛泽东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场景，歌颂毛泽东的革命写下的是使人感到幸福的句子：“一切愿意新生的，到这里来罢，最美好最纯洁的希望，在等待着你！”这首颂诗的声名之旺，甚至还有人给胡风写贺信。但是不到半年的时间，包括写贺信的人转而批评他，作家们还从他的诗里看出了小资产阶级文风，找出了“自夸”、“牢骚”，甚至“色情”。这首组诗本身很直白易解，它被解读的命运倒是有更有意味的解读空间。

　　1978年，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85年柏杨《丑陋的中国人》，1988年电视片《河殇》……看着这些文本，恍然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实践》好像新版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丑陋》是《阿Q正传》再版，《河殇》则是变了调的《天演论》。

　　1933年陈序经提出“全盘采纳西洋文化”说时，关于中国社会文化的主张有三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复古派、提倡调和办法中西合璧的折中派、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西洋派，陈序经说：“兄弟是特别主张第三派的，就是要中国文化彻底地西化。”今天的社会文化无论怎么划分，无论有多少种类，这熟悉的三派是一样不少的。

　　只是前后70年之间中国经历过一次共产主义实验，一场“文化大革命”，一轮改革开放，整个社会积蓄了更多的渴望和怀疑，可资再生的思想资源却增加无几。

　　我的世纪，我的野兽啊，               谁人有本领凝神注视你的眼珠           ——曼德尔施塔姆

　　如果选择不同的眼光，当然还可以有另外的各种文本选择方法。

　　齐泽克在为《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文版所作的序里，讲了一个温馨的历史故事：1942年除夕，苏联音乐家为正处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的军队做慰问演出。一曲小提琴独奏终了时，阵地上一片寂静，忽然，一句结巴的俄语打破了这高贵的寂静：“再拉点巴赫的曲子吧，我们不会开枪的！”这恳切的声音来自敌方的大喇叭。小提琴家戈尔德施坦因接受了这个恳求，演奏了巴赫的《D大调第三管弦乐组曲》中的加伏特舞曲。在这个时刻，这次演奏最行之有效的作用就是造成了短暂的延迟片刻。它没有阻止随后的激战。它的高贵和深邃毋庸置疑，双方对正在进行的战斗的无意义感，可能在那个片刻被深刻地体验到。这次演奏不仅不能阻止战斗继续，反而，因为它为双方准确地提供了共同的文化背景而维系了战斗的延续。因此，在那个时刻它没有造成相应的历史事件。

　　如果冒险假设，在双方都体验到了人类精神的高贵本质之后，停止战斗，并且在双方的最高指挥部也演奏同样的乐曲，他们也能经历跟前线士兵同样的经验，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回应了那个时刻，于是战争结束，人类大同。

　　以“如果”来阅读历史而扼腕长叹，本雅明会说，这样的历史观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历史没有常态”，桩桩件件都是对现实的紧迫回应。即使假设有常态，也没人能确定历史的常态是什么样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的，反倒是我们所设想和身处其中的所有危急状态就是常态。所以他任由那个名叫“从前有一天”的妓女把任何人吸干榨干，也不为所动。因为“没有哪个事件因为具有因果关系而具有历史意义”。

　　当然，有一种历史理论认为，历史文本的堆积，像一场永不闭幕的世博会，过往所有东西都不会消失，但当代的意识形态分析理论揭示出，这个世博会上的东西并不能自存在原初状态里，无一不“被浸泡在我们时代的意识形态这一福尔马林中”。

　　在一个时代总有两种意识形态共存，知识社会学的开创者曼海姆区分出这两种意识形态，一种是来自当前权力的话语，是我们熟悉的意识形态，未获得权力的新兴阶层憧憬的乌托邦也被他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们的区别是明显的，前者是保守和维护现有秩序的，有非常具体的表象，并且掩饰社会问题；后一种总是整体化地塑造特定的世界观，塑造一种立场。后一种更有分析价值，是它构成了对时代的理解，揭示着一个时代的思维倾向，从它能看出一个社会的认识态度是如何形成的。

　　从世纪初的新民理想、无政府主义潮流、1933年《东方杂志》的问卷回复，到胡风的《时间开始了》，似乎能看到，大同、平等、富强、现代化等梦想作为一种乌托邦如何塑造了一个时代的思维倾向。

　　但凡意识形态都有虚假性，在社会心理学的分析中，这种虚假性并不表现在意识形态对现实的歪曲，而是来自个体与群体间的无意识自欺，是为了抚慰在生活中感受到的伤痛或恐惧而制造的狗皮膏药。而能够解决问题和形成历史结果的关键却一定是乌托邦化的意识形态，因此，捡取与此相关的历史人物和文本可能更适合描述历史现实的形成，也因此，在这种社会历史的分析中，任何“如果……”式的钩沉所引证的历史事件，都是没有对现实构成紧迫回应的遗憾。这种历史阅读当然同样是极为必要的，但它如果不能形成对未来的理性塑造，就会弱化为文学化的唏嘘，而且会在未来使社会陷入前一种意识形态。

　　齐泽克用《傲慢与偏见》里的反向沟通结构来描述历史的起点与结局达成一致的过程，其中所有的曲折和痛苦是不能用“如果”来省略的，否则你将不知道起点，目标也无法达成。经历了这个过程，更能促使真相显现，摆脱偏见和虚妄。

　　时段性的历史起点或目标在相关时段完成后，似乎能够显现出来。但普遍主义钟情的以“进步”意义来刻画一个历史常态其实可能也是个幌子。选择这25个文本，如果摆脱现代意识形态所赋予它们的意义，至少是能够大致呈现出我们的生活曾经遇到的基本困难，勾勒出产生结果的解决途径，也记录了我们正处其间的道路和正在设想的方向。它们都以现实的社会方式构成着我们的生活。■

　　舒可文，在三联生活周刊的日子：1995~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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