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言与变局：中国未来的人口图景

 

    危言与变局：中国未来的人口图景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22日 09:20 中国新闻周刊

　　也许，人口问题在未来集中爆发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还有待商榷，但“2030”的意义不是预言，而是警示。如果对中国现有人口问题不加重视或应对不当，中国将在不远的未来遭遇困境，而且，因为人口发展涉及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诸多问题，这种困境也许会触及社会每个角落。

　　在有文字记载的绝大多数历史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在近30余年，由于政府力量的强力干预，这个国家的人口增长发生了急剧转变，在短时间内让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变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模式，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了发达国家经历近百年的人口增长转变。支持中国今天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良好的人口环境，实赖于此。

　　但由于转变的迅速性与突然性，一些新的人口问题也随之呈现或加速到来，性别结构严重失衡、老龄化态势严峻、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紧张等等，人口问题从“数量增长压迫型”转变为“结构失衡制约型”，中国人口发展态势依然不容乐观。

　　因为人口发展的特性，这些问题的影响可能会在多年以后才会集中显现。根据人口学专家推测，2030年前后有可能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的拐点，届时，中国人口数量将达到峰值(之后将进入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性别比失衡一代也大都进入适婚年龄，老龄化问题加剧，流动人口持续攀升，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

　　为此，《中国新闻周刊》选取2030年作为时间节点，集中展示在未来二三十年里，中国人口可能会遭遇到的问题。这是对中国当前人口问题未来走向的假想与推测，当然，这种假想与推测是建立在相关部门及有关学者的数据与研究基础之上的。

　　也许，人口问题在未来集中爆发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还有待商榷，但“2030”的意义不是预言，而是警示。如果对中国现有人口问题不加重视或应对不当，中国将在不远的未来遭遇困境，而且，因为人口发展涉及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诸多问题，这种困境也许会触及社会每个角落。

　　欣慰的是，近些年来，中国对人口的不均衡发展所带来的问题逐渐重视，人口工作也开始逐渐“转型”，尽管调整过程并不尽如人意，但人口的均衡发展理念已经成为新阶段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共识，如果这种理念在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框架下能够一一体现和落实，我们相信，2030年中国的人口走向将是另外一种图景。

　　编者按：本文以现有的各项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数据以及学者的研究和预测为基础，推演的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在2030年可能面对的问题。我们希望以这样一个社会细胞的视角，展现未来中国可能会面临的人口图景。

　　当然，社会发展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未来机遇与挑战并存，向好的因素也必然会存在。比如我们所担忧的性别比问题，以往的人口普查和国家统计局历年的抽查数据，或多或少证明存在人口漏报、瞒报的现象，统计数据偏差也可能导致我们过分估计未来的出生率、出生性别比等，由于害怕超生而被惩罚的“漏查之女”，可能在实际生活中缓解我们对男女比失衡的忧虑。

　　总之，本文虽然是对未来人口可能遭遇困境的一次集中呈现，但不代表我们对未来抱有悲观。相反，我们希望对人口问题的准确把握和及时应对能够有助于避免此种想象图景的发生。

　　计生“变形记”

　　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一直到小区居委会计生办，这个拥有几十万工作人员的庞大系统，正在面临着主动或被动的改变

　　邹国丽有一双“神眼”。怀孕不久的妇女，身形还不明显，别人看不出来，她能。走在大街上，她对人群中的孕妇很敏感，只要看一眼，就能肯定地说：“这个有了。”女儿笑话她落下了“职业病”。

　　51岁的邹国丽从2002年到现在，一直担任北京市海淀区乙28号小区居委会的计生委员。在中国庞大的计生系统中，这是一个最基层的岗位，是中国人口工作的具体细微之处。

　　根据官方发布的统计公报，截止到2005年底，全国计生系统工作人员达50余万人，其中包括像邹国丽这样的街道自聘人员。近几年来，他们的工作内容随着大形势的发展，也在一点点地发生着转变。

　　计生的硬软之变

　　在北京，拥有城市户口的人现在如果要生第二胎，需要缴纳12万到20万元不等的“社会抚养费”。这一数字来源于上一年度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一定的倍数，对常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因此，街道办和居委会的计生人员难免被各色人等找上门来。

　　邹国丽不止一次被人当面责骂过：“你讲不讲人权啊？我生完孩子为什么不给入户？”也曾有个“二胎妈妈”端起办公桌上的一杯热水向她泼去；到居民家里做入户登记，碰钉子更是常事，特别是一些高档小区，业主不是富商就是高职人群，当邹国丽挨家挨户登记时，保姆一看是居委会来人，根本不给开门。

　　这都是比较轻的冲突。北京东城区和平里小区居委会的计生委员杨先英，同样也有不少类似遭遇。不过有着10年计生工作经验的她认为，现在的工作还是要比以前好开展了。

　　杨先英所谓的“以前”指的是2000年之前。她觉得现在对计划生育率的考核标准比2000年以前降低了，“2000年之前是绝对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一个都不能多生。现在政策就宽松多了”。

　　杨先英的前任是史明珍，今年82岁的她于2000年退休，史明珍1979年开始从事计生工作，属于中国最早一批计生人员。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自己从事计生工作21年，工作内容全都围绕一个目标进行，那就是严格控制超生。

　　在80年代，“一胎政策”实施不久，想生二胎的人比现在多，不少人对计划生育都抱有抵触心理。强制计划生育导致的结扎、人工流产和引产事件，在全国不少地方都出现过。据史明珍介绍，北京当时在这方面的情况比外地好得多，因为“管得太严了”。

　　所谓“管”，是指超生肯定会被单位开除。在“单位人”时代，超生就等于断了自己的活路。一般生完第一胎，单位就会要求去上节育环，计生干部监督着，谁也无法避免。而且，从单位到街道，层层管理，所有从15岁到49岁的女性都处于“监控”之中。谁怀没怀孩子，大家都看在眼里，想遮人耳目是不可能的。

　　“当时一旦发现怀孕，哪怕是七个月的大肚子也得去做了。”史明珍说，街道居委会要是知道有人想超生，会三番五次上门入户，找本人谈话做思想工作。“不管自愿不自愿，总之最后的结果就是必须做掉孩子。”史明珍回忆，在那个时候，国家对计生政策的宣传声势特别强大，在许多人看来，违反计划生育就像“犯了罪”似的。

　　工作21年，史明珍负责的小区在严格的“监控”下，没有发生过一起超生事件，计划生育率达到100%。但她的继任者杨先英面临的情况改变了。在这10年里，杨先英已经遇到了五六起超生案例。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海淀区花园路街道各小区。花园路街道计生办副主任梁伟介绍，以往对超生人群往往会强制性“执行政策”，而现在对方只要怀孕五个月以上，基本上就会停止对其“做工作”，只等出生之后收钱。这笔钱，就是社会抚养费。

　　国庆节前，和平里街道计生办主任王琳接待了一对海归夫妇。夫妇俩分别毕业于清华、北大，在美国工作了十多年，期间生了两个孩子。夫妇俩不想让孩子入美国籍，想到和平里落户。两个孩子属于超生，上户口必须先交一笔不菲的社会抚养费。最终，夫妇俩还是把钱交了，很快上了户口。

　　在王琳眼里，这是以前无法想象的事情，以前超生叫罚款，现在叫征收社会抚养费，听起来似乎只变了个称谓，但性质改变了。

　　“显然，现在比以前更人性化了。”王琳说，以前罚款后虽然也能落户，但国家没有明文规定，基本属于暗箱操作。要想落一个户口必须从上到下进行疏通，非常难办。而且谁家要是有一个超生的，对周围人影响特别大。现在周围就算有人生三个都没关系，“多生了就交钱呗”，只要交钱就可以按规定落户，一切都摆在了台面之上。而且，现在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很多人已经不想生二胎了，“现在人们的想法变化太大了”，几名接受采访的基层计生人员都这样感慨。

　　对“一胎政策”的争议这些年来一直没有间断。在几方争论中，国家人口计生委被看作是“一胎政策”的捍卫者。时移事易，如今从国家人口计生委到各级计生部门，都开始注重转变自身角色，强调“软性服务”和宣传。这促使基层计生办的工作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

　　“现在我们开展工作比以前‘软’多了。”王琳介绍，上面对基层计生委员要求“五访五问”“十到人”，也就是小区内居民有新婚、怀孕、产期等情况，都要进行沟通服务，这在以前是没有的。

　　“2000年之前是严格控制人口，2000年到2006年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现在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和平里小区杨先英说起这几年的计生政策变化如数家珍。

　　杨先英举例说，2006年后自己的工作内容中增加了“提高人口素质”一项。“比如新婚夫妇结婚了，我们除了祝贺他们之外，还要问是否准备要宝宝，如果生的话，小区里有六项免费服务，还可以来免费听课，帮助你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居委会每年还会组织免费例检和免费人流、上环取环等手术，这些既是新增的服务，也是一种工作的方法。这些新方法，对应的是不断变化的中国人口形势，比如对计生工作人员来说，占工作比重越来越大的对流动人口的联系与“监控”。

　　“流动的生育”

　　工作8年来，邹国丽感觉变化最大的，是流动人口带来的工作量一下子上升了。特别是从2004、2005年开始，流动人口数量突然就膨胀起来，小区里随处可见操着外地口音的人。

　　流动人口激增是北京市各小区普遍面临的问题。邹国丽所在的花园路街道覆盖37个社区，在总共6万人口中，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达4万。花园路街道计生办副主任梁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实际肯定不止这个数，很多流动人口并没有统计进来。”

　　国家人口计生委新闻发言人、发展规划司司长于学军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说，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目前处在最活跃时期，是世界上人口流动规模最大的国家。2009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已超过2亿人，其中“80后”“90后”是流动人口主体。

　　相比之下，北京市人口要好管理一些。特别是以前，大多数本地居民都有工作单位，可以由单位和街道双向管理。而流动人口一般就只能靠居委会来掌握其情况。

　　以前对流动人口还有一定的制约性，比如要办暂住证，必须先到居委会开证明。通过这条渠道，居委会可以获得流动人口的相关信息。但暂住证取消后，这条渠道断了，居委会很难知道小区内住进多少新人。

　　邹国丽定期要填写人口信息报表，报到街道办事处，再由街道办事处汇总后报给区一级单位。但往往是数据刚统计好，人就搬走了，特别是群租群体，人数多，流动快。加上最近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北京小伙儿娶外地媳妇，女方的原户籍地也委托这边的居委会代管。

　　这些新出现的情况，也让人口计生工作发生转变。据国家人口计生委新闻发言人于建军介绍，一整套针对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系统在开发改造后，目前在全国20多个省推行。从省到镇、街道再到居委会，都建立起了全员流动人口和育龄妇女数据库。

　　收集这个数据库所需要的信息，就是邹国丽们的工作，这项任务颇为繁重。邹国丽说，这两年上面要求填写的表越来越多，相当琐碎，而且表本身也在不断修改中。一个小区往往有上千户，靠居委会里的一个计生委员，很难应对。于是，以往的“发动群众”的经验又派上了用场。这就是被邹国丽戏称为“小脚侦缉队”的宣传员队伍，指的是社区里退休的老人。

　　宣传员等于是基层计生干部的耳目。因为自身就住在社区里，这些老头老太们比较清楚每家的情况，知道哪家有人怀孕，哪家子女结婚，哪家房子出租给了育龄夫妇。一旦发现新情况，随时就到居委会汇报。

　　每年年初，居委会召开一次流动人口责任书大会，把流动人口变更的单子发给宣传员，再由宣传员到居民家里发放和回收。邹国丽再根据回收的单子，对电脑里的流动人口数据进行更新。

　　从区政府到街道办再到居委会、宣传员，一层层签协议和责任书，相当于一种链条式管理。起初，这些宣传员们都是义务劳动。2008年之后，由于宣传员对管理流动人口越来越显得重要，政府开始专门拨经费。

　　于建军介绍，这也是国家人口计生委在近几年提出的工作新目标，即在全国基本建立起“统筹管理、服务均等、信息共享、区域协作、双向考核”的“一盘棋”新机制，以此来应对流动人口带来的大量问题。

　　但即便如此，对越来越庞大的流动人群来说，“发动群众”这一手法也开始捉襟见肘。在花园路街道办事处计生办梁伟的电脑里，登记着本地区流动人口中的育龄女性，人数大概有八九千。但与“80后”“90后”占主体的流动人口总数相比，这个数字并不匹配。“更多的育龄妇女没有登记进来，也就很难对其进行管理。”

　　前段时间，有个人到花园路街道计生办来申报孩子户口，拿来一堆证明。梁伟一看其中的离婚证就觉得有假。但出生证明做得很逼真，梁伟拿到警方去查验，果然也是假的。北京新政策规定孩子可以随父亲入户，做假证明、假离婚的就随之多起来。这逼得计生干部们不得不提高警惕性，但是防不胜防。

　　“硬指标”与“微调”

　　2003年2月，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这表明在控制出生率之外，计生系统的业务职能开始更多拓展到人口领域。

　　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司司长于学军在2008年发表于《当代中国人口》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介绍说，计生部门从工作方法上看，在这30年来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2000年之前为第一阶段，主要依靠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和社会制约措施来抓计划生育；第二阶段开始强调依法行政，2001年12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在人大审议通过，《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和一些地方条例也相继颁布实施；2006年至今为第三阶段。于学军说，经过30年努力，中国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实现了既定的政策目标。因此，新阶段除了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之外，同时还要努力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平衡，积极应对老龄人口、流动人口、就业人口增加带来的新问题。全国人口计生工作的重点，也开始由“单纯控制人口数量”向“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转变。

　　于学军说，“21世纪的前50年，特别是2020年之前是中国人口发展的关键时期”，由人口问题引发的预想不到的社会风险和经济风险日益加大，制定计划生育政策时预见到的和没有预见到的许多负面影响会逐渐显露出来，为此必须准确判断人口形势，吸取过去30年的经验和教训，尽量减少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硬性要求，多用间接的、导向性的手段来统筹地、平衡地解决各种人口问题。

　　只是，于学军所介绍的新阶段的转变目前还在进行之中，具体能走到多深的程度还有待观察。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如今在基层工作中，控制计划生育率仍然是第一要务。

　　最近赶上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通过第一次入户摸底调查，花园路街道查出好几个超生户，甚至有2002年出生的超生儿童。计划生育率超标的小区居委会，自动丧失评先进的资格，其他工作做得再好也免谈，梁伟介绍，这就是目前施行的“一票否决”制度。

　　但同时，如今对计生部门考核的指标种类，的确比以前增加了。比如这两年，北京市为了应对越来越严重的“人户分离”情况，新多了一项“握手率”指标。

　　“这些人(人户分离者)的情况很难掌握。麻烦的是，一旦他们超生了，上面还是考核我们这里。”梁伟说。对“户在人不在”的居民，就需要由现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的两个居委会建立信息互联，用行话来说，叫“握手”。两个居委会握上手之后，一旦出现什么事，双方可以联动。只是，乙28号小区的邹国丽抱怨说，往往都是自己主动与别的小区去“握手”，其他小区来“握手”的很少。这一工作还不被所有人重视。

　　提高人口出生素质也被再三提及，成为计生部门宣传上的重点。现在北京市各居委会都开办“人口学校”，利用本地区资源，请一些志愿者和老师、医生等人来讲课；还不定期给新婚母亲免费发放叶酸，预防新生儿神经管畸形等。此外还有媒体宣传，也成为考核计生工作的指标。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新指标的重要性加起来也远远不及“计划生育率”这一项。梁伟说，“一票否决”看的是计划生育率而非其他。

　　北京市对海淀区的计划生育率考核标准是97%，但海淀区对内一直控制在98%，即每出生100个孩子，只允许2个属于超生。计划生育率现在仍是基层计生工作的重中之重。梁伟说：“我们的首要目标还是控制人口。”

　　计划生育率这个硬指标，有如一道紧箍咒套在基层计生人员的头上。不过，这个指标一直在缓慢松动。上世纪90年代，北京市的计划生育率维持在99%甚至更高。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一数字已经从98%逐步调低到现在的97%。这一漫长的过程是典型的“微调”。而“微调”，正体现了国家人口计生委对未来计生政策走向的期望。 

2030的第三型“药方”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22日 09:20 中国新闻周刊

　　“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这一全新的人口理念是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快速转型期下的必然选择。然而，蹒跚起步的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绝非坦途。

本刊记者/陈薇

　　“给孩子报名？满了！”今年夏天，北京、广东、江苏等地的家长在为孩子报名上幼儿园时，常常听到这句话。自带小凳彻夜排队、园方公开摇号以及屡屡刷新的赞助费金额，各地媒体的生动记录指向同一个事实：三年前扎堆出生的“金猪宝宝”，其拥挤效应开始显现。“北京平常一年生8万人左右，那一年(2007年)生了15万人，”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认为，“这种人口的剧烈波动也是一种失衡的状况”。

　　失衡与均衡，在2010年成为人口学界的热门词汇。今年7月10日，在中国人口学会举办的“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上，专家提出，要认真深入审视当前人口问题，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人口均衡型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这是中国人口学界第一次正式提出建设“三型”社会目标。

　　被加速的人口转型

　　在有文字记载的绝大多数历史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12世纪初的北宋即超过1亿，18世纪至19世纪初的清朝又连续突破2亿、3亿和4亿大关，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人口已达到5.4亿。

　　增量虽巨，增速却缓慢，究其原因，在于高出生率被高死亡率抵消。根据美国人口学家诺特斯坦阐释的、目前公认最为完整系统的人口转变理论，直至新中国成立，中国依然处于“高高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与低人口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起始阶段。

　　此时，欧洲早已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人口转变。工业革命后，因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带来的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欧洲人口进入“高低高”(即高出生率、低死亡率与高人口增长率)发展模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人口出生率也逐步下降，到上世纪30年代，多数发达国家最终进入“低低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与低人口增长率)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

　　新中国人口转变很快显出了苗头。在1949年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期与“一五”建设时期，由于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我国即实现了“高低高”的人口发展态势。

　　此时，人口学家马寅初发现，带给家乡小孩子的糖果越来越不够分了。人口迅猛增长，增长率(通常指一年内人口增长数量与人口总数之比)从1949年的16‰上升到1965年的28‰，最多的1963年净增2270万人——接近于当年台湾人口数的两倍之多。 

　　当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计划生育政策应运而生。“少生了4亿多人，拆除了‘人口爆炸’的引信，使世界60亿人口日推迟4年”，2007年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这样评价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功绩。

　　更重要的是，计划生育政策为中国从“高低高”向“低低低”的人口转变开创了捷径。

　　“中国的人口转变是由政府运用一定程度的力量强迫促成的，即计划生育，因此中国的人口转变具有其他国家不具有的迅速性与突然性”， 葛剑雄等著的《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中如此描述，“人口出生率急速下降，在短短几年内便完成了欧洲国家几十年才完成的转变”。

　　虽然不是性别比失衡与老龄化的“罪魁祸首”，但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被普遍认为加速了我国人口结构的转变进程。在多数执行一胎半政策(指头胎为女孩，可间隔一定年限生育二胎)的农村地区，私自鉴定二胎性别、若为女孩则引产的现象屡禁不止，导致二胎的出生性别比严重畸形，从而影响到全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一直偏高且持续攀升，2000年以来一直维持在118～120左右的高水平上，2008年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甚至高达120.6，远远高于105(±2)的正常值。

　　而计划生育强力干预下的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使得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迅速扩大，在社会经济还不太发达的情况下“未富先老”，加速了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67亿。随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口进入老年，今后人口老龄化速度还将加快。

　　进入21世纪，人口迁移流动规模愈加庞大。《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显示，目前全国流动人口数量已超过2亿。流动人口长期定居和举家流动的趋势明显，“二线”城市和城镇人口流动活跃，预计在“十二五”期间，城镇人口将突破7亿而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人口问题已经从过去‘数量增长压迫型’转变为‘结构失衡制约型’”，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车伟断言。当下，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并相互交织，呈现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与30年前相比，仅仅控制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政策显然已不能解决所有的现实问题。一个佐证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2003年正式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弱化微观操作职能，加强对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等宏观协调职能。

　　第三型“药方”

　　一波刚平，数波已起。这是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而且比以往更为复杂和考验国人智慧。7月10日，在中国人口学会举办的“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上，专家针对当前人口形势开出药方：政府应该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外，提倡建设第三型社会——人口均衡型社会。

　　“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理论研究和政策发展的必然选择”，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表示。

　　事实上，在人口理论界，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人口生产必须同物质资料生产相协调”观点，到英国经济学家坎南(Edwin Cannan)于19世纪末首先提出的适度人口概念，再到上世纪70年代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正式提出：蕴含着“均衡”意味的众多理论都为“人口均衡”的最终明确奠定了基础。

　　1994年，我国政府编制了《中国21世纪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白皮书》，首次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1997年，中共十五大更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

　　正是从那一年起，中央不再召开单独的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代之以“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两年后又召开“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人口、资源、环境三位一体、相互联系的概念，正在渐渐清晰。

　　2006年，“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顺理成章地到来。是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做出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的重大决策。相似的语句还出现在2007年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此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字句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口学界。

　　漫长的酝酿过程后，“人口均衡型社会”正式在今年进入公众视野，翟振武推测，“可能跟编制十二五规划有关系”。

　　不过，它更像是一个问题被逐渐厘清的过程。“现在回过头想，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是在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平衡，现在讲老龄化，也是在解决人口结构平衡的问题??人口均衡发展更能覆盖我们所有的这些领域。人口发生的各种重大问题，都是人口内部因素与各个外在联系的因素失衡所造成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追求人口均衡发展成了囊括各个方面的目标。”翟振武说，“一提出来大家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怎么没早说这个事儿啊。”

　　作为人口学家，翟振武与陆杰华、张车伟等各自专注于人口学理论、人口与经济、流动人口等不同的研究方向；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则由中国科学院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封志明等学者主力承担。中国人口学由现实问题研究而开端，近几十年来日益专业化与系统化，缺乏多学科的交融与碰撞——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的提出，同样向分而治之的学者们提出挑战。

　　目前已在学界形成共识的，是“人口均衡”的两方面含义。其一，人口作为一个整体，应该与外部各方面因素如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力量相平衡；其二，人口内部的各要素，如规模、素质、结构等有自身的理想状态。具体包括：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均衡；出生率、死亡率与年龄结构稳定均衡；生育政策与生育意愿的均衡；生育率下降的性别均衡；劳动力供求均衡和养老供求均衡，等等。

　　继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后，人口学界认为，提出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形成一个统一的“三型社会建设”目标势在必行。“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应成为指导未来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人口观”，北京市人口研究所所长侯亚非表示。

　　未来仍可期待

　　“湖南一位40多岁的市长，就说国家应该给我们枪、给我们炮，如果给我们枪炮我们肯定能把人口控制得很好。”前年陆杰华调研时，亲耳听到的这句话让他大吃一惊。在这位市长的观念中仍然是控制人口数量第一、不管结构和其他。令陆忧心忡忡的，是这句话代表的理论与实际的遥远距离，“人口均衡社会主要是要解决领导的观念，他的意识里要注重长期效应和政策的制衡性”。

　　然而，“中国政府治理的模式有点问题导向型，要稳定不出事没人管你，不做前瞻性问题的研究，什么时候出事儿了才开始解决。”翟振武直言。在他看来，“金猪宝宝”的拥挤完全可以避免，政府应给出一些未来出生的计划和预期，引导大家削峰填谷。

　　可是，在条块分割的人口服务管理工作中，这一期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长期以来，我国人口计生委负责人口计生工作，民政部负责人口信息登记和人口救助，公安部负责人口户籍管理，卫生部负责人口卫生安全，资源、环境和发展问题分归国土资源、环保和发改委等负责。分割工作体制的突出弊端就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上缺乏部门协调和综合决策。

　　在政府层面，从中央到地方，一些着力于人口局部均衡的行动计划，如关于出生性别比均衡的“关爱女孩”行动等，非常零散，缺乏有效整合。目前人口均衡型社会只有人口计生系统提出并着手构建，而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是一个跨部门的大系统工程。“需要的政策就不仅仅是人口政策，而且是社会经济政策。从这个意义上，人口均衡也是国家战略发展的目标，而不仅仅是人口与计生委工作的目标，它是没有办法去实现这个目标的。”张车伟表示。

　　在陆杰华的构想中，由国家层面操作一个专门的执行方案比较困难，较为实际的是，将一些行动方案落实到专项规划中，比如在发改委的规划与项目、财政的预算等部门职能中体现，可能在有些地区是可以做到的。

　　此外，在政府主导之外，一些非政府组织，包括计划生育协会和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的介入，同样重要。“过去我们说生育是计划的，不需要关怀。现在计划生育协会就在做对出现困难的计划生育家庭的生育关怀。中国有这么多的计划生育家庭，但是我们的志愿者队伍还没有形成，比较少。”陆杰华说。

　　在计划之前，更迫切的问题留给了人口学界自身。由于人口均衡型社会刚刚提出，对于什么是人口均衡型社会、怎么才算人口均衡型社会，如何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人口均衡型社会目标体系，“现在还没有到特别清晰的阶段，人口均衡到底是讲什么问题，再让我具体细化，我也不知道。”张车伟坦承。

　　从理论到现实，种种迹象表明，我国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也许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然而，在“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这个目标的指导下，2030的中国未来人口图景将不会是一个色调灰暗的走向。

　　未来仍可期待。这正如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所说：“当代的中国人口发展不仅背负着过去的历史之重，也开启着未来的历史之门。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重要的不是我们走得有多快，而是选对了道路，迈出了脚步。” 

.pb{zoom:1;}.pb textarea{font-size:14px; margin:10px; font-family:"宋体"; background:#FFFFEE; color:#000066}.pb_t{line-height:30px; font-size:14px; color:#000; text-align:center;}/* 分页 */.pagebox{zoom:1; overflow:hidden; font-size:12px; font-family:"宋体",sans-serif;}.pagebox span{float:left; margin-right:2px; overflow:hidden; text-align:center; background:#fff;}.pagebox span a{display:block; zoom:1; overflow:hidden; _float:left;}.pagebox span.pagebox_pre_nolink{border:1px #ddd solid; width:53px; height:21px;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 text-align:center; color:#999; cursor:default;}.pagebox span.pagebox_pre{color:#3568b9; height:23px;}.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visited,.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visited{border:1px #cfcbc2 solid; color:#7d7b6f; text-decoration:none; text-align:center; width:53px; cursor:pointer; height:21px;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hover,.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active,.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hover,.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active{color:#7d766c; border:1px #7d766c solid;}.pagebox span.pagebox_num_nonce{padding:0 8px; height:23px; line-height:23px; color:#fff; cursor:default; background:#a49c91; font-weight:bold;}.pagebox span.pagebox_num{color:#83766d; height:23px;}.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visited{border:1px #cecbc2 solid; color:#83766d; text-decoration:none; padding:0 8px; cursor:pointer; height:21px;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float:left;}.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hover,.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active{border:1px #7d766c solid;color:#363636;}.pagebox span.pagebox_num_ellipsis{color:#393733; width:22px; background:none; line-height:23px;}.pagebox span.pagebox_next_nolink{border:1px #ddd solid; width:53px; height:21px;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 text-align:center; color:#999; cursor:defa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