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笼罩下的巴格达记者（上）

离开巴格达前两天，我取消了最后几次采访，不再按照精心策划过的路线绕城探望我的伊拉克朋友们，和他们道别，也取消了和记者朋友们的告别宴会。
作为《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记者，在伊拉克工作和生活了整整三年，我从没想过要这样离开。但我们聘请的英国保安公司发来电子邮件警告说，反抗派别正在策划绑架一名美国女记者，建议女性除非必要否则不要离开入住的酒店。
几周以后，我的朋友、《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记者吉尔•卡洛尔(Jill Carroll)就在光天化日之被持枪者绑架了，当时她刚在巴格达完成了一次采访。陪同她采访的伊拉克翻译被枪杀。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尽管大家都在为她的获释努力，她仍然被囚禁著。
我是在2002年10月、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仍然在位时动身前往伊拉克的。起初，我报道伊拉克北部地区库尔德人的战争，在萨达姆倒台后到了巴格达。美军入侵后大约一年时间里──从2003年春季到2004年──在伊拉克的采访报道活动都是困境重重，但并不总是遇到生命危险。我和同事Yochi Dreazen一起负责本报巴格达分社的工作。我们在当地雇了少量的员工，他们非常敬业，帮我们四处找新闻。我几乎总能在最短时间达到伊拉克的任何地方，采写各类精彩的消息和报道。我们用一辆没有任何防护的汽车四处采访。我一身西方打扮──短裤、T恤衫、衬衫和便鞋──在巴格达四处随意游走，和店主聊天、和遇到的人们共进午餐或者晚餐。
我尽力把伊拉克当作自己的家，这最开始看起来不难，但后来就变得越来越难了。为了找一个安全的住处，我搬了足足八次家。每一处的安全防御都比前一处更多。还有一次，我和另外几位记者朋友一起住进摩苏尔郊外一处别墅，黑色大理石地板配著镶木墙面，还有橘子树和枣树点缀著花园里的美景。2004年我们匆匆搬离了这里，因为在几周时间内，院外发生了汽车炸弹爆炸事件，周围还有几名外国人被绑架后斩首。
我们在Hamra酒店有一间办公室，现在已经被重重街垒包围起来，卫兵们荷枪实弹在关键处防守，入口处安装了厚重的铁门。但就这样也没能躲过去年11月的一次袭击，一辆满载了1,000吨爆炸物的卡车在酒店大门爆炸。幸运的是，爆炸时间很早，我们办公室里没人。但办公室已被严重毁坏。
我在伊拉克的工作最初还是我家人的骄傲，后来就成了全家人的噩梦。他们整日被无边的焦虑困扰，克服无数内心的挣扎才能支持我继续留下来。我的祖母住在伊朗，她没法理解我竟然自愿申请这份工作，不断催促我赶快辞职。我总是报喜不报忧，或者尽量少报忧，想以此安慰他们。每一次巴格达发生大规模爆炸事件之后，我都会打电话或者发电子邮件回家，报个平安。我唯一的妹妹去年夏天订婚。她对我只有一个愿望：“你能给我的唯一的礼物就是不要再回巴格达了。我只想你能活著，参加我的婚礼。”
我能和男朋友Babak Dehghanpisheh一起留在巴格拉，真的是万幸。他是《新闻周刊》(Newsweek)的记者，我们在报道阿富汗战争时相遇。能一起呆在巴格达真是太难得了，不过恐惧和焦虑也同样加倍。曾经有一次，我们去提克利特采访，被困在一处炸毁的大桥前。车外一群暴徒蜂涌过来，冲我们挥舞著棍棒和步枪，大喊“异教徒，我们要杀了你们。”
“Sahafi, Sahafi”我们冲著窗外大喊，这是阿拉伯语“记者”的意思。对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发现了情况，赶过来把我们解救出来。他们驱散了聚众之徒，在他们刚刚占领的萨达姆宫殿里给我们找了一处地方。
还有一次，我们在巴格达北部的高速公路上遭一群人追赶、射击。Babak赶紧把防弹背心扔到我们身上，把我按到车厢地板上，向我保证不会让他们抓住我。司机救了我们一命，他开车成功甩掉了那些持枪歹徒。
身边的疯狂气息一天天加重，我们渴望感受故乡生活气息的念头也随之加深。我俩成了改造专家，能在昏暗邋遢的陋室营造欢乐的气氛。屋里味道不好，我就点上香蜡；有一间屋子的地毯破败不堪了，我就用一块橙色搭配红色的土耳其风格的花毯替代；Babak用一块Kevlar毛毯遮住窗户，用胶带贴好窗玻璃，以防我们被流弹击中。我有一个咖啡机，还有很棒的咖啡。他有最新的好莱坞大片影碟，还有一套精选的音乐光盘。
如果酒店或者住处碰巧有厨房，我就自己下厨。绞尽脑汁准备一份最没有伊拉克风味的大餐，像泰式炒饭、墨西哥玉米卷、椰汁咖喱或者香蕉薄饼等等。就连去杂货店也被我视如珍宝，每每在Honey Market的货架之间流连忘返。这是一家基督教徒开的超市，进口各种难得的食品，像熏肉和柠檬香草等等。我们在一起，无数次的烛光晚餐被外面的枪声打断，无数个共赏影碟的夜晚因停电不得不中断。
我们和其他的记者朋友们在战火和炮声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互相关照注意安全。如果有朋友来吃晚饭，我们不但要数数盘子够不够，还要准备好床铺和亚麻床单，因为深夜离开太危险了。在记者圈里，最受欢迎的解脱之道就是在网上冲浪、安排假期，离中东越远越好。我们互相交流潜水和徒步旅行的心得，告知在加勒比和非洲哪里能买到打折的机票，哪家餐厅美食诱人。
我和Babak最担心的时候就是我俩一个人安然无恙，而另一个吉凶未卜。2004年9月的一次，我跟当时不在伊拉克的Babak通电话，我们在摩苏尔寄居的那处别墅外面突然有一辆汽车爆炸，炸弹的冲击力把我撞倒在地板上，但是电话线没断。他先是听到一声巨响，然后就是我的尖叫，玻璃被炸碎四处掉落，别的人用阿拉伯语大声嚷嚷著什么。血肉残肢和金属碎片一起掉落到花园里。好几个小时，我们被困在房子里，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如果离开，暴乱分子可能就等在街角，正好绑架我们。如果不走，他们可能会冲进来，或者干脆用大炮炸平这里。Babak至少每隔半小时打过来一次电话，看我们是否平安。直到第二天，我们才得救。
2004年11月还有一次，Babak随军进入费卢杰，那是进入该地区镇压叛乱的第一支军队。当时我被派往西岸拉马拉，采访奄奄一息的阿拉法特的病情。阿拉法特去世那天，Babak打来电话，说他跟随的那支部队有伤亡。正说到一半，我就听到冲锋枪开火，士兵冲他大喊。他匆忙说了句，“我得走了！我得走了！”，线就断了。
整整36个小时之后，他才又一次打进来。我记得自己当时已经快要崩溃了，四周都是涌上街头悼念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民众。我一眼瞄见广场上停著的一辆卫星通讯卡车，有位新闻摄影师正在处理照片文件。我根本不认识他，但还是走过去向他打听费卢杰的近况。我当时肯定已经泣不成声，因为他只问了一句“谁在哪儿？”就毫不犹豫地把他的笔记本电脑塞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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