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传播政治经济学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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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镇之 (2006-11-14 20:05:12.0)
【内容摘要】与传播学的传统学派相对的，是传播学的批判研究。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是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他们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而与行政学派的研究思路大相径庭。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核心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上主要有三大分支：自由主义（现在的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制度学的分析不仅预示了霸权产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传播在其中的重要性——传播创造了社会环境。
【关键词】行政学派；批判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一、引子
由于世界范围媒介产业和市场的巨大变化，最近，美国一些重要的高等院校传播学院正在大力搜罗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并开设与此相关的课程。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传播媒介也在积极探索这一产业的经济规律。传播政治经济研究逐渐成为热门学科。
我对传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广播电视）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感兴趣，大约是在1993年前后。那时候，由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号召，中国开始大步迈向市场经济，学者开始讨论市场经济与传播的关系。当时我所在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研究领域主管部门——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都曾召开这方面的会议。我开始考虑广播电视的商业性问题，也做过几次发言。但是，这些发言大多遭受了客气的冷遇——当时，媒介的商业性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还申报过研究广播电视商业性的课题，也没有获得批准。如今社会各界对广播电视商业价值（被称为“产业性”——一个独特的中国词语）的重视与开发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研究商业广播电视，应该说我有一点基础。我完成于1982年的硕士论文研究的对象就是1949年以前上海的商业广播电台。但是当时，我只注意了这些电台在历史变动中的政治倾向，并对它们播出节目的娱乐特征进行了一些分析，对其经济机制基本是忽略的。不过，采访电台旧主人时，他们不断强调的“我们是做生意的啊”，“就是卖广告（时间）啊”，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上海旧时代商业广播的知识促使我认识80年代后期新兴的“经济广播电台”的实质。1993年5月，中国记协在武汉召开“市场经济与新闻改革”研讨会，我提交了一篇论文——《商业广播电视辩证》。①在谈到广播电台这种商业性实质时我指出：“电台‘出售’了受众存在的事实，获得了广告费；厂商兜售了广告，获了消费者；视听者出让了时间（主要指忍耐广告的时间），换得了娱乐，三方各有所求，也各得所需，走了一个三角形，实现了某种交换——具体的商品交换和抽象的价值交换，这种经营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商业行为，是广播电台、电视台所特有的商业行为。”②
以上引述的观点，虽然出自我的手笔，却并非我的发明，而是从某些书或者某些文章中读到的，从而引发出同感。但是显然，它来自不知转第几手资料的非权威性来源，所以我甚至不知道这种观点的最初出处。不过，这种观点如此地不同凡响，它成为我观察相关问题的重要思路。
感谢我的朋友赵月枝博士，③她给了我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启蒙”。1995年，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我从她那里第一次听说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W.Smythe）其人其事。事实上，“广告—电台—受众”这个“看不见的三角形”正是斯麦兹的观点。那时候，整整一星期，我呆在她家中，读她的博士论文，并接受她的理论“轰炸”。1998年夏天，她到北京广播学院讲座，介绍了传播学研究的各个支派，其中追根溯源，讲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包括“受众商品论”的来源。
月枝的确是特别具有这种介绍资格的。她与斯麦兹和另一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领袖人物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都有过交往。在加拿大的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大学，她曾听过斯麦兹讲课。毕业后，她立即来到席勒所在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加州大学（UCSD）教书。她给硕士生讲授《国际传播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她给博士生讲授侧重美国情况的《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传播》（Communication as a Social Force）；给本科生的同名课程则是国际与国内综合的。这些课程都是由席勒开创的。目前，月枝回到西蒙·弗雷泽大学，仍教授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最初是由斯麦兹设计和开教的。所以，丹·席勒（DanSchiller,赫伯特·席勒的儿子，传播学教授）曾说，月枝是世界上惟一有幸在两所著名大学教授由两位大师开创的两门课程的人。在圣地亚哥，月枝与席勒一家交往密切，成了朋友。2000年初，赫伯特·席勒去世，月枝用电子邮件给我转发来讣告，嘱我翻译成中文在网上公布。她还鼓励另一位朋友为丹·席勒的新著《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一书撰写了中文的书评。此书中译本现已出版。不久前，她还与丹·席勒合写了一篇文章——《与狼共舞?中国融入数字资本主义》（Dances with Wolves?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Digital Capitalism），他们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发人深省。
1995年在加拿大进修期间，我阅读了一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文章和书籍。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引导我关注殷尼斯（Harold A.Innis）、贝伯（Bobert E.Babe）、莫斯考（Vincent Mosco）等人对加拿大传播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后来，莫斯考全面系统阐述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SAGE Public, 1996）一书出版了，④并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之作。这本著作我很久没有时间仔细阅读：但是，由于对莫斯考研究的问题十分关心，1999年，我到加拿大访问时，特地采访了他，写了一篇访谈。⑤
2001年，我终于有足够的时间认真研读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书籍了，这还得感谢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持中国学者在韩国作一年研究、而又不限定研究范围的国际交流项目，使我们得以整日倘佯在书海中，或者流连于网络上――自由的时空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十分宝贵的。
二、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
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或者称一种途径（approach）。传播学的传统学派我们现在是比较了解了。与此相对的，是传播学的批判研究。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目前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两大批判学派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
1.传播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学习新闻传播的学生在刚刚接触这一学科的时候大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的确，虽然年龄稍大的中国学者大多研习过马克思主义，知道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但政治经济学不是我们研究传播的传统思路。
20世纪80年代初传播学引进时，我们遵奉的是传统学派（或者按北美的习惯，叫作行政学派⑥）的思路和方法。在那一学派，公认的大师是施拉姆（W.Schramm）。行政学派的研究思路是大众传播的效果，目标是提高传播的效率，研究方法则主要是采自社会学的抽样调查，心理学的实验测试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方法。那种传播学研究特别强调其“社会科学”的实证性、数量化特征。行政学派是为政府、为媒介、为大工业出谋划策的，特别是其中的公共关系研究，其传播研究取向避重就轻、舍大取小，具有明显的商业性和实用性特征。行政学派的主流学者常常附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体系——政府和大企业，总体上是为维护现存统治秩序服务的。
批判学派是后起的、站在社会的角度对现状持批评态度、主张改革的学派。过去，我们通常认为批判学派起源于欧洲，特别是英国，以文化批判为标志，这是不错的；但文化批判学派只是批判研究的主要一支，而另一主要的分支起源于北美，也存在于南美洲和欧洲，便是以更加宏观的构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分析和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对这一学派及其研究，我们要么尚不熟悉它的研究方法，要么虽知道方法而不了解其学派的来源及形成。
由于对现状持批评、否定态度，通常，批判学者被排除于权力体系之外，但是，文化批判学者的批评由于目标不大，分析通常局限于文本和话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颠覆威胁似乎有限。⑦而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批判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因此，他们在社会中、甚至在学术界（大学和研究团体中）更是少数派。但是，近年来，无论是在北美还是欧亚，包括韩国，我发觉，政治经济批判的声音有日益增强的趋势。其原因，按照我的猜测，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工业、大媒介侵犯民主的集权本质日渐昭然，从而在道德方面陷于孤立。⑧资本主义的逻辑虽然在现实中通行无阻，但在理论上却是不得人心的。他们的实践方法是只宜于做而不宜于说的。⑨批判学派则反之。
从事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学者，虽不都自称批判学者，但按照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路，他们大多得出的是批评性的结论，却是毋庸置疑。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集大成者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传播政治经济学尊崇的最重要理论权威却是马克思。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核心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
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者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还属于一个新的领域。这是因为，媒介属于新兴的独特的文化产业，其经济方式与传统的工业并不一样，因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对现实的解释还未能透彻。目前我们也还没有真正与国际传播政治经济学界接轨，表现在文献引证方面的薄弱。尽管有一些可以归入传播政治经济分析的研究课题，但采用的却是自创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且未能形成学派。
2.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习惯于将传播研究分为历史、理论、业务三大部分。这是一种传统上的划分。它们与各种不同层次的抽象对象及其认识方法（也就是所谓的研究“范式”）并不完全相同，由此形成的不同研究领域或者研究学科其实是交叉的。
历史研究以过去发生的事实为工作对象，它考订一些历史事实，发现史实之间的若干联系，或者以史实解释和说明学者对历史的看法。历史方法是最普遍的、所有学科都会遇到、都可能使用的最普遍最重要的观察认识方法。历史通常回答的是“怎么样”的问题。
理论主要是大脑思辩性逻辑推理活动的产物。理论大致可分为标准化的和解释性的两种，标准化的理论提出理想的目标。亦即提出“应该怎样”的问题；解释性的理论则是对既有现象的认识，亦即回答“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但行政研究主要是描述现状，为它辩解、并使之巩固完善的理论。批判理论通常是理想化的，因而对现状也常常是否定的。
业务研究不是一种方法，而只是指研究对象。业务研究关注的是比较具体的“怎么做”的问题，它运用历史和理论的知识，结合实际问题，探讨有效的操作，因而是最实用的研究。在业务研究中，人们大多并不执着于某一种方法，而是多种思路并用。
政治经济学属于宏观研究，侧重历史和理论的范畴。据莫斯考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4大特点：历史分析；广泛的社会整体理解；道德哲学（价值观，社会良好秩序）；社会干预（即实践）。（Mosco,p.17）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媒介不是惟一的关注对象，而只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媒介与教育、家庭、宗教等制度体系一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能动的作用，学者追踪它的变化。以道德的眼光审视它的影响，这是一种复调式的、多声部的“交响乐”是一种综合的方法。也就是说，它既要回答“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也要回答“应该怎样”、“怎么做”的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与认识（规律）和决定（政策）等传播领域的各种问题都有关系。
传播政治经济学具有“经济的”和“政治的”的双重特点。只有在北美（更准确说，是美国），从一开始，媒介及其传播便径直坦露出其经济本性（叫作商业化）。⑩从而被学者提出，并深入分析。对中国传播学者而言，媒介“政治”、“宣传”等等不是陌生的思路，而对传播经济实质的洞察，却是新的尝试。因为，自1949年以后，甚至在之前，中国的经济便不是相对独立的自治领域；中国当代的市场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决策所规定和左右的。而且，中国与韩国等东方国家有一种相同的现象，按照韩国学者的说法，就是“非正式的决策支配正式的决策”。⑾如果说，北美批判学派的重大贡献是从“经济”中发现了“政治”的话，中国的传播学者却要反其道而之，从“政治”、“宣传”、“文化”、“精神”的外衣下辨认出“经济”的实质。我想，这是中国与西方的媒介研究应该不同的理由及有所不同的地方。
自从中国开始走向市场经济以来，学者的确是对经济问题有了更多的兴趣和关注。许多“市场知识分子”积极地为媒介出谋划策，帮助媒介改进经营，提高效率；采用的方法也更偏重流行的新经济学思路。这对于新中国传统上“政治第一”的思路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媒介研究的主要视角可以而且应该是政治社会决策，而不是一般的经济活动。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具有宏观思考、历史观察、道德追问和主动实践的特点。作为公共领域之一的大众传播媒介所从事的，不是一般的商业活动；而作为“社会良心”体现的知识界所追求的，也应该是社会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媒介的目标。是大众的公益，而不仅仅是传播媒介的经济效益。这种“公共”的思路，是我们不应当忽略的。研究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关注不同于主流新经济学派思想的其他选择，而与当前大多数企业咨询性经济研究不同。我想，既要研究媒介的经济规律。又要重视社会的道德评价，用一种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范式进行研究，这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学者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3.传播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转型
在中国，不能说缺乏对媒介的批评。事实上，近年来，报刊上，书籍中，对利益驱动、不负责的媒介运作，谴责的声音日益响亮。但我感到，多数批评是激情性的、文学式的，其中不乏故作惊人之语的煽情，理论分析似有不足。其实，某些媒介批评，可能出于商业动机，本身就是一种市场行为。
在此，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
要掌握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特点，首先要了解一般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政治经济学主要有三个大的分支：自由主义（现在也被称为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
自由主义即新旧古典（或称经典，classical）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除了亚当·斯密之外，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他们各自侧重一个方面。亚当·斯密主张“自爱”即“爱人”，利己同时利人。他在发表于1759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批评了商人的为富不仁，并对工人的困境表示同情。其后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包括马尔萨斯，却由斯密的立场而倒退了。他们是站在有产者一边的。例如马尔萨斯，他反对拯救贫困的社会计划、反对医疗保险与和平，因为战争、饥荒、疾病和瘟疫都是阻止人口增长的“自然”手段。他还为允许街道上污水横流的做法辩护，说这是控制人口，使适者生存的手段。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政府不应该控制疾病的蔓延，这种控制只会带来长期的更大的痛苦，因为无限制的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会使社会变得更弱。一些为资本辩护的经济学者说：“商业有一个、也只有一个社会责任——使用它的资源和活动创造利润，只要它遵守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在无欺骗和无假造的公开、自由的竞争限度内行动”，否则才是破坏性的。（转引自Babe, 1995, pp.91～94）
现在新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学派继承了斯密的某些观点，主张自由竞争，市场的中心作用，反对托拉斯、垄断等影响自由经济的商业权力，但他们主张排除了政治因素的经济中心主义。按照贝伯的说法，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派有三大神话：市场、技术及机器、进化（他用三个M来表示——Market、Machine、Marchoftime）。（Babe 1995, pp.75-85）
新经济学派的自由主义是当前西方的主流经济思想。新经济学派有几个重要的特点：一个是研究买者与卖者关系的个人主义重心；二是认为市场是人的自发本性具体化的观点。三是市场本身具有调和冲突能力的和谐理论。主流行政学派的传播研究继承了这些特点。在山农和韦弗（Sharnon & Weaver）的传播流动线性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到正统学派的共同点：中心是个人；传播过程从一方自动流向另一方；对传播的解释是效果及反馈。
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政策的中心问题是权力的分配（Babe, 1995,p.63）。因为信念、知识、神话、“常识”、意识形态等因素均在经济架构中起作用，所以政治经济学将对经济（商业、金融的经营）的理解与对政治（立法、管理的程序）的分析结合在一起；主流经济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为了分析的需要，却将商业与权力、经济学与政治科学硬性地分割开来。但是，这些思想被批判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发扬光大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希望通过积极的竞争达到公平，纯粹是幻想。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围绕工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生产条件等制度因素进行。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将生产模式具体化。例如阿多诺（Theodor Adorno）转向了对“文化产业”的分析。他认为，文化产业是霸权集团教导劳动大众“有用”价值观及引导其思维和感觉的手段。在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大众传播被视为霸权教化和宣传的工具，而新经济学被视为服务于霸权利益的学术意识形态。⑿
可能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比较熟悉的缘故，在三大分支中，我对制度学派最为注意。制度学派也称“制度和改良经济学派”，这个学派诞生于20世纪前后，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一支。据贝伯（Babe,1995,p.75）认为，制度学派的创始人是韦伯伦（Thorstein Veblen）和康门斯（John R.Commons），继承者中有殷尼斯。
制度学派将制度（而非个人）置于分析的焦点。按照韦伯伦的定义。制度是广泛流传的社会习俗或者思想习惯，或称思维习惯（habit of thought）。“思维习惯”是习惯化的预存倾向和思想模式，它组成了各种文化的前提、背景和基础，认识和解释也由此形成。制度经济学认为，只有制度才能解释社会的变化或者改良。积累的变化使得文化、社会和经济转型。制度学派批评自由主义的市场和谐论，认为制度才是中心，而制度是冲突的和变化的，以此区别于古典主义试图建立永恒不变的普遍法则的努力。制度学派也责备马克思主义简单的阶级分析，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区别是，认为阶级内部的斗争更甚于阶级之间的斗争（所谓制度冲突）。
生活习惯（habits of life，或者惯性行为）产生思维习惯，思维习惯可以称之为“常识”。这种常识被多数人在多数时候不加批判地接受。这种视为当然的、也许是无意识的思维习惯具有模糊的、不言而喻的倾向或者直觉，这种倾向或者直觉则是通过社会交往（传播或称交流）而特定化的。在这里，制度学者不仅预示了霸权产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传播在其中的重要性——传播创造了社会环境。
按照传播的“环境”观点，学者指出了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大众媒介对广告的传播。广告不仅具有宣布所出售商品的信息作用，而且是一种文化，具有“心理疗法”的神奇效果。它促进人们接受特定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并影响社会对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评价。然而，正如许多研究所指出的：广告宣扬的价值观基本是不健康的，是反生活的。
另一个是非广告的传播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新闻选择和界定“真实”的作用。一位著名的传播学者指出：“真实是最稀有的资源。就像许多稀有资源一样，它是需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权力形式便是界定、分配和表现这种资源的权力。”⒀区分“实际”与“幻想”、“事实”与“虚妄”、“可能”与完全“不实际”、“重要的”和“琐碎的”等等，是媒介的“自然”特权。媒介常常引导人们设置社会议程和个人目标。
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纪。对这个与工业时代大相径庭的社会，人们给予了不同的名称：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或者信息经济、全球村、断裂的时代、第三次浪潮和后现代主义等等。（Babe, 1995, p.9）社会被称为“信息经济”，正体现了新经济学“经济至上”的观点。现在，基本的经济问题不再围绕着土地和工厂产生，而是集中于专利权、著作权、商标、设计进行。文化产业除了报纸、期刊、杂志、广播电视之外，还有新兴的卫星、有线电视、点播录像、电讯和电脑联网。电子传播使来自中心点（发达国家）的管理延伸到国际和全球的范围。人类传播日益商品化，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疏离——异化，这些都是当代传播研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面对广阔的研究领域和众多可资借鉴的思路，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理应出现大步的发展。
注释：
① 这篇论文后来收入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市场经济与新闻改革》一书，1997年又收入本人的论文集《传播论稿》，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
② 详见《商业广播电视辩证》，《传播论稿》，P.176，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③ 赵月枝本科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后考上出国留学研究生，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她先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UCSD）和西蒙·弗雷泽大学教传播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课程，已是知名国际学者了。
④ 此书大陆中译本现已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⑤ 详见郭镇之：《新媒介与政治经济学》，《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
⑥ 行政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也有称管理研究的）这个词是由著名传播学者拉札斯费尔德（P.Lazarsfeld）合成的。他说，这种研究“是为某种公共或者私营性质的管理机构服务的”，“目的在于解决一般属于经营性质的小问题”。他称相反的研究为批判研究，这种研究的特点是发展出“对我们时代到处流行的各种社会趋势的一种理论”，它隐含着“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并以此评价媒介“实际的或者期望的效果”。批判学者斯麦兹等具体阐述了两个学派的主要分歧：1.选择的问题。前者追求组织机构行为的有效性；后者追问这种行为出现的合理性。2.研究方法。前者采用新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和个人性的研究方法；后者采用历史性的唯物主义的方法。3.研究结果的使用，前者保证不扰乱现状；后者呼唤根本的改变。详见Babe（1995）, p.65-66。
⑦ 其实并非如此。文化批判带来的思想解放作用潜力巨大。
⑧ 中国的情况有点不同。许多已经被发达国家摒弃的冷酷观点正在以“新思想”的方式引进市场化的中国。
⑨ 极端的例子，如，马尔萨斯认为，瘟疫、贫困都是减少人口的天然办法，从长远来说对人类是有好处的。因此政府不必对此采取措施。（Mosco. p.41）新经济学的一派也认为，对污染，污染者和受害者同样负有责任：污染者是因为污染，受害者是因为自己选择就近居住。另有一派新经济学者则主张将污染的权利市场化和商业化，以确保企业按正确的价格行使污染的权利。（Babe, 1995, pp.91-94）这些理论虽然有其“真理”的成分，但难道适于大肆张扬、或者指望获得拥护吗?
⑩ 商业化不一定是一个“坏词”。它是指一种经济方式，或者市场过程，通常是中性的。
⑾ 据本人与汉城大学言论情报研究所朴承宽教授的访谈（2001年4月13日）。
⑿ Adormo, Theodor (1991).The Cultural Indud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Edited by J.M. Bernstein. London: Routledge. 转引自Babe, 1995, pp.74-74。
⒀ James W. Carey,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Boston: Massachusetts, Unwin Hyman. 1989, 转引自Babe, 1995, P.125
主要参考资料：
Babe, Robert E. (1994).(e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Economics.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Babe, Robert E. (1995): Communic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s: Essays in Information, Public Policy and Political Economy. Westview Press, 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Mosco, Vincent (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SAGE Publications
（作者系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郭镇之 (2006-11-14 20:05:12.0)
【内容摘要】与传播学的传统学派相对的，是传播学的批判研究。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是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他们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而与行政学派的研究思路大相径庭。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核心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上主要有三大分支：自由主义（现在的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制度学的分析不仅预示了霸权产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传播在其中的重要性——传播创造了社会环境。
【关键词】行政学派；批判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一、引子
由于世界范围媒介产业和市场的巨大变化，最近，美国一些重要的高等院校传播学院正在大力搜罗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并开设与此相关的课程。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传播媒介也在积极探索这一产业的经济规律。传播政治经济研究逐渐成为热门学科。
我对传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广播电视）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感兴趣，大约是在1993年前后。那时候，由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号召，中国开始大步迈向市场经济，学者开始讨论市场经济与传播的关系。当时我所在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研究领域主管部门——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都曾召开这方面的会议。我开始考虑广播电视的商业性问题，也做过几次发言。但是，这些发言大多遭受了客气的冷遇——当时，媒介的商业性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还申报过研究广播电视商业性的课题，也没有获得批准。如今社会各界对广播电视商业价值（被称为“产业性”——一个独特的中国词语）的重视与开发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研究商业广播电视，应该说我有一点基础。我完成于1982年的硕士论文研究的对象就是1949年以前上海的商业广播电台。但是当时，我只注意了这些电台在历史变动中的政治倾向，并对它们播出节目的娱乐特征进行了一些分析，对其经济机制基本是忽略的。不过，采访电台旧主人时，他们不断强调的“我们是做生意的啊”，“就是卖广告（时间）啊”，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上海旧时代商业广播的知识促使我认识80年代后期新兴的“经济广播电台”的实质。1993年5月，中国记协在武汉召开“市场经济与新闻改革”研讨会，我提交了一篇论文——《商业广播电视辩证》。①在谈到广播电台这种商业性实质时我指出：“电台‘出售’了受众存在的事实，获得了广告费；厂商兜售了广告，获了消费者；视听者出让了时间（主要指忍耐广告的时间），换得了娱乐，三方各有所求，也各得所需，走了一个三角形，实现了某种交换——具体的商品交换和抽象的价值交换，这种经营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商业行为，是广播电台、电视台所特有的商业行为。”②
以上引述的观点，虽然出自我的手笔，却并非我的发明，而是从某些书或者某些文章中读到的，从而引发出同感。但是显然，它来自不知转第几手资料的非权威性来源，所以我甚至不知道这种观点的最初出处。不过，这种观点如此地不同凡响，它成为我观察相关问题的重要思路。
感谢我的朋友赵月枝博士，③她给了我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启蒙”。1995年，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我从她那里第一次听说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W.Smythe）其人其事。事实上，“广告—电台—受众”这个“看不见的三角形”正是斯麦兹的观点。那时候，整整一星期，我呆在她家中，读她的博士论文，并接受她的理论“轰炸”。1998年夏天，她到北京广播学院讲座，介绍了传播学研究的各个支派，其中追根溯源，讲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包括“受众商品论”的来源。
月枝的确是特别具有这种介绍资格的。她与斯麦兹和另一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领袖人物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都有过交往。在加拿大的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大学，她曾听过斯麦兹讲课。毕业后，她立即来到席勒所在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加州大学（UCSD）教书。她给硕士生讲授《国际传播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她给博士生讲授侧重美国情况的《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传播》（Communication as a Social Force）；给本科生的同名课程则是国际与国内综合的。这些课程都是由席勒开创的。目前，月枝回到西蒙·弗雷泽大学，仍教授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最初是由斯麦兹设计和开教的。所以，丹·席勒（DanSchiller,赫伯特·席勒的儿子，传播学教授）曾说，月枝是世界上惟一有幸在两所著名大学教授由两位大师开创的两门课程的人。在圣地亚哥，月枝与席勒一家交往密切，成了朋友。2000年初，赫伯特·席勒去世，月枝用电子邮件给我转发来讣告，嘱我翻译成中文在网上公布。她还鼓励另一位朋友为丹·席勒的新著《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一书撰写了中文的书评。此书中译本现已出版。不久前，她还与丹·席勒合写了一篇文章——《与狼共舞?中国融入数字资本主义》（Dances with Wolves?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Digital Capitalism），他们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发人深省。
1995年在加拿大进修期间，我阅读了一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文章和书籍。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引导我关注殷尼斯（Harold A.Innis）、贝伯（Bobert E.Babe）、莫斯考（Vincent Mosco）等人对加拿大传播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后来，莫斯考全面系统阐述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SAGE Public, 1996）一书出版了，④并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之作。这本著作我很久没有时间仔细阅读：但是，由于对莫斯考研究的问题十分关心，1999年，我到加拿大访问时，特地采访了他，写了一篇访谈。⑤
2001年，我终于有足够的时间认真研读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书籍了，这还得感谢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持中国学者在韩国作一年研究、而又不限定研究范围的国际交流项目，使我们得以整日倘佯在书海中，或者流连于网络上――自由的时空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十分宝贵的。
二、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
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或者称一种途径（approach）。传播学的传统学派我们现在是比较了解了。与此相对的，是传播学的批判研究。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目前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两大批判学派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
1.传播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学习新闻传播的学生在刚刚接触这一学科的时候大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的确，虽然年龄稍大的中国学者大多研习过马克思主义，知道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但政治经济学不是我们研究传播的传统思路。
20世纪80年代初传播学引进时，我们遵奉的是传统学派（或者按北美的习惯，叫作行政学派⑥）的思路和方法。在那一学派，公认的大师是施拉姆（W.Schramm）。行政学派的研究思路是大众传播的效果，目标是提高传播的效率，研究方法则主要是采自社会学的抽样调查，心理学的实验测试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方法。那种传播学研究特别强调其“社会科学”的实证性、数量化特征。行政学派是为政府、为媒介、为大工业出谋划策的，特别是其中的公共关系研究，其传播研究取向避重就轻、舍大取小，具有明显的商业性和实用性特征。行政学派的主流学者常常附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体系——政府和大企业，总体上是为维护现存统治秩序服务的。
批判学派是后起的、站在社会的角度对现状持批评态度、主张改革的学派。过去，我们通常认为批判学派起源于欧洲，特别是英国，以文化批判为标志，这是不错的；但文化批判学派只是批判研究的主要一支，而另一主要的分支起源于北美，也存在于南美洲和欧洲，便是以更加宏观的构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分析和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对这一学派及其研究，我们要么尚不熟悉它的研究方法，要么虽知道方法而不了解其学派的来源及形成。
由于对现状持批评、否定态度，通常，批判学者被排除于权力体系之外，但是，文化批判学者的批评由于目标不大，分析通常局限于文本和话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颠覆威胁似乎有限。⑦而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批判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因此，他们在社会中、甚至在学术界（大学和研究团体中）更是少数派。但是，近年来，无论是在北美还是欧亚，包括韩国，我发觉，政治经济批判的声音有日益增强的趋势。其原因，按照我的猜测，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工业、大媒介侵犯民主的集权本质日渐昭然，从而在道德方面陷于孤立。⑧资本主义的逻辑虽然在现实中通行无阻，但在理论上却是不得人心的。他们的实践方法是只宜于做而不宜于说的。⑨批判学派则反之。
从事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学者，虽不都自称批判学者，但按照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路，他们大多得出的是批评性的结论，却是毋庸置疑。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集大成者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传播政治经济学尊崇的最重要理论权威却是马克思。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核心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
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者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还属于一个新的领域。这是因为，媒介属于新兴的独特的文化产业，其经济方式与传统的工业并不一样，因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对现实的解释还未能透彻。目前我们也还没有真正与国际传播政治经济学界接轨，表现在文献引证方面的薄弱。尽管有一些可以归入传播政治经济分析的研究课题，但采用的却是自创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且未能形成学派。
2.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习惯于将传播研究分为历史、理论、业务三大部分。这是一种传统上的划分。它们与各种不同层次的抽象对象及其认识方法（也就是所谓的研究“范式”）并不完全相同，由此形成的不同研究领域或者研究学科其实是交叉的。
历史研究以过去发生的事实为工作对象，它考订一些历史事实，发现史实之间的若干联系，或者以史实解释和说明学者对历史的看法。历史方法是最普遍的、所有学科都会遇到、都可能使用的最普遍最重要的观察认识方法。历史通常回答的是“怎么样”的问题。
理论主要是大脑思辩性逻辑推理活动的产物。理论大致可分为标准化的和解释性的两种，标准化的理论提出理想的目标。亦即提出“应该怎样”的问题；解释性的理论则是对既有现象的认识，亦即回答“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但行政研究主要是描述现状，为它辩解、并使之巩固完善的理论。批判理论通常是理想化的，因而对现状也常常是否定的。
业务研究不是一种方法，而只是指研究对象。业务研究关注的是比较具体的“怎么做”的问题，它运用历史和理论的知识，结合实际问题，探讨有效的操作，因而是最实用的研究。在业务研究中，人们大多并不执着于某一种方法，而是多种思路并用。
政治经济学属于宏观研究，侧重历史和理论的范畴。据莫斯考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4大特点：历史分析；广泛的社会整体理解；道德哲学（价值观，社会良好秩序）；社会干预（即实践）。（Mosco,p.17）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媒介不是惟一的关注对象，而只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媒介与教育、家庭、宗教等制度体系一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能动的作用，学者追踪它的变化。以道德的眼光审视它的影响，这是一种复调式的、多声部的“交响乐”是一种综合的方法。也就是说，它既要回答“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也要回答“应该怎样”、“怎么做”的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与认识（规律）和决定（政策）等传播领域的各种问题都有关系。
传播政治经济学具有“经济的”和“政治的”的双重特点。只有在北美（更准确说，是美国），从一开始，媒介及其传播便径直坦露出其经济本性（叫作商业化）。⑩从而被学者提出，并深入分析。对中国传播学者而言，媒介“政治”、“宣传”等等不是陌生的思路，而对传播经济实质的洞察，却是新的尝试。因为，自1949年以后，甚至在之前，中国的经济便不是相对独立的自治领域；中国当代的市场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决策所规定和左右的。而且，中国与韩国等东方国家有一种相同的现象，按照韩国学者的说法，就是“非正式的决策支配正式的决策”。⑾如果说，北美批判学派的重大贡献是从“经济”中发现了“政治”的话，中国的传播学者却要反其道而之，从“政治”、“宣传”、“文化”、“精神”的外衣下辨认出“经济”的实质。我想，这是中国与西方的媒介研究应该不同的理由及有所不同的地方。
自从中国开始走向市场经济以来，学者的确是对经济问题有了更多的兴趣和关注。许多“市场知识分子”积极地为媒介出谋划策，帮助媒介改进经营，提高效率；采用的方法也更偏重流行的新经济学思路。这对于新中国传统上“政治第一”的思路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媒介研究的主要视角可以而且应该是政治社会决策，而不是一般的经济活动。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具有宏观思考、历史观察、道德追问和主动实践的特点。作为公共领域之一的大众传播媒介所从事的，不是一般的商业活动；而作为“社会良心”体现的知识界所追求的，也应该是社会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媒介的目标。是大众的公益，而不仅仅是传播媒介的经济效益。这种“公共”的思路，是我们不应当忽略的。研究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关注不同于主流新经济学派思想的其他选择，而与当前大多数企业咨询性经济研究不同。我想，既要研究媒介的经济规律。又要重视社会的道德评价，用一种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范式进行研究，这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学者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3.传播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转型
在中国，不能说缺乏对媒介的批评。事实上，近年来，报刊上，书籍中，对利益驱动、不负责的媒介运作，谴责的声音日益响亮。但我感到，多数批评是激情性的、文学式的，其中不乏故作惊人之语的煽情，理论分析似有不足。其实，某些媒介批评，可能出于商业动机，本身就是一种市场行为。
在此，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
要掌握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特点，首先要了解一般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政治经济学主要有三个大的分支：自由主义（现在也被称为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
自由主义即新旧古典（或称经典，classical）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除了亚当·斯密之外，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他们各自侧重一个方面。亚当·斯密主张“自爱”即“爱人”，利己同时利人。他在发表于1759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批评了商人的为富不仁，并对工人的困境表示同情。其后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包括马尔萨斯，却由斯密的立场而倒退了。他们是站在有产者一边的。例如马尔萨斯，他反对拯救贫困的社会计划、反对医疗保险与和平，因为战争、饥荒、疾病和瘟疫都是阻止人口增长的“自然”手段。他还为允许街道上污水横流的做法辩护，说这是控制人口，使适者生存的手段。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政府不应该控制疾病的蔓延，这种控制只会带来长期的更大的痛苦，因为无限制的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会使社会变得更弱。一些为资本辩护的经济学者说：“商业有一个、也只有一个社会责任——使用它的资源和活动创造利润，只要它遵守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在无欺骗和无假造的公开、自由的竞争限度内行动”，否则才是破坏性的。（转引自Babe, 1995, pp.91～94）
现在新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学派继承了斯密的某些观点，主张自由竞争，市场的中心作用，反对托拉斯、垄断等影响自由经济的商业权力，但他们主张排除了政治因素的经济中心主义。按照贝伯的说法，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派有三大神话：市场、技术及机器、进化（他用三个M来表示——Market、Machine、Marchoftime）。（Babe 1995, pp.75-85）
新经济学派的自由主义是当前西方的主流经济思想。新经济学派有几个重要的特点：一个是研究买者与卖者关系的个人主义重心；二是认为市场是人的自发本性具体化的观点。三是市场本身具有调和冲突能力的和谐理论。主流行政学派的传播研究继承了这些特点。在山农和韦弗（Sharnon & Weaver）的传播流动线性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到正统学派的共同点：中心是个人；传播过程从一方自动流向另一方；对传播的解释是效果及反馈。
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政策的中心问题是权力的分配（Babe, 1995,p.63）。因为信念、知识、神话、“常识”、意识形态等因素均在经济架构中起作用，所以政治经济学将对经济（商业、金融的经营）的理解与对政治（立法、管理的程序）的分析结合在一起；主流经济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为了分析的需要，却将商业与权力、经济学与政治科学硬性地分割开来。但是，这些思想被批判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发扬光大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希望通过积极的竞争达到公平，纯粹是幻想。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围绕工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生产条件等制度因素进行。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将生产模式具体化。例如阿多诺（Theodor Adorno）转向了对“文化产业”的分析。他认为，文化产业是霸权集团教导劳动大众“有用”价值观及引导其思维和感觉的手段。在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大众传播被视为霸权教化和宣传的工具，而新经济学被视为服务于霸权利益的学术意识形态。⑿
可能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比较熟悉的缘故，在三大分支中，我对制度学派最为注意。制度学派也称“制度和改良经济学派”，这个学派诞生于20世纪前后，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一支。据贝伯（Babe,1995,p.75）认为，制度学派的创始人是韦伯伦（Thorstein Veblen）和康门斯（John R.Commons），继承者中有殷尼斯。
制度学派将制度（而非个人）置于分析的焦点。按照韦伯伦的定义。制度是广泛流传的社会习俗或者思想习惯，或称思维习惯（habit of thought）。“思维习惯”是习惯化的预存倾向和思想模式，它组成了各种文化的前提、背景和基础，认识和解释也由此形成。制度经济学认为，只有制度才能解释社会的变化或者改良。积累的变化使得文化、社会和经济转型。制度学派批评自由主义的市场和谐论，认为制度才是中心，而制度是冲突的和变化的，以此区别于古典主义试图建立永恒不变的普遍法则的努力。制度学派也责备马克思主义简单的阶级分析，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区别是，认为阶级内部的斗争更甚于阶级之间的斗争（所谓制度冲突）。
生活习惯（habits of life，或者惯性行为）产生思维习惯，思维习惯可以称之为“常识”。这种常识被多数人在多数时候不加批判地接受。这种视为当然的、也许是无意识的思维习惯具有模糊的、不言而喻的倾向或者直觉，这种倾向或者直觉则是通过社会交往（传播或称交流）而特定化的。在这里，制度学者不仅预示了霸权产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传播在其中的重要性——传播创造了社会环境。
按照传播的“环境”观点，学者指出了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大众媒介对广告的传播。广告不仅具有宣布所出售商品的信息作用，而且是一种文化，具有“心理疗法”的神奇效果。它促进人们接受特定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并影响社会对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评价。然而，正如许多研究所指出的：广告宣扬的价值观基本是不健康的，是反生活的。
另一个是非广告的传播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新闻选择和界定“真实”的作用。一位著名的传播学者指出：“真实是最稀有的资源。就像许多稀有资源一样，它是需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权力形式便是界定、分配和表现这种资源的权力。”⒀区分“实际”与“幻想”、“事实”与“虚妄”、“可能”与完全“不实际”、“重要的”和“琐碎的”等等，是媒介的“自然”特权。媒介常常引导人们设置社会议程和个人目标。
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纪。对这个与工业时代大相径庭的社会，人们给予了不同的名称：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或者信息经济、全球村、断裂的时代、第三次浪潮和后现代主义等等。（Babe, 1995, p.9）社会被称为“信息经济”，正体现了新经济学“经济至上”的观点。现在，基本的经济问题不再围绕着土地和工厂产生，而是集中于专利权、著作权、商标、设计进行。文化产业除了报纸、期刊、杂志、广播电视之外，还有新兴的卫星、有线电视、点播录像、电讯和电脑联网。电子传播使来自中心点（发达国家）的管理延伸到国际和全球的范围。人类传播日益商品化，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疏离——异化，这些都是当代传播研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面对广阔的研究领域和众多可资借鉴的思路，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理应出现大步的发展。
注释：
① 这篇论文后来收入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市场经济与新闻改革》一书，1997年又收入本人的论文集《传播论稿》，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
② 详见《商业广播电视辩证》，《传播论稿》，P.176，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③ 赵月枝本科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后考上出国留学研究生，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她先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UCSD）和西蒙·弗雷泽大学教传播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课程，已是知名国际学者了。
④ 此书大陆中译本现已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⑤ 详见郭镇之：《新媒介与政治经济学》，《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
⑥ 行政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也有称管理研究的）这个词是由著名传播学者拉札斯费尔德（P.Lazarsfeld）合成的。他说，这种研究“是为某种公共或者私营性质的管理机构服务的”，“目的在于解决一般属于经营性质的小问题”。他称相反的研究为批判研究，这种研究的特点是发展出“对我们时代到处流行的各种社会趋势的一种理论”，它隐含着“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并以此评价媒介“实际的或者期望的效果”。批判学者斯麦兹等具体阐述了两个学派的主要分歧：1.选择的问题。前者追求组织机构行为的有效性；后者追问这种行为出现的合理性。2.研究方法。前者采用新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和个人性的研究方法；后者采用历史性的唯物主义的方法。3.研究结果的使用，前者保证不扰乱现状；后者呼唤根本的改变。详见Babe（1995）, p.65-66。
⑦ 其实并非如此。文化批判带来的思想解放作用潜力巨大。
⑧ 中国的情况有点不同。许多已经被发达国家摒弃的冷酷观点正在以“新思想”的方式引进市场化的中国。
⑨ 极端的例子，如，马尔萨斯认为，瘟疫、贫困都是减少人口的天然办法，从长远来说对人类是有好处的。因此政府不必对此采取措施。（Mosco. p.41）新经济学的一派也认为，对污染，污染者和受害者同样负有责任：污染者是因为污染，受害者是因为自己选择就近居住。另有一派新经济学者则主张将污染的权利市场化和商业化，以确保企业按正确的价格行使污染的权利。（Babe, 1995, pp.91-94）这些理论虽然有其“真理”的成分，但难道适于大肆张扬、或者指望获得拥护吗?
⑩ 商业化不一定是一个“坏词”。它是指一种经济方式，或者市场过程，通常是中性的。
⑾ 据本人与汉城大学言论情报研究所朴承宽教授的访谈（2001年4月13日）。
⑿ Adormo, Theodor (1991).The Cultural Indud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Edited by J.M. Bernstein. London: Routledge. 转引自Babe, 1995, pp.74-74。
⒀ James W. Carey,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Boston: Massachusetts, Unwin Hyman. 1989, 转引自Babe, 1995, P.125
主要参考资料：
Babe, Robert E. (1994).(e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Economics.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Babe, Robert E. (1995): Communic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s: Essays in Information, Public Policy and Political Economy. Westview Press, 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Mosco, Vincent (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SAGE Publications
（作者系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