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笼罩下的巴格达记者（下）

在阿拉伯穆斯林世界里，一位女记者具有很大的优势：男性──甚至是政客们往往对女记者都不那么戒备，而女性则会允许你进入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生活。当时局变得危险时，女记者也更易隐入人群，只要穿上当地服装、围上头巾就可以了。我的美籍伊朗裔身份变得尤其有用。我出生在美国爱达荷州，父母都是伊朗穆斯林，但并非教徒。从小我在德黑兰长大，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又回到了美国。
在不同的环境里，我所展现的自己的文化传承和成长经历都不同。和美军士兵在一起时，我体现的是在俄勒冈州长大、在纽约念书的经历。和伊拉克人在一起时，表现自己是个伊朗人能让他们感到亲近；残酷的两伊战争主要是因政府而起，两国人民之间还是常常感到亲近，而非仇恨。即使是我们的伊拉克雇员也告诉我，我并非是个彻头彻尾的美国人。在他们眼中，我并非来自一个遥远、受到上天眷爱的国家，而是来自一个熟知战争、动乱、禁运和苦难的邻国，比如伊拉克。
如今伊拉克挥之不去的恐怖气氛是逐步形成的。最初是2004年4月，费卢杰的四个保安人员被杀，萨德尔什叶派游击队发动暴动。叛乱四处蔓延，势头越来越猛，发展之快超出我们任何人的想像。我破天荒地聘请了武装保镖，并开始用一辆全副武装的汽车作为代步工具。每次外出都要经过仔细考虑，出行次数和范围大大缩减。
2004年秋天，叛乱分子闯入了巴格达一些外国人的家里，绑架了外国人质。我开始高度依赖伊拉克雇员来安排采访和进行街头报导，他们成为了我在巴格达的眼睛和耳朵。有时，他们能成功地说服伊拉克人来到我们的酒店接受采访，使我有机会与消息人士和当事人有直接的互动。
随著伊拉克全国的安全局势恶化，我们的安全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小。我们再也不能随时跳上车，开到不同的省份，亲眼看看情况究竟如何进展。如果要报导巴格达以外地区，我们就必须和美军士兵或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同行。虽然和美军或政府人员混在一起，并非最佳的解决办法，但它还是能让我们一睹那些我们无法独自到达地区的情况，虽然这种观察也是有限的。我们也依赖雇佣的伊拉克记者为我们提供那些我们无法到达地区的信息。
他们的帮助使得我们能写出描述普通伊拉克公民现状的那些报导。比如，有一篇报导是关于在巴格达南部什叶派-逊尼派混居的杜拉区、宗派暴力正在如何改变邻里关系，为此我们的伊拉克雇员走访了那里的清真寺、理发店、杂货铺和咖啡吧，并和几十个人进行了交谈。当我们决定值得为此写一篇报导时，伊拉克雇员选了几个人，并驾车将他们送到了我们的酒店，在酒店里我对他们每个人都进行了几个小时的采访。
我惊叹于伊拉克雇员们在协助报导该国真实情况时体现出来的执著和勇气，虽然这给他们及其家人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为了保护他们，我一直不透露他们的名字。我们花了很大的努力确保他们不与我们有任何关联；如果他们被看到和美国人一起工作，这会给他们带来危险。
到去年年底，我们已采取了严格的安全措施，每次出门时都会按步骤仔细审查一番，不管是出门去采访、还是买牛奶。我们从不在一个地方停留超过半个小时，因为如果超过这个时间犯罪分子就可能有时间导演一场绑架。
驾驶员确保我们全副武装的汽车和跟车（即跟在第一辆车后作为侦察车用）能顺利行驶。保镖会将AK-47步枪上膛，并在腰里别一只手枪。我们的翻译兼办公室主任Haqi负责测试对讲无线电，并在汽车后座放上急救箱。我身穿一件保守的阿拉伯妇女传统著装、从头到脚的黑色长袍，坐在汽车后排。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要惹眼：如果遇上堵车、红灯或穿越巴格达街道时，不要被认出是外国人。你永远都不知道坐在旁边一辆车里的是谁。他们会不会开枪？他们会不会认出你的车，一路追上来？他们会不会把你从车里拖出来？会不会有人出卖你？他们会不会对伊拉克雇员手下留情？
除了那些采访遇到的伊拉克人，从那些每天接触到的伊拉克雇员身上，我也能时时刻刻感到战争的存在。有时他们来上班时能明显看出睡眠不足，因为在夏天华氏120度的高温下，他们没有电力启动空调。由于流弹和零星的交火，他们也不敢睡到屋外去。一个伊拉克雇员将为我们工作了两年、积攒下来的钱投资了一家小店，但一个下午强盗们将小店内的现金和货物一抢而空。
暴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在巴格达，劫持伊拉克人索取赎金的情况越来越普遍，每天都会有几十个人被绑架。有一天下午，我们的一个司机在去接一个亲戚出院的时候被劫持了。劫匪将他倒挂起来，打他手机中的每个电话，并问他们是谁。和许多伊拉克人一样，为了避免麻烦，他没有在手机通讯录中保存外国人的名字。在家人支付了一笔现金赎金后，他被释放了。一位32岁的什叶派医生是我们一个翻译的亲戚，在一轮针对医生的宗派袭击中死在了家门外。
“我们就像野外的动物一样生活著，”另一位驾驶员Munaf常常说，“除了吃和睡，我们每天还要避免自己被杀。”
12月18日，我离开了伊拉克。在我离开的那天早上，伊拉克雇员们提前来到办公室，检查了一遍安全措施，并为前往机场作准备。我为他们准备了茶，坐在花园里高兴地吃著新鲜的枣子饼干，这是我的驾驶员的母亲为我烘烤的。
到达设在美军基地内的机场有6英里路，这是伊拉克境内又一条最危险的道路，有地雷、流弹威胁以及针对美军运输车队的汽车炸弹。常常会有导弹落在机场跑道附近，当天我就看到了两枚。为了防止被敌方火力击中，飞机著陆和起飞时就像火箭一样迅速上升或下降。在机场，伊拉克雇员们和我含泪告别。我真希望走的时候情况不是这样糟糕。在一起工作寻找新闻线索、在危险面前肝胆相照，我们已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这不是告别，”我说。Haqi拥抱了我，说：“他们能把你带出伊拉克，但不能把伊拉克从你的心中带走。”
我现在已在黎巴嫩贝鲁特的新家安顿下来，作为《华尔街日报》高级中东记者。我将负责报导伊朗和阿拉伯世界。一位新的记者将接任我在巴格达的职位。
曾经危险丛生、饱受战争摧残的贝鲁特如今是一个相对安全、都市化和蓬勃发展的城市。二十年前，担心生命安全的外国记者纷纷撤离黎巴嫩，如今他们正大批返回，在黎巴嫩建立新家，设立地区记者站，这个城市又重获其“中东巴黎”的称号。我只能希望伊拉克也会有一个类似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