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龙应台 辑四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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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正月，欧洲大寒，冻死了许多流浪汉。在俄罗斯边界和阿富汗，仗继续打着。不知其数的人死于沟壑，暴尸荒野。我们这些存活的人等着看1997年的徐徐开展。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踏着钢铁的步伐进入香港，结束一百五十多年的西方帝国主义的统治，开启另一页不可预测的历史。这一年，是台湾解严的十周年纪念。
纪念？也许，但若说庆祝，许多人或许要反问：庆祝什么？与十年民主如影随形的是官商勾结、黑道横行、权力斗争。对台湾这个社会，十年回首，我们究竟进步了多少？从威权政治走进民主，我们又学到了什么？当旧的价值一一解体时，我们是否还有某一个共同的信仰？我很想问问我的同代人。
台湾的社会是否较十年前“进步”，恐怕没有人敢贸然回答，因为，嘿，什么叫“进步”？人民的政治权力显然多了，但是行政的品质是否较从前为高？治安是否较从前为好？生态环境是否较从前健全？遭受外侮的恐惧是否较从前为低？答案恐怕都是：不见得。
然而对这个问题感觉困惑的当然不只台湾人。1989年冷战结束之后，欧洲人以为日子将从此美好，却发现，在冷战中至少部落间的仇恨之火也被冻结，在自由的时代中却一一引燃爆发。一个西欧人固然不敢轻率说出“进步”二字；一个东欧人，面对冒着烟的断垣残壁和有了自由却又买不起汽油的生活，只能叹一口气吧。
人类的进步，不论是科技发明或思想制度的创新，极少没有副作用的，而副作用的危害往往抵消了或甚至超过了“进步”的正面功用。20世纪的我们所目睹的许多灾难都和“进步”有关：医学发达导致寿命延长、人口膨胀及饥馑问题；对俄罗斯和前南斯拉夫而言，冷战后的自由使他们陷入大混乱，因为人们无力承担自由所相对要求的责任。仅只翻阅20世纪，我就难以相信历史是一条“进步”不断的直线发展。
从80年代的直接参与到90年代的距离观察，我在台湾这个民主实验室中看出了一些东西，可是这些东西，没有一件不是前人已经体验过的。自己蜕了一层皮才认识的“真理”，其实只是历史的老生常谈；然而亲身“悟”出来的道理当然不是历史可以传授的，譬如一个孩子必得手指被火烫过、痛过，才确切明白火和烫的真实意义。
有了90年代，才发觉80年代是多么单纯的敌我分明的时代。敌，就是那个专制政权；我，就是所有反对强权、追求自由的人。压抑已久的社会也有一个共同的默契：我们要民主；但是当民主真正到来时，我们似乎都傻了眼。在新的组合里，原来专制阵营中出现了高喊民主自由的人；原来反对阵营中，一旦掌有权力，就出现了行事独裁的人。原来千夫所指、万民唾弃的国民党“老贼”突然显得高风亮节，因为民选出来的新一代“国会议员”贪婪无厌、粗鄙不堪。究竟谁是我，谁是敌呢？
傻眼的同时，我们理解了原来当时只有一个敌人，就是统治政权；民主之后，敌人就在“我”的身边，好大一串：财团形成利益团体收买政客，政客为了巩固选票结合黑道，黑道为了充实地盘贿赂地方官吏，地方官吏利用职权勾结派系……，一切，都在民主的旗帜下进行；而由于民主的结构，这一切都经过了“我”的默许与合作，我，就是自己的敌人。三分之一的民意代表有犯罪前科，老百姓应该义愤填膺吗？什么义愤，什么填膺？他们全是“我”老百姓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义愤填膺就是自打耳光。
这种讽刺，哪里是当年关注民主运动的我们所能预见的呢？可是严肃的历史剧演变为荒唐闹剧是有前例的。1912年1月1日民国成立，孙中山意气风发：“……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
十一年之后，他有了新的体认：
“……综十数年已往之成绩而计效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满清鼎革，继有袁氏；洪宪堕废，乃生无数专制一方之小朝廷。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使国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为，此则目前情形无可讳者也。”
“革命不足以致治”，能破未必能立，能反对不见得能治国，这个教训我们在台湾的民主实验中亲身经历了。为什么反对者——我指当年向威权政体挑战的知识分子、政治人物和一般民众——一旦掌有权力，却不见得更有能力？这种情况在今日东欧几乎是个定律。我想和反对者的本质有关。
我们在80年代抨击国民党时，很少人说是因为国民党的经济决策或交通政策、教育政策不够完善而加以反对。我们所反对的不是那个体制没有效率，而是那个体制没有正义。当然，很可能没有效率的体制也必然没有正义，但重点是，有没有效率是实务问题，有没有正义是道德问题；而异议分子，不论是纯洁的理想主义者或不怎么纯洁的政治野心家，往往倾向于以道德诉求作为夺权的基础。“吊民伐罪”也好，“替天行道”也好，都是从道德出发。
革命成功之后，反对者，尤其是遭受过迫害的反对者，头上便有一围道德光环。
然后问题就紧接着出现了。如果从前最迫切的是有没有正义的道德问题，那么现在最需要解决的就是有没有效率的实务问题。头上有道德光环的人却不一定能处理经济政策、交通政策、教育政策。
而最严重的挑战还在于，凡有道德光环的人都容易有道德洁癖：我纯洁，你肮脏，因此我正确，你错误。在抗争强权时，他也许曾经是那纯洁的正确的，但是在改变了的环境里，他不一定仍旧是那纯洁的正确的，可是多年来他已习惯地信任自己的纯洁正确。波兰前总统瓦文萨访台，让台湾人充分见识到他作为工人革命家的魅力，但是今天波兰人提到他时，却要面露轻蔑地说：“哦，那个傻瓜呀！”他们觉得瓦文萨的反对者魅力和工人知识已经不足以应付庞杂深奥的国家难题，但是瓦文萨对自己仍旧信心满满。
反对者是不是有能力走在社会的前面而不拖在后面？反对者是不是保留了批判力，像从前检讨别人一样地检讨自己？他是否不因权力而腐化，不为夺权而堕落？在短短十年中，我们所目睹的“议会现形记”、官场中俨如宫廷政治的权力斗争和交易，以及知识分子的轻易收编等等，显示的是反对者文化素质和能力的薄弱。“革命不足以致治”，唉，何其真确！
至于“民族不足以有为”，则未免妄自菲薄了。哲学家卡尔·波普(1902～1994)在50年代观察欧洲在战后所建立的摇摇摆摆的民主时，曾经提出过警告：任何民主形式，如果缺少了固有传统文化的支持，都是空的。民主只是原则，如何实践则必须看一个文化本来的传统是什么性质。
台湾的选举热热闹闹开展时，我常在乡下看见同乡会和宗亲会的拉票活动，不能不想起波普的话。民主的形式我们是赢得了，但是它与我们什么样的文化传统结合而实践呢？布袋乡的人选布袋乡的，姓李的选姓李的，歪嘴的选歪嘴的。哇，传统文化果然决定民主的实质内容！在这种结合下，十年中所选举出来的民意代表有杀人不眨眼的黑道，有偷鸡摸狗的窃贼，有偷窥女人内裤、口说脏话的下流痞子和财大气粗、目中无人的土霸王；自由选举出来的总统费尽心思打击异己，扩充自己的权力。你和我，觉得惊讶吗？
在十年实验中，我对“民意”这个东西也有了新的认识。在威权统治下，民意受到压迫和扭曲。依照“凡受压迫的都是崇高的”这个定律，民意也戴着道德的光环，成为民主时代最受欢迎的英雄。政治人物以民意为武器打击对手，社运人士以民意为后盾推销理念，报纸老板以民意为理由废掉副刊。在民意的统治下，不同意见的声音自动消音；这是个民主时代，民意至上的时代。
太奇妙了。在强人政权下，反对蒋家王朝、推动闽南语、鼓吹女权运动、赞成同性恋等等都是被压抑的声音。民主之后，这些被长期压抑的声音一一跃为主调，很好，可是在同时，不合乎主调的声音却变成了新的被压抑者。民意张开一张“政治正确”的大伞，没有多少人敢大声地赞美蒋家父子，敢大声地支持两岸统一，敢大声地批判闽南文化的新沙文主义之可能，敢大声地批评女权运动或大声地宣布自己不喜欢同性恋。让我暂用“自由”和“保守”这两个并不精确的字眼。如果说十年前是保守派当道的日子，自由派受到打压，那么十年后便是自由派掌权，而保守的言论受到抑制。我们从“什么都不可以”的时代走进“什么都可以”的时代，而反对“什么都可以”的却不可以。
换了一批人，换了一套思想作为主流，可是压抑异议的机制依旧。只是这一回，压力不来自一个强权政府，而来自一个强权的“民意”。不，这不是我在80年代所想象的公平开放、理性辩论的民主环境。
而民意的强权并不比政府的强权不危险。首先是民意本身的可疑及不可信赖。很大一部分的所谓民意由媒体形成。威权政府曾经是媒体的共同敌人，这个敌人没有了，媒体在自由中很吊诡地成为自己的敌人：报纸老板以一己的政治立场控制言论，政治人物利用媒体操纵舆论，电视唯利是图不设下限地自我庸俗化，媒体记者因素质不够而提供半真半假的信息，因判断力不足而做出夸大或偏颇的评论。民意的形成过程中有太多太多操纵做假的空间，此其一。
而民意即使是真实的，却绝对未必是对的，此其二。历史上的例子不胜枚举。希特勒是靠着民意上台的，美国南方当年歧视黑人的法令是基于民意而写成的，义和团残杀外国教士时，旁观的常有喝彩的乡民。民意如果不接受批判又没有自我反省的节制，可以形成可怕的暴力，带来全体的灾难。
对民意的批判从哪里来？如果民意指的是大多数人的意见，那么批判当然得来自少数人。民主的基本原则固然是“服从多数”，可是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下半句：“尊重少数”。在迷信民意、民粹主义越来越盛行的十年中，“服从多数”成为信条，“尊重少数”却被轻易遗忘。威权政府和暴力是明显而易见的，“多数”的暴力却往往隐于无形，因为可能批判它的人，本身或许就属于那多数而不察觉自己的霸道和粗暴；但是多数如果践踏“尊重少数”的原则，它就是另一个形式的暴力集团，彻底违背了民主的基本精神。此其三。
我可从来没有想到，在80年代鼓吹民意至上的人到了90年代竟会谈起民意的危险来；时代真的变了，问题也换了一套。如果反对者从前的责任是挑战强权，热辣辣地批判，他现在的责任可能是做那客观而理性的“少数”，不哗众取宠，不被主流收编，对盲从性极高的“大多数”提供一个冷冷的声音。我的同代人不知以为然否？
和许许多多改革者、革命家一样，我曾经天真地以为专制政权被摧毁之后，自由就有了保障。十年回首，才知道那不过是个谦卑的开始。当人民自己掌握了权力而他对权力的相对责任了解不够时，他对自由的威胁和专制政权一样大。但是如果十年民主后的台湾显得混乱，我们的结论不该是民主制度不好，而是我们的民主体质不够成熟，不够健全。太着急，大概也不必吧？想想，法国大革命发生在两百年前，而我们，毕竟也才只是十年罢了。但是一步一个脚印，不愧对历史。
1997年1月1日
有许多似乎大家都已同意的结论，深思起来，其实可疑。
只要提到战争责任，不论是大陆人、台湾人或香港人多半会走到一个结论：德国人懂得反省自责，日本人死不认错，民族性差别甚大。
表面上在客观地谈民族性，真正蠢动的是中国人对历史不平的愤懑，像余烬在冷却的壁炉里兀自闪着火光。
我对这个简单的对比非常怀疑。在“日本人不知反省”这个论调里，有多少是客观的现象，有多少是我们主观的认定？身为中国人，我们都知道日本政府将教科书中的“侵略”改成“进出”，并且为之义愤填膺，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家永三郎为了教科书这种改动而控告日本政府，诉讼锲而不舍进行了一二十年？我们也都知道哪一个日本官员又到靖国神社参拜去了，并且为之大大抗议，但是有多少人注意今年4月发生在日本爱媛县的事情？
爱媛县政府在1981至1986年间，每年由公款支付靖国神社大祭的“玉串费”和慰灵大祭的供物费。爱媛县民认为这种公款支出违背了日本宪法二○·八九条“政教分离”的原则而对县政府提出控告，要求退回公款十六万六千日圆。案件经过地方法院一审、高等法院二审，到最后最高法院法官以十三比二的比例判定爱援县政府违宪，必须抽回公款。
钱的数目非常小，但是判决的意义非常大。显然日本人也有很多种：有人借着靖国神社的慰灵来闪避与历史的尖锐面对，也有人不为靖国神社所代表的民族意识所惑，坚持政教的分离；然而为什么中国人只记得前者而忽视后者？这种有选择性的记忆是不是反映了中国人的主观意愿？选择出来的细节当然是片面的，它究竟证明了“日本人不知反省”或者只是加强了我们对日本人原有的成见？
司马辽太郎的《台湾纪行》令人反感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他笔下，好像所有台湾人都是精通日语、怀念日据时代、喜爱日本文化的。我们知道那只是台湾人的一种。司马缺少一个文化观察者不可或缺的警觉：他的采样选择是否受他主观情感和意愿的影响？他的采样有多大多广的代表性？
当我们说“日本人不知反省”的时候，我们的采样是否客观？我们在说哪一种日本人？这一种日本人在他的整体社会中占多大比例？除了家永三郎和爱媛县民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个人或团体不同意官方的历史观？他们又有多大影响？我们是否充分认识日本社会里的多元性？
也许日本人不知反省是一个事实；但是在我们能切实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不能骤下断语。毕竟方法如果不周全，任何结论都是可疑的，不是吗？
“德国人懂得反省”又是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呢？我觉得不那么简单。
对第一次大战的战败，德国人的反应是屈辱与不平。后来希特勒的崛起与战败德国人希望重新振兴国威的心理很有关联。二次大战后，所谓反省也要等到60年代末学生运动开始向传统挑战之后才能展开。也就是说，日耳曼人对战争的反省与其说是民族性所塑的必然态度，不如说是历史条件的促成。
原子弹落在长崎和广岛，就是一个历史条件。由于原子弹所造成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浩劫，遂使原本是侵略者的日本人同时成为受创深重的被害者。要一个单纯的凶手忏悔容易，要—个凶手兼被害人忏悔，就困难了，因为他觉得“我固然负了别人，别人也负了我”；历史的罪与责他不能轻易厘清。
德国人的反省本身也是一个层次复杂的东西。当一个德国人对自己的过去毫不留情地大加鞭挞时，他可能是一个最具自我批判性、最清醒的（春秋）史家，但是他也可能是一个戴着面具的文化沙文主义者；当他说德国人的罪行举世无双时，他没说出口的话是：德国人的文明高度是举世无双的。
他的反省看起来谦卑，其实是傲慢。
历史条件更少不了政治现实。德国人忏悔对象是犹太人——战后团结起来声大势大的犹太人。同样被屠杀几近灭种的吉卜赛人却鲜有人提及。谁都知道“六百万”这个数目，可是谁知道吉卜赛人被害数目？吉卜赛人没有组织、没有势力、没有声音。反省，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它可能更是种种政治势力较量的产物。
在这个层面上，中国人自己有太多现成的例子。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为什么得到平反？50年代白色恐怖的牺牲者为什么还得不到补偿？因为前者配合台湾目前的政治现实，而后者还沾不上政治利益。
所以，当我们看见李登辉率领官员在二二八纪念碑前鞠躬致敬时，我们能下什么结论——台湾人能反省？台湾人不能反省？
恐怕什么结论都不能下。在反省和不反省的背后隐藏着一层又一层的文化、历史、政治的条件牵制。在看清这层层的牵制之前，我不敢下中国人能反省或不能反省的结论。表面上，我们看见德国总理在犹太人的墓前献花下跪，也看见日本政府对战争索赔和慰安妇的控诉躲躲闪闪；相比较，中国人更是愤愤不平。我倒是觉得，在愤怒之前，我们或许应该将愤怒的对象真正理解清楚：它的躲闪，作为一种文化行为，应该如何诠释？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成因为何？我们自己的行为是否为成因之一？
“德国人能反省，日本人不能反省”？可能不那么简单。
1997年
翻阅文汇出版社印行的《20世纪上海大博览》，在1940年9月的那一页读到这样的新闻：
“8月上旬，坚持抗日的游击队袭击驻崇明的日军，激战二小时，歼灭日军十余人。日军败退，向上海求援，援军又中游击队埋伏，被歼一百余人……日军恼羞成怒，对崇明无辜百姓下毒手。先是杀死自卫队的（汪政府）伪军一百余人。继之对强明乡、日新镇、大桥镇等地壮年男女实行屠杀，除七八十岁的老人和六岁的幼童外无一幸免，‘总计被杀七百余人。所有的房屋被浇上汽油焚烧。顿时岛上火光冲天，哭声遍野，惨绝人寰。近日逃离崇明来沪的难民达一千余人。”
历史何其相似。1944年3月23日，一个二十二岁的意大利共产党游击队员打扮成清洁工人的模样在罗马街头扫地，就在德国纳粹总部门前。他点燃了引线。这一场爆炸，炸死了三十三个纳粹士兵。
死一个德国人，要十个意大利人来赔。德军需要三百三十个本地人。他们从监狱里拖出三百二十个“犯人”——反抗纳粹统治的地下工作人员、违反了宵禁时间的十七岁的少年、七十三个犹太人，还有一个容许犹太人进到自己餐馆来吃饭的餐馆老板。还差十个人，德军就到街上民宅里去拖出。
三十一岁的纳粹连长，名字叫普瑞布可，面对着三百多个意大利人，核对手里的名单点名；点到一个就用笔在名字上勾一下。名点完了，发现事实上多出了五个人。这五个人如果放走，就变成证人。于是三百三十五个人一起，最年轻的十四岁，最年长的七十四岁，两手反绑，跪下，机关枪扫射，死亡。仍是3月23日。
人死，还有灭迹的工作。德军将屠杀场所引爆，一瞬之间，所有的尸体埋在瓦砾之下。几天之后，恶臭开始流到罗马大街上，德军便将一卡车一卡车的垃圾拖来倾倒，以腐菜的臭味遮掉尸臭。
历史也许相似，现实却相差极远。日军在崇明的报复屠杀不再有人记得，不再有人提起，德军在罗马的暴行在半个世纪之后，却仍是欧洲报纸的头条新闻。
一张老人的脸孔，脸上布满老人斑。当年下令开枪的纳粹连长，现在是一个八十三岁的老“绅士”了。五十二年来，他改名换姓住在阿根廷，经营肉铺生意，设立德国学校。今年5月被逮捕，7月在罗马法庭受审，旁听席上坐满了各国记者、关心的市民，当然，还有当年被害人的家属。普瑞布可进场时，旁听席上一阵骚动，“凶手！”有人大喊。
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妇人在庭外说，“我恨不得用我这双手把他掐死！”1944年，当她的丈夫被冲进来的纳粹士兵拖走的时候，他们结婚还不到三个月。“他们连十几岁的孩子也不放过。普瑞布可现在说他老婆病重，需要他照顾；要我来说，他就是活该离开他老婆到意大利来死！我孤孤伶伶活了五十二年，五十二年来就等着今天！”
普瑞布可为自己辩护说，他也只是奉命行事；如果他抗命，他自己会被处死。为了驳倒这个说法，柏林一位军事历史学家，一个德国人，专程来到罗马作证：就他的研究来看，没有人因抗命而受死刑的，普瑞布可其实可以不让三百三十五个人枪毙；他确实是个刽子手。
为纳粹连长进行辩护的反倒是个意大利律师。他对柏林的军事学者嗤之以鼻：这一代的德国人热心过头地追剿纳粹，其实是在以惩罚上一代来清洗自己的良心，让自己的自我感觉良好罢了。
民族情绪被这场历史的审判给煽热了；在罗马人热切的街谈巷议中，柏林历史学家是“好”德国人，普瑞布可是“坏”德国人。难得有几个人像爱维亚那样想。爱维亚是“解放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她在庭上描述当年的丈夫如何被普瑞布可拳打脚踢，“但是，”她说，“我也认识一些纳粹士兵悄悄将犯人从后门放走。评判人要评判个别的个人，不能以整个族群来论断，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
8月，让罗马人每晚围着电视目不转睛的审判终于结束了；意大利法庭认为五十二年超过了法律上的追诉期限，普瑞布可无罪释放。作出这个判决的意大利法官绝对是个为了原则不怕死的人。罗马市民冲进了法院，四处打砸。法官拒绝没有尊严地从后门溜走，就被困在法院中，靠警察保护。普瑞布可在层层警卫的护送下，迈往自由。
他的自由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德国法务部。在听说他被判无罪开释的同时，立即发出了通缉，要求意大利警方将普瑞布可引渡德国受审；意大利警方不得不在当天又将普瑞布可送回监狱。等候下一步的发展。
八十三岁的普瑞布可此刻坐在牢狱里，躲不掉历史的审判。在电视上我却看见另一张也是布满老人斑的脸孔，是一个日本人。普瑞布可枪毙意大利人的时候，这个日本人和他的部队正进入菲律宾的丛林里，迷了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土著的村子，却寻不到任何食物。日本兵开始杀人；杀了土著父母，然后要被杀者的子女将父母的尸身剁块煮熟。日本兵自己饱食之后，便强迫土著吃食自己的父母。
“我不得不吃，”接受访问的一个土著老妇人说，“我只有十几岁，我吃了就一直呕吐，我们是不吃自己父母亲的。”
电视上衣冠楚楚的日本老者低下头说，“我很忏悔我们的过去。我在战后变成一个基督徒。”
日本老人的脸孔和普瑞布可的脸孔叠在一起，我抹抹眼睛，仍旧看不清罪与罚的脉络。我曾经认为惩罚一个生命临近终点的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一个社会，即使是一个受了重创的社会，要懂得宽恕的人生哲学。可是当我一再地看见独裁者暴虐他自己的人民：侵略者屠杀别人的族群，残暴的历史一再地重复又重复，我认识了让普瑞布可老死狱中的沉痛意义：他的下场必须让所有未来的和现在的暴虐者引以为鉴。当我们使暴虐者相信他的作孽逃不过历史的终极审判时，他在下手前或许要静思片刻。那个片刻，要决定光明与黑暗。
日本老人的忏悔，对那些被杀害的人来说，未免来得太迟，未免来得太廉价。
而崇明岛的居民，谁还记得他们吗？他们可还记得自己？崇明岛在哪里？
（原载1996年10月8日《文汇报·笔会》）
街道是空的，空下来让英雄行走。人群密密麻麻挤在两旁，踮起脚尖，伸长着脖子，眼睛望向远伸的空街，充满兴奋。头上乌云密布，暴雨急打下来。
十六岁的瑞典少年夹在情绪紧绷的德国人群里：“没人在乎那暴雨，所有的热切、所有的光荣，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站在黑色的车上，慢慢驶进广场。他看着那大声呼喊泪流满面中了魔似的群众……他踩过红地毯，步上讲台。突然之间整个安静下来，只有雨打石地的刷刷声。领袖，说话了。”
“我从来没见过那样强烈的情感爆发，”瑞典少年说，“我和别人一样大声欢呼，一样举手行礼，一样感动地大哭，一样爱死了这一切。”
这是1934年的德国古镇魏玛。
瑞典少年带着满腔憧憬乌托邦和伟大的激情回到故乡，发现他身边的人和他一样地雀跃。长他数岁的哥哥成立了瑞典纳粹党，身为牧师的父亲以投票支持。他的老师每年夏天赶到德国去参加党卫军开会，他的亲戚长辈们在茶余饭后热烈地讨论纳粹德国的美好。
十多年之后，当人们终于不再怀疑纳粹确实屠杀了数百万犹太人的时候，印格玛还固执地说那是反纳粹的恶毒宣传。等到证据堆积如山，多到他哑口无言的时候，他就陷入一种绝境：他开始怀疑所有曾经信仰过的东西，而且对他自己，充满了蔑视。
印格玛出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里。牧师将他宗教信仰中人臣服于神的关系直接运用到家庭中，形成子臣服于父的关系。犯错、处罚、忏悔、赎罪，是印格玛的烙印。
若是湿了裤子，小小印格玛得整天穿着一条小红裙作为一种羞辱。犯了错，家法是一支扑打地毯灰尘的藤条。孩子脱下裤子，趴在地上一个垫子上，被按住头和手脚，然后由父亲施刑。藤条过处，皮开肉绽，再去上药。较轻一点的惩罚有多种形式：不让吃饭、打手、撕头发、禁声禁足。
或者，被关进一个漆黑的壁橱里。佣人告诉孩子，橱里藏着一种专门吃孩子脚趾的动物。印格玛恐惧得全身发抖，死命地攀着头上的衣架，蜷起双脚；小小的人就吊在半空中，在黑暗里。
印格玛的哥哥个性倔强，做父亲的遂以最坚强的毅力粉碎儿子的抵抗。孩子幼小时毫无自卫能力，常被打得头破血流；长大时，就试图以自杀逃避压力。印格玛的妹妹深受溺爱，这种溺爱又使得妹妹完全放弃自己的意志，以之博取父母欢心。
印格玛自己？“我的应付办法是把自己变成一个骗子。我外表是一个人，内在是另一个人，两者之间没有一点关联。”为了应付父母的极权统治，印格玛制造出一个替身，让这个替身去说谎、欺骗，使印格玛的内在自我得以躲在一个较安全的角落里。
大约在这个时候，印格玛发现了电影这个东西。从完全的虚幻中，光影交错可以织出真实的人物和动作。幻想与现实、替身与真身之间的分野更模糊了。还没有人知道，这个老把幻想当真、真当幻想的孩子，印格玛·柏格曼，日后要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舞台剧和电影导演之一。
我在思索为什么柏格曼的自传如此令我震动。他所呈现的人生美丽得令我发热而真实得令我发冷。真实，是把骨头敲碎了让你看里头骨髓的纹路。美丽，你不能不承认在那样深刻的真实里美是自然迸发的存在。七十岁的柏格曼回看自己的眼光像个录影机，不带一丝感情。跟着镜头走，仿佛在看一个法医解剖一个路死者的尸身，喏，这儿是血管，那边是腿骨。
能够这样美丽而又冷酷地观看自己的人，我浑身发凉地想，必定是一个对自己毫无好感的人吧。
蔑视，对自己的蔑视，记得吗？当替身印格玛在说谎的时候，真身柏格曼在一旁冷笑：你，在说谎。当柏格曼抛弃一个生病的妻子时，他对自己说：你本来就是个不懂爱和责任的坏胚子。“我不信任何人，不爱任何人，不缺任何人。”
作为孩子的印格玛不曾经验过胸襟开敞、流动自然如春风的爱，我不奇怪他成长之后缺乏爱的能力；他非但不能爱别人，他甚至无法爱自己。那么，啊，我明白了。
和爱一样，自由也是一种胸襟敞开、自然流动如春风的东西吧？
许多年许多年后，柏格曼突然想通了为什么他和他的家人会那样拥戴希特勒。“我们从来没听过自由这个词，从来没尝过自由的滋味。在一个权威体系里，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
柏格曼推开门，走了出去。有一次，他的父亲在盛怒之下要打他，他说：“别打，你打的话我也要揍你了。”他的父亲一拳挥过来，做儿子的三拳两脚就将父亲打倒在地，从此离家。
在封闭的空间里，以暴制暴似乎是彼此逃不掉的互动原则。走了出去。尝到自由滋味的柏格曼再也不回到门里去。
带着轻蔑的眼神，他终生不谈政治。
不会消失的。年轻时发生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一夜之间突然长大的那些事情——在群众里流下的眼泪、被堵死的令人心口发痛的渴望、壁橱里看不见的啮齿动物的
蠢动——在发生的那一刻即已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愿不愿意、自不自觉。单向思维或逆向思维、怨恨或深爱或漠然，都有它深埋的脉络，在我们懵懂的时候。
（原载1997年4月9日《文汇报·笔会》）
在上海见到一个“下了海”的文化人。几个还在岗位上的文化人坐在他所经营的饭店里，享受他所提供的精美菜肴，大谈文化的失落。最失落的，竟是老板。他苦着脸，指责自己越陷越深，离原有的文化理想越来越远；金钱，使人腐败。
他的忧郁与自责使我想起大陆传媒上对商品经济所带来的贪婪风气的种种批判。文人从商，以“下海”称之，就像从前人说良家妇女“下海”伴酒一样，是斯文扫地，是自甘堕落。
我向来理解权力使人腐败，金钱，却是一个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东西。一个人有了钱，他就可以放手去求取知识，可以在国内国外游走，可以使家人丰衣足食。因为他有钱，他可以不斤斤计较，可以不钻营奉承，可以不小头锐面。资源的充分，使他比较容易成为一个教养良好、宽容大度、体恤弱者的人。当他行有余力，他可能在乡里间铺桥修路、救济贫苦；当他飞黄腾达，他可能在社会上成立各种基金——残疾基金帮助照顾残疾，文化基金鼓励艺术创作；他也可能在学校里设置奖学金，策励学子，为国育才。
一个国家有了钱，它就比较容易做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老人福利、失业救济、幼儿培育、残障孤儿的照顾，都需要金钱的促成。有了财富的基础，一个社会比较可以达到“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境界。
现在对经济狂潮大加鞭挞的忧国之士不妨看看欧洲的心路历程。我们现在看到的欧洲，是一个环境优美舒敞、人文气质高尚的地方。公园池塘里的天鹅优游自在，无人打扰。路边野生的红艳苹果自开自落，无人撷取。搭地铁公车进进出出全凭个人诚实购票，不需检查。生了病去看医生，只要留下地址就可以接受治疗，账单以后寄来。张贤亮和朋友在欧洲餐馆吃饭，忘了付钱。走出餐馆了，侍者才追来提醒，态度婉转客气，毫无猜疑的神情。
这样的雍容大度，对不起，不是天生的民族性，它其实是经济的塑造。如果张贤亮在50年代来到战后民生凋敝的欧洲，侍者对忘了付账的客人可是要怒目相对的。战后的德国小孩在大街上抢美国大兵从吉普车上丢洒下来的巧克力糖，满脸胡頾的潦倒男人在马路上弯身捡拾烟蒂，年轻的女人千方百计接近英美大兵以换取丝袜和口红。
马歇尔经援计划实施之后，德国经济开始复苏。钱，使人们活动起来。经济发展所带来第一个狂潮是“吃潮”。人们拼命买吃的东西，谈吃的话题，作吃的计划。文化批评家们在报章杂志上也就拼命批判国人的贪吃丑态，“斯文扫地”。但是当然，评者自评，吃者自吃。“吃潮”稍退，在50年代初，紧接着涌起“冰箱潮”。那白白方方的一大件，装得下好几天的吃食而且保持不坏，举国为之疯狂。男人女人努力工作、积极向上，不为救国救民却为了挣够钱去买个大冰箱。文化人或农人工人，聚在一起，不谈灵魂上的事情，却和左邻右舍比较冰箱的品脾。报纸上则充满义正言辞的道德指控：精神污染、文化失落、道德沦丧，德国知识分子们沉痛地问：西方文化往哪里去？
四十年之后的德国，是一个连最底层的扫街工人都可以每年出国度假的国家。于是你看见他们的孩子彬彬有礼，他们的公车司机会等到最后一个乘客都安稳落座才再度启动，他们的餐馆侍者，见你没付账走了出去，还对你和颜悦色。你也看见他们的国家拨出大笔大笔的钱给饱受战乱的波希尼亚难民，给非洲因饥饿而濒临死亡的儿童，给民生困顿、政治不安的俄罗斯。他们的大学，对全世界的学生开放，不收一文学费。
这种百川不拒的宽松，与民族性格关系少，与有钱没钱关系大。钱，当然不会凭空而来，它必须透过劳心劳力的挣取；如果这个劳心劳力挣取财富的行为叫做“贪”的话，那么“贪”有什么不好？它根本就是一个经济动力，使一个个人，不倚赖国家的豢养，以自己的力量求温求饱求物质的丰足；没有这个动力，社会的经济是停滞的，停滞在贫穷中。你说金钱使人腐败，我说贫穷使人腐败，匮乏使人堕落。“仓廪足而后知荣辱”倒过来说就是，贫穷的压迫使人顾不及荣辱的分寸，那才是道德的沦丧呢。
在经济狂潮中我们所看见的人与人之间的倾轧欺诈、勾心斗角，究竟是来自对金钱的追求，还是来自对金钱追求的机会不均等？前者可以是君子之争，后者，却势必释放出一个人对社会最深最痛的怨愤；集合无数个个人的怨愤，那就是一股动荡不安的毁灭力量。孙文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我却觉得，在某个发展阶段，不患多而患不均。如果游戏规则是公平的，财富的追求可以推动社会，使它在物质不乏之余往精神文明提升；如果游戏规则是不公平的，传统价值的解体崩溃恐怕是无法避免的噩梦。
我多么希望那位“下了海”的文人老板能欢欣鼓舞地经营他的餐馆，大赚其钱。然后有一天，他的钱实在太多了，他成立了一个乡镇图书馆基金会，使最偏僻的小村子也有自己的儿童图书馆；他设置了一个以他自己为名的文学大奖，刺激天下有志未成的作家竞技；他组织了一个翻译中心，使中文创作译成全世界都能读到的各种文字……唉，钱的好处太多了。有一天，当像他这样的人在中国比比皆是时，谁知道，中国说不定还要经援美国和德国呢。
腐败不腐败在于公平不公平；金钱，倒是无辜的吧。
（原载1996年7月18日《文汇报·笔会》）
美国《读者文摘》的中文版要节录转载我一篇文章，从香港传真到德国来征求书面同意。节录部分只有短短一千字，谈台湾人移民性格的弹性。文章从“3月，德国大学放寒假，是我每年返回台湾的时候”开始，叙述二哥用福特车载我们穿过大汉溪烂泥河床的一段经历。
回了同意函之后，传真又来了。《读者文摘》所刊文章属纪实作品，所以紧接着是编辑部的“查证阶段”。针对这一千字的叙述，问题还真不少：
一、当事在哪年发生？二、当时到复兴乡看什么工地？三、当时同行者几人？是谁？四、“二哥”的真实姓名？五、可否提供“二哥”联络方法，让他过目所录文章？六、文中所述“德国大学”是哪一所？德国大学寒假一般维持多久？七、大汉溪桥是否即大溪桥（位于大汉溪）？
我一边作答，一边暗自心惊：我不会捏造故事，但是大汉溪分上中下游好几段，我走过的那一段是否确实如我写的叫大汉溪呢？是不是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最严格的查证？
一个月后回到台湾，二哥马上提及《读者文摘》已和他求证过文章细节。
“有错吗？”我问他。
“都对。”他说。
《读者文摘》的求证是否吹毛求疵？
当然是的，但我觉得问题可以倒过来问：一个纪实作品是不是应该经得起吹毛求疵的查证？如果经不起，纪实作品的根本价值何在？
英美将出版品分成“虚构”和“非虚构”，德国则分为“美文学”和“事实书籍”两类。虚构的或者美文学着重人的想象；我们对出自想象的美文作品，诗、小说、抒情散文，不能以干燥的事实去计量。有人抒发“昨夜微雨”的心情，没有必要去查证“昨夜”是日历上的几月几日几时，没有必要去追究那个时辰是否确有微雨而微雨又是几分钟内几厘米的雨量。
非虚构的作品建筑在一个基础上，德文表现得斩钉截铁：事实（SACH）。“昨夜微雨”必须经得起几月几日几时几分钟几厘米的查证，因为纪实作品如果有任何道德诉求的话，它全部的雄辩力量都在它所呈现的“事实”里。
纪实作者往往有具体使命：他想通过对一个事件的挖掘给读者传达一个讯息。关心环保的作者也许叙述热带雨林的破坏，关心少数民族的作者也许书写一个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部落情况，关心弱小的作者也许报道一个被强权欺凌的乡下农民。
然而最大的危险莫过于作者的使命感超过了他对事实的忠实。为了耸动的效果，把雨林砍伐的面积稍稍说大一点：把部落中酗酒犯罪的比例稍稍说高一点；把乡下农民的伤口稍稍说深一点。这添加出来的“一点”被读者看穿的时候就是纪实写作破产的时候。读者要问：如果这“一点”是假的，我怎么知道其他部分是真的？对纪实作者，我们有一个不可通融的要求：因为我们要相信你的白纸黑字，而相信很可能酿成行动与后果，所以我们要求你给我们百分之百、不掺水的事实！当你所呈现的事实不是百分之百，不论是百分之九十或百分之五，我们对你的信任已瓦解为零分之零。
不少地区都有报告文学；报告和文学掺在一起，容易产生矛盾，因为两者的基本精神截然不同而且可能彼此抵触；一个深度报道固然可以写得“美”，但它的“美”绝不能以“真”为代价，事实的真，几月几日几时几分钟几厘米的真。在西方，报告文学因此不属文学而属新闻；在新闻学里，对报道内容严格查证是基本专业道德。实际上能做到多少是另一回事，可是这个认知已是约定俗成的常识。在新闻无法发展的社会里，深度报道以“文学”的面貌出现，有迫不得已的苦楚。但是在迫不得已中，写作的人如何维续读者对白纸黑字的信任不灭？
《读者文摘》的吹毛求疵或许应该是纪实作者对自己的基本要求吧。
被《读者文摘》节录的那篇文章其实已经赚了好几批的酬劳：当发表时的稿费、成书后的版税、被编人别人书中的转载费、报刊杂志的多次转载费。《读者文摘》为一千字付出四百美元。
转载费都这么多，太容易了？对不起，我不这么想。容不容易要看所得与投资成本的比较。我从六岁读书读到三十岁；二十四年中父母不知投下了多少教育经费，我自己在书房中不知白了多少头发。你到一家个体户面店叫一碗阳春面，看那老板一身油腻、满头大汗把面端来，你心甘情愿地付钱，还对老板说声“辛苦啦”。他做一碗面也许需要三十分钟，从洗菜切葱算起；我写一篇文章可花了我三十年的酝酿和准备。为什么你付面钱觉得理所当然，对我做出来的“阳春面”——我的文章，却觉得可以拿了就用，招呼都不打？稿费、版税、转载费，都是写书人应得的“面钱”，不是吗？
文章不得同意而转载，在国外是法律事件；转载而不付作者酬劳，是对作者智慧财产的掠夺。谁也不会想到冲进面店里抢一碗热腾腾的面拿出去卖，卖得的钱塞进自己的口袋里；但是为什么杂志会转载作者文章，向读者收取杂志订费，却不给作者报酬？为什么出版“大系”或“精选”的出版者会收入许多作者的文章，卖书所得却又不与作者分享？抢了面拿去卖的行为我们称之为抢劫或欺诈，抢了文章拿去卖的行为，唉，叫什么呢？
我的文章在大陆刊物上转载了有十年了，不曾提出过异议。原因呢？一方面多年来两岸沟通不易，而且编者转载文章用意也在文化的推广，多半不在谋利。另一方面——容不容许我诚实地说呢？多年来心里总觉得似乎应给尚未上轨道的“第三世界”某种不遵守规则的“特权”，无庸计较。近两年来和大陆接触多了，就发觉了自己的轻浮。客观上，大陆沿海地区的经济成长和整体出版业的发展早巳不是“第三世界”。文史书籍涵盖壮阔，尤其令台港学人趋之若骛。主观上，基于对大陆文化人的感情和敬重，我也必须纠正自己的态度，对大陆出版界提出和外面同样严谨的要求：
转载文章，请先取得作者同意。
请注明文章出处，以示对原编者尊重。
请勿更动文字或标点符号，除非事先取得作者同意。
请付转载费，以示对作者知识财产的尊重；多少不拘。
在我个人的例子中，因为稿费邮汇海外不便，请将所有转载费以作者名义汇入上海希望工程办公室，并请将副本寄我保存。
读书人造不出房子也砌不起墙，但是他能画出蓝图，蓝图看起来只是一张薄薄的纸。一个懂得蓝图重要的社会才懂得如何去爱护它的读书人，也才知道，蓝图上每一条线、每一个字，都是有代价的。版权所有，请尊重。
（原载1997年5月13日《文汇报·笔会》）
一脚踩进去，大吃一惊，马上想回头就走，但是诺大的黄土高原上，到哪儿再去找一个厕所？于是犹豫不决地就站在那儿打量。
没门的厕所不是没见过，但是眼前这个结构嘛，非但没门，在坑与坑之间只有一堵矮墙，也就是说，蹲着的人一偏头就可以看过去一排人头，当然都属于别的正蹲着的人。若是不偏头直视前方，就得准备随时和那进进出出的人打个照面……当然是人家站着你蹲着，人家穿着衣服你半裸着，人家从高处俯看正在用力的你。哎，越想越是全身起鸡皮疙瘩。怎么办呢？
只好面对着墙壁，低下头来。至少在三面墙的环护之下，有被掩蔽的错觉；而且也避免和别人四眼相对。我像一只缩头缩尾的病鸵鸟蹲在那儿。然后就听见有人走进来；是新加坡来的作家。她叫了一声“哎呀！”就停在那儿不动。过了一会儿，发现了我，遂也走了过来，默默地作了我的邻居。
在我们离开时，看见另外两个坑上也已有了人；两位来自河北的作家，正蹲着聊天。那两个人是把背对着墙壁，脸向外蹲着的。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两个海外人蹲错了方向！
“可是，为什么脸朝外呢？”我们边走边研究，那坑的结构极简单，没有什么非要人朝外的科学理由；那么，“难道我们的鸵鸟心理这儿的人没有吗？”恰好一个上海朋友走过来，我们问他，他露出听天方夜谭不可思议的表情说，“那当然脸朝外啦！否则岂不是把光光的后面给别人看吗？”
新加坡人反驳得也快：“没道理呀！依照这个逻辑，那么脸朝外，岂不是把光光的前面给人看了吗？”出来游山玩水的作家们乱哄哄笑一阵，这个不怎么适合绅士淑女的笑话也就过去了。
但是对我这个喜欢对文化现象胡思乱想的人却没有过去；在笑话的里层一定有一个文化的合理解释，一定有的。
离开西安，回到我宁静的书房里，终于可以把一路上朋友的赠书好好读读了。首先就要看西安的作家怎么写西安。贾平凹的《西安这座城》写得深情款款，突然有几句话揪住了我的眼睛：“你不敢轻视了静坐于酒馆一角独饮的老翁或巷头鸡皮鹤首的老媪，他们说不定就是身怀绝技的奇才异人。清晨的菜市场上，你会见到手托着豆腐，三个两个地立在那里谈论着国内的新闻，去公共厕所蹲坑，你也会听到最及时的关于联合国的一次会议的内容……”
有意思了！他把酒馆，巷头，菜市场与公共厕所并列起来，显然表示公共厕所是一个现代的所谓“公共空间”……和今天的酒吧，广场，演讲厅；从前的水井边，大庙口，澡堂和茶楼一样，是市民交换意见、形成舆论的场所。在西方，一般家家户户都有自用的卫生设备；马路边的公共厕所不为居民所设，使用者是真正内急的过路人。过路人互不相识，解完手继续上路，没有在厕所里说三道四的欲望和必要。厕所只有机械功能而不具社交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各人关起门来办各人的事儿最简单便捷，谁也不打扰谁。门，是必要的。
可是当公共厕所是相属某一个社区的设施时，它不可避免地就担负起交流的任务。都是街坊邻居，在厕所里碰面能不聊几句吗？若是和暖的春天，人们可以在村子里头大树下边抽烟边谈话；若是萤火虫猖狂的夏夜，人们可以抱着自己的凳子到庙前广场上边赶蚊子边论天下；到了寒气侵人的冬日里，反正不能下去，难道公共厕所不是个颇为温暖的去处？至少那儿遮风挡雨，那儿弥漫着人的气味，那儿肯定有人……即使是寂寥的半夜三更。去那儿的人在排完胸中块垒之后通常神清气爽，无所郁结，容易挺直了背脊畅所欲言。再说，厕所里一目了然，不会有密探埋伏，竟也是个说话有豁免权的自由天地。
老农蹲在大树底下聊天时，肯定个个把背对着树干，脸朝外。脸朝外，才好左顾右盼，呼朋引友。在这种地方若有一个家伙脸朝着树干，把背给别人看，显然是愤世嫉俗的，古怪的。公共厕所既然和大树一样是个互通气息、发表意见的公共空间，哎，我当然蹲错了方向！
而既然是公共空间，有门不如没门吧？我们能否想象将咖啡馆的座位一一间隔起来用门掩上？那就不再是有沙龙性质的咖啡馆了。我们能否想象将一个城市的大广场切成小块用一扇又一扇的门关闭？当然能的；从前的君主们为了不让市民聚集论政，曾经在广场上建筑起七七八八的设施，用以抵消广场的公共空间作用。但是市民“街谈巷议”的欲望是堵不住的；人们遂流向公园，流向老庙，流向……公共厕所。伦敦有海德公园，台北有龙山老寺；而“文革”期间，多少人在交代不出来的时候脱口而出：“是厕所里听来的”？如果是个有高墙厚门、谁也听不见谁望不见谁的厕所，贾平凹又怎可能在蹲厕时“听到最及时的关于联合国的一次会议内容”？
而且，我也绝不会听到这么精辟的民族自我分析：北京人多礼多话。上公共厕所时，一个说：“真巧啊，您老也上厕所呀！天这么冷，幸好这厕所离得近。您先请先请……”那另一个就说：“你也来啦！身体好吗？老爷好吗？大嫂几时……”临走时，两个人还得再来一回合：“你老尿完啦？好吗？您……”而内向寡言的陕西人据说是这样对话的：
“尿？”
“尿！”
“完啦？”
“完啦！”
因为没有防堵的门，所以市民对国事的看法得以交换而集思广益；人们对乡里的情感得以交流而同舟共济，个人更因为胸腹中无所郁结而得以充分发泄个性才情。作为一个责任重大的公共空间，公共厕所之有门无门朝里朝外，差别大矣！
（原载1997年12月18日《文汇报·笔会》）
常常听见国内的评论家说，西方报纸没有副刊。在这里，英文又被当做西方唯一的语言了，因为英文报纸确实没有副刊，但是在德文报纸里，副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而在首屈一指的《法兰克福汇报》（F．A．Z）里，副刊更是自成一霸，举足轻重。
副刊和正刊一样，是独立的一整叠，平常的日子里每天有三四个全版和两个半版。要了解德国的知识阶层对什么事情关心、有什么样的品位，《汇报》副刊是一个标帜。
抽出7月15日的副刊：首页头条是一篇文化评论，对魏玛城的古迹维修加以批评。同样大篇幅的是一篇艺术评论，讨论巴黎蓬皮杜中心展出Leger作品，加上一张主题照片。另外两篇短文，一篇讨论恐怖片的翻新，一篇追悼一位刚去世的出版家。全版只有这四篇文章、两张图片。
第二页总共有五篇文章：两篇书评，一篇电视节目批评，一篇广播节目介绍，一篇小说连载。几个月来每天连载的是葡萄牙作家Antonio LoboAntunes的《异端审判者手记》。副刊编辑推测199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可能落在Antunes身上，有意在这段期间连载他的小说。
除了连载长篇小说之外，副刊也经常有诗的刊出。一首诗往往与那首诗的一篇短评并肩出现。所占篇幅大约是一个全版的四分之一。如果台湾副刊上长篇连载是每天一千字的话，在德文《汇报》副刊上大约是每天四千字的小说内容。
两篇散文出现在第三页，附有插图。为了抵抗暴力、吸毒、竞争、排外等等不健康的社会气氛，有人在柏林组织了通宵达旦的“爱的大游行”；上百万的人走在柏林街头歌颂爱，欢呼爱，要求爱。两个散文作者表达对群众激情的不以为然。一夜之间，动物园里多了七十五万吨的人尿，死了三千株灌木和几百株树，草地被数百万只脚踩扁了，土质扁了整整九厘米，草根无法呼吸而死亡，一时的浪漫激情换得的是自然的破坏。
另外两篇长文分别是建筑美学评论和戏剧评论。前者追溯一个16世纪建筑师的心路历程，后者评介希腊悲剧《美狄亚》在斯图加特剧院最新的公演。
第四页全版只有三篇文章，分别评介土耳其的电影、科隆博物馆展出的60年代美术、小城基辛格的文化艺术节。角落里有一则文化消息，澳洲声乐家得了维也纳歌唱奖。
讣闻占了第五页的下面四分之一；在四分之三的版面上有两篇文章：一篇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讨论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争议，一篇评论歌剧。
第六、七页都只有半版：评介一个摄影展、讨论“网络中的艺术与人生”，还有两篇非虚构新书的批评。
相当于每天五个全版的副刊，基本上有三种内容：评论、创作、文化消息。评论占了三分之二：文学批评、书评（分文学类和非文学类）、戏剧评论（舞台剧、歌剧）、艺评、影评、乐评、建筑评、摄影评、博物馆评……，加上对社会现象、大众文化、政治事件、国际关系、历史设释种种的社会批评。创作则以连载小说为主，诗其次，散文又其次，而周日副刊必有一两篇全版或半版的短篇小说，一次刊完。
一个全版只容四篇文章，可见文章篇幅之大、字数之多。文章又以评论为主，可见议题之严肃、讨论之深入。一个习惯了英国报纸风格的人，读《法兰克福汇报》副刊可能要大惊失色、落荒而逃；德文副刊硬得像块大砖头，可以将人砸死。相反的，《汇报》副刊读者会觉得最严肃的英国报纸都太花哨、太浮浅、太主观。
德国的评论者忌讳用“我”这个字。对一个事件发表批评。虽然是“我”的看法，也要以最客观、最无我的笔触写出。所以德国报纸，尤其是《汇报》，没有英国报纸上猖狂的专栏作家——谈国家大事的文章里可以以“昨天晚上我在厨房喂狗的时候”这样的句子开头。
德国人看重客观的信实稳重，英国人欣赏主观的个人魅力。
和台湾报纸副刊的轻薄短小正好相反，德国《汇报》副刊是长大厚重。
可是我还没说完呢。《汇报》副刊除了每天的五六个全版之外，还出一年四次的文学特刊；一份特刊可能有五十页全版。每个星期六有文学画刊，前后六个全版，用昂贵的光面纸印刷。譬如一个全版就刊一篇长文：《白鲸记及其插图历史》，或者《毛姆的再发现》。一个星期一次，在正常的版面外再加上《人文科学》版，以两三个全页讨论哲学、宗教、美学、文化方面较复杂的问题。
从轻薄短小的角度去看，长大厚重的《汇报》副刊简直就是一份随着日报每天刊出的高级人文杂志。它没有自由投稿，不是一般读者甚至作者可以进入的园地。写稿人有三种：副刊编辑、副刊驻外文化记者以及邀稿的名家。它高高在上，毫不羞赧；毫不抱歉地摆着菁英姿态。它在德国掌有决策权的中产阶级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像百年老店闪亮的铜脾，充满权威。我每有一篇文章在《汇报》刊出，德国邻居们会纷纷来电话恭喜，好像得了什么文学奖似的。
我却觉得《汇报》副刊有太多的日耳曼人的深刻，太少英国人的幽默；读副刊得正襟危坐在书房里，全神贯注地“做功课”，而不是边喝咖啡边吃煎蛋还穿着睡衣漫不经心地“看报纸”。作为《汇报》副刊的作者之后就发现：严肃深刻的文章可以给《汇报》，轻松的、挑衅的、另类的，就必须给别家报纸。《汇报》副刊风格有点儿像德国哲学，让人深到灵魂里去而绝对笑不出来。
但我满腹疑问：这样菁英取向的副刊怎么生存？为什么副刊读者不因影视媒体的泛滥、电脑网络的暴起而减少？为什么大众的流行品位不威胁精致品位的市场？
首先要发掘的其实是：什么样的文化机构能生产出如此丰厚扎实的副刊来？
副刊，占《法兰克福汇报》整整一层楼，有三十三位编辑、九位秘书、十五位副刊派出的专任驻外记者。在三十三位编辑中，十五位是博士。
每一个编辑其实都是作家兼执行编辑，独当一面。与中文报纸副刊非常不同的是，每一个编辑都以写作为主；管建筑美学的编辑也许是建筑博士，专为副刊写建筑评论；管视觉艺术的编辑也许是艺术史专家，就得常写艺评。驻巴黎或南美洲的文化记者也许应编辑之请写些当地的建筑与艺术评论；有特别需要，编辑会请报社外的专家执笔。也就是说，三十三位编辑各有各的领域，在他的版面中，他能完全作主，既是组稿的主编，也是执笔的“撰述委员”或“资深作者”。
负责文学的有四个编辑。就个人的背景和专长，自然地形成四个领域，譬如英语和西班牙语世界的文学就由三十六岁的保罗·英根代负责，因为他刚巧是英国和西班牙文学的博士，本身也写文学批评和散文，在1997年还得了德国出版人协会给的年度最佳评论奖。我的文章以英文写成，他就变成了我的编辑。在他的个人办公室里，我们一边讨论我未来的写作计划，一边等墨西哥来的电话；他同时在向一个墨西哥作家邀稿。英根代一个人就可以全权决定一篇文章用或不用，不需和任何别的编辑讨论。
“其他三个文学编辑也有这样的权力，”保罗说，“基本上，大家对文学的鉴赏有一定的共识，也信任彼此的品位，所以从来没发生过矛盾。有时候当我对一个作品不太肯定，需要别人意见的时候，我就会请他们也看一遍，为了客观。
没有总编辑，没有主编，三十三个编辑——“撰述委员”、“执行编辑”——是三十三个山大王，各自独立作业（当然有一位负责行政统合的所谓主管）。但是副刊的真正独立性还在于它与正刊的关系；它与正刊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头版社论有一个立场，副刊的评论很可能刚好是个相反的立场，而正刊没有权力要求副刊“配合”。
这份独立性来自哪里？首先，《法兰克福汇报》没有一个报老板，它属于《法兰克福汇报》基金会，除了报纸本身的利益之外没有别的利益。掌有权力的是五个所谓“发行人”，各负责政治、经济、文化等五个领域，而五个人权职平等，因此负责正刊的“发行人”不能领导负责文化副刊的“发行人”。
五个“发行人”是五个山大王，各自为政。更关键的是，这五个人不是财阀，不是党官，不是政客；他们是资深新闻记者或作家，享终身职。五人中有一人退休时，其他四人在全国新闻及文化界中寻访最杰出的人才，四个人都同意了才能通过。这个职位像一个最高成就奖，对德国的新闻记者和文化评论作家是一份极高的荣誉与威望。
于是报纸的领导层全是资深报业专业人才，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可能，也较少受个人立场、财团利益及政治势力左右的危险。副刊的独立性其实只是整份报纸的独立性的一部分。
身为德国最重要的日报，《法兰克福汇报》的销数只有四十万份，在一个八千万人口的国家里，这四十万读者多数是大学程度以上的中产阶级，平均年龄四十六岁，很明显的是社会中掌有知识、决策权和影响力的读者群。这个读者群的知识有一定的累积，他的品位有一定的形成过程，他的年龄和阅历有一定的成熟度，他比较不是一个追逐流行寻找刺激的读者，说他保守可以，说他有深度也可以。
“事实上，”英根代说，“正因为这个世界变得太厉害、太花哨、太凌乱，无处不变，我们坚持不变，反而成为一种中流砥柱，文化的旗帜。我们副刊从来没有考虑过降低品质或怎么迎合大众口味。我们有一定的读者，而这些读者对副刊要求很高。我们只有高标准，没有低标准。”
1989年柏林围墙垮掉之后，《汇报》副刊率先讨论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德国顶尖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辩论与探讨，充分发挥公共论坛的功能，为社会提供前瞻的可能。
四十万的“量”相当低，但它的“质”相当高，对社会的支配力及影响力因而极大。《汇报》副刊能够以毫不羞赧、毫不抱歉的菁英高姿态存在，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雄厚专精的编辑结构得以创造深刻严肃的文化副刊，一方面更因为这个社会里有四十万人——四十万有知识权、影响力的人——支持一个深刻严肃的文化副刊。两者缺一不可。
再追问下去：为什么这个社会可以拥有一份独立于财阀、报阀、政客、政党的报纸？为什么一个报纸愿意投下如此巨大的资金在副刊上——十五个驻外特派记者专职报道文化消息？为什么一个副刊对社会有如此大的影响？为什么副刊如此受到尊重？为什么这个社会永远有四十万人，’不管时代怎么变迁，不管后浪怎么推翻前浪，永远有四十万人愿意每天全神贯注地读书评、艺评、影评、文化评论、文艺创作——四千字的小说连载、四分之一版面的诗和诗评？
台湾报纸的副刊一个接一个消失。还没有消失的，承担着市场压力，而市场意指对最平庸、最流行的所谓大众品位看齐。大陆的副刊在转型经济中面临同样的问题。关心副刊的文化人面有忧色：副刊没落了。
副刊“没落”了吗？那表示副刊曾经“辉煌”过；可是我们仍旧记得副刊当年“辉煌”的重要原因：在没有真正新闻自由的时代里，社会的焦灼以文学的面貌出现，寄身于副刊，使副刊超载地承担了本不属于它的种种任务，凝聚了整个社会的关注。
当那个时代过去，副刊卸下了过往政治所强加于它的种种异彩，回到它的本位，宁静平淡下来，不再呼风唤雨，这，能叫“没落”吗？
我倒觉得是新阶段的启始。没有大风大雨大灾大难的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分众”社会，我过我的桥、你走你的路。一个副刊能使全国瞩目街谈巷议的时代已过，它就只能寻找一个局部的分众作为它的读者——四十万、二十万、五万，而不是辉煌的英雄时代的一百万！但别忘记，这是常态。
副刊在新阶段中面临的其实是重新自我定位的问题：它所呼唤的是什么阶层什么年龄什么品位和知识的读者群，从而决定副刊的面貌。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应该会有各种风貌的副刊：雅的俗的、软的硬的、俏皮的严肃的。唯一不可能的是一个“雅俗共赏”的副刊。雅与俗各有理直气壮的生存权利，但若是为了获得最大量的读者而将雅俗掺杂，只能使一个副刊非驴非马，个性尽失，要吓走不是雅就是俗的读者。
可是无论是旧阶段或新阶段，副刊总是一个社会的文化指标。社会有多么成熟深刻，副刊就有多么成熟深刻。如果我们的副刊因为坚持一种较深沉的人文素养，坚持对人生世事做较为复杂的思考、严肃的探索，而失去读者，而无法生存，那意味着我们还没有那“四十万”个中流砥柱，社会的文化体质还没有成熟到我们期望的程度。
于是，唯一能做的只是等待？只靠等待的社会必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副刊不只是一面反映文化的镜子，更可以是；应该是文化的标杆，一大步跨在社会的前面。倒过来说，副刊有多么成熟深刻，社会就有多么成熟深刻。一个社会要从原有的轨迹上冲刺跃进，得依靠杰出脑力的激荡，刺激社会前进。副刊，可以是一个脑力激荡的磁场，进发一个民族文化的最大潜能。
做不做而已。
（原载1997年9月17日《文汇报·笔会》）
读者来信
编辑朋友：
你们好！
《笔会》推出龙应台《脑力激荡的磁场——谈副刊》一文第注节 ，读后真解气，眼前豁然明朗。
作为读者，我不是报人、编辑，也不是文化人，对这篇文章说三道四，似乎与自己市井小民的身分“不搭界”。不过，这篇文章确实给读者及副刊编辑、撰稿人及专家学者提供更广阔的，思考空间。故，斗胆建议，此文应该收入九七笔会文粹集中。
这篇文章说它好，是有益于《笔会》改革之借鉴。读者企盼《笔会》能成为报界雅副刊而异军突起。这面旗帜能扯起，将云集一大批中华知识精英……
近年文化界、新闻界等方面亦喊“改革”，并标榜自己这个圈子“深化改革”取得如何如何的成就，云云。殊不知读者并不买这个账，不会去上当受骗的。唯一抵触，就是不读不看这些讲空话、讲假话、十足新八股味道的陈词滥调。读者这点自由确实运作得不错，他们决不会从牙缝中省出那点钱去买脸色看，甘受愚弄。
《笔会》之所以在全国报业中影响极大，是因为它的品位高，高品位来自独立的思考与见解构成的独特的文风。下一步，《笔会》能做到龙应台文章中阐述的那样，将是更大的进步。真正做到开副刊改革之先河，一定会在中国报业史上留下光彩的一页。
这一天目下看来似乎遥远，不过，《笔会》在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刊登这篇文章，我们这些真正的读者确实看到副刊复苏的希望之光在闪烁，为之兴奋，为之欢欣鼓舞。
唉，有点自作多情了，说这些干吗？《笔会》编辑同仁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
由衷地感谢《笔会》把这篇好文章奉献给读者。
今晚是农历八月十六，人们还沉浸在中秋佳节的喜庆氛围中；可是室外下着雨，很大很大，看不到月亮；然而，灯下无聊乱翻报，一轮皎洁的明月从心中升起……
《笔会》给了我欣慰和温馨。
袁政煜
注:（有什么副刊，就有什么社会）在《文汇报·笔会》发表时题为《脑力激荡的磁场——谈副刊》。
提起龙应台，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是她的《野火集》、她的《龙应台评小说》、她的对于台湾社会及文坛的种种抨击……然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她的文章愈来愈练达，风格愈来愈成熟，，思想愈来愈深刻。
她对待惯存的、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能够透过生活表层，揭示出文化的内蕴，如《论公共空间之必要》（载于《笔会》1997年12月18日）对世俗观念造成的弊病及陋习，予以大胆地、无情地揭露，她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强调人在文化中的主导作用，像《脑力激荡的磁场》（载于《笔会》1997年9月17日）；读她的文章，你会强烈地感受到一种不凡的气势、战斗的精神及洋溢着的英雄气概，其文字简洁有力，思路清晰，不蔓不枝，那酣畅的文风，精湛的笔触，饱含的哲理，每每披读，都令人沉浸其中，欲罢不能；她将传统文化、现代意识、理性思考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提炼出人或思之、却未言之的思想结晶，表现了一个为文者所背负的责任、道义与使命；她的说教不是空洞的、抽象的，亦非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真实材料的基础之上，以深思熟虑的思索作前提，引发出关于时代、历史、民族、文化等种种启人心智的道理、结论或识见。
龙应台作为学者，其文章涉及古今中外，诸如哲学、史学、文学、宗教等多门学科，以学识见长；作为作家，她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世态及社会，触及一些亟待推进的、敏感的现实问题。在她的作品中，不难读出一种大我的存在。
当然，人们并不见得要认同她的全部见解，甚或也一样持否定态度；但是，对于她的深刻的批评、犀利的眼光、率直的品质、独立的人格，却不能不刮目相看。她的作品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思考。如果没有龙应台，那么，学界就少一分思维，文坛就少一分锐气，社会就少一分关注；龙应台现象是个标识，也是个启示，它标志着国内思想界的宽松、活跃、民主和开放，启示着众多知识分子为中国迈向21世纪的繁荣昌盛献计献策，为当代文化的建树与导向发挥才智。
（作者单位：山东曲阜师大图书馆）
在黑沉沉的夜里独自驱车回家。风很大，枯叶从四面八方摇落，纷纷扑打着车窗，不及落地，又被吹得满天飞舞。星星不知怎么垂得那么低，低到刚好缀满了后视镜两侧，使我两眼迷离，不由自主要驰向那星光灿烂的深处。
无法继续开车；这样黑的秋夜这样眩目的星空，会让我车毁人亡。
于是将车驶进公路边的停车场，索性把星星看个够再上路。停车场傍着树林，落叶在风里簌簌作响，冷肃荒凉。推开车门，像舞台灯光乍亮，蓦然满天繁星绽放，华丽了整片夜空；一颗一颗摇摇欲坠，似乎随时可以掉下来，滚进那幽暗甜美的山谷。
仰望星空，人怎么能不觉悟自己的渺小？像莽莽地平线上一粒黑点，独对弯苍。黑夜的深邃沉寂使人心静神凝，而星光的辉煌壮丽使人震动惊诧。宇宙的奥秘有最奢华艳丽的演出。想必也是在这样无边无际的星空照耀下，诗人激动不已：“隅隈多有，谁知其数？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自明及晦，所行几里？夜光何德，死则又育？”
只要有机会站立在星空下，只要在星空下立得够久，人的脑子里不得不充满了天问吧？
伽利略在意大利的天空下仰望星星。他的眼睛穿透奢华艳丽的星光直逼宇宙奥秘。1640年德国的汤若望，也是一个看星的人，把伽利略所看见的银河介绍给中国人：“古人以天汉非星，不置诸列宿天之上也……今则不然，远镜既出，用以仰窥，明见为无数小星。”同样是星光灿烂，欧洲人看见的是“乃知木星旁有小星四，其行甚疾；土星旁有小星二，金星有上下弦等，皆前此所未闻”。
欧洲的天文学家来到17世纪的中国，得知中国天文学之落后而感觉奇怪。发现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的德国科学家开普勒听说中国人在四千年前就已经在天箭星座附近或者人马星座尾端观察到二至点，非常惊异，特别写信请留驻中国的传教士发掘更多中国的天文知识。莱布尼兹对中国人看星星的智慧也充满期待。当他知道17世纪的中国人其实对星星没什么认识时，他说：“他们是不是因为要编撰一个完满的天象故事，而无法对天体进行观察？”
那是1689年。其实，如果莱布尼兹知道汤若望是怎么死的，他也许自己可以回答为什么中国人无法对天体运转进行科学观测。
1644年，汤若望被顺治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御前的首席天文学家。他从西方带来的仪器和知识经由实验证明了中国天文学的落后。顺治对知识的尊重使得汤若望可以不行三拜九叩之礼直接奏呈皇帝。他的时宪历取代了行之已久的大统历和回回历。
二十年之后，杨光先指控汤若望谋反，证据是汤氏用的明朝历法为顺治皇族带来灾祸。汤氏弟子南怀仁等人被判杖刑一百，驱逐出境。汤氏本人亦面临凌迟酷刑。一场及时的地震使他幸免予死刑，但他已饱受折磨，不久就死去。
研究星球，在西方是科学，在中国却属于政治学。私自学习天文者在唐朝要处两年徒刑，在宋朝是斩首罪。宋太宗曾经搜捕了三百五十一个天文学者，让其中考试合格的六十八人为国家司文台工作，剩下的二百八十三人打成犯人，“黥面流海岛”。汤若望为星星而丧生，不是意外，更不孤独。
汤若望死后七十年，1735年巴黎皇家科学院院长仍旧想知道为什么在“中国那么美丽的天空下”，早期天文学如此先进，而现在这门科学毫无进步？本身是科学家的巴多明神父提出许多看法：中国人“只顾眼前实在的利益，而不在乎天空中有什么新发现”，此其一。中国的天文学家害怕发现新现象，因为天上任何新现象都有政治意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埃及和希腊的天文学家却没有这种顾虑，他们得到国家的保护和鼓励，此其二。如果有一个钦天监积极进取，他马上会成为众矢之的，“众人顽固地一致要求维持现状”，此其三。钦天监内外都缺少竞争，此其四。“要在中国发展科学，不光是需要一个皇帝，”巴多明写着，“而是需要好几个皇帝鼓励搞研究和付之实践的人搞新发明。设立足够的基金……解除数学家们的衣食之忧，使他们不致遭受那些不懂行、不会区分是疏忽还是操作错误，还是原则错误的人的指责。”
巴多明的批评写在1735年。
在巴多明的时代，中国的钦天监其实用的都已经是欧洲传教士了。但是我们看见，再过六十年，当马嘎尔尼率人马来晋见乾隆时，乾隆的首席天文学家传教士可怜兮兮地哀求英国使团把英国历书给他们用；他们自己没有足够的天文知识，而法国闹革命又断了后继的法国历书。天文学家面临着汤若望的命运。
即使换了欧洲人来作天文研究，改变了的不是中国的科学环境而是使欧洲人陷入与中国人同样的处境。思想与科学，仍旧为政治、为统治者、为习惯服务。
1948年，张君劢在武汉大学演讲，题目是“吾国思想界的寂寞”，指摘当时思想界的沉寂麻木。他认为，政局虽乱，中国科学家却仍然应该有所建树，至少在思想上应该闪着火花。他的说法马上遭到反驳。一位科学家讥讽地说，如果美国研究者也得每天清晨提着篮子、带了身分证上街排队买米的话，结果可能和中国一样。“科学事业的造就和成功，是社会秩序进步和生活安定的自然结果，和火车必须在轨道上行走一样。”没有轨道，火车何从？
从巴多明到张君劢，这“社会秩序进步和生活安定”的轨道啊，磕磕碰碰了两百年，辗转到了1997年。
1997年，又有一个华人得到诺贝尔物理奖。得奖者强调自己是土生土长美国人，中国人则议论纷纷：他若在中国的环境中生长、求学，可不可能有此成就？为什么中国的科学研究者总要到了西方才能大放异彩？为什么中国人对非功利实用的基础科学不感兴趣？为什么为什么……？
奇怪，难道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1997年11月6日，被称为“当代英国哲学界真正代表”的以撒·柏林死了。他写过深刻动人的马克思评传，提倡过两种自由的界定，对当代西方历史做过最清醒的分析及批判。今天，我记得的，却是他与伊朗学者亚罕的一小段对话：
亚罕：你认为当今哲学家的任务是什么？
柏林：我不认为哲学家有什么特别任务，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哲学……提出这一问题本身就是对哲学目的的一种误解……就如同你问我当今艺术的任务是什么，爱的作用是什么一样。艺术的目的就是艺术本身。同样，爱的目的就是爱。生活的目的就是生活
亚罕：那么哲学的目的呢？
柏林：哲学的目的就是哲学。
仰望繁星万点，人啊，怎能不觉悟自己的渺小，相对宇宙的无限；是对那宇宙的激动和探索使人的渺小进入无限。“日安不到？烛龙何照？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兽能言？”星空下脱口而出的天问，是知识的开始，可是，得为了天问而天问，才可能真正地认识星空吧，不管是透过诗的美学还是天文科学。
（原载1998年1月7日《文汇报·笔会》）
在一个警察国家里，对付异议分子有许多套招：把他杀了或监禁起来往往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结果经常是，异议分子反而变成群众的英雄或者自由的象征。把他驱逐出境，他也许在国外大声嚷嚷，破坏当权者的名誉。最聪明也最毒辣的手段，是把反对者“搞臭”：设计一个女人，一个旅馆房间，一个暗藏的摄影机，几个拿着对讲机等在门后的秘密警察。当反对者疲惫地从侦讯所出来时，他会发现所有的人都以闪烁诡异的眼光看着他：人们心里充满绘影绘形的异色想像和义愤填膺的卫道激情。本来也许代表了理想正义的政治异议分子突然变成一个龌龊下流的色情狂。没有任何辩解的机会，他已经被判了不需要判决书的“褫夺公权”。东德解体之后，安全部的档案全部公开。人们在里头读到一则又一则的“搞臭”记录。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有政治立场的公民是否就没有这种威胁？刚刚在西班牙爆发的政坛大“丑闻”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
突然有一天，马德里的权力精英们——皇室贵族，政府首长，教会人士，法官律师，新闻记者——全从邮差手里得到一个邮件，是一支神秘录影带。谁挡得住好奇心呢？录影效果很差，暗濛溕一片模糊，但看得出是一男一女的作爱实景录像，
可能是从衣橱门上小洞偷拍所得。女人是黑人，没入黑暗遂看不清眉目。男人可是清清楚楚的白人，赤裸的男性躯体上却紧裹着女人的性感胸罩和透明丝袜。女人不断以淫秽的私语挑逗男人，男人发出各种令人面红耳赤的叫声。
一个拍得极没水准的成人色情片？不是的，所有接到邮件的人，目瞪口呆地，都认出了男人的面孔：那是拉米雷斯，西班牙最重要的保守派日报“ELMundo”的总编辑！不到五十岁，一表人才的拉米雷斯是马德里政界炙手可热的人物；他所写的政见和社论咄咄逼人，势若雷霆，往往影响西班牙政局。他更是现任总理阿兹那的密友和智囊。他的名字总被印在最重要的国家议题上，他的脸孔总出现在最严肃的电视讨论中。他是西班牙的意见领袖，社会贤达。现在，人们看见了他赤裸扭动的身体，听见了他激情昂奋的叫喊。
出卖了拉米雷斯的是拉米雷斯的女朋友。她把录影机藏在窗帘后面，录下了自己和拉米雷斯作爱的镜头。被警方逮捕时，她的供词更是惊人。是因为有人出了两百万美金的价钱促使她布下陷阱出卖情人。钱从哪儿来呢？谁的钱呢？拉裴尔·威拉出的钱！拉裴尔·威拉又是什么人？在西班牙，人人都知道，威拉是社会党执政时代的内政部长。
人们的记忆由于威拉这个名字又醒了过来；是的，80年代社会党的Gonzalez任总理时，曾经用特攻队去对付巴斯克主张独立的恐怖分子，杀了二十八个巴斯克人然后又试图掩盖谋杀的事实。把这个以暴制暴的案子揪出来而且指名要内政部长负责的正是拉米雷斯的报纸。社会党在连续执政一十三年之后，留下不少贪污腐败的污迹，被拉米雷斯毫不留情地一一追击揭露；社会党失去政权，保守党上台。拉米雷斯一直是保守党最能倚重的社会资源。
女朋友口中吐出一串串的名字：帮她租房间的是前任政府的安全部的一个头子；付了她定金的是前任政府的一个市长……。
拉米雷斯仍旧写他尖锐辛辣的社论，但是避免在公共场合出现——报纸上不再有他的照片，电视上不再有他的脸孔。他显然受不了人们闪烁诡异的眼光。在那个眼光里，他永远是个没穿衣服的人！没有判决书，他已经被褫夺了参与公共聚会的权利。
这么说，警察国家和民主国家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当然是有的。同样的强揭隐私，在警察国家是被合理化合法化的国家行为，在民主国家却是必须惩罚的犯罪行为。除此之外，在警察国家里，被统治者倾向于单一的、不容忍异端的道德态度，因而容易同意或者默认统治者定下的价值标准，也使得统治者轻而易举地可以把一个反对者“搞臭”；相对之下，民主国家的特色是价值的多元。某一个党认为是“臭”的别人不见得同意。拉米雷斯能够幸存有一个重要原因：许多西班牙人会认为真正“臭”的不是拉米雷斯，而是想把他“搞臭”的社会党人。也幸亏他活在一个已经民主的国家时，拉米雷斯不会“臭”了，只是“糗”了。糗得够呛够难堪，但并不致命。韬光隐晦一阵子再重出江湖，可以仍是一条好汉。
警察国家和民主国家绝对相似的地方却是：唉，人真的很脏，不管在什么制度下。为了争夺权力而使用最卑劣的手段显然是原始人性的一部分，民主制度并不使人变得干净一点点。它唯一做到的只是，承认人真的很脏而以监督和制衡来防止脏的绝对扩散。尽管如此，若没有这个最低保障，我们用什么来维系人的脆弱的尊严呢？
总编辑们，请保重！
1998年
国际知名的德国汉学家WolfgangBauer今年去世时，执德国舆论牛耳的《法兰克福汇报》发了一篇文章。作者说：Bauer的杰出成就在于他能够将他所研究的中国人看成个人，而不是一个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
这样一个在欧洲人眼中理所当然的评语，我读起来，却像吃饭时咬到石头一样，感觉怪异。
假设北京大学的李教授过世了而中文报纸写着：李教授是个德国研究专家，他的杰出成就在于他能够将他所研究的德国人看成个人，而不是一个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我相信许多欧洲人要大吃一惊，不以为然，心里想着：这怎么值得一提？我们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当然都是性格分明的个人，除此之外，还能是什么？
这种反差充分披露欧洲人的双重标准。最荒谬的是欧洲人自觉对“个人主义”这个东西有专利权，使他们有别于伊斯兰教民族，有别于中国人，有别于整个非西方社会，好像“个人主义”含有一套固定标准，放诸四海皆准。中国人是个“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这个印象大概在“文革”期间更加强了：中国人不分男女，全穿着一样的蓝布衣，被称为“蓝蚂蚁”，唱着一样的歌曲，笑着一样的微笑。欧洲人不会想到，在别人眼中，他们看起来也相当“集体”：德国人都在车窗上摆个毛茸茸的玩具动物，英国女人在某一年冬天全穿上黑色的皮夹克，荷兰人的厨房里全挂着白色的半截的蕾丝窗纱。
在我眼中，每一只“蓝蚂蚁”可都是性格分明的个人。那个因为无书可读而背了整本《圣经》，边种田边背《圣经》的学生；那个把小提琴藏在地下但每晚取出揩拭的音乐家；那个没有发表机会但孜孜矻矻皓首穷经的学者——他们都穿着制服似的蓝布裤，但是套在制服里头的是人，人在与他的命运挣扎、妥协、反抗。所有属于“人”的痛苦，我相信，都是独一无二、都是“个人主义”的。
德国邻居告诉我，她听说，共产党在长征时，荒野地带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有乡有镇的地方，可见得中国人是非常“群体性”的；没有群体他会因寂寞而死亡。我把这个看法转述给一位大陆学者。学者芜尔一笑，是的，确实在荒山野地人死得多，可是，那是由于粮食不够。没有民居就要不到粮食。
“饥荒会死人的，寂寞死不了人，即使是中国人。”他笑着说。
我站在上海最拥挤的路口，四川路和南京路交叉的地方。绿灯一亮，群众，不，“人潮”的汹涌推动像巨大的海浪。不习惯人潮的我马上觉得晕眩，有一点要被淹没的恐惧。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刻，我不理解什么叫“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在我身边推来挤去的“群众集体”，对不起，各有各清晰异常的面貌，有的疲倦有的无聊，有的愉快有的漠然，有的美丽有的平庸。
许多人汇入街上流动的人潮，其实并不是为了来求取群众的体温和慰藉，而是为了来寻找个人的孤独和自由。单位里的生活公式如此机械，配给的住房如此狭隘，人与人的关系如此密不通气，最美好的逃避空间反而是公园里、大街上、河堤边，那人来人往的公共空间。群众里的个人互不相识因此互不干扰，提供给人的竟是最自由的内心世界。在人口稠密的中国，看起来代表集体的群众其实反而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露；没有一个地方比在群众里头更孤独、更宽敞。
在一个懒洋洋的下午，漫步走进文庙。老人聚集在院落里，有的下棋，有的练拳。桥拱上肩并肩坐着一整列老人，无所事事地低头打盹或仰脸晒着太阳。若用镜头摄起来，这又是一个“集体图”：几百个老头，剪着一样的平头，穿着一样的蓝布裤，脸上有一样的黑斑。
可是我想起《晏子春秋》里的一个老头。齐景公到麦丘游玩，碰见一个八十五岁的老人。
公曰：“寿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长于胡，宜国家。”公曰：“善哉！子其复之。”曰：“使君之嗣，寿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复之。”封人曰：“使君无得罪于民。”公曰：“诚有鄙民得罪于君则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
晏子谏曰：“君过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贱者有罪，贵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谁将治之？敢问：桀纣，君诛乎，民诛乎？”
谁又敢说那文庙“集体图”中的老头儿们不是各自胸有丘壑的个人呢？
我们坐在一个餐馆里头，两个朋友辩论起来。陈说，他觉得国家很有希望，已经允许私人律师开业。
“这有什么意义你知道吗？”他略带酒后的兴奋，“这表示老百姓也可以控告政府不法，律师可以为他辩护。这是法治的基础呀。”
王却摇头：“美则美矣——”他开始分条列举实行上的种种困难。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吵了起来。
我们在餐馆外的人行道上告别。街上依旧人潮汹涌。暮色中，朋友们没入群众，不一会就辨不清背影了。
唉，但是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们个人的面貌，清清楚楚，在群众里。
而那根本不是什么“杰出成就”。唯一的条件是你必须和“非我族类”站在同一高度的平地上，因为唯有如此你才可能直视他的眼睛，认出他独特的个人面貌。WolfgangBauer所为，不过如此。
后记：对欧洲人的批评，我想，用欧洲人的语言写，比较有对话的可能。本文原为德文，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副刊。中文版为适应国情，稍有修饰。
（原载1997年7月31日《文汇报·笔会》）
·德国读者回响·
龙应台对德国人亚洲观的批评当然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仅只批评德国人就未免片面了。对于异族文化的无知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我们若知道许多中国人，甚至教育水准高的中国人，怎么看德国人，准会极不愉快地大吃一惊。
我在台湾读书和在中国大陆旅行时就发现，在中国人的世界观里，美国是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是西方思想和价值观的起源，而所有西方国家都或多或少依附于美国。把整个西方简化为美国这个概念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使不少来自其他西方国家的学生深感受挫。
这当然也不必苛责。只有在有了实际接触之后，认识到对方的烦恼和愿望、梦想和期盼之后，我们才能看见群体中的个人。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无知和经济上的优越感结合时可能产生的后果。在“市场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必须尊重文化的平等。
遗憾的是，许多在德国公司里工作的入了德籍的中国人一方面要承受德国人指摘他们“忠诚不够”，一方面要防御来自中国人的同样的批评。文化的误解很难厘清。
数字是能泄露秘密的。譬如说，在人口八千万的德国有两千一百零九家出版社（包括前东德的一百三十七家）。中国大陆有五百六十四家，台湾登记着五千多家，其中一年出版十本书以上的其实是五百六十五家。
1996年，德国出版了新书共七万种，相近于中国大陆的六万三千种和台湾的两万种。
德国有四千六百七十家书店，1996年总营业额是九十六亿美元，相近于中国大陆的七十亿美元和台湾的三十二亿美元。
把小说和诗制成录音带或CD的有声书，德国人放在汽车里，一开车就听一段。每年有三千万美元的有声书售出。
一家四口的家庭平均每月净得工资是三千美元，其中三十七元花在书报上。男性中有47％的人在过去的一年中买过书，女性却有56％。在工资较高的西德，一百个人中有二十二个人愿意买一本价值超过二十美元的书，在东德，却只有十三个人愿意付这样的高价。
德国的作家和台湾作家一样，靠写作是不能谋生的。诗人出版诗集一般只印个五百册、一千册。散文和小说初版通常是五千册；能卖到一万册的书，就可以称得上是“畅销”书了。
数字勾勒出一个轮廓，但是无法表现一个社会的实质。我的朋友克劳斯花了三年的时间写成了一部托玛斯·曼传记。在最后定稿之前，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和他“闭关”到一个旅馆中，七天七夜地重新阅稿。编辑本身是个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对作者的内容取舍、文字风格、章节编排等等提出全面批评，与作者推敲讨论，最后才算定稿。
克劳斯的书总共有一万多个注解。出版社派另一位编辑，负责将这一万多个注解逐条检验：不只是检查其中是否有漏失或误植，还要翻找出每一条的出处，证明注解的翔实确切。编辑代表着出版社的信誉和品质，他必须保证这一万多条注解不是作者有意杜撰或无心滥植的。
这家出版社还不是一个学术机构，只是一个面对大众的出版社。克劳斯的托玛斯·曼传记也不是专业的学术著作，而是一本作家的主题书，两千页，面对一般读者。
两千家或者五百家出版社，只是数量罢了。出版社拥有什么程度的编辑、如何对待它的作者、如何制作它的成品，是质量的问题，从数字里可看不出来。
对自己要求严格而且时时在检验自己的德国人这几年又开始忧心文学的前途了。畅销小说全是美国作家的天下。德国作家是不是“严肃”过度、与读者脱了节？评论家不断在质问。而数字，又告诉人们文学的领域越来越小：
1963年，纯文学书籍占总书目的20.4％。平装本占总数的6.7％。平装本中73％是纯文学书。
1993年，纯文学书籍占总书目的13.8％。平装本占总数的16.5％。平装本中44.9％是纯文学书。
也就是说，在三十年中，纯文学在整体比例中缩减了大约30％，幅度不可谓不小，难怪文化评论者痛心疾首：纯文学不再有大众，只有小众、分众了。
可是数字有扑朔迷离的面貌。纯文学比例降低了，然而总数却仍是增加的。1963年德国出版的纯文学书是5243种，1993年却是9303种，人口当然还是那么多。乐观者可以说，虽然电视电影光碟电脑攫取了人们大量的时间与注意力，德国人阅读的文学书竟然还较三十年前多了一倍，异哉。
我倒不惊讶；在这么一个喜欢安静、崇尚深沉的国度里，文学啊，绝对死不了。德国人性格里的认真，在我看来，简直就像豹皮上金黄的斑点，走到哪儿亮到哪儿；是摆脱不掉的胎记。深秋的一个夜晚，我去法兰克福听一场作品朗读。晚上的节目嘛，不管是音乐会、电影或演讲，两个小时也就结束了吧。可是这场文学作品朗读会，使我终生难忘。在一个小小的画廊里，来了大约三十个观众，其中有几个婴儿像袋鼠一样趴在年轻母亲的胸上。该朗读的作家、作家的翻译者、作家的评论者，再加上主持人，可能还超过三十人。
朗读从6点开始。8点，我觉得脖子酸了。9点，腿坐麻了。10点，吸收能力开始下降，听得不知所云——但是我坚持着；我要看看这德国的文学爱好者，能耗到什么时候！
11点，我的头不时垂下来，快要睡着了。12点，教堂的钟声隐隐传来，一个作家正在用他低沉单调的声音念一段小说；我两眼发直，头昏脑涨。
清晨1点，我逃离现场，心里充满恐怖感：爱文学可以爱到这种地步，饶了我吧！
他们究竟是几点钟散的，我当然不知道。
我住在一个一万七千人口的小镇上；这个小镇有一个图书馆、三家书店、三个画廊，还有一个表演厅。图书馆的书架是开放式的，随人进出，免费借书。三家书店规模都不大，但是由于德国书商的电脑联线系统，任何在书店当场找不到的书都可以在第二天快递到书店；再小的书店，再远的村子，再冷僻的书，二十四小时之内都可以买到手。目前有七十三万种书可以购买，书名全在书店里的电脑荧幕上。
在小镇中心的表演厅每周节目不断：话剧、舞蹈、音乐会……。作家朗诵更是不可少的活动。在这个崇智的社会里，作家依旧有他特殊的光环。小镇居民在买菜的路上看见作家的海报，于是折进书店买一本他的书——买不到就订一本，明天再去取。那天晚上到了，他带着那本书，在讲厅前排坐下，专心地聆听作者朗诵书里的句子。他完全可以在家里床上自己看那本书，但是他一定要来这里看见作家的容貌、听见他的声音。最后，他也排到队伍里去，等作家在他的书页上签下名字。这本书，对他，似乎就有了特别的意义。
（原载1998年3月18日《文汇报·笔会》）
春至后离开欧洲，从越洋电话中却可以继续得知春天的发展。“花苞尖尖像陀螺的那个叫什么花？”六岁的飞飞声音清脆，像冰过的梨。“叫木兰。”“对，木兰开花了。很大朵，粉红的。”
那是暮春三月。接着是满树雪白的梨花，风吹起来的时候，细细的花瓣飘下来，把池塘的水盖住了。然后是粉白中带点绯红的苹果花。“人行道都变粉红色了，”电话那头说，“可是你回来的时候，妈妈，大概花都开完了。”
不会的，我说，五月初回去，野地里的蒲公英还在，而且雏菊马上要冒出来；蓝色的毋忘我也一定还开在墙角。紫丁香不也是五月的花吗？还有六月的玫瑰和茉莉……
五月初如约地回到欧洲的家。飞飞和哥哥正在院子里挖蚯蚓。丢下铲子，奔跑过来，满手黑泥，争相拥抱，嘴里却继续报告季节的消息：”陕点来看，妈妈，竹子开花了，好漂亮！”
竹子开花了？
放下行囊，我们走向花园西角的竹丛。啊，真的开满了花穗，鼓胀地包在红褐色的苞片里。早晨淡淡的阳光洒在竹丛，升起一点薄雾的感觉。我摸摸那仍旧滑绿的竹杆，发现地上已经落了一园枯干卷起的竹叶。
孩子们不可置信地听我的解释：怎么会怎么会呢？苹果花梨花年年落、年年开，花开结果，果子又变花，这竹子怎么会开了花就死？
我也不明白。竹子不是每九十年或一百二十年才开花死亡吗？这丛与玫瑰花比邻的竹子才来我们家三年，来时还是一丛年纪轻轻的嫩竹，园丁说的，不是吗？那么青葱精神的竹子，怎么会未老先衰呢？
尘埃洗尽之后，我终于可以就着一杯热茶，坐在五月的阳光里翻看过了时的报纸，完全没有预料到，一翻开就是竹子的新闻：欧洲竹子全面开花，濒临死亡。
原来欧洲的竹林来自一根竹子。1907年，英国人威尔逊从中国湖北用船运了一株竹子回到英国，并且以他钟爱的女儿之名为竹子取名：Muriel。原本无竹的欧洲从此就有了竹子，名叫“妙瑞儿”。德国大约就有五百万丛竹子分散在大大小小的花园里头，在九十年后的今天，默默地开了花。
我丢下报纸，匆匆往竹丛赶去，仿佛追赶一个对自己生死交关却即将失之交臂的人。我在离竹丛三步之遥停下来。这和我相伴了三年的竹子，竟然和我来自同一片土地。那花穗，和苹果花梨花玫瑰花比较起来，简直粗糙得像杂草一样，可是，它酝酿了几几乎一个世纪才开花，酝酿的过程该是如何的精致细密？昙花在夜里偶放，就使人们惊叹不已；这竹花一世纪才绽现一次，就在我的院子里啊，我觉得惊心动魄。
从匈牙利到英国，从瑞典到西班牙，千万丛的竹子，在我驻足凝视的此刻，点点滴滴绽开了花穗；每一粒花穗里埋藏着种子，每一粒种子里埋藏着时间，回走的时间里埋藏着1907年湖北的土壤和雨水。谁又能向我解释所谓基因的哲学意义？三年前我自园丁手中买下的嫩竹，虽然年纪极轻，虽然竹叶新绿、竹杆初挺，但是它已经承继了1907年以来的岁月，一日亦不稍减。即使是昨日培植而成的新枝，今天也已到了开花的时辰。原来每一粒种子里不只埋藏着过去，还隐藏着未来。
剪下几枝竹花，插在瓶里，放在案头。孩子们追逐嬉闹的声音随着风飘进来，使5月的春光明媚又增加了天真烂漫的欢快。孩子与竹花之间，一定存在着一种关系；让我在这竹花前坐上几分钟，我可以听见极其细微的遥远的声音。
1907年的中国。5月，黄花冈之役失败；6月，七女湖之役失败。7月，徐锡麟、秋瑾在安庆起事，壮烈牺牲。原本可能一同去安庆革命的蒋梦麟没去安庆却到了日本：“在一个展览战利品的战迹博物馆里，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简直使我惭愧得无地自容……兴高采烈的日本人提着灯笼在公园中游行，高呼万岁。两年前，他们陶醉于对俄的胜利，至今犹狂喜不已。”
蒋梦麟“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1907年的蒋氏正值二十二岁，但是他的眼泪有几岁？往回走，1904年有日俄战争，1900年有八国联军，1895年是甲午战争，1885年，蒋氏出生的一年，是中法战争。蒋氏在上野公园所流的眼泪，无数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流过，是感时忧国的眼泪。那些眼泪，原来早就埋藏在他出生当日的啼哭里。或者更老：1874年日军犯台、1860年英法联军陷北京、1840年鸦片战争……
英姿焕发的青年人蒋梦麟、鲁迅、秋瑾等流下的眼泪其实那样苍老。他们的感情承继了自己族人一脉相传代代累积的忧结；二十岁的生命背负了一个世纪的重量。
也是1907年，二十六岁的台湾人林献堂在日本奈良遇见梁启超。闽南语与广东话不能沟通，两人以中国文字笔谈。林献堂问：“我们处异族统治下……，最可悲痛者，尤无过于愚民教育，处境如斯，不知如何可以？”梁启超感慨无限：“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今夜之遇，诚非偶然。”
不，当然不是偶然的。台湾林家的优秀子弟和来自广东的进步分子会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发抒共同的感叹，诚非偶然。他们的感叹里深深埋藏了背后整个世纪的痛苦和挣扎。
星移物换，我们走到一个世纪的尽头，和蒋梦麟、鲁迅、林献堂、梁启超仍是同一个世纪。英姿焕发的青年人走在街上；那北京、上海来的，那台北、台南来的，走在纽约、东京、墨尔本的街上。当他们在某一个公园里独自流下眼泪时，那世纪末的眼泪是否早已深埋了世纪初的淡淡的轨迹？
所谓基因啊，不过是文化和历史的宿命吧。
一株湖北的竹子，飘洋过海到异乡，在欧洲的阳光雨水下繁衍成千千万万株的竹丛。世纪末的时辰到了，仿佛一个私定的终身，千千万万丛竹子同时开花，死亡。但是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称为死亡？花穗中蹦出种子，种子落在肥厚的土壤中，将衍生出另一片千千万万的葱绿竹丛，在另一个世纪之初始。而那新生之竹，将不再是被移植的品种；欧洲的土壤将是他们此生不渝的故乡。
死亡，竟是新生。那么文化和历史的所谓宿命，当新的种子落下，新的思想抽芽，难道宿命所埋藏的不也是民族的新生吗？
街上，孩子的欢声不断。
（原载1996年6月12日《文汇报·笔会》）
老朋友玛格特来访，从行囊中取出一本看起来破旧不堪的德文书，兴致勃勃地说：“和你的孩子一块儿读，是写两个德国小孩在北京的故事。”
我接过书翻翻；1903年柏林出版，以孩子的口吻写1900年8月的北京。插图上有拖着辫子的中国人。
我没说话。
晚上，玛格特像老祖母一样戴上老花眼镜，捧着书，搁起腿，让两个孩子簇拥在灯下说起故事来。我就在花园里把抽长了的葡萄藤绕到栏杆上；月光里的葡萄叶子绿得发亮。
就寝前，十岁的孩子来到床边道晚安，说：“那义和团的书很有意思，我们已经讲到第十页了。”
他停下来，思索了一会儿，又说：“可是，我觉得有点儿奇怪——里面的中国人，妈妈，都是坏人呢！”
我看看他，多么美的脸庞，明亮的眼睛里有对整个世界的好奇和困惑。我知道你会来，我知道你会问，孩子，可是我该从哪里和你开始呢？
也许该从1792年大英帝国派往中国的使团开始。五艘船载了近七百个人，包括乔治国王的特使、画家、音乐家、科学家……，在大海上航行了十个月之后抵达了天津，在承德觐见了乾隆。
英国人的目的在成立外交使馆以保障本国商人的安全和利益，天下唯我独尊的中国人却还不知道外交上有所谓对等关系。乾隆对马夏尔尼之不愿行叩头礼极为不悦：“朕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驭外藩之道。”
“朕意甚为不惬”的乾隆不知道在这“英吉利外藩”所属的世界里，法国大革命已经发生，《人权宣言》已经公布，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戈得温的《政治自由》等等著作已经出版；乾隆也不知道这些外表滑稽可笑的“外夷”已经发明了蒸汽机、蒸汽船，已经发现了植物的光合作用。他更不知道马夏尔尼的使团中，有人仔细观察了中国的船舰和火炮结构，发现它们远远地落后欧洲。
自满的帝国内部缺少自我怀疑和自我更新的机能。英吉利国的庞大船队来了又去了，中国的大门并不因为使团的叩门而打开。这个深锁的大门便在四十多年后被炮火轰开，是英吉利人的炮火。历史的巨轮辗过中国，呻吟声至今可闻。
或许也可以从《北京五十五日》这部影片说起？1993年夏天我在北京，想看一部以北京城为背景的电影，增添一点历史感。在外国朋友家中看《北京五十五日》的录象带，却像吃了一碗掺了沙子的稀饭。老是演英雄的查尔登·希斯顿这回又是英雄——骑着马，披戴武器，雄赳赳气昂昂地踏进1900年的北京。电影里中国人愚蠢而且残忍，更典型的是，中国人像蚂蚁一样以群体作为衬托英雄的背景出现，绝对没有一张个人的面孔。电影的制作者毫无掩饰地呈现出他对另一个文化的完全无知和对自己文化的绝对狂妄。这是50年代美国好莱坞世界的“朕意甚为不惬”。
或许更应该从Lizzie Atwater这个女人说起？被派来中国传教的Lizzie在1900年8月初写家书回美国：“我不后悔来到中国，只是遗憾成就那么少。我过了两年幸福的婚姻生活，现在，我们要一起死……”
这封信发出两个星期后，已经怀胎九月的Lizzie和丈夫女儿，以及其他几家传教士和他们幼小的儿女，被诱骗到山西汾州府城外。埋伏着的中国士兵将他们一一射杀，剥光了尸体。被谋害的是十个美国人、两个中国教徒和两个被雇的马车夫。
这些传教士早在义和团的骚动中预见自己的死亡，但是他们的信仰给予他们视死如归的精神力量。然而他们原本崇高的精神力量，在时代的大景中看来，却显得荒谬。传教士在追求个人信仰的实现时，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其实同时是帝国侵略主义的一只爪牙。无私的、奉献的、崇高的个人，在历史的大漩涡里，却变成一个欺凌的、不公不义的集体。
不可思议的是，那义和团拳民本身，又何尝不是许许多多自觉无私的、奉献的、崇高的个人，背上“扶清灭洋”的重任，视死如归。可是在历史的大漩涡里，他们给自己的民族带来意想不到，弥补不了的劫难。
在山西遇难的传教士大多来自美国俄亥俄州有名的奥柏林学院。1903年，校园上建起了一座纪念他们的石柱拱门，刻上了死难者的名字。每一年的毕业典礼，奥柏林的学生要从拱门下庄重地穿过。年年穿过，一晃又到了世纪末，这是20世纪的90年代了。
距离义和团骚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之后一百年，我们的世界流行起所谓“后殖民论述”。奥柏林的应届毕业学生开始拒绝从纪念拱门下穿过；前辈的“光荣牺牲”，对这一代人代表的其实是可耻的西方帝国主义、霸权侵略主义。“为什么只纪念美国传教士？”学生质问校方，“被杀的中国籍教徒，还有被联军砍头的义和团拳民，就不算数吗？这是种族歧视。”每年夏天，学生聚集在这座纪念拱门前静坐示威。世界变了。
或许也可以从“后殖民论述”开始说起？其实老早在赛义德（Edward W．Said）将“东方主义”这个辞炒得火热之前，非洲的知识分子已经写了不少文章向欧美白人的文化沙文意识提出挑战。当非洲殖民地在二次大战后纷纷独立的同时，他们的知识菁英创出Negritude的字眼——勉强可以译为“黑文化主义”吧；他们要以非洲人的眼光来看世界，以黑人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立场来诠释黑人以外的世界。如果在以前的版图上，白人世界是中心，黑人世界是边缘，那么新兴的Negritude就要把中心和边缘两个概念倒转过来，教白人一边站去。
中心和边缘位置的重新调整成为“后殖民论述”的一个核心概念。萨意得关于“东方主义”的著作发表之后，“后殖民”的种种术语进入了亚洲知识分子的日用辞汇。自觉被推挤到边缘去了的亚洲人，突然发现了一个可以帮助他们重新攻回中心的武器。当从前趾高气扬的西方知识分子现在低头作自我检讨的时候，第三世界和西方的知识分子之间似乎突然有了对话的可能。在奥柏林校园里静坐示威的学生很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后铲平了汾州传教士的墓地。
可是铲平墓地容易，调整两百年来盘根错节的边缘与中心关系多么不容易。高声抨击西方文化霸权的亚洲人，我们，哪一个不知道：你的概念来自西方学者，你的术语借自西方著作，你的语言，如果要让这个世界真正听到，必须是西方的语言。你根本没有超越你想要超越的阴影。但是尽管如此，有些人已经觉得可以轻松一点呼吸了。譬如好不容易摆脱了专制和贫穷的台湾人，比从前更能够心平气和地与西方人交往；因为不那么自卑，于是也就不那么自大。
可能是由于美国学者亨廷顿对于文化冲突的预警。他认为第三世界对西方积怨已深，冷战期中意识型态的对峙会演变成文化与文化间的仇视与冲突。亨廷顿警告西方要对其他文化群涌来的挑战及早戒备。他的备战意识令人不安。也可能是由于从阿尔及利亚传来的消息——每天有西方人在那里被杀害，商人与传教士，老弱与妇孺。我们惊讶地发现，一方面，“后殖民”的新思潮盛行，另一方面，义和团式的杀戮重新上演。我们的孩子将要面对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写《白鲸》的麦尔维尔曾经写过一则寓言小说。在一条船上，主人阶层虐待奴隶。经过一场喋血叛变，奴隶英勇地起来推翻了主人。接下来的发展，我们闭着眼也能想象：奴隶成了新的主人之后，开始暴虐地压迫新的奴隶；因为他们从不曾经验过与别人平等地往来，他们只能遵循过去的弱肉强食的模式，以暴制暴。
以暴制暴的后果？德国人是知道的。凡尔赛和约使战败的德国人觉得屈辱。这种屈辱感造成自卑，自卑需要自大来平衡。希特勒所勾勒的富而强的德国，“凌驾一切”的德国，有它的群众基础。但是当德国不再自觉屈辱，富而强起时，他们首先做的就是四出侵略。二次大战结束，德国被四国瓜分占领，历史最恶质的循环又回到可悲的原点。
我不喜欢这本1903年写“中国人都是坏人”的书，我也不喜欢《北京五十五日》这部表现西方人无知却又屈尊的电影。那么我喜欢什么呢？做儿童的时候，教育我的人告诉我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可是历史也告诉我，在追求“富强”的路上，多少国家从屈辱中走出，向横暴走人，在更深的屈辱和更重的创伤下颓然倒下。不，我宁可向往一个“富而有礼”的国家：我们受过长时的欺凌，却不愿老背着“被害者”的包袱做满眼血丝的复仇者；我们曾经是那被压在船底的奴隶，做了主人却不愿再压迫别人做我们的奴隶。当世界文化的强势和弱势，边缘和中心在重新组合时，我们一方面大声批判别人的霸权，一方面不忘记警惕自己不成为另一种霸权，不论是对外国人，或者是对自己人。
“富而有礼”，我相信，才是真正的“富强”。
我当然没跟孩子说这么多；许多事情，有待他自己去发现。我们闲扯了一会儿，月光照亮了半片地板。要他去睡了，他却又在门边回头轻轻问道：“有一天，中国和德国打仗了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你才怎么办呢！”我心里想着，可是嘴里说，“那我就写一本书，用两个中国小孩的眼光写德国人吧！”
（原载1996年10月18日《文汇报·笔会》）
去西湖之前，既想去，又怕去。刚好有朋友甫自西湖归来，便问他：“怎么样？西湖还可以去吗？”
他沉吟片刻，只说：“得挑人少的时候去。”
我就明白了。第一次看见长城，是在人堆里被推挤上去的。人潮像洪水，哗啦啦流在城墙上；播音器以铺天盖地的声音或者警告你别随地吐痰或者强迫你听一段国乐。第一次看见紫禁城，是夹在旅行团和旅行团的中间，进退不得，只好跟着流。向导一手持旗，一手抓着喇叭，用你听得懂和听不懂的语言高八度发音，她的声音必须盖过别的导游才算称职。
可是西湖怎么能不识？唯一的办法是给自己一点思想准备：做最坏打算，抱最低期望，世界就可以照旧美好。更何况，即使是在三百年前，西湖也不是一个幽静的地方。晚明张京元看到的西湖，已经“酒多于水，肉高于山。春时肩摩趾错，男女杂沓，以挨簇为乐”。
到了西湖，果然挤挤挨挨；后头想向前穿过的人得缩肩弓背，两手往前合并作游泳拨水状，才能拨开人的肉流。可是我很满意：湖畔竟然没有张牙舞爪的现代水泥建筑，竟然没有假兮兮雕龙画风红红绿绿的仿古架构。湖面上竟然没有嚣张的摩托艇，水里头竟然没有养肥的鸭子邀游客用气枪打杀。空气里竟然没有刺耳的喇叭声，没有卡拉OK的巨响。
我太喜欢西湖了，这个世界果然照旧美好。我几乎是带着感激的心情眺望湖面上翻动的荷花荷叶。“肉比山高”的人群到了夜里总要散了吧？张岱曾经在大雪夜里独自擎舟到湖心亭看雪。“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唯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他到了亭上，发现亭中已有两人对坐喝酒，于是三人同饮。舟子说：“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我在湖边问20世纪的舟子，今晚是否可以租船游湖。他看我的眼光使我觉得自己荒唐透顶，“晚上？晚上怎么可以？有规定的。”
对于向往已久的大好河山的古迹，逐渐就形成了三种态度。一种是死心死意的回避。衡阳的石鼓书院已经变成了歌舞厅；好，你可以做歌舞厅，我可以不去，打死也不去。庐山上已经建满了横七竖八的房子，挖得满目疮痍；可以，我此生不必“见庐山真面目”。
另一种是想去、怕去、未去的犹豫不决。譬如苏州河。做小女孩的时候在母亲裙边绕来绕去，听她用鼻音哼唱40年代的老歌《苏州河畔》。对苏州河的联想是幽幽的水光映着月色，温柔的橹声里有轻轻的人生的叹息。到了上海，人们说：“苏州河，臭来兮！”脸上作出恶心的表情，使我胆颤心惊。走到黄浦江畔，知道再走一段转个弯就是苏州河，但我停住了脚步，停住了脚步。
我还没见到苏州河。我要不要去呢？
第三种，就是想去、怕去、不得不去，譬如西湖，譬如虎丘。
虎丘为什么一定得去呢？不是因为吴王阖闾葬在那里，下葬三天，有白虎蹲踞其上；不是因为梁高僧竺道生曾在千人石上讲道。我不能不去虎丘，是因为两个前辈曾经用最美丽的中国文字对我描述虎丘的中秋夜晚。
袁宏道说，平常“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虎丘已游人如织，到中秋，苏州人倾城而出，从“衣冠士女”到蔀屋贫户，穿上最好的衣服，带着席子毯子和美酒，从千人石上至山门，铺排开来，“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
然后，一个显然未经过组织，完全自动自发的音乐演唱会就开始了。每个角落里都有人唱歌，上千上百的歌者，各唱各的，结果“声若聚蚊，不可辨识”。渐渐地，歌者的竞技心起，变成音乐比赛，音色较差的就被自然淘汰。当“明月浮空，石光如练”时，“一切瓦釜，寂然停声，属而和者，才三四辈”。
上千的听者，凝神倾听。夜更深时，只剩“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魂销。”到最后“月影横斜，荇藻凌乱”时，整个虎丘上“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
比袁宏道晚三十年的张岱在多年之后也盘坐千人石上，倾听到三鼓，看见“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
比张岱晚三百年的我来到虎丘，虎丘的盆景老树郁郁苍苍，栽培的杜鹃花豪华绚烂。如织的游人在石块间跳来跳去，苦苦寻找摆姿态摄影的地点，尽尽“到此一游”的义务。
我站到远处，想将那宋朝的斜塔尽收眼里，却突然听到公鸡啼声，就在身后。三只比人还高颜色斑斓的大公鸡正扯着喉咙喔喔叫，鸡头随着电流控制一节一节地对人点头。每隔几分钟就啼叫、点头。原来满山都是电动的巨型鸡鸭鱼兔，当然也少不了转来转去的米老鼠。
“中秋夜有音乐会吗？”我问苏州人。
苏州人不知道，“没有吧？”他说。
走到出口，发现苏东坡老先生像个测字先生一样坐在路边为人盖章；电流操纵的蜡人苏东坡僵硬地抬起手腕，僵硬地在我的门票上盖下“到此一游”的证明。
要离开虎丘，才知道我到虎丘其实不为看风景古迹，而为了看一个文化，一个美感充沛的文化。在一个月光灿亮的夜晚，苏州人不约而同来到山头赏月品酒听曲。有那么多的民间音乐家即席演唱，而“听者方辨句字，藻鉴随之”，人人都是有点儿素养的评鉴家。当最精湛纯熟的歌者吐音时，千人石上肃静无声，听者神驰，只能默然点头或者慨然泪下，歌声余音在明月山冈里袅袅不绝。这是艺术欣赏至高的境界。张岱忍不住叹息：“使非苏州，焉讨识者？”
苏东坡傻瓜兮兮地笑着，对所有离开虎丘的人机械地点头；他的眼睛突出像人工培殖的变形金鱼。我从他电动的手掌下取回门票。苏州古城已毁。花了两千年时间沉思琢磨而成的历史风貌只需要两年的时间就可以彻底消除，不留一点痕迹。苏州的识者啊，到哪儿去了？
（原载1996年l1月19日《文汇报·笔会》）
有一个晚上在奥地利，我用德语朗读自己的作品。结束之后，听众纷纷前来握手。一个中年的德国妇女等到最后才走过来，深深注视我，说：“我一直在看您的眼睛。您说话的时候，我总觉得您的眼神那么熟悉，就好像我们欧洲人的眼神；您是不是长期在西方住过？”
我忍不住笑了，“是呀。”我说，“美国住了近九年，欧洲快十年了。”
“那您知道我的意思吧？”她说。
是的，我完全知道她的意思。
她觉得我的眼神熟悉，是因为，当我坐在那讲台上望着他们的眼睛时，我理解他们的眼神。我分辨得出他们眼波流动的是揶揄还是欣赏，是幽默还是嘲笑。当他们彼此会心地对望一眼时，我感觉得出那一眼是轻视还是喜爱，是狐疑还是肯定。我听得懂他们最微妙的笑话，也探得出他们试图隐藏的厌倦。如果眼神是一种语言，是的，那么我显然在不自觉中就用了欧洲人的眼神在和他们对话。
所以她立即地理解了我的眼神。
她指的，事实上，应该不只于眼神。还有身体语言，也就是举手投足。我这个在西方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中国人，和一个没有西方经验感染的中国人，已经有了明显不同的走姿、坐态、表达同意和反对的手势、与人谈话时所习惯保持的身体距离、告别时握手或拥抱的刹那决定……这个观察敏锐的德国妇女觉得对我“熟悉”，不过是因为在那个晚上，我以欧洲人的眼神和身体语言与她做了沟通。
步出演讲厅，踩进灯影错杂的夜色里，和身边台北来的朋友谈起台湾90年代的种种，用不同于北京腔的国语，用彼此熟悉的愤慨和嘲弄，用不必向对方解释的辞汇和手势。临别时，我们回身挥挥手，“明天见！”没有拥抱，没有握手。
那位德国妇女所理解的，“熟悉”的，其实只是一个译本；她哪里知道原文的我是个什么东西？
张爱玲移民美国，常年在公寓里深居简出。爱慕她才华的台湾人不远千里去探望，管理公寓的美国老太太自然不曾读过张爱玲的作品，但是她认识张的；“她好像有病”，老太太用手指指脑袋，表示是精神病。
离开了上海，离开了中国的张爱玲，究竟用什么眼神和她客居地的邻人对望？几十年来，她究竟用什么语言处理生活的流动？我们不清楚，我们只知道，那美国老太太在接受她的眼神、感觉她的身体语言、倾听她带着腔调的英语之后，自以为是地下了注解：“她好像有病。”敲敲脑袋。
从上海翻印到美国的张爱玲显然成了一本老太太完全看不懂、甚至走样到认不出来是书的东西。张爱玲在中文世界里的存在意义，一旦进入美国老太太的眼中，就简化成“她平日不太出来，偶尔外出，都是在晚上出门去超市买点东西什么的。”她哪里能想象，这个“好像有病”的亚洲老女人在初到美国时，曾经感叹：“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只要有……所谓民族回忆这样的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
与胡适分手时，两人望着有雾的河面，“……仿佛有一阵悲风，”还年轻、刚刚离开中国的张爱玲写着，“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到了美国，繁华似锦的写作就整个枯萎。悲风从十万八千里的深处向她吹来，她显然不得不以沉默回答。
管公寓的美国老太大将张爱玲看作精神病人，我想，只是因为她不认得属于张爱玲的“民族回忆这样的东西”罢了。
张爱玲的沉默或许不该叫沉默，该叫失语。沉默还是自己的选择，失语则纯属迫不得已。
卡夫卡的人醒来发觉自己变成了虫：他，它，和周遭的世界突然断了沟通的可能。当他以虫的形体——以虫的眼神，虫的身体动作，虫的声音——与人类接触时，人，哪里认得出深藏在他意识中“民族回忆这样的东西”！一旦变成异类，虫再努力也无法找到一种语言，一种能将自己的回忆与他人共享的语言。人的灵魂裹在虫的外壳里，他便只能和自己交谈。
有家归不得的诗人杨炼从一个陌生的城市迁徙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走在街上看不懂街的名字，听不懂人的话语；和他擦身而过的人们没见过他那样的眼神，也不理解他的语音。人来人往，摩肩接踵，与他却好像幽明两隔的世界。“因为你的头发、皮肤和眼睛，你应当是幽灵，每天，出没于没有你的街上，避开一排排蓝色的实体的人们。因为你的语言，你沉默，沉到最深处时，让自己消失。”
失去语言，因而失去自我，失去存在的实体，杨炼因此体认自己已成了“鬼”；鬼，在城市与城市间飘浮，冷眼旁观（和虫一样，鬼也是个它，只能旁观），旁观“意义”这个东西的彻底消灭。
有海，可港口对你毫无意义。有街道，可脚步对你毫无意义……窗口，有什么意义？看，有什么意义？你向镜子发出邀请，最后一次自己作自己的客人……你知道自己已被埋在黄土下……回哪儿去？黄土下无所谓异乡，也不是故乡，你就坐在这个从来没有你的地方，你哪儿都不在。
你哪儿都不在，人们对你视而不见。放逐者就是那失去语言的人。
迁徙他乡不见得就是放逐，因为放逐不是身体所在的异动，而是一种心理状态。改朝换代时闭门读书的人，虽然足不出户，是典型的自我放逐；乘着五月花号驶向“美国梦”的人，即使飘洋过海，却未必能称为放逐。所谓放逐，必须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远离中心和自身存在意义的边缘化。放逐中的人是一株不由自己的向日葵，微仰着贫血的脸孔，节节转动朝向一个太阳——那十万八千里外的客观上存在或者早已不存在的中心。那个中心，有许多的名字：民族记忆、旧朝天子、血缘文化、母语故乡……
张岱年轻时极爱繁华，好精舍美婢，鲜衣美食，华灯烟火。五十岁那年明朝覆亡，他“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这份隔世之感，和杨炼幽明断绝的鬼语无宁是一种跨代的呼应。“身虽死泉下，心犹念本朝”的张岱选择作为一个永远的边缘人。
可是没有边缘，又哪里有所谓中心？每一场或大或小，或急剧或和缓的改朝换代里，都有一群人跃入中心，另一群人退居边缘。半世纪前国民党来到台湾，大陆人掌握主流，台湾本省人销声匿迹。在日据时代家庭小康、刚想在文坛上起步的叶石涛，突然发现，受日文教育、不能以汉文写作的他，竟然成为自己国家里的外国人。“50年代，我是彻底的旁观者，因土地改革而失去土地的没落地主家庭，变成日无隔宿之粮的穷苦人家……，我的文学生命似已结束。我被社会所遗弃。……经常住在被一片广大的甘蔗田所围绕的农舍里，靠酒精炉烧饭煮菜，晚上点油灯……，这样度过了被人践踏，爬在泥土上的苦日子。”
有趣的是，那掌握主流的大陆人啊，竟是另一种边缘人，你看余光中的诗：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在冰冻的密西根向西瞭望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用十七年未展中国的眼睛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
多愁善感的诗人在动乱中来到小岛，他马上化为一株向日葵，引颈望向失去的中原。乡愁不经意地成为诗人创作的源泉，但是时代对叶石涛那一辈人就比较寒冷；那些无法从失语症恢复的人，就自边缘坠落至遗忘的深谷，不再被人记得。
写作人最恐惧的噩梦，我想，可能就是被人遗忘，被自己在乎的人遗忘。
托玛斯·曼初初流亡美国的时候——那是1938年，他的德国被纳粹占领——他是多么的充满自信。美国记者问他，放逐是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回答：“Woich bin,ist Deutschland．”我托玛斯·曼人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
够狂吧？他的意思是说，即使流亡，他也不会变成边缘人，因为他托玛斯·曼本身就是中心，不管他在哪里。
在1938年，膜拜他的美国读者和曼自己恐怕都相信他的沉着与自负；毕竟他才在1929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可是历史转动的力量可能总要大于个人的意志力，即使是一个伟大的人。曼的英语并不十分好，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日耳曼文化的成品。随着年月增加，他对美国的疏离感越来越深。在一次欧洲之旅结束后回到纽约，海关的美国官员问他是否就是那个鼎鼎大名的托玛斯·曼；是的，我就是。兴奋的美国人说：“Welcome home！”欢迎回家！
曼给赫曼赫塞的去信描述了这一段，然后说：“家，是什么？我早就不知道了！”还没回家十天，他又写着：“我喜爱这房子和花园，但是要死吧，我还宁可死在瑞士！”
为什么要死在瑞士呢？后来我们知道，因为瑞士是个属于德语文化的国家。曾经有人将托玛斯·曼和法国的PaulClaudel比较，说曼受美国的礼遇，他的流亡生涯未免太舒服了。曼辩道：“我的日子也许过得不错，可是他的际遇比我好：他仍能住在自己的国家里，他的作品被人以原文阅读；而我的作品呢，只是一个译本，影子一样的存在，而且我的族人连一行都没读过。”托玛斯·曼对自己小说的英文本毫不在乎；德文版要出现时，他却字字计较，坐立难安。
托玛斯·曼终于如愿以偿埋葬在瑞士，在德语的氛围里。哎，不是说，你人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吗？为什么又苦苦赶回来的路？
巨大如托玛斯·曼，竟然也是一株向日葵啊！
托玛斯·曼无法以美国为家，但是他幸而有个瑞士；他的墓志铭总算刻的是德文，唯一能够传达属于他的“民族记忆”的文字。和他一样运气较好的，是余光中。“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的余光中以及他的同侪（托玛斯·曼的血系中有一条莱茵河的支流），也在不经意间找到了他们的瑞士。诗人从美国回到台北的厦门街；
“回来多久了？”菜市场里发胖的老板娘秤着白菜问提篮的妻，跟班的我
诗人大概心里暗暗一惊：
这一切，不就是所谓的家吗？当外面的世界全翻了身……唐山毁了，中国瘦了……只流下这九月静静的巷子在熟金的秋阳里半醒半寐让我从从容容地走在巷内……即使此刻让我回江南……究竟有几个劫后的老人还靠在运河的小石桥上等我回家回陌生的家去吃晚饭呢？
原来想葬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的诗人，突然发现故乡已全非旧时，而那自己一向无意当做家的地方其实才是真正可以拥有的家。这个意识一定有醍醐灌顶的冲击力，诗人的价值坐标天旋地转起来；他所处的边缘竟然形成了一个始料所未及的崭新的中心，新的中心一旦成形，放逐就止步了。
不是每个人都和托玛斯·曼或余光中那样幸运——如果我们能称之为幸运。许多人找不到回家的路，又建立不起新的中心。他们在边缘挣扎，挣扎着不要陷入彻底的、最终的失忆。把这种面临深渊的恐怖和恐惧表达得最透彻的，正在流浪的杨炼是其中之一。
……记忆把你窜改了。虽然紧闭指缝，脸还是从你必须“记住”的一刹那开始融化，点点滴滴流走。你越努力要记住昨天，就越彻底地失去今天。其实都是死，死于遗忘或死于记忆是一回事。你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世界日日从你身边滑过，在众目睽睽下失传。现在你真的怕，怕记忆……
空空如也中，你和你的诗，彼此近亲繁殖……
你在你自己的书写中失传了。
不能不又想起张岱。他回到令他魂牵梦绕的西湖，看见“歌楼舞榭，如洪水湮没”；急急走避，不再回首。他决定死守在他的边缘，“而今而后，余但向蝶窟岑迹，蘧榻于徐，唯吾旧梦是保”。旧时西湖和与西湖丝丝相连的人生内容是他的中心，为了不失去对这中心的记忆，他写《西湖梦寻》七十二则，对自己、对别人，证明某一个价值、某一个意义的存在。
杨炼却在自己与自己的对话中发现，放逐者的诗，因为处于孤绝，渐渐要失去他对记忆的残存的掌握，已经开始近亲繁殖！当被埋葬的不是死人，而是墓碑自己的时候，墓碑上的文字已经掏空了意义。诗人面对无边无际深不见底的虚无。
可是，书写本身不就是一个抵抗的姿势？如果不是为了肯定自我，怎么会有屈原的《离骚》？如果不是为了保存记忆，怎么会有张岱的《石匮书》？如果不是为了拒绝失忆，白先勇怎么会写《永远的尹云艳》？如果不是为了克服失语，叶石涛怎么会活到今天写《台湾文学史纲》？大陆的大墙文学、伤痕文学的作者们，哪一个不是当年消沉困顿、岌岌于深渊边缘的放逐者？
有的人在放逐中步履踉跄退到孤独的边缘，起先沉默，而后失语，最后失忆，忘了自己也被世界遗忘。有的人却因为抵抗失忆而找到新的中心，或者，给予边缘新的诠释，使边缘本身成为一种目的。不管是升起或堕落，放逐，迫使一个人赤裸裸地、毫无退路地面对他的生命本质。它加重了灵魂的重量，使你深沉——如果你没先被那个重量压倒的话。
不，我说错了；放逐可以将你的灵魂彻底地抽空，使你轻得找不到自己，那才是生命里不可承受的轻……
我？
我没什么好抱怨的。我是说，道路上络绎不绝那么多命运坎坷的放逐者，我不敢抱怨。著作，我有；读者，我有，时不时还收到远方的来信，来自大陆或台湾，来自美国或新加坡，总是和我同属一个文化氛围的中文读者。我不必对着镜子和自己日渐苍白的影子练习说话。
可是啊，我也是一株向日葵，贫血的脸孔朝着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走遍千山万水，看见黄浦江却觉得心跳得特别快。认识整个世界，和台北的朋友相濡以沫感觉却特别温暖。我清楚地知道，在这里，我是边缘——柏林围墙倒了，苏联帝国垮了——又怎么样呢？我是那彻底的旁观者。可是，在十万八千里外的那里，我是中心：事件震动我，我震动人群，人群影响我，我影响事件。那是一股澎湃汹涌激荡回旋的浪潮，我可以一头卷进去，与时代肆意地撞击。
于是我不断地回去。
台北人在各式各样极度精致或者故作粗野的餐厅里吃饭。吃饭就免不了要谈政治，谈的多半不是世界局势，而是台北政局，更贴切一点，是台北政争。一个模棱两可的手势，一句分辨不清的耳语，一个暗地里的小动作，在岛上都有膨胀发热的重要性。人们笼罩在政治的大网下，热切、激动。
我站在街头，看见木棉花从树梢落下，“噗”一声打在柏油路面。这是汽车横冲直撞的大马路，热腾腾喷着油味的引擎轰轰响着，我竟然听见了木棉花掉落在地上的声音。或许我以为我听见了？穿过马路，走向大安公园。一个游行的队伍正横过马路，摇旗呐喊着；旗子被几辆庞大的公车遮住，看不清上头的字。大安公园的人行道上种着一种矮矮的灌木，显然是接木的品种，同一株灌木上竟然开着蓝花与白花，看起来异样地美丽，却也透着一种令人不安的矛盾。我蹲下来，细细地看着那纤巧的花瓣。游行队伍走到哪里去了？竟然没注意。
走在蓝白小花相间的人行道上。一个人走着，没碰见熟人，也没被碰见。鞋跟在红砖路上清脆地敲着。走着走着，怎么一种孤单的、边缘的感觉，那么熟悉地，从心底浮了上来，跟着我一直走到路的尽头。
难道说，放逐久了，即使原本也只能是一个隐晦的译本？
干杯吧，托玛斯·曼！
1996年
龙应台女士《干杯吧，托马斯·曼！》一文用到“放逐”两字，大有分教。
“发配沧州”、“流放西伯利亚”或“贬谪潮州”等不同情况的“放逐”，都有某些共同本质。放逐是掌权者对仇人、异己或“犯法”者所施的惩罚之一种，由不得被惩罚者选择，此其一；放逐的所在地不是落后边鄙，便是蛮荒鸟不生蛋之地，此其二。在专制或暴政之下，被放逐者多为才人志士，受人崇敬。历史上更不知多少千古流芳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遭受放逐的命运。
在“放逐”与“自我放逐”之间，还有一种半被迫、半自决的情形，或者就叫“流亡”，那是在暴政威压之下，非走不可。提供庇护的流亡之地或可由自己选择。纳粹时期与早期苏俄许多思想家、艺术文学家与科学家，多以美、法等富强发达国度为依栖。只要现实环境许可，他们念念不忘希望回到母亲的国土，托马斯·曼是一例。索尔仁尼琴不情愿地在美国自由享受了比他的同胞好上百倍的流亡岁月，但在苏联解体不久，他便回去拥抱他苦难的人民。
被“放逐”者受世人的同情与崇敬，而“自我放逐”者更可赞美歌颂。真正的“自我放逐”大概只有三种：一种是个人追求某种崇高的志业不见容于本国社会，无可奈何逃离故土，远走异乡，继续奋斗。另一种是有感于人类社会的不公与残缺，对苦难者抱持非常的同情心，在使命感与牺牲奉献的热忱驱使下，抛弃原有的优裕，到最痛苦无助的地方去默默从事拯救灵魂、济助肉体的工作。此两种“自我放逐”出于自愿奉献，当然更值得钦敬。
此外，如果一个有成就、有贡献的人，因为后来对他所归属的现实社会非常失望，但其志趣与所能不在改造社会的工作上，于是飘然远引，另觅桃源，不再过问世事，离群索居，以求自我完善。这大概可算是“自我放逐”的第三种。即是在前面两种坚苦卓绝之外，超逸自适的一派。因其人之杰出，志行之高洁，与世无名利之争，也令人钦佩。
若非上述种种，老实说根本不能以“放逐”或“自我放逐”来鱼目混珠。
半世纪以来，吾族中人为了避祸、生存、安宁、发展、深造、事业、致富等等不同动机，通过种种不同途径，出奔或移居外国者，人数为历史上所空前。人往“佳”处走，无可非议。尤其在此地球村的当代，异国通婚，移民易籍，非常平常。良禽择木而栖，何况聪明透顶的人类。弃贫陋而慕富美，厌落后而趋先进，舍忧患而求安乐，也是人性之常。不过，我们许多成为外国人的“中国人”（其实只能说是“华裔”）有些不寻常。比如说有所谓“侨选立委”。既为外国人，却仍可当本国民意代表，参与国政决策。每逢选举，海外华裔外国人争相表态支持或反对某党某人，这不啻外国人干政。这些华裔外国人回国，或称“侨领”，或为“旅美、旅欧学人”。他们自己与本国人都忘了他们“外国客人”的身分，而且好像是更“高档”的“中国人”。他们回来指指点点，声音都特别响亮。平心而论，在外国深造学有所成而归化外籍的这些“前同胞”，其智能平均而言，确比国内芸芸众生优秀；他们对本土某些贡献不应忽视而应感谢；他们对本国社会、文化的批评也常令人折服。不过，有一个问题他们不大肯面对。那就是：本民族最优秀的人都厌弃落后与忧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怎能先进安乐得起来？他们既不肯在本国土地上与本国人民一起努力，既做了外国人，除了像文化交流中外国专家嘉惠落后国家那样的往来之外，其他的“利益”又岂能伸手攫取而毫无自疚？但是我们多的是这种占两种便宜的“高级华人”。
既选择各方面最好的国家去认同，又不肯与世无争，常常回来做高档的“中国人”，名利双收，来往尽是本国的名流显要，到处有掌声相随，就因为许多羡慕的眼神争睹先进文化的中文“译本”。但是，中国人的苦难不是“译本”所能解除。而当本土灾难的时候，“译本”又将还原为先进国的“文本”。放逐者的行列里从来没有这样的精明与“高档”。自称“放逐”，那是笑话。
“我托马斯·曼人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我们不禁要想：中国人的灵魂都在外国先进文化的“译本”那儿吗？这些“译本”代表着中国人的良心忍受着“放逐”的煎熬吗？
我要学龙应台的名作标题（她有《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对所有的中国人说：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争气！兄弟之间还要制造民族的苦难？”
但愿所有认同中国文化，愿为创造明日有希望的中国文化，愿意在中国的土地上（包括两岸）奋斗的同胞，携手共同革除中国文化社会新旧的积弊，追求全民族的进步与光荣，捐弃成见，以兄弟相待。我们如果挑起战争，中华民族将又成新世纪世界主流文化的边缘，我们又要损失多少精英去做西方文化的“译本”，而使多少中国人永远自感低人一档。
（原载1996年台北《中国时报》）
怀硕老友：
读你批评我的文章，有时光错乱之感，好像回到写《野火集》被攻讦的时代，那已是十年前了。怀硕，你没长进。
先谈你对我人身攻击的部分，所谓“外国人干政”云云。你应该知道我只有一本护照，没有任何其他国籍。当我给李登辉先生写公开信的时候，我是以一个百分之百的台湾公民的身分出发的，没有什么“外国人”或“华裔”的问题。但这并不代表我有特别的爱国情结；未入美国或德国籍，只是因为我懒得去填表盖章排队。如此而已。
被迫这样的披露自己，使我觉得尴尬而愚蠢。你知道这是什么时代了吗，怀硕？你谈的还是“拥抱苦难的人民”、“使命感与牺牲奉献”、“改造社会”……这完全是中国知识精英的语言，从古时的士大夫到五四运动到80年代中期的台湾。这种语言所反映的是知识精英高高在上的特殊自觉与身分：人民是苦难而无能的，而掌有知识权力的精英必须去“拥抱”、“牺牲奉献”、“改造”人民。但是90年代的台湾社会已经发展出前所未有的富裕和知识权力的普遍享有；人民不再苦难无能，知识精英也不再高高在上。究竟谁需要谁的“拥抱”？恐怕是那不甘寂寞的精英自己渴求人民的拥抱吧！
一个民主宽裕的社会不需要它的知识精英去扮演英雄救国救民。知识精英和社会阶层各行各业一样，踏实地做好自己的专业，就是奉献，自然的正常的奉献，不是热血奔腾、歇斯底里的牺牲。台湾的发展已经超越了那个等待英雄拯救与拥抱的阶段。
你还认为，“在本国土地上与本国人民一起努力”，才是唯一正当的报国方式。对不起，怀硕，一个民主宽裕的社会应该无所不容；即使是一个对报国毫无兴趣的人也有他立足之地，而有心报国的人更有无限的可能。托玛斯·曼对德语文化的付出超过千百个他的同侪；但是托玛斯·曼入了美国籍，他正是你所指责的“外国人”！
至于微小的我，在这篇文章刊出时，正在飞往台湾的半路上，我不屑于告诉你这是什么“共赴国难”；我不是个爱国红卫兵。我为私人的理由去国，也为私人的理由归国。我的归国，如果仅仅只是为了想念黑巷里的茉莉花香和清晨街头的油条烧饼，也不见得比什么“拥抱苦难的人民”来得不崇高。任何崇高的、慷慨激昂的理想，在我的理解，最后都无非要为卑微而平凡的个人服务。
谁说回馈社会只有一个模式？一个健康而自信的社会应该可以告诉它的人民：“海阔天空，发展去吧！”回馈来得自然，无需强求。只有极度贫乏而自卑的社会才会在自己周围建起围墙，划清我族异类，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
在我看来，中国人只要争气就可以，不必非得守在那假想的围墙内。已经开阔了胸襟的台湾人，更没有自卑的理由。
你说呢，好朋友？
应台（1996年）
十年前，龙应台《野火集》特大畅销。因为里面选了我一篇小文，自感与有荣焉。后来又承邀写了一篇表达肯定的文章收入她的《野火集外集》中。为她喝彩，手拍痛了。
十年后，我对她《谈放逐中的写作》有点议论批评，龙应台立刻闻过则怒说：你没长进。我有点错愕。如果要“有长进”，大概只有鼓掌不断。不过，一直拍已痛了的手掌，又怎能算“长进”呢？
什么叫“人身攻击”？龙应台当然不会不懂。自己犯了人身攻击却反指别人如此，这算什么？拙文谈“侨选立委”及华裔外国人介入台湾选举或不当的政治表态，说那“不啻外国人干政”，不对吗？其人既不与本土人民共祸福，又不纳税，凭什么伸手涉足？凭什么支持这，反对那？至于并无政治野心、纯粹做文化与社会批评者，只要有根据，说得中肯，即使是当年批评有人情味而没公德心的那位真正的外国人我们还不是赞赏感激？《野火集》不是大为畅销吗？有谁说过“外国人”就不准批评？何况龙应台到现在仍是中国人。
“拥抱苦难的人民”，如索尔仁尼琴；“使命感与牺牲奉献”，如史怀哲；“改造社会”，如胡适、梁漱溟等等。也许他们都自以为是，但我们没有责难人人非如此不可。我说过，人若厌倦现实，而志不在改造社会，自觅桃源，只为自我完善，也有可敬吗？龙应台怎么把“改造社会”说成“改造人民”呢？假如要好好回应龙应台《中国人，你为什么自卑？》一文，恐怕要写好几千字。该文太情绪了，而且扭曲拙文，我实在没耐心逐句来反驳。我想龙应台以及有心的读者，若肯比对从《干杯吧，托马斯·曼！》到《自卑》三篇文字，当会晓得，龙应台的态度实在不大公道。
事实上，拙文重点在真“放逐”与不算“放逐”两者的分辨。龙应台不满拙文所言，为什么不告诉我们那些不曾受迫害，完全是个人意愿与选择而居外国的人也可称“放逐”？《自卑》一文避开我所讨论的“放逐”与“非放逐”，岂非另一个不公道？
媒体英雄以其本事名利双收，并无不对不妥。回到掌声所在地来做点公关，也无可非议。但若说这只为台北的烧饼油条而回来那样单纯痴情，便太矫情。至于说自己若想入美国或德国籍，是易如反掌；之所以未入，“只是因为我懒得去填表盖章排队。如此而已。”这样的大话，实在更不应该说。
龙应台得天独厚，聪明慧敏。她过去十年的写作，不论社会批评或文化批评，其感性之笔，时有振聋发聩之功，非常可佩。她对台湾的关心与爱心，绝不是只为“卑微的个人服务”；“使命感”、“奉献”……不正是你使我们拍痛了手的原因吗？你说呢，龙应台？
1996年
我生活在一个传统无所不在的国家。在这里，两百年前的人栩栩如生，好像只是出门到巷口买个报纸，马上回来；他桌上的茶还热着呢。
1997年的德国，翻开报纸，打开收音机和电视，无处不是海涅的消息。他的《罗雷莱》诗被舒柏特谱成歌曲，连中国的孩子都会唱。1997年，德国人用一整年的时间在纪念诗人两百岁的冥诞：海涅朗诵节、海涅学术研讨会、海涅音乐会。
1997年，无处不是舒柏特的消息，在报纸副刊上，在收音机里，在出版社的海报书目上，在书店的玻璃橱窗里。舒柏特的传记被制成书籍、录音带、CD、广播剧、电影。整个德语世界从城市到乡村的音乐厅里，响着舒柏特的小夜曲，交响乐，民歌。1997年是舒柏特两百岁的冥涎。
1998年，郁金香才刚从苏醒的土里钻出，空气里已经到处响着布莱希特的名字；今年是这位剧作家一百岁的冥诞。他的剧本在大大小小的剧场巡回演出，他的作品在一场又一场的研讨会中让专家们争来辩去，他的生平轶事占据一版又一版的文化副刊。与布莱希特有关的书甚至被搬到台北的国际书展中去占一个特别尊贵的位子；中文读者对他当然不陌生，布莱希特的《四川来的好人》在世界文学里太有名了。
1999年，明年，不管它世纪末不世纪末，德国人正准备轰轰烈烈地庆祝另一个人的生日，比庆祝海涅、舒伯特、布莱希特都要认真而隆重：明年是歌德两百五十岁冥诞。法兰克福，歌德的出生地，将是张灯结彩的大舞台。
市政府已经拨下约一百万美金预算，觉得还不够，转向企业界募款。德意志银行马上捐出六十万美金，商业银行也贡献了十几万。别的捐款源源而来。明春4月，“歌德的散步”开始庆典的序幕；人们从歌德的老房子出发，沿着莱菌河，踩着歌德当年的脚印，走到他爱去的“磨坊”酒馆。古意盎然的酒馆就在河边，有老树垂柳围绕，几乎一石一木仍是旧时颜色——好像歌德离开他桌上喝了一半的啤酒，只是去买份报纸罢了。散步途经的延绵数公里，会有一路的户外雕塑展和画展，还有歌德诗歌的即兴朗诵。
两百年前行路不易，歌德算是个大旅行家了，坐在马蹄达达颠簸不堪的驿车里，游艺欧洲。1999年的“诗人之旅”将由火车把歌德的崇拜者从法兰克福载到歌德曾经云游的城市：斯特拉斯堡、苏黎世、意大利的佛伦那……。8月28日，歌德的生日，是整个庆典的高潮；“歌德文学奖”要颁发，朗诵会要举行，法兰克福要变成一个歌德城。事实上，一整年都是歌德年：社区图书馆会举办各种歌德讲座和诗歌朗诵，博物馆有各形各色与歌德有关的特展，现代美术馆预备把整栋建筑的外表画成歌德风格，其他美术馆将联合起来展出“1770年的欧洲”，把歌德时代的艺术、音乐、文学、服装、建筑、家具，也就是说，把两百年前孕育了歌德的整个文化史和生活史呈现出来。
平常，有学问没学问的德国人就喜欢动不动背上几句歌德的格言作为教养的装饰，玻璃书柜里当然得摆着精装的《歌德全集》；明年可真的要烦死人了，举国上下都要谈歌德，谈他的情诗和抒情诗，谈他的妻子和情人们，谈他的浮土德和魔鬼。但是，我究竟是真的厌烦呢，还是嫉妒？
让我想想，和歌德同时代的中国文学家有哪些？纪晓岚、袁枚、姚鼐、龚自珍、李汝珍（《镜花缘》）、陈端生（《再生缘》），然后，当然还有吴敬梓和曹雪芹！他们的冥诞有谁记得有谁庆祝呢？难道他们不是到巷口去买报纸，茶还热着？
我承认我嫉妒，而且有点儿莫名的辛酸。
（原载1998年4月14日《文汇报·笔会》）
坐定了才知道，这是开往柏林的列车。
两个小时之后，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
我这样发现了魏玛。
1770年的德国还是“春秋战国”的时代；没有所谓德国，只有三百个大大小小的公国，各有各的军队和法律、公爵和农奴，彼此还玩着远交近攻的游戏，战乱连连。国与国之间交通不方便，货物来往得重重缴税，连时间都各行其是。西方的法国和英国已经感觉到革命即将来临的隐隐地震，讲德语的这些小国家还在山坳坳里继续着保守的封建传统。作物歉收时，成千上万的人要死于饥荒。即使在平常的日子里，半数的孩子活不到十岁。成人的平均寿命也不超过四十五岁。格林童话里那么多后母和孤儿的故事，不过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时代反映。
阅读人口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五。而为了对付这百分之五，统治者还得有各种控制手段。诗人舒巴特写诗抨击贵族的荒淫无度，被符腾堡的公爵驱逐出境，后来又诱他回国，囚禁了十年。席勒在符腾堡被禁止写作，“乱邦不留”，只好逃到另邦去发表作品。歌德的“少年维持的烦恼”在莱比锡被称为“毒草”而上了禁书名单。但是统治者对思想言论的箝制只是他权力的一小部分罢了；想想看，他还能够将他的属民卖给外国当炮灰，每战死一个兵他可以赚得五六百塔勒。恩格斯描述当时的社会：“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一切都烂透了……”
在这样暗淡的天空下，魏玛小城，人口不过六千，究竟怎么变成一束光，吸引聚集了德语文化的各邦菁英，使山坳坳里的德语文学突然提升成气势磅礴的世界文学？1770年，维兰德来到魏玛。1775年，歌德来到魏玛，1776年，赫尔德来到魏玛，1779年，席勒来到魏玛。
维兰德是洛可可文学的主要代表，出版了德国第一个重要文学杂志“德意志信使”，写出了德语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启蒙小说和第一个不押韵的诗剧，第一个大量翻译了莎土比亚的作品，给德国文坛带来极大震撼；他的翻译直接影响了赫尔德、歌德、席勒的写作。赫尔德可以说是狂飙突进文学运动的理论导师。他提倡对旧格律和旧形式的打破重来，让形式去配合自由的思想；他主张任何伟大的世界文学都必须先植根于民族本士。作为康德的学生，赫尔德承继了启蒙主义的理性，但是他对情感的强调和对古典主义的批判又酝酿了狂飙突进文学与浪漫主义的发芽。在斯特拉斯堡时，一个修法律的学生每天来和他讨论文学与思想，他对年轻歌德的影响是直接而明显的。维兰德和赫尔德都是德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举足轻重的人物。
来到魏玛的歌德才只26岁，一个有法学博士头衔的畅销小说作者。前一年才出版“少年维持的烦恼”轰动了欧洲；意大利教会买了所有的译本，放了把火成堆烧了。多愁善感的年轻人抱着书，穿着维特式的衣服，做出维特忧伤的表情，去自杀。1775年携至魏玛的行囊里，已经藏著浮士德的初稿，诗剧“普罗米修斯”和剧本“铁手骑士”。歌德当然不会知道，他将在这个小城里生活五十七年，歌哭于斯死于斯。而街上引车卖浆的老百姓和宫廷里附庸风雅的贵族们，恐怕也没认识到眼前这年轻作家将成为德语文化的火炬，将重写德国文学史。
席勒逃离独裁专制的符腾堡公国，成为流亡作家。分裂的“春秋战国”状态还真是个幸福美好的时代，对作家而言。席勒离弃了一国，还有两百多个同文同种的德语国家让他择枝而栖，待价而沽；如果碰上个中央集权大帝国，那可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思考缜密的席勒在史学和美学上都有重要著作，1794年到了魏玛，与比他年长10岁的歌德开展了德国文学史上最灿烂的古典时期；1797年，两个人都有划时代的叙事长诗发表，使得这一年被文学史家称为“叙事诗年”。
独自坐在公园里一张长椅上，展读魏玛史，阳光把晃动的树影投在书页上，摇花了我的眼睛。但是真让我眼花撩乱的可不是阳光啊！给我一个小城，给我一个年代，让韩愈、刘勰、关汉卿、曹雪芹一块儿发出光彩，我也要目眩神迷的，不是吗？
1770年的魏玛公国，全国人口不过10万，军队不过数百，还被后来的歌德裁军裁了一半；突然变成了人文荟萃的中心，过程并不复杂。“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个女人”，安娜·阿玛丽雅嫁给魏玛公爵时，将她对文学艺术的爱好也带来了魏玛。儿子少年时，她把维兰德聘来做家庭教师，同时大力推动剧院，艺文沙龙和图书馆
的建立。深受母亲影响的卡尔王子执政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把歌德聘来，以1200塔勒的年薪，花园豪宅，还有完全的信任。如果一个战死的士兵才值600塔勒，歌德的薪资显然是可观的。紧接着歌德把赫尔德引进成为宫廷牧师，把席勒找来发展剧院。思想的开放，人文气息的浓厚，对文人艺术家的厚爱，使魏玛小国成为18世纪德语世界的文化大国。
所以英雄是可以造时势的。促成了德国文学史上最灿烂的一章的，是一个热爱文学，尊重文化，而且胸襟开阔的封建贵族。有他没有他，历史就是不一样。曹雪芹过了十几年“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顿不堪的日子，五十岁不到便潦倒地死在北京西郊一个山坳里，“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置暝”。如果他有一个热爱文学，尊重文化，胸襟开阔的统治者的支持，中国文学史是不是也可能多出特别灿烂的一章？
啊，对不起，我知道，在历史里说“如果”是件无聊透顶的事。曹雪芹的时代已经有它不容“如果”的史实：1724年禁市卖“淫词小说”，禁丧殡时演戏；1728年郎坤因《三国演义》而革职；1738年禁“淫词小说”；1753年禁译《水浒传》和《西厢记》；1764年，禁五城戏园夜唱……曹雪芹只能死在他的凄凉荒村里。雍正和乾隆写的是一部不同的历史。
可是那是君主专制时代，一个个人可以决定历史。那个人也许是英雄，也许是暴君，席勒在符腾堡因暴君压迫而失语禁声，在魏玛则因英雄赏识而才华奔放。为了避免人治的不稳定，20世纪的我们终于走到了所谓法治的地步：从前的农奴、工匠、市民、学者，现在都成了“选民”，以投票来决定谁是自己的“统治者”。问题是，这个代表民意的总理或总统或总裁或主席，是否就更能保障思想的自由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呢？问题是，假设在1775年，卡尔公爵已被推翻，魏玛要以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聘请歌德和席勒，投票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经过巴赫的故居，经过歌德的图书馆，从他手植的一株来自中国的银杏树下穿过，经过托玛斯曼和托尔斯泰住过的大象旅店，经过李斯特的旧宅，折向西北，沿着一条安静的老街行约20分钟，找到洪堡街36号，就是尼采故居了。他在1897年搬进这屋子，三年后在这儿去世，一个饱受痛苦，精神错乱的天才。
庭院寂寂，一只棕红松鼠在大树间跳跃穿梭。也许在寻找干果。
没想到房子里面比外面庭院更冷清。一个访客都没有，管理员百般无聊地坐那儿，好像已成静物陈设的一部分。歌德故居里挤着一堆又一堆的学生和游客，扬扬沸沸，解说员滔滔不绝。尼采你何以寂寞至此？
尼采的自述曾经让我在寒夜孤灯下笑出声来。在自述里，他解释“我为什么这样智慧”，“我为什么这样聪明”，“我为什么写出了这样的好书”，用一种狂妄的艺术姿态睥睨传统社会，重估一切价值。我不能不爱他叛逆的彻底。他对自己民族的批判更是淋漓痛快……“凡德国势力所及之处，文学就会遭到摧残，瓦格那在德国人中间纯粹是个误解，我也是这样，并将永远如此……首先得有二百年的心理和艺术训练，我的日尔曼先生们！”尼采预言，有一天，人们会成立特别的讲座去研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但是“今天还没有人听取，还没有人懂得接受我的东西，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我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不想被人误解，因此，我也不要误解自己。”
难道尼采，在他旷世的大寂寞中，早巳知道他将如何地被他最蔑视的人所扭曲误解？难道他早已知道他自己就是“悲剧的诞生”？
住进洪堡街36号的尼采已经是个无法与人沟通的病人。白天，他躺在沙发上睡觉；午夜，来探看他的好友却听见痛苦的喊叫，尼采在房里用全身的力气狂吼。第一个“误解”尼采的是尼采的妹妹伊丽沙白。她掌握了所有的手稿和信件，按照自己的信念加以编撰，修改，重写。很不幸的，伊丽沙自是个德意志种族沙文主义者，而且有着庸俗不堪的品味。这个女人把自己打扮成尼采的大祭司，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尼采崇拜者。有一天，屋子里觥筹交错时，她还戏剧化地把一个大布帘突然拉开，让大家“瞻仰”坐在轮椅中形容憔悴，目光呆滞的病人。墨索里尼赠她以鲜花礼物，希特勒亲自三度来访；即将跃上权力舞台的纳粹在寻找使其政权正统化的理论支柱，伊丽沙白热切地提供了经她烹煮的美食，尼采的思想变成纳粹的国学。洪堡街36号成为一个文化殿堂。
1945年，改朝换代了。无产阶级专政，人民至上的魏玛把洪堡街36号从地图上涂掉，“法西斯”哲学家尼采成为禁忌。他的资料仍存在屋子里，但在东德的历史上，尼采已被政治的大橡皮擦整个擦掉。偶尔有外国学者来看档案，计程车司机必须把每一个前往洪堡街36号的乘客向安全部报告。
是整整半个世纪的遗忘，使那松鼠如此大胆自得，纵横来去，仿佛它才是这里的主人。尼采死后一百年，前五十年被捧为官学，后五十年被贬为伪学。官学伪学当然都不是真正的尼采。“首先得要有一百年的心理和艺术的训练，我的日尔曼先生们！”尼采的黑色预言听起来傲慢无比，却准确地道出了历史的真相。历史的真相，或者说，历史的没有真相，令人黯然神伤。
那热爱文学、尊重文化、胸襟开阔的魏玛，是死在谁的手里？
希特勒的权力也是人民大众所赋予的，不是君权神授，爵位世袭，当人民大众取代了封建贵族掌权的时候，文化，又怎么样呢？
1919年，名建筑师葛罗皮雅斯在魏玛成立了一个新的美术建筑学院，叫做“Bauhaus”。Bauhaus的原意是建筑工地上暂时设置的工作房，葛氏以工作房为象征，推出自己的艺术理念：“视觉艺术的终极目的在于建筑。美化建筑曾经是美术最重要的任务……建筑师、雕塑家、画家，必须回到工匠的园地……我们要创造一个崭新的未来建筑，在其中建筑设计、雕刻、绘画浑为一体。”把美术从冰冷的画廊里带出，带进人的日常生活空间里去，是葛氏的美术哲学。很少人料到，Bauhaus将影响整个20世纪的西方美学和建筑。
葛氏招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家来到魏玛，最有名的包括PauI Klee和Kandinsky。头四年里，瑞士的JohannesItten影响最大。他深受道家和禅宗的启迪，祟尚美的诉诸直觉而排斥理性分析，并且以禅院里师徒相授的方式教学，每堂课由打坐和音乐开始。LaszloMoholy-Nagy把结构主义的想法带来，试图结合艺术与现代科技。20世纪最前卫的艺术实验就在小城魏玛展开。一支文化的利刃正磨淬它的锋芒。
魏玛的居民开始觉得不安；Bauhaus艺术家的穿着不符常规，他们的设计光怪陆离，事事背离传统。魏玛的父母们要恐吓啼哭的孩子时就说，“再哭就把你送到Bauhaus去！”最致命的是，工作房的艺术家们不是民族主义者。一次大战的惨败，凡尔赛和约的耻辱，使20年代初的德国人自信心尽失，自信心越低的民族越需要讲民族自尊。Bauhaus里充斥着外国艺术家，而且他们的艺术理念是世界性的，于是没多久，魏玛的大报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攻击文字；“不以民族为本位的艺术就是对祖国的谋杀。”发动攻击的是魏玛本地的作家和艺术家，挟着市民的支持。
这里，高涨的本土意识向Bauhaus的国际意识宣战了。讽刺的是，反对先锋艺术的人多半以文化传统的卫道者自居，而他所捍卫的文化传统就是歌德席勒所代表的传统。奇怪啊，席勒的作品里有多少批判现状、挑战传统的叛逆，歌德的思想里有多少对宽阔的世界文学的向往，到了卫道者的手里，全变成了死传统，像泡在福尔马林防腐剂里的伟人尸体需要士兵的捍卫！唉，德国人与中国人怎么这么相似。
1925年，魏玛已经成为反犹排外的纳粹党的根据地；Bauhaus被迫解散。歌德的小城终于失去了最后一次发光的机会。
没有光，只有浓烟滚滚，从大烟囱里呼呼喷出，遮盖了魏玛的天空。
1919年，Bauhaus的艺术家选择了魏玛作为他们美学的乌托邦；刚刚推翻了封建帝制的德国共和国——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也选择了魏玛来开国会，作为民主的乌托邦；是为“魏玛共和国”。共和国的结局是悲惨的。在乱局中人心求治，强人一呼百诺，魏玛支持纳粹的比例特别高。1937年，纳粹设置了一个集中营，杀人灭迹的煤气炉、焚化炉，一应俱全；地点，又是魏玛。
地面上尸横遍野，天空里浓烟滚滚。这是哲学家与诗人的国度，这是挣脱了封建桎梏，人民作了自己主人的时代。
我在20世纪末见到魏玛，一个安静朴素的小城，商店里卖着各形各色歌德和席勒的纪念品。没有剑将出匣的隐隐光芒，没有蠢蠢欲动的躁热不安。看不出，它曾经撼动世界。
推翻了帝王贵族，我们得到独裁者。推翻了独裁者，我们得到大众，同时得到最贴近大众因此最平庸的文化品味。当年，如果要公民投票来决定歌德和席勒的去留，来决定疯子尼采的命运，平庸主义恐怕是最后的胜利者；民主的倾向就是向平庸看齐、靠拢。但是，一个以平庸的标准为标准的社会，能思索什么，创造什么？平庸主义以大众之名对菁英异类的压抑和符腾堡公爵对席勒的压迫有什么根本差异？
我痛惜那饱受糟蹋、百年孤寂的尼采，我遗憾Bauhaus艺术家的壮志未酬。也不在乎大声地说，我对民粹精神非常疑惧，对平庸主义绝对反感。如果大众的胜利意味着文化的失败，这个胜利只能是虚假的，因为，缺少思索和创造的社会绝对走向停滞；在一个停滞的社会里，还有谁是胜利者呢？大众只能擦亮前人的纪念品在黄昏里过日子罢了。
严复在翻译穆勒的《论自由》时，说到他自己对自由的理解：“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其实不只如此啊，严复，还得加上“三不为群众所惑”，才是真正的独立自由吧。
准备离开魏玛，在旅店付账的时候，掌柜的告诉我：“那当然共产党时代好！吃大锅饭，没有竞争，大家都是好朋友。现在呀，有了自由就没有安全，这种自由太可怕了。”我抬头仔细看看他，是的，日尔曼先生。请问往火车站和往尼采故居是不是同一条路？
（原载1998年6月4日《文汇报·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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