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齐林：毛泽东、卢卡奇、葛兰西：哲学思想比较（转自乌有之乡）

卢卡奇（G.Lukacs，1885—1937），匈亚利共产党的宣传部长，葛兰西（A.Gramsci，1891—1937），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他们在批判第二国际的经济自发论、探索发达国家的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之间有何相同之处与相异之趣呢？是否也属对马克思主义的合乎规律的发展呢？本文拟对他们的哲学思想作一些比较，以觅得这些问题的初步答案。

一

阶级意识论是贯串在卢卡奇的代表作《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葛兰西的哲学思想中的一根重要支柱。卢卡奇认为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所发动的革命之所以未能使资本主义崩溃，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工人阶级没有发展出充分的阶级意识，而这种状况又是由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信奉的经济决定论造成的。他说，革命的兴衰与成败归根结蒂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自由发展。因此，必须通过重新发现人性的途径来复兴革命，解放人类。他感到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原则被经济自发论者丢失了，主张用黑格尔主义的自我意识原则来恢复马克思主义传统。葛兰西持有与卢卡奇一样的思想，他虽然承认经济因素的作用，但更重视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主体性因素的作用。因为无产阶级在精神上、感情上从资本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过程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所导致的经济危机过程不是平行的，也不是同步发展的。当时西方国家虽然客观上存在着危机，但无产阶级在主观上没有认识到，没有将这种危机转化为阶级意识，所以西方国家的共产党所发动的革命没有成功。葛兰西还认为，东方国家的统治是以暴力为基础的，西方国家的统治是以被统治阶级的“同意”即普选为基础的。虽然这种普选式的民主是假的，但却给资产阶级政权带来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像屏障一样维系资产阶级的统治。有鉴于此，葛兰西认为在西方进行革命，不能采取东方国家那样的以夺取政权以最高目标的“运动战”的战略，而应采用以摧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即工人阶级头脑）中的统治地位为目的的“阵地战”的战略。无产阶级如欲进行政治革命，首先应当进行意识形态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首先夺取的不是政权，而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事实上，没有以军队、警察、监狱等设施为内客的国家政权作保证，根本谈不上什么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因为每一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只有以物质的力量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拥有意识形态领导权。

尽管如此，仅从重视阶级意识和思想文化等主体性因素这一点来看，卢卡奇、葛兰西与毛泽东不无相似之处。毛泽东早在青年时期就非常重视意识或意志的作用。他说：“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2]毛泽东所说的意志不是任性和蛮横， 而是把握了事物真理以后的执着追求。他说：“真欲立志”，“必须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已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只有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前途之鹄才是真志，他说：“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真理，即终身无志”。[3]卢卡奇、 葛兰西认为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缺乏阶级意识，没有革命意志；同样，青年毛泽东也忧虑中华民族“积弊很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而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所以二者都必须加以改造”。[4]他认为，要推动社会发展， 必须首先改变人的思想，要以某种客观精神去召唤以至改变人们的主观认识。这种客观精神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囊括宇宙一切真理的“大本大源”。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客观精神与人的主观世界之间是互相勾通的。他说：真理即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有其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5]毛泽东从这一前提出发， 得出了改造中国须从改造哲学、伦理学以至改造全体国民的思想入手的结论。

毛泽东晚年时期也表现出对于意识和意志的过分重视。他在1959年至1960年期间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综合各种观点，得出如下结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能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我们的革命开始于宣传马列主义，这是要造成新的社会舆论，以推行革命，在革命中推翻落后的上层建筑以后，方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生产关系被消灭了，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这就为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首先造成舆论夺取政权，然后才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也是一般规律。”[6]

基于这种观点，毛泽东同志在晚年甚至还发动了一场历时很久的所谓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系列言论和举措充分体现了他非常重视人的意识和意志的作用，非常重视人的因素。他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7] 这些思想倾向也就是当代人们所喜欢讲的“重视主体性原则”的真实涵义。美国的研究毛泽东思想专家斯图尔特·施拉姆说道：“这种对主观意志力量重要性的信念，是其世界观的核心和本质的成份。”[8]愚以为， 施拉姆的这一论断是能够成立的。对主观意志力量重要性的信念，既是毛泽东同志所致力的事业获得成功的秘决，也是他在晚年之所以造成失误的症结所在。

虽然毛泽东同志与卢卡奇、葛兰西等人一样，都重视阶级意识、思想文化等主体性因素，但是整个说来，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与卢卡奇、葛兰西不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正确解决了意识革命的地位问题。其一，卢卡奇、葛兰西把思想文化因素当作西方国家之所以处于相对稳定状况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同志则认为，决定社会治乱的根本原因应到经济领域中去寻找，而不该在人们的头脑中寻觅。其二，毛泽东同志是站在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上重视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思想斗争的。在他那里，政治斗争、思想斗争和军事斗争，各种斗争形式同时并用，根本不同于葛兰西所主张的先搞意识形态革命，然后再去搞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其三，毛泽东同志重视思想意识的作用，并不像鲍威尔那样，把自己当作具有无限创造性的自我意识的体现者，而把群众当作消极的、精神空虚的、呆滞的物质。相反，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9] 虽然群众不是尽善尽美、瑕玉无疵的，但是，毛泽东同志始终坚信群众能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毛泽东同志的这种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既不同于卢卡奇的无产阶级存在着阶级意识危机论，更不同于葛兰西的工农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是资产阶级同盟军、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的观点。

二

卢卡奇、葛兰西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总体性思想。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实质就是总体性，把握了总体性，就把握了辩证法，“构成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决定性区别的……是总体性的观点”。[10]卢卡奇赋于总体以两种含义：其一，总体是指某一特定时刻的囊括现实所有内容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存在着经济、政治、思想、法律、道德等诸种因素，在考虑这些因素时，必须将它们与整体状态联系起来，让总体赋于每个具体要素以一定的意义；其二，总体是一种运动趋势，是一种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等阶段的历史整体。在这一历史整体中存在着许多特定时刻的片断，必须把历史的片断和历史的整体紧密地结合到一起，让各个片断在整体中得到说明。

毋庸否认，卢卡奇所阐发的总体性思想不无见地，以至于使得某些人产生了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似有相形见绌之感。然而，蕴含在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实践中的矛盾群思想完全可以与其相媲美[11]。所谓矛盾群就是事物内部诸因素之间以及这一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联系网络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总体乃是矛盾着的诸种因素所构成的矛盾群体，尤其是，毛泽东同志不仅赋于这种矛盾群体以整体性，系统性、层次性、相关性等规定性，而且还根据事物内部各种矛盾因素在规定事物的性质、推动事物的发展的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大小，将矛盾群中的各种矛盾划分为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与非主要矛盾方面；依据各种矛盾因素存在时间的久暂，将这些矛盾划分为根本矛盾与非根本矛盾。根本矛盾贯串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不到事物完结之时不会消亡，而非根本矛盾则只存在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时而激化，时而缓和，时而出现，时而消逝，从而使事物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来。毛泽东所说的因素、阶段等范畴的含义与卢卡奇在阐发总体性思想所用的要素、片断等范畴原则上没有太大的区别。由此看来，只要我们全面把握、深刻领悟了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实践，便会感到毛泽东同志的矛盾群思想与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葛兰西运用总体性思想来剖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具有稳定性的根由，卢卡奇运用总体性思想来探讨以至设计西方国家的革命道路。葛兰西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稳定，乃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社会机体有着整体性结构，社会中的各方面都异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正是社会机体中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意识等因素的总体性作用在维系着现存社会的正常秩序。由于各种因素都异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所以，变革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其他方面。卢卡奇据此得出了在西方国家必须进行“总体性革命”，实行“总体专政”，建立“总体社会主义”的结论。他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是以对社会的全面理解为基础的，这种革命应该是总体性革命。就是说，无产阶级不仅要搞经济革命，而且还要搞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无产阶级斗争的每个片断，包括工人为改善经济状况而进行的斗争，只有在总体性革命的前景中才能获得它的意义。他说，改良主义之所以没有前途，就是由于他们没有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只图改善工人的目前状况，不去追求工人阶级彻底解放的远大前景。卢卡奇还批评苏联进行的革命是片面的、狭隘的，仅仅实现了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没有进行意识形态变革，仅把对封建专制的服从意识转变为对中央集权的服从意识，因而未能实现《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两个决裂”，没有创造出使人人都能得到全面发展的环境。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不只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异化，而是普遍异化，其原因也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结构。因此，无产阶级只有一方面把社会历史当作整体来把握，另一方面把本阶级当作整体来集结，才能找到克服资本主义普遍异化的有效途径。

卢卡奇的这些看法同毛泽东同志的所谓个人的命运决定于阶级的命运、个人的解放取决于阶级的解放、阶级的消亡有待于社会的进步等观点不无相似之处。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仅能够把工人、农民等劳动者阶级联合为整体，而且还善于把中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一切爱国人士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运用这股强大的整体力量，积极开展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等各种形式的斗争。这种集各种斗争形式于一体、锋芒指向旧社会的一切领域的革命，不也是“总体性革命”吗？

有所不同的是：“总体性革命”在卢卡奇、葛兰西那里只是一纸空文，而在毛泽东同志那里则是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此其一。其二，毛泽东同志的矛盾群思想所体现出来的总体性原则是有重点论的总体，即没有将总体内的各种要素（或特性、规定）同等看，而卢卡奇、葛兰西所提出的总体性思想则是没有重点的均衡论，总体中的各种要素在卢卡奇那里是纷然杂陈的罗网。其三，在总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卢卡奇认为总体在逻辑上是先于个别事实（因素、部分）而存在的。它既不能从事实积累中，也不能从经验论证中确立起来，因为部分性事实不能说明其本身，相反，只有整体方能说明部分。卢卡奇所说的总体是与普遍、一般同等程度的概念，部分是与特殊同等程度的概念。毛泽东同志则认为特殊先于普遍，个别先于一般。他说，就人类的认识秩序来看，人们“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12]因为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普遍存在于特殊之中。同样，卢卡奇所说的总体，它的共同的质即共性也是存在于总体中的部分要素即个别之中的。解剖机体中的某一细胞，可以窥见机体（整体）中的某种性质，这已成为妇孺皆知的常识。因此，卢卡奇所说的总体在逻辑上先于个别事实而存在的观点，实乃重弹中世纪的实在论者鼓吹的一般高于个别的老调。这也是与毛泽东同志的观点大相径庭的。

三

卢卡奇、葛兰西在批判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的经济自发论时，毛泽东在批判此论在中国的翻版——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时，都很重视阶级意识的能动性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这种思想倾向归结于一点，就是非常重视实践的理论地位和历史作用。但是，他们各自所以要重视实践的根据以及由实践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则是不尽相同的。

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既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而是一种实践哲学或曰实践一元论。他说，这种实践哲学的真谛便在于强调在“具体的历史行为中的对立物的同一性，换句话说，就是与某种有组织的（历史化的）‘物质’，人所变革的自然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具体的意义上的人的行动（历史——精神）”。[13]他把这种实践或行动视为世界的本原或实体。卢卡奇指出，葛兰西所说的实践或行动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东西作出的合乎规律的发展。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在其发展过程中把自己外化为主体与客体这两个方面，这两者之间又能互相转化，主体认识客体，客体进入实践领域。主体之所以能够认识客体，在黑格尔看来，乃是由于客体是由主体创造的。黑格尔把二者的统一放置到超历史的理性之中，而马克思的重要功绩在于找到了主体客体相统一的基础——社会实践。卢卡奇在阐发了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的逻辑前提之后，还进一步剖析了实践活动的内在结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发展过程。他说，人类历史、人类社会是个客观的辩证过程，这个过程表现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之中。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无产阶级出现之前，主体与客体之间是彼此对抗的关系，无产阶级产生以后，人类历史发生了质的飞跃，无产阶级既是历史的主体，又是历史的客体，唯有这个阶级实现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统一，这是由于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与人类的整体利益相一致的原因使然。

卢卡奇认为社会实践范畴是马克思依据黑格尔哲学的内在逻辑的发展而提出的，卢卡奇的这一观点毛泽东同志虽然未曾谈及，但是，卢氏在剖析社会实践的内在结构——主体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时所提出的无产阶级实现了主客体之一统一的观点，则是与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所提出的看法相吻合、相衔接的。有所不同的是，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已经实现了二者之间的统一，毛泽东同志则认为这是为无产阶级有待实现的任务。他说：“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14]以便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乃主体与客体相统一之谓也！在毛泽东同志那里的主体客体相统一还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他指出，客观世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人的认识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虽然，客观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但是，他坚信，“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15]人类行为的结果与其预期的目的之间的差距总在不断缩小。

毛泽东同志与卢卡奇、葛兰西的相异之处，还在于毛泽东同志承认客观世界的优先存在，承认外部自然界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他说：“头脑里的思想是主观的东西，除此之外，一切都是客观的东西”。他还说：“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16]可见，毛泽东同志重视实践是以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为前提的，因而能够按照客观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而卢卡奇、葛兰西的观点，则与其相反：卢氏矢口否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存在，只承认主客体之间有辩证关系，否认自然界有辩证性质，指责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把辩证法贯彻到自然界中去是错误的；他甚至还否认社会机体中的经济因素的首要性；葛氏只承认与人的实践活动发生关系的那部分自然界，他说：“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客观的’观念，显然打算指一种离开了人而存在的客观性；但是，当人们肯定说，即使人不存在，一种实在也会存在时”，人们便“落入了一种神秘主义，我们只能在同人类的关系中去认识实在”。他把公众相信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当作“根源于宗教的信仰”。[17]他认为，“对于‘物质’既不应按照自然科学给予它的意义（……）来理解，也不应按照它在各种唯物主义形而上学中具有的任何意义上来理解”，“只能在那些属性成为生产的‘经济要素’的限度之内”来理解。[18]由此可见，葛兰西所犯的错误在于把某物从什么角度看对人有意义同某物是否存在于人类实践之外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从而把物质当作实践的从属因素，将实践当作世界的本原。葛兰西在这种特定意上将自己的实践哲学称作“实践一元论”。这种实践哲学同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观是根本不同的。

还须指出，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或“实践一元论”也不同于马克思所称的“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把自己的哲学称作实践唯物主义的目的在于强调共产主者的使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19]就是说要强调人的能动性，重视人的感性活动。但他们并没有把实践当作世界的本原，并未否认世界本原的物质性。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看来，虽然“这种〔感性〕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存着”。[20]因此，这种实践唯物主义乃是把辩证法与唯物论有机地结合到一起的辩证唯物主义，根本不能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或实践一元论同日而语。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由于卢卡奇、葛兰西所处的时代背景、肩负的历史任务、思考的社会问题与毛泽东同志的基本一致，因而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不无相似之处。但是，由于他们不能像毛泽东同志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是同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潮新黑格尔主义相结合，不是用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去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而是用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创造性原则去恢复所谓马克思主义传统，这就必然要陷入唯心主义的窠臼。其历史“作用”只在于为现代各种流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了先河，根本谈不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合乎规律的发展。＊

注释：

〔1〕〔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48页。

〔2〕〔3〕〔4〕〔5〕《毛泽东早期文稿》第72、63、87、86页。

〔6〕毛泽东：《对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第51、66—67页。

〔7〕《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1页。

〔8〕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31页。

〔9〕《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10〕卡·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科学》N.Y.1970。

〔11〕参阅拙作《毛泽东的矛盾群思想初探》，刊于《江淮论坛》89年第4期，《论矛盾群的特征》，刊于《江海学刊》90年第4期。

〔12〕〔14〕《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48—149、135页。

〔1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5页。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

〔13〕〔17〕〔18〕葛兰西：《狱中札记》（选）第372、441—446、460—46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