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长“政治经济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4:17:09

处长“政治经济学”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麦田2010-01-12字号最大较大默认较小最小背景          加入收藏 电邮给朋友 打印本文章 写信给编辑 

(编者按:本文为《中国官员行为考察》的上篇)

从古至今,政府都是中国变迁的一大核心力量。虽然对政府和官员行为观察分析不易,任意批评也更痛快,但欲深刻理解中国,此领域不可不察。我们将分三篇来系统研究当代政府行为和变化,通过它再来看中国的现实和未来。

先让我们观察中层官员群体。

我们说的中层官员多为参与中央或地方政策制定的人,但他们不是这些政策的最后“点头”者(实际“点头”者可能为本领域地方主管领导或部委领导),也不完全是政策的最终执行者(比如减免农业税政策的最终执行者是乡镇和基层财税干部)。但他们手中的实权和影响力却不可小看,曾有人感慨中国最有权力的人实际是那些重要部门里的处长们——的确,作为“兵之头、将之尾”、“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的处长们可以说是我们界定的中层官员的主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行政级别复杂,有很多不可比因素),他们是干活的主力,是政策起草和推进的主力。

80年代中期中国进行了意义深远的干部体制改革,之后中青年知识-技术型官僚兴起,直到现在也是如此,他们构成了中层官员群体的一大部分。高学历、专业化(比如记者去做地方政府宣传官)、年轻化(“一步差,步步差”的晋升逻辑使然)是他们的主要标志。

不过三个问题也越来越明显:

其一,中国变迁远不只是“经济增长”可以涵盖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阶层分化、文化碰撞等等都是综合性、全局性和结构性的,过于专业化的官员能否应对这样错综复杂的局面呢?

其二,他们可能提供最初的政策方向甚至草稿,但就成长路径和阅历而言,他们都非常缺乏上一代官员对中国现实的体味,这就构成了很大的矛盾,政策草拟者很可能并不熟悉政策影响的人和其中复杂的现实运作和关系;

其三,如鲁迅说他寄希望于青年,但类似于学术界目前年少成名、“桃李天下”者,很可能现实也将告诉我们,青年也会老去,甚至更快更直接更无意识更容易融进过去的“路径依赖”。

这些共和国新干部(与征战沙场,至少参加过学生运动的老一批干部相比)也可能带来一个日趋“黏着”的中层官员体系——这种“黏着”未必是说他们都有自己什么利益,但即便没有个人具体利益,一个决策部门,一个可以拍板或上陈某项政策草案的处长,在缺乏外界制衡时(包括官员体制内部和公众的监督),总是难免有个人偏向的。

进一步看,这种没有个人利益同时也没有个人倾向的官员能带给我们什么呢?

他们是矛盾的统一体:既年轻有为又老成持重,既锐意进取又左右平衡,既勇于开拓又更懂如何包裹自己,既信息灵通又擅长固守本职,既暗藏不露又左右逢源。

过世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如果现在来大陆政府调研,一定会惊叹历史变化之快,他曾经最为遗憾的中国缺乏“数目字”管理的情况如今完全不同了:数字成了各级官员——特别是中层官员——必备的、熟记的基本“国情”,连百姓也对CPI等专业术语可脱口而出,官员们报告的开头几乎都是数字。但数字本身的合理性谁来负责呢(如CPI指标中的结构性问题)?数字又是否会磨灭官员对现实的敏感?是否会加强他们对体制性问题那“天然的”不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