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首歌”如何走进宝鸡(三联生活周刊 4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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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腕孟欣
◎ 2006-09-12

同一首歌:最疯狂的演出
孟欣和她的“同一首歌”一年策划演出四五十场,如果以每场演出500万元计,40场就是两个亿。如果以每场演出100万元利润计,40场就是4000万元。如果是一个企业,这个品牌,通过这样的努力所创造的这样的效益,令人惊叹。
孟欣和她的“同一首歌”由此就不需要名片。孟欣有一张独特的海报,海报上她轻盈地把一幅印有“同一首歌走进××”的照片握在胸前,这是她和“同一首歌”最富招牌性的合影。除此之外,她不需再做什么品牌推广:她的名字与她的笑脸本身就是一切。“同一首歌”每进入一个城市,承办方就会用电脑将那张照片上的“××”修改成要进入的城市的名称,再将图片印上街头巷尾的海报、地方报纸的广告版甚至演出门票上,孟欣的笑脸于是就和“同一首歌”的快乐模式一起,迅速在这些城市里被复制和传播。
可以说“同一首歌”是一座特殊的桥梁:将各类大牌歌星们送到需要他们带去娱乐与欢乐的各个角落,让那些偏远角落里渴望与明星们同在现场的人们充分享受狂欢的欢乐,使观众、听众与明星们手拉手融合一体地怀旧,流下兴奋的热泪。最起码在那一瞬间,弥合了彼此之间巨大的差异。这是一座表面看大家都收益的桥梁:对听众而言,获得了“我在场”的愉悦,得到了与明星在一起的满足;对歌星而言,获得了对他或她身份认同的出场费,并可以不断巩固这样的身价。尽管偏远地区几百元的门票价不菲,歌星们一次出场就能收获数万甚至10万、20万元的收益与贫困地区人们现实的生活景况构成了巨大的反差,但当一切被遮蔽在表面的喜兴之中时,被狂欢时尚洗涤的观众多数还认为彼此都值这个价。孟欣与她的“同一首歌”于是既扮演了传播文化和娱乐的亲善大使,又满足了不同的需求。当然,这需求更重要一方不是因为这些听众与歌者,而是因为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官员们。
“同一首歌”更重要的意义,是已经成为了大家都愿意建设的和谐社会里代表和谐与祥和的形象工程。企业出钱、地方政府搭台,一方面在“与民同乐”中凝聚一地政府、企业、民众间的向心力,使大家在歌舞升平中其乐融融;另一方面又推介了地方改革开放的资源与实力,为招商引资和旅游资源开发起到宣传推广的作用。在9月6日“同一首歌走进宝鸡”的演唱会中,出资700万元中的600万元就分别来自6家本地企业——西凤酒、阜丰公司、机床厂、宝鸡高新区管委会、宝钛集团和陕西东岭集团,哪个企业不愿为地方兴盛出力?哪个企业又不愿与地方政府共同打造和谐的形象?在这个意义上,“同一首歌”的桥梁当然起着更根本的作用——因这样的供需关系,它才成为供不应求,价码抬得再高,出钱的企业与搭台的地方政府都还觉得物有所值——如果在央视做广告,两三小时又需要多少钱呢?再说,广告的商业效益远没有这样的形象意义来得实际。
这样,似乎一切都皆大欢喜。在这场关系复杂的角逐里,充满了博弈,但似乎所有参与者都是赢家。
问题是,这不是真正透明的市场化的供需关系。“同一首歌”的品牌来自央视,孟欣使用的是央视的传播资源;而企业为地方政府出钱,地方政府要表现政府形象;一个本来是公益的活动变成了特殊的商业演出。在这概念变换下,许多成本被抹杀了,比如央视在传播方式上的成本,地方政府在搭台中投入各种各样人力物力与资源的成本。在这样不透明的前提下,“同一首歌”就以这种特殊身份成为演出市场的相对垄断,在一场又一场演出中获得令人惊叹的利润。■
 
以上文章内容选自《三联生活周刊》,详情请见《三联生活周刊》总401期 (2006-09-18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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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首歌”:一台电视节目的商演江湖
◎  蔡崇达  周密 2006-09-12

“‘同一首歌’从一开始就是个怪胎。”这是今年春节期间“同一首歌”在世纪剧院慰问两会代表演出后,总导演孟欣接受采访时自己给的定义,在那次采访中,她的进一步解释:“它属于央视,但又完全按市场化商演的模式经营。”
或许一般人很难理解这个解释。
这句话有两个关键词,“央视”和“商演”。在央视的这个商演节目算是节目还是商业行为——如果作为电视节目的邀请,歌星不应该收费,如果是商业行为应该收演出费;如果作为电视节目它不应该卖票不应该赢利,而作为商演,赢利是最大目的。
这样的模棱两可,造成的是,比起纯粹的电视节目,“同一首歌”作为中央电视台第一批市场化的节目又需要承担赢利任务。而比起纯粹的商演,“同一首歌”的成本更低,而平台更好——它会在央视上播放,这就造成了“很多文化公司对我们意见很大,说我们利用了媒体平台的垄断占有了他们的市场”。
地方演出加电视平台,商业行为加电视节目制作,“同一首歌”发掘出的利益空间,不可避免陷入演出机构、地方组织者和中央电视台战略发展需要的利益江湖,对此孟欣自己有个说法,“应该说,是‘同一首歌’的混乱造成了中国文化市场的混乱”。而这一切,或许该从2000年1月27日孟欣带领节目组第一次走出演播室开始说起。
电视晚会落地,意外的获利空间
“要搜三次身。”杨健面对着记者把这个细节反复强调了几遍。他觉得这样才能表达清楚,“同一首歌”当时走出演播室完全没有“任何关于其他商业想法”,而只是“从打造一个节目的角度出发而已”。
“当时中央电视台没有太大的演播室,因此到录制现场的观众就稀稀拉拉几百人,而且进入现场都要让武警搜三次身,整个演出就像密封表演,演的人没劲、看的人也没意思,总觉得节目现场气氛不够,所以孟欣就和我们商量,要不搬出演播室试试。”那时候孟欣的工作是“东西南北中”的制片人,也算是中国第一个纯音乐节目的策划人。而杨健,这个嘉华丽音的总经理,此前身份是大地音乐的大陆区总负责人。作为当时明星最多的经纪公司,与孟欣从1996年的认识是完全水到渠成的。“当时中国最大的明星经纪公司和唯一的大陆音乐节目的合作不很正常吗?”
根据他的描述,孟欣想把演出搬出演播室是在1998年,那时候她竞标获得了1999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导演权。“央视现在常举办‘春晚’等大型晚会的一号演播大厅那时候还只是员工中午吃盒饭和休息的庭院,其他演播厅都特别小,她觉得在一个封闭的小演播厅气氛很难调动到她想要的状态,于是和领导建议要到工体去举办,把春晚真的做成晚会,但是由于安保等受限,终于没能如愿。”
而终于走出演播室是在2000年春节晚会之后了:“在第一次导演‘春晚’取得成功后,她继续竞标2000年的春晚,并做了很好的策划和准备,不过她的设计没能获选。我们一大群朋友都聚在一起安慰她,也鼓励她把她本来想好的策划和创意放到她任职的‘东西南北中’,她那时候也觉得不能消沉下去,就想用她的想法在‘东西南北中’搞个特别策划。”
“当时她竞选‘春晚’有几个想法,用经典老歌来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还有就是能把晚会做大,能像香港的那种大晚会到体育场去,和大片大片的观众打成一团。”这就是后来的“同一首歌”。
杨健的记忆中,一开始叫做“东西南北中”特别策划,名字是“新世纪、新歌会”,“同一首歌”的这个名字是晚会结束后,大家剪片子时,孟欣临时加的。她当时负责帮忙联系艺人,还有和孟欣一起指导组织灯光、舞美等等。“在那之前,大陆从来没有电视音乐节目在体育场搞的,所以包括镜头的设置,舞美等等都是大问题。”
“但是那一场注定是轰动的一场。”杨健至今得意的是,“来了王菲、刘德华,几乎能想到的大牌都请来了,而且你想象一下,在大体育场,台上台下一起唱歌,比起那种只在小演播室里录制的节目,效果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而且最最重要的,当时他们不要演出费用,因为那是个电视节目,只不过是特别策划而已。”在杨健回忆里,“东西南北中”当时拨给这个特别策划的经费也就是40万~50万元。“这么少的一点钱,刚好就够租工体场地、音响设备和明星的差旅费。”
孟欣在后来的采访中也不断兴奋地回忆那个第一次:“我记得当时播出已经是深夜23点半,之后节目组的电话都要打爆了,表达喜爱之情,希望节目能继续办下去的建议络绎不绝。后来数据监测也显示出超过正常黄金时间播出的收视率。”
所以本来只打算做一期的特别策划,接连在工体做三期,但是期期要自己组织这么多的观众,还要负担场地、音响设备和明星的差旅费让他们工作上非常吃力。“我也记不得是谁提议了,说有很多机关部门都举办活动晚会,如果有地方出场地和负责组织观众,然后再拉点赞助,我们不就解决了许多问题吗?”杨健说。
这个提议很快得到响应,“同一首歌”由此以这种模式开始了与东北财经大学、玉门油田、深圳世界之窗等的合作。“那时候还是作为节目的组织方式,没有卖票,就是为了电视的播放而已。那时候,能拉个20万元的赞助就让栏目组特别兴奋,因为这就可以让音响、灯光等设备更好了。”
从一个纯粹为了节目录制的表演,再到卖门票的有商业色彩的演出,这个过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杨健的回答是:“很难说出个具体的时间。而且我也记不得了。”“反正是,一年后,全国各地都要来邀请,然后就有了这样的运作方式。”
王蕾在“同一首歌”任职4年,在她的理解中,“中国的各级机构都习惯要举办晚会庆祝某个主题,而‘同一首歌’就是一场流动的晚会,请的大牌多,而且还能在中央电视台播,当然大家抢破头了,也开始相互叫价了”。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收视率高,2000年12月,随着中央电视台三套节目的改版,“同一首歌”脱离“东西南北中”正式成为一档周播栏目,每周五19:30播出,每周一期,每期60分钟。2001年7月,改为每期100分钟。这个黄金时段让邀请者达到一个高潮,杨健说,而且“从此就有一年50期左右的项目了,栏目组也考虑到除了做些公益和保证观赏性的一些期数,或许有一些期也可以走走市场的道路”。
被争夺的赢利模式
“我要做的事就是辨别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孟欣曾这么定义她后来在“同一首歌”的工作。按她自己的说法,从2001年开始,“同一首歌”的演出“大部分是作为电视台的一档节目义演,偶尔也会商演”。“这时候的工作非常难,许多地方演出公司打着公益演出的幌子,实则卖起了票。”到了后来,“同一首歌”就很难说服明星们相信这是一场义演,而让他们别收演出费用了。
“可以说,‘同一首歌’有过商演后,就不得不以商演为主了。”在“同一首歌”工作4年的王蕾(化名)告诉记者,“除了明星后来一律要收演出费,而且许多公司都在操作。”
他告诉记者:“同一首歌”“起码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指定一家什么代理公司。”“一般的流程是,哪个机构想演出,先发邀请函到栏目组,然后孟导根据演出主题、地方等因素考虑挑选。许多演出公司打起了这个主意,他们到各地去揽活,然后再送给孟导挑选,中间抽取代理费。因为孟导很挑剔,而且档期一年也就50期,总有大量的申请被砍掉,有的文化代理公司,摸熟悉孟导的口味,申请成功率高,就和底下人说他和孟导有私人关系,然后像层层批发,转卖所谓‘同一首歌’的档期。”
甚至发展到后来,“总有许多演出文化公司说他们可以弄到‘同一首歌’的档期,然后到各地去做宣传。常常等到和地方政府都谈好了,才拿到‘同一首歌’来说,我们连明星都请好了,灯光舞美也设计好了,也不要你出主持人、工作人员,就希望孟导露个脸,说句这是‘同一首歌’”。王蕾说,“还有的文化代理公司更神通广大,有一个代理公司过来找孟导说,连播出都不要你考虑了,他们已经说通了中央电视台另一个频道,只要孟导点个头,就马上在另一个频道以‘同一首歌’的名义播出。你看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假‘同一首歌’,他们就是孟导没答应后霸王硬上弓的”。
之所以争夺“同一首歌”的档期在于,“他们几乎垄断了商演市场”。长期代理大型晚会的上海某文化代理公司的庄总对记者说:“本来商业演出是地域性比较强的,比如南京的就负责组织南京的,上海的也有上海的公司负责,各自盘踞着一块地盘。到‘同一首歌’红的时候,它哪里都能走进,本身平台好,中央电视台放,大明星也愿意来,以‘同一首歌’的名义邀请明星也会便宜些,而一个地方的演出是有饱和度的。今年请了‘同一首歌’到过一次上海,你再邀请明星,再组织观众、再寻找主办单位都难了。”
2003年11月8日晚,央视通过自己的网站发布公告,称将“同一首歌”从戏曲音乐部划归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继续由孟欣负责,实行公司化运作。这条公告虽然只有短短百余字,但对央视来说却是一次重要的改革。在这条公告中,最惹人瞩目的有三个关键词:“责任”、“成本”、“市场”。所谓公司化,是在原有的制播分离机制上更进一步,将原先已经制播分离的单一的栏目整合到一起,组建一个节目公司,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对节目进行编排制作。这些节目除了在央视播出外,还将销往海外,每年向央视缴纳一定的利润。
这几乎挑起了大演出公司与“同一首歌”的直接矛盾。2005年9月底,在中国演出家协会主办的“贯彻新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座谈会”上,一些演出公司老总比如宋柯、陈纪新、江凌等对“同一首歌”是否可以商演直接提出了质疑,根据从当年9月1日起施行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中指出,演出举办单位不得以政府或者政府部门名义举办营业性演出。与各省市政府合作颇多的“同一首歌”,通过与地方政府合作落地的模式因此受到质疑,当时“同一首歌”导演孟欣“表示想要把‘同一首歌’放一放”。后来的解决办法是,“从与地方政府合作,到变成和地方具体企业或者单位合作,然后由该单位和政府报备后,组织管理这样的方式”。王蕾对记者说。
然而在王蕾看来,最大的挑战还是央视内部本身,“国际频道弄了个‘华夏情’、3频道在‘同一首歌’划归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后,又办了‘欢乐中国情’,也是这个模式这个路子,只不过演出方式稍微不同而已,而且他们后来分别占据各自频道的黄金时段,而出走的‘同一首歌’不得不让出好的时间段”。
有熟知“同一首歌”的知情人士对记者分析,这不会构成威胁,“你想想,‘同一首歌’是属于总编办的,‘华夏情’、‘欢乐中国情’是属于频道主管的,‘同一首歌’的时段调整,只能说是总编办从整个电视台的发展战略的调整”。王蕾却认为现在“同一首歌”“内忧外患”,“现在其他电视台也在这么做”。
对于“同一首歌”的未来,孟欣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直言,“同一首歌”如果继续走这一条路“肯定要完蛋了”。她现在所想的是“‘同一首歌’还是要回归原来的一档节目,明星演出完全是公益的不收费的”,而要交给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钱,“产业链可以赚到钱”,“世界500强里没有中国的文化品牌,但是有好莱坞、迪斯尼,我们要把产业链打开”。她还说想做“同一首歌”乐园、拍电视连续剧等等。而“‘同一首歌’的这个节目则只是作为一个品牌,一个公益的有社会认可度的品牌,在演出中保值”。■
 
以上文章内容选自《三联生活周刊》,详情请见《三联生活周刊》总401期 (2006-09-18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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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首歌”如何走进宝鸡
◎  朱文轶 2006-09-12

9月6日,“‘同根同祖’同一首歌走进宝鸡”演唱会为陕西宝鸡带来一场盛宴,参与的每一方都各得其所。宝鸡一年一度的“全球华人省亲祭祖大会”终于有了一个拿得上台面的开场;宝鸡将得到在央视一套和三套露脸的机会。
“同根同祖同一首歌”是这次演唱会的主题。据说正是因为这个合适而恰当的主题,宝鸡和“同一首歌”之间才有了合作契机。一名“同一首歌”栏目的合作者说,每年递交栏目组的申请有60%以上被拒绝了。“同一首歌”是“美女”,谁都想把它娶回家。宝鸡是幸运儿,在“穷汉”中脱颖而出。
宝鸡今年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准备这场隆重的迎娶,当然,它也为此置办了厚重的“聘礼”:接近700万元的税后收入,在演出前已经打到当地一家演出中介机构的账上,再由后者汇给“同一首歌”栏目在央视国际总公司的账户。
事实上,在过去三年里,宝鸡都在竭力接近这位高高在上的“美女”。一开始,政府考虑本地企业的赞助和财政可以掏出的一部分,把所能承受的最大开支定在500万到550万。到后来,他们已经不计代价了。但他们发现,即便你铁了心想送出一笔钱,都不是那么容易。
“骗子爱我,我怕骗子”
是的,所有人都笑了。9月6日晚上“同一首歌”在陕西省宝鸡市的演唱会让宝鸡度过了一个疯狂的夜晚,就和所有人过去6年里在电视中看到的“同一首歌”的每一场演出一样。电视转播画面上充斥着举着荧光棒的观众一张张喜气洋洋的笑脸。
也发生了一些不太令人愉快的事情。据说,演出都已经结束了,一名宝鸡官员还接到一些不友善的电话,劈头盖脸地问,“你看,我这儿怎么办?”打电话的人认为,宝鸡承办“同一首歌”的成功里也有他的一份功劳,因此他应该获得相应的一份收益。对方甚至还详细列举出了在整个宝鸡和“同一首歌”栏目组相关方面的谈判过程中“哪个阶段他都做了什么样的工作,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从8月底,宝鸡市政府委托当地一家演出经纪公司“陕西力都经典文化艺术演出有限公司”跟“同一首歌”签约那一天起,这样“论功索酬”的电话就没有停止过。知情人说,这些打给官员的电话里还不乏恐吓和威胁。
宝鸡市负责跟“同一首歌”联络合作事宜的两名官员和力都公司总经理丁力是筹办晚会小组的成员。他们今年3月到北京的第一天就遇上了这些人。
如果说9月6日的夜晚注定是一场人人满意的“欢乐盛宴”,但通往欢乐的道路多少有些曲折和令人不快。知情人说,“筹办小组”的人到了北京,才发现自己完全是门外汉,他们见不到“同一首歌”任何一个核心人士,他们连“同一首歌”的大门都没进去过。
他们探听到当时“同一首歌”在北京二十一世纪剧院有一场演出,在演出的间隙通过熟人找到了“同一首歌”一名内部成员,但这次讨论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他们接着给栏目组打了无数次电话,但接电话的都是“手下办事的”。他们被反复告知,“孟导不在”。见不着这位“同一首歌”的一把手,就意味着“没人定事”,“所有努力都是白搭”。
紧跟而来就是“骗子”。一名官员后来很气愤地这样称呼把他们团团围住的各种各样的演出中介机构。没有人知道宝鸡要办“同一首歌”的消息和筹办小组官员们的手机号码是通过什么渠道被泄露出去的。反正,四家以上的“中介”找上门来,都声称,他们在“同一首歌”里面有人,可以保证办成这件事。
风声也许在更早时候就被透露出去了。知情人说,宝鸡在2004年就有过请“同一首歌”到宝鸡的想法,因为西北五省当时已经有银川、兰州、陕西延安都办了“同一首歌”,急于在竞争激烈的二线城市里突围的宝鸡当然不甘人后。“在2005年春节以前的政府常务会议上,宝鸡就正式落实了要请‘同一首歌’的计划。”
“2005年宝鸡政府开始策划‘省亲祭祖大会’。与政府合作的深圳‘文丰专家工作室’提出了一个方案,把宝鸡策划为‘全球华人老家’,大家都觉得这个提法不错。后来,‘文丰工作室’提出既然这个点子是他们想出来的,请‘同一首歌’的事也由他们来做,他们说自己有关系,一定能请来,而且一定可以把整个活动做得非常火。”事情最终没有办成,还让宝鸡市有点措手不及。“5月份那边说没问题,6月份说没问题,7月份告诉市里说‘不行了’,‘请不来’。”10月初召开省亲祭祖大会的邀请已经都发出去了,宝鸡只有用3个月的时间,由宝鸡文化局和广电局牵头自己赶排了一台晚会,请了4位名气不大的明星,整个晚会耗资100万元。
消息已经传出去了。到筹办小组第一次到北京,“那些‘中介公司’几乎就站在那儿等着”。“我们的人到哪儿,他们就追到哪儿。”
知情人说,这些找上门来的人各式各样,一开口八九百万的有;还有一类是,你一说价钱高了,他就往低说,低到二三百万的也有。但这些人的共同之处,都要先让你交一笔数目不小的保证金,然后再办事。“筹办小组是替政府办事。要交现金,无论多少肯定都是不行的。”他说,“筹办小组的官员们跟那些人说,‘光说没用。你能把我领到“同一首歌”见了孟欣就行,我们就给钱,领不到,怎么都不成’。”
与“骗子们”的周旋成了宝鸡几名“申办‘同一首歌’”特派员在北京的主要内容。他们在距离央视不远的一家宾馆住了十几天后无功而返。走之前,他们按照“同一首歌”所要求的程序将一份申请材料留给了栏目组。知情人,筹办小组的负责人回到宝鸡给领导汇报时很感慨地总结了两句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骗子爱我,我怕骗子”。
8月底,宝鸡和“同一首歌”正式签完约,“骗子们”就又冒出来了。
“少了孟欣不行”
联系孟欣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跟她几次约定的采访又中途延宕。她的助手说:“有一天给领导打电话,如果领导碰巧接了,那你基本上就可以去买彩票了。”更真实的原因恐怕是,八九月份是演出市场的旺季。用北京巨龙文化公司总经理刘忠奎的话说,对演出商而言,9月是“金9月”。9月份“同一首歌”的档期在3个月甚至半年前就已经敲定,“同一首歌”也曾经因为这个原因拒绝过宝鸡。
9月2日完成和江阴的合作,6日就是陕西宝鸡的演出。做完宝鸡,孟欣还要赶下一个场。“她要事先到下一处去察看演出场地。”她的助手说,“她不去,地方领导不放心。”
丁力几次称赞孟欣的才华和强势,他说:“有些人一眼看上去就是干大事的。”丁力说,8月21日,在和“同一首歌”沟通的前期工作基本谈妥后,宝鸡和“同一首歌”方面进行了更高规格的碰面。经过6个月努力后,他才第一次见到了孟欣。
“很多原先谈不下来的地方,见了孟欣就解决了。”丁力说,因为宝鸡的“同一首歌”是作为“省亲祭祖大会”的开幕式,宝鸡市领导想在演唱会正式开始前加一个10到15分钟的开场,由宝鸡市委领导和几个参加会议的全球华人代表致辞,但是在“同一首歌”开办6年来的演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种形式,之前跟他们谈的人一直表示“恐怕有难度”,“要请示领导”,“结果,孟欣只大概听了一下,马上表示,‘这个没问题,我们全力配合’”。
9月6日的演唱会也是如此。很多事情等着孟欣来定,而孟欣直到9月6日的下午才到现场。一名官员说:“孟欣来之前,很多东西都没定下来。比如,演唱会中间上去讲话的嘉宾,有谁,没谁,第几个讲,安排在哪个节目后面。甚至演出歌星到那时候还没有最后敲定,现场也很乱。我们手里都捏了把汗,政府为此投入那么大,生怕最后哪点顾及不到,出什么纰漏。”
孟欣到了之后,忙乱的现场很快有条不紊起来。“孟欣一只手拿着演说辞撰稿,然后告诉4个导演怎么做怎么做。”这名官员说,“我们都很佩服。‘同一首歌’团队这么仓促,但是事情做得很好。”
的确,目前恐怕仍没有哪个团队有“同一首歌”如此丰富的经验,从2000年到现在,“同一首歌”办了上百场类似这样的演唱会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的掌舵者孟欣。
一名圈内人士说,对孟欣而言,2000年是个意外。她落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总导演,但她收获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和前者比,“同一首歌”看上去要有更大的自主权和更广阔的市场,在那些很少能和国内一线明星直接面对面的二线城市,“同一首歌”给它们带来的震动和欢乐可能还要更甚于前者。“同一首歌”更像是流动的“春晚”,它让地方城市以倾城之力来过这个“节”,它让原本默默无名的二线城市获得注意力,沉浸在“一夜成名”的美妙想象里。孟欣的助手说,“孟导也更乐意让人看到这一点——就是‘同一首歌’所蕴含的社会能量”。
到2002年孟欣已经把“同一首歌”办得很出色了。它是央视上升最快的品牌之一。2002年的拍卖足以显示了这个品牌的影响力和含金量。“同一首歌”在那一年以2020万元和4540万元的价格卖出了独家特约广告时段和全部广告资源独家代理权。那场别具一格的拍卖会办得更像“同一首歌”主题的大卖场和家族大联欢,很多在“同一首歌”的每次演出频频出场的歌星悉数登场为“同一首歌”叫卖。
孟欣的助手说,在“同一首歌”一年的几十场演唱会中,“走进高校是一类,大约有4到5场;赞助性的,4到5场;纯企业合作的,4到5场;和大型活动筹委会合办的,2到3场,海外演出,2到3场”,剩下最多的类型是“走进地方”。
1999年拿到“全国优秀旅游城市”牌子的宝鸡从2000年开始一直为它的城市定位而苦恼。西安和延安的旅游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抢尽了他们的风头;宝鸡想突出“炎帝诞生地”的声名,但全国还有湖南株洲、湖北随州和山西、河南的两个城市都在打这个主意。宝鸡急于策划一场声势夺人的活动和办一场热闹非凡的演唱会把宝鸡的品牌打出去。
2004年,“全国森林旅游博览会”在宝鸡举行。宝鸡市政府第一次有人提出请“同一首歌”的建议被当时主管工作的副市长否决了。知情人说,这位副市长更喜欢“东方歌舞团”这类传统的表演项目,当然更重要的原因,“他觉得‘同一首歌’要价太高,也不好谈”。
绕圈圈
很可能2004年“全国森林旅游博览会”的失利使2005年宝鸡的注意力再度放到“同一首歌”身上。“森博会”演唱会由北京的一名演出商承办,这台耗资300万元的晚会不仅经营惨淡,效果和反响也让人失望。
宝鸡市由此意识到,“同一首歌”最有价值的“资产”也许不是孟欣不是它的品牌,也不是它的明星,而是央视。和它合作,能在央视一套获得一次播出机会,在三套还有三次轮播的机会。知情人说,大家认为,和在央视任何时段同等时间的广告费相比,这笔投入只要不是大到离谱都不算吃亏。更何况,地方政府毕竟不是企业,没有比一台演唱会这种形式更理想更合乎规则的广告载体。
一旦步入实施,宝鸡才发现,尽管是自己出钱,但主动权完全不在自己手里。比那位副市长想象的还要“不好谈”。
跑到北京的筹办小组3月份就一直在绕圈圈,始终无法切入正题。同时,3月份还有另一个消息让宝鸡的官员很担心。“当时正是‘两会’期间。”知情人说,“宝鸡的官员得到了一个消息,说‘孟欣在“两会”上表示,“同一首歌”将停止商业演出,以公益性演出的形式出现’。”
知情人说:“官员们于是一直担心,这台晚会可能做不了了。现在已经这么困难,如果不收钱,‘同一首歌’凭什么来宝鸡?另一方面,孟欣这样表态,演员不收费了,那明星的档次肯定下去了。政府已经准备作出一个大投入,如果‘同一首歌’要压缩成本,那政府期望的效果也肯定没了。”
今年5月,筹办小组回到宝鸡接近两个月后,“同一首歌”发来宝鸡的“回函”取消了他们的疑虑。知情人说,回函上这么写:“宝鸡人民政府,你们的邀请我们已经收到,你们的主题很好,符合同一首歌公益化、国际化、市场化改革的要求。”“得到这个同意合作的答复后,我们后来私下理解‘同一首歌’所说的‘公益化’,不是不收费,可能是在演唱会上尽量突出公益化主题。”
双方合作还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难题要绕过:去年9月1日以后,《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明确不允许政府部门主办演出活动。宝鸡必须要找到一个演出经纪公司,作为名义上的承办方,负责演出批文报批手续、演员审批手续的办理,最主要的是,最后和“同一首歌”签约——这让一切看上去按规章进行。
对宝鸡而言,这也并不容易,宝鸡本地没有大的演出商。知情人说:“一开始有人建议到西安找陕西演出公司,但市里领导没有同意,大家都认为,演唱会费用肯定不会是个小数,没必要增加额外开支,外市的经纪公司只要一出面,中介费至少10万元。”“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外面的人信用没法保证。因为政策规定,政府不能是晚会的出资方。‘同一首歌’的报酬最后是要先打到这个经纪公司的账户上,再由他们转至‘同一首歌’。这么大的金额,如果不是可靠的公司,卷款跑了怎么办?”
政府最后选择了宝鸡唯的一家注册过的经纪公司“陕西力都经典文化艺术演出有限公司”,他的老板是丁力,原来宝鸡的一个音响器材商。
“终于见真神了”
5月份宝鸡市政府收到“同一首歌”态度或明或暗的回函时,政府班子正在换届。知情人说,这么大的一桩投资,领导定不下来,事情肯定也定不下来。
今年7月,宝鸡新的政府班子上任,着手落实的第一件事就是继续邀请“同一首歌”。丁力说,宝鸡方面当时最圆满的计划是,8月29日能顺利举行“同一首歌走进宝鸡”演唱会,这样,历时3天的“省亲祭祖大会”将在8月30日进行祭祖大典,正是阴历七月初七,七夕,赶个好日子。
事与愿违,知情人说,市里当时让人直接给“同一首歌”打电话,解释说,“因为新领导刚确定下来,邀请之事耽搁了一下,但我们决心不变,一心要在宝鸡办成‘同一首歌’”。“同一首歌”的人回复是,“不可能了,8、9月份我们已经排满了”。
宝鸡于是让筹办小组的几名官员和丁力二次进京。据说,这让其中一名官员很为难,他表示,“人家已经明确拒绝了没必要再去讨这个没趣吧”。但领导说,“一定要去”,“确实不行,再回来”。
“那些在3月份主动搭上的中介人,在中间几个月的时间,从来没有停止过跟宝鸡官员的接触。”知情人说,宝鸡方面时间紧,等不了,一心要想跟孟欣直接联络上。
宝鸡官员不信任这些找上门来的中间人同时又要随时提防他们。知情人说,让筹办小组感到奇怪的是,这始终紧盯着的三四家中介人不仅相互知道对方,还相互知道各自的开价以及跟宝鸡方面谈判的进展。“因此筹办小组的人尽管在寻找其他办法,但却要表面上跟这些中间人保持着关系,每一个人都要跟他谈着。他们担心,跟哪一家闹翻了,他们很可能会把整个局都搅了。”
丁力想到了另外一些关系。他在2004年“全国森林旅游博览会”的时候承包了整个演唱会的舞台舞美灯光音响设备的租借,认识了负责音响调试一个调音师,两人关系不错,而这个调音师还是“同一首歌”栏目组的调音师。但这个关系无济于事,根本没有派上用场。
看上去没有人可以施以援手。知情人说,宝鸡市最后又找到了更上层的领导,通过这位领导直接跟孟欣联系上了。
“但这个阶段,依然是一些中间人在从中跑动,负责协商价格。宝鸡去的官员最后被弄得一头雾水,他们甚至分不清到底哪些是栏目组人哪些是外边的人。经常突然出现一两个人,但后来就不见了。到最后一阶段,在此前跟筹办小组联络最多的一个人又被换掉了。”
知情人说:“最后有一个人告诉宝鸡‘同一首歌’明确的报价:700万元。这超出了宝鸡市‘不超过550万元’的预算。在北京的官员跟宝鸡方面领导汇报后,得到肯定的回应,‘已经到这一步了,不在乎多150万元’。”
“一般演出的成本基本上包括三个部分:演员,舞美,灯光。但‘同一首歌’的成本里还包含了很重要的一块是播出费用。”丁力说,最后支付给“同一首歌”的接近700万元演出报酬里,演员费用200多万元,播出费用160万到170万元,其他还有一部分制作费。这和孟欣在今年接受某媒体采访时对“同一首歌”所得报酬构成的分析大不相同,她曾说:“其实我们80%的费用都是演员的出场费,10%是制作费,10%用在录像、吃住上。”事实上,“吃住”当然全由地方政府买单。
筹办小组被通知7月25日可以坐下来跟“同一首歌”的一名制片主任谈论实质性合作了,丁力感叹说:“终于见真神了。”
“700万,宝鸡连版权都没有”
7月25日,宝鸡又被转了一道手。
知情人说:“筹办小组的成员们在这一天终于把宝鸡方面对演唱会的一些要求递交给‘同一首歌’,主要包括对出演明星的要求。宝鸡给了‘同一首歌’三个等次的歌星名单,第一等次列了9个人,第二等次列了20个人,第三等次列了一些,他们要求‘同一首歌’最后的演员名单是至少保证他们列出的第一等次有2到3人,第二等次有8到10人。”而似乎“同一首歌”方面觉得事情还没有进入到这一层面,有关负责人对宝鸡的官员们说:“这些协议的具体细节,你们7月27日跟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老总再谈,我们已经把具体制作委托给这家制作公司。”
“同一首歌”像一个杂技演员,它把几个球同时抛到空中,在最稳妥和最没有风险的时刻接住它们。
这倒符合“同一首歌”公司化转型后的自我定位。孟欣的助手曾对记者说:“公司化之前,‘同一首歌’是台里录节目,所有权属于中央台;公司化之后,这个节目是主办方的节目,主办方对这台晚会有很大的权利和义务。”
这样,政策风险由政府背,纠纷风险由制作公司背,“同一首歌”永远不是主办方,就永不犯错。
这种强势直接体现在了8月底宝鸡和“同一首歌”的正式合同上。知情人说:“在最终的合同上,‘同一首歌’就只承担导演和播出的责任了。所有收入由政府委托的公司打给国际总公司账户,钱再由这个账户打给演员和‘同一首歌’委托的公司。在宝鸡的事情全部由制作公司来做,一旦发生任何官司,‘同一首歌’栏目组没有任何问题。”
“公司化”也替“同一首歌”解释了它备受诟病的“商业化问题”。孟欣的助手说:“正因为主办方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人规定他们不能运营这台晚会,不能卖票。”孟欣接受某媒体采访时也曾就“同一首歌”出现的高票价问题解释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就开始卖票的,一开始我们都是做比较有意义的主题,有一些演出商可能就觉得可以做,就稀里糊涂开始卖票了,他一卖票就是商演了,我们就控制不住了。”
财政紧张的地方政府为一台晚会付出巨大的投入,当然希望可以尽可能收回部分成本。“‘同一首歌’在宝鸡期间的确始终没有明确说过,‘你可以卖票’。”知情人说,“但宝鸡政府把票印出来,‘同一首歌’的负责人也要了200张票过去,对此并没有任何异议。他们布置会场很紧迫,需要宝鸡一些部门的员工加班配合,他们要这些票是做公关用的。”
当面对另一个问题时,孟欣会更愿意强调“同一首歌”只是“栏目”的一面。知情人说:“签约前后,宝鸡方面和‘同一首歌’商量,认为宝鸡这边花了这么多钱,这台演唱会的版权能不能属于宝鸡。‘同一首歌’的回应是‘同一首歌’是央视的一个栏目,版权是肯定不能归你们的。”“尽管宝鸡官员最后对演唱会的效果都很满意,但苦在心里,出钱的,最后什么事都做不了主。”
8月30日,“同一首歌”方面的第一批人到宝鸡,也列出一个单子,上面包括“住宿安排,场地设施”等一系列要求。知情人说,“同一首歌”有不同于其他演唱会的很多要求,比如,它要每个人都拿荧光棒用于营造气氛;要针对演唱会上的歌星每人制作20张大幅宣传牌;要单独编排歌迷区,要有“歌迷牌”。这些和演唱会相配套的费用全部要由地方承担。
一名电力公司员工接受采访时说:“9月2日,‘同一首歌’布置舞台,发现宝鸡体育场的配电箱不能和他们带的音响专用配电箱对接,要求增设8台配电箱。我们当天从设备厂订购了8台,连夜把设备运抵现场。‘同一首歌’要求9月3日晚上确保他们能调试音响,电力公司出了30名电工,冒着大雨连续干了10个小时,把活干完了。”“为了确保这台晚会的供电,按照‘同一首歌’方面的演出要求,对体育场低压设备进行改造,电力公司花了10万块钱专门新建铺设了两条140米的低压电缆。”
“同一首歌”的一支拍摄队9月6日下午到宝鸡,在现场工作的时候,一名在场的官员跟他们说,“我们这次办了,以后是不会再办了”。■
 
以上文章内容选自《三联生活周刊》,详情请见《三联生活周刊》总401期 (2006-09-18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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