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片《风声》 ——三联生活周刊

与当年的《集结号》一样，《风声》也是一种尝试。“大家老是抱怨，国产华语片无趣啊、呆滞啊、题材受限啊、重复、老是古代之类。但其实题材上的突破不能指望大制作来完成，而通常是通过中等制作进行，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人试。比如我们当年试《集结号》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但是你只要相信而且你很认真，你总会给这个行业带来一点启发。所以《风声》就是这样的一个挑战。”陈国富说。

电影《风声》的原著，是麦家的同名小说。

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4个人，两男两女，忽然被关进一所房子，因为他们之间，可能有一个人是共产党派进汪伪政权的地下党“老鬼”。“吴金李顾四，你们谁是匪？”这是小说里反复强调的一句话，也是作者不断问读者的一句话——悬疑小说其实是一场智力游戏。

“《风声》的故事有几个吸引我的地方，一个是它有极通俗的包装——谍战、斗智斗勇、紧张悬疑、剧情跌宕，这些都能吸引作为观众的我。”导演陈国富在接受采访时说，“小说一开始给我一种感觉：它好像是一个智力之间游戏性的较劲，慢慢到了结尾就变成一个文学手法上的实验。可能麦家之前已经写过很多关于密码、谍战的游戏，所以他想在《风声》里把这些进行到另外一个层次，这一层次就是所谓‘历史的真相’——国共两党的斗争，甚至还有中日两个民族在文化上暗潮汹涌的冲突，他有这样一个企图。”

然而小说的长项并不是电影的强项。在电影和小说之间，陈国富找到的连接点是人物和氛围。“作为一个导演，我偏爱能深刻发展角色的题材，《风声》提供了很多脸谱，但也提供了颠覆、再造这些脸谱的可能。至于抗战的时代背景，更是求之不得，那是既近且远，你可以高枕无忧，却能同时闻到血腥味的场景。”

“我想的是当时的特务面临的是怎样的生存条件，写电影之前我也看了很多纪录片。关于抗战的记录留下很多，但关于特务的很少。其中有一个访问是这样说的：特务这个工作不是事后可以拿来炫耀的事情，因为牵扯到很多人与事，它应该永远是秘密。那么，这个行当应该也有这个行当的一些游戏规则以及专业知识，这些东西都和魔术的戏法一样，不能拿来到处说。所以，我们关于这些知道得很少。但有一点是绝对也不应该被淡忘的：当他们面对身份暴露或是否要暴露时，他们面临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要比战场上的士兵还可怕几百几千倍的。因为那不是一枪毙命或者服毒自尽，那是无边的折磨，我觉得如果这些东西不能在这一题材里表现出来的话，就有点对不起他们。”

人在面临肉体和精神折磨时的表现，小说里并没有涉及。陈国富设计了很多这方面的细节。“小说里其实没有这一块，我只好自己去想，然后在想的时候肯定会出现之前在影视剧甚至在访问前看到的，那些特务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留下的东西。比如说，坐老虎凳，脸上罩着湿布往鼻孔里滴水。这些痛苦简直不可思议，然而这些痛苦在别的影视剧里已经看过了。这就好比你已经在电影里看过两种恐龙，你在下一部电影里再看到这两种恐龙，你就会觉得这两种恐龙不可怕，不High，所以就得再想办法用特技弄出第三种恐龙来。”

“但是，对于我来讲，这种做法的用意不在于制造感官刺激，而是我想让你知道当时的特务面对的是怎样的状态，因为唯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去揣摩他的精神状态，才能揣摩当时的抉择有多么困难，那么这些就又回到我之前问的问题：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

经典的谍战片，和意识形态的联系常常无法分开。“谍战片大多包含意识形态上的企图，但这些意涵其实对观众而言并不重要。因为你什么时候效忠于哪个国家或者政党，其实是一直在转变的。”陈国富说。所以最终《风声》试图探讨的，还是人的表现，人对于种种精神折磨和肉体折磨承受的极限，“革命志士不是脑子一热，尤其是特务工作，那是长时间的。我常常在想，一个人半辈子都在伪装，回家可能对老婆小孩也要伪装，在公司对同事伪装，而且，很有可能这个秘密他是要带着进棺材的。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是怎样的理念在支撑？”

“小说的情节很好，但是我不愿意做编织感特别强的东西，我希望让大家看到，鲜活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导演高群书说。——《风声》由两位导演联合执导。

请高群书来参与执导《风声》，是因为陈国富看过他讲述一位公安干警事迹的《千钧一发》，“他简练、精确、活力十足的电影语言是我在大陆少见的，甚至可以说绝无仅见，其对人物的细心体贴也令我惊艳”。

高群书给《风声》带来了非常细腻的人物关系。他给每个人物都写了小传：苏有朋出演的白小年是伪军“剿匪”总队司令侍从官，高群书认为他曾经是一个昆曲名伶，被霸占成了总司令的玩物；李冰冰出演的李宁玉，是伪军“剿匪”司令部译电组组长，也是“老鬼”的重要嫌疑人，“她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天体物理系，还就读了青岛海洋学院的通讯班。她是一个崇尚精神自由的人，不追求权力，远离残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周迅扮演的顾小梦，家世显赫，爷爷给汪伪政权捐了一架飞机，所以她行事娇纵，有时尖锐刻薄，有时却柔弱温顺。

高群书很喜欢英达扮演的金生火，对于这个人，他找到的定位是契诃夫的《小公务员》，圆滑、世故，永远唯唯诺诺，然而私下里，他利用职权走私军火，还在外面有二房。

帮助日本人拷打中国人的汉奸王田香，是高群书认为自己塑造得最得意的角色。他认为这个人身上体现出了人性的复杂和深刻，“他是汉奸，但也是理想主义的汉奸。这里的每个人都是有理念和目标的，他们因而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王田香的饰演者是王志文，他身上的神经质让这个人物很立体。

每个人走向终点的逻辑关系被高群书设置得很完整，无能又无辜的白小年最先死。“白小年为什么最先死，因为白小年最无辜，因为他认为自己没事。但是你没事，就能逃得过么？死的并不都是罪人。”

这里面，有中年人对这个世界的感慨。陈国富曾经有一部电影叫做《双瞳》，故事的外壳是一部惊悚片，然而内核却传达着他对台湾社会的恐慌和人心浮动的感受。“《双瞳》是一个连续杀人的罪犯的故事，然而我想说的是台湾社会跟这种类型的关系在哪里。我看完《风声》的小说后，大部分想的也不是关于类型的点子，而是抗战之于我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只是社会氛围。透过这个历史背景去思考关于我们所处的环境，你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具有普遍性的，包括里头同事们为了保命而互咬，还有所谓的什么骑墙派机会主义，为了生存下去不计一切手段，这些东西不论放到什么时候都是适用的。所以，你也要想想对于现在的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来说，这个故事之于他们，你说的是什么。”

李宁玉在电影里说了一句话：“你们到底谁是真的？”高群书说，这句台词他很喜欢，他觉得这句台词点出了当下社会里人心普遍的焦虑：人心变幻，到底谁是真的？谁是“老鬼”?

电影里有太多让人阴郁的元素：禁闭，拷打，牺牲，猜度。然而高群书说，他努力让这部电影不那么阴郁。他按照宋代文人画的方式设计了没有退路的“裘庄”。外景搭在大连三面环海的悬崖上，传达着迫切的危机感。“我要萧瑟和肃杀，不是阴郁。”高群书说。

最终冲破这种气氛的，还是人的坚持、人的谅解、人的关爱。有一点温暖，有一点缠绵的悲伤。高群书坚持认为，人和人之间都是会产生感情的，无论是同志之间，还是警匪之间。所以电影里，冷酷的王田香会给顾小梦送一盒点心。人性的复杂，首要表现在情感的微妙与复杂。高群书说，他期望这部电影能够“沸腾”起来。或许电影并没有“沸腾”，然而却拥有一种独特的细腻与委婉。

高群书说，通过《风声》，他想实现一种中型影片的突破，“我觉得中国的中型影片一直很尴尬，不能实现在类型上的突破”。他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人，在拍摄过《征服》等众多畅销电视剧之后，终于觉得电影是最适合表达的体裁。从电影《东京审判》再到低成本的《千钧一发》，他一直在积累自己的电影叙事经验。《风声》对高群书来说，是他成为中国商业电影一根坚实梁柱的作品。

与当年的《集结号》一样，《风声》也是一种尝试，“大家老是抱怨，国产华语片无趣啊、呆滞啊、题材受限啊、重复、老是古代之类。但其实题材上的突破不能指望大制作来完成，而是通常通过中等制作进行。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人试。比如我们当年试《集结号》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但是你只要相信而且你很认真，你总会给这个行业带来一点启发。所以《风声》就是这样的一个挑战。”陈国富说。■

要去证明你能为这个行业提供什么

——专访华谊兄弟传媒公司总监制陈国富

记者◎马戎戎

陈国富1958年生于中国台湾，没有受过系统电影教育。20世纪80年代初，他开始写影评，后来任金马奖国际影展策划，担任台湾著名的电影杂志《影响》总编辑，成为台湾最著名的影评人之一，是1982～1986年台湾新电影运动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他从写剧本开始导演生涯，加入过侯孝贤、杨德昌、詹宏志合组而成的“合作社电影公司”。他的电影《征婚启事》、《双瞳》等，在中国台湾和大陆都有很好的口碑。

在担任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亚洲区制作部总监期间，陈国富接触了华谊。2002年，《双瞳》执导完成后，他成为“华谊兄弟”的电影总监制，先后监制了《可可西里》、《天下无贼》、《集结号》等系列作品，在当年填补了中国电影行业缺乏监制环节的空白。

三联生活周刊：当年是怎样答应华谊担任监制这一职位的，是看到了这一环节的空缺么？

陈国富：对。一开始在哥伦比亚亚洲区任职，因为和华谊的合作，接触了华谊，接触了冯小刚、何平。我当时也不知道监制这个工作到底要干吗，因为台湾也没有这样的工作。当时华语片所挂的制片人的名字，要么就是某个电影制片厂的，要么就是投资人指派的，而他们并不是真正明白电影制作的流程。

好莱坞电影公司有所谓的“Production Executive”，他们通常是不挂名的，电影里通常看不到他们的名字，但他们负责和导演开会，负责和明星谈交易之类。我的工作其实也不是这样，我的工作是，剧本我有意见，演员组合我也提看法，样片我也看，剪辑我意见也特别多。这种工作模式其实从《卧虎藏龙》就开始了，我和哥伦比亚合作的第一部戏就是《卧虎藏龙》，之后是徐克的一部戏，最后结束于周星驰的《功夫》。《功夫》之后，哥伦比亚暂时就不在亚洲地区运作电影了。这些又给了我一些想法，同时印证了我的一些信念，在这几年和大陆合作的过程中，就发现这边没有人在干我的这个工作，我暂时套用概念，把我的工作叫做监制。

其实如果一直拍手工艺电影、拍作者电影的话，就导演决定一切，没有监制也无所谓。但是中国电影正在产业化，市场加大，品质的控管变成电影生产里很重要的环节。那么，有没有人在很早的阶段就去预见这样的投资、影片这样的定位和最后出来的结果，这三个点有没有一个逻辑性的存在，就需要有一个人，介于观众和制作者之间，建立一个检查机制。监制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

三联生活周刊：在《集结号》这部电影的制作生产过程中，从诞生一直到它成功上映，监制的角色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陈国富：简单地说是这样，可能冯小刚在选择题材的时候会和他身边的人聊，有些东西他一说我一听觉得就是这个。其实光我一票也不管用，只是我这里多了一票，如果他重视我意见的话，那么这一票很关键。接下来就是往下定这片子的规模，以及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应该是怎样的分配比例，这些东西我都会提我的看法。到了怎么组合，比如说，为了确保影片的商业价值，是不是要用这样的包装，我也会提自己的看法。“由于你要做的题材是极有突破性的意义，所以你要保住这东西本身的分量，先不去想包装的问题，先去想怎么把片子拍得让人感觉到我们的诚意。”当然诚意是一个概念化的东西，具体怎么做有技术上的选择，往左还是往右，在这方面我也能提供意见。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华谊这样的民营电影公司，您是怎样向王中军、王中磊来建议华谊的发展道路的？

陈国富：这是点点滴滴，这份工作不是一来就提出宏大的构想，然后大刀阔斧去实现的。我当时看到，如果华谊没有足够坚强的中间执行层，有很多理念就无法实现。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主要引进了一些外地的工作人员，他们中有些是在外商电影公司服务的。因为大陆的私人企业做电影发行是比较新兴的，人才培养从哪里来呢？而在台湾和香港地区都有超过半个世纪以上的积累，所以一开始还是要引进的，从宣传素材到设计、营销的步骤。因为好莱坞已经有上百年的经验积累，你不需要从零开始。

当然，老板的观念也需要做一番修正，只是说因为这是非常技术性的东西，所以我说点点滴滴，从最基础的东西去做。做了之后，你发现它确实比原来像样一点、靠谱一点，你必须让它进入一个良性循环。这样一个良性循环到现在，我认为还是没有开花结果的，不仅仅是对华谊，对全中国也是这样。现在实际上是比两年前可能还要混乱还要畸形，我认为。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呢？大家公认现在市场很大，电影票房也很好，为什么您认为它比两年前还要混乱和畸形呢？

陈国富：市场大我们知道。一方面是因为影院的建设，另一方面是中产阶级的崛起，再一方面中国内地的消费观念还是缺乏想象力，在几方面结合的情况下，中国电影的票房增长了。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增长并没有坚实的文化基础，只有社会现象的基础——是种种社会现象造成的，但怎么制造、怎么贩卖、怎么消费？智力含量到底有多少？这几者之间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互动。比如说，现在的电影营销中，公关被过度地强调了，这绝对是不正常的。这些现象一定会改正，但时间表是什么，我看不出来。我毕竟不是趋势预测专家，但是我能感觉到这东西来得非常凶猛，也会造成从最上游到最下游都是一种混乱的状态。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不出来一个正面的例子，这恶性循环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它会往上影响投资人对这一产业以及对产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看法，从而产生误导。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说，我们的电影其实并不能拿出真正有质量的东西。

陈国富：对。电影的创造性，我们是可以去等待的，而且是非常有耐心地等待。这和有钱人怎么去花他们的钱是一样的，突然有钱和你有钱了30年，消费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但是就怕出现恐慌性的胡乱找游戏规则，然后把游戏规则变成丛林规则。这就带来比较大的伤害，因为它会反过头来影响创作的源起。因为这样，你就永远不能心平气和地观察世界，你怎么呈现你的态度，你怎么追求电影这个工艺的精进，你想的不是这些，你想的只是怎么变现。

而且我认为这种态度已经影响到了电影的创造性，政府在不断开放，市场也是在不断开放的，而想象力在萎缩。

三联生活周刊：华谊是怎样在商业性和创造性之间找平衡？《集结号》的突破性在当年让人惊奇，但是到《非诚勿扰》，又觉得华谊往后退了一步，又保守了一点。

陈国富：《非诚勿扰》其实不是做任何商业算计的。当时商业算计的是《贵族》，然而《贵族》没拍。我觉得这是冯小刚非常可爱的地方，也是华谊非常可爱的地方。因为《贵族》不管是从置入性的行销还是对市场的预估，都是极其完整、保守、成熟的东西。但就因为冯小刚觉得他对这东西没感情（或用现在国内导演最爱用的名词是：激情），那么，华谊就从善如流，就同意，就割下。

《非诚勿扰》是怎么出现的呢？其实冯小刚是从一个完成他自己愿望的目的出发的——他一直想拍《月亮背面》。电影的商业上很成功，但是和算计没有关系，我们也没有预料到票房会是这样，谁都没有预料到。

三联生活周刊：对今年10月份作为献礼片上映的《风声》期望是什么样的？

陈国富：对于《风声》，我还是希望它给这个产业一个选择，就是说我们不要只是抱怨题材有限制，不靠明星，不靠恶搞就站不住脚，不敢投资，或者说得再极致一点，大家都觉得大陆没有能撑得住票房的演员。这些抱怨到目前为止都是事实，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尝试挑战一下。

《风声》不是冯小刚导的，用的也都是华谊自己的明星。我觉得这一点不用去避讳，从剧组来说，价格上虽然便宜不了多少，用自己的明星也得付钱，但整个心气上的投入和配合程度是不一样的，这也会影响周边的演员和工作人员，那是一种投入打拼的精神。

《风声》有一个特点，它是以女性角色为轴心的类型片，这是非常难得的。如果把这个片子丢到香港去，没有人会理你的。但我一向对女性的叙事角度比较感兴趣，这方面我也有一个偏好。其次，我想讲一个类型故事，类型故事的特点在于一定要有套路，有套路观众才能理解，才能知道怎么进入情境里来，但又不能只是套路，套路之余另要有所谓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设计。那么我想，周迅算是这一设计里面最重要的元素，所以这是几个方面的撞击和设计产生的结果。

最终其实都归结到一点：作为一个大的电影公司，不管你是国营的还是民营的，我觉得总是有这样老的使命：你要去证明你能为这个行业、为观众提供什么，否则这工作就太没趣。

我老和投资人说一个观点：“你总能看到失败的终点。”这个行业，虽然它是一个可以工业化生产的行业，但是它的产品、它的核心，永远是创新，永远是挑战，永远是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