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远新：墓碑前的思念——纪念父亲毛泽民烈士牺牲六十周年---乌有之乡电子杂志第101期（零九年十二月上）

毛远新：墓碑前的思念——纪念父亲毛泽民烈士牺牲六十周年

(2003年9月9日 应新疆党史研究室约稿而写)

站在烈士陵园庄严肃穆的汉白玉墓碑前，我在心中默默地祷念：爸爸，我又来到您的身边。六十年风风雨雨，弹指一挥间，天在变，地在变，唯独我对您的崇敬和思念始终没变。爸爸，您听见了吗?

在我两岁时，您就离开了我和母亲，被投入监狱，半年后，您就被盛世才秘密杀害。在我的记忆中，您并没有留下多少印象，更多的是母亲反反复复的讲述，是伯父断断续续的回忆。

在我十岁时，伯父就把我当亲儿子抚养。伯父曾对我说：“我是穿长衫的，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到长沙去读书，是你爸爸送我去的，他穿的是短褂，帮我挑着行李，外人看来，就像是我花钱雇的一个挑夫。是你爸爸在家乡任劳任怨，辛勤劳作，照料父母，还为我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用。”

伯父说：“你爸爸定期到长沙来，为我送米送钱。有一次，他送钱来晚了几天，我很不高兴，就责怪了他，他也不吭声。临回韶山前，他才告诉我今年收成不好，为了把谷子卖个好价钱，他跑了好几百里路喔。他走后，我惭愧了好多天。没有你爸爸，我哪里能到长沙来读书啊。为父母养老送终，办理丧事，择地造坟，都是你爸爸一手操办的。”

1921年初，您听了伯父一席话，舍小家，为大家，投身革命。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农民出身的种田治家里手，竟然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金融专家和理财能手，1931年，您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第一任行长，闽赣省苏维埃财政部部长。

“长征路上，”伯父说，“你爸爸带人把我们党中央的全部家当，金银财宝全挑在肩上，一路筹粮筹款，为中央红军提供穿衣吃饭。”

母亲对我说：“红军到达陕北，你爸爸担任了国民经济部部长。经中共中央批准由延安赴苏联治病，1938年2月路经迪化，当时盛世才正要求我党派干部帮他整顿财政，得知你爸爸到了新疆，就向延安提出留他在新疆工作。经中央同意，你爸爸留在了新疆，化名周彬，任财政厅代厅长。面对当时新疆经济混乱无序、通货膨胀的烂摊子，你爸爸为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建设新疆，改善新疆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总是不顾个人安危，日夜工作，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终于冲破重重阻力，改组了银行，改革了币制，稳定了物价。新疆开始出现了金融稳定、市场繁荣的迹象，尤其是抑制了通货膨胀，新疆各族百姓纷纷竖起大拇指，说‘周厅长牙克西!’‘周厅长是不怕累、不怕压、不信邪的铁汉子’。”

母亲说：“后来，盛世才又任命他为民政厅代厅长。你爸爸就组织积谷备荒，整顿、新建救济院；他废除农官乡约，废除以地主巴依、地痞流氓为骨干的农官制度，组织农牧民公开选举区长、村长，并禁止向农牧民乱摊派费用。他加强了医疗保健工作，培训了医药人员，对穷困百姓实行免费治疗。在不到一年的任职期间，他又为新疆各族人民做了许多好事。”

母亲说；“你出生后，你爸爸给你取名叫远新。既符合毛氏族谱中‘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的‘远’宇辈牒序，也包含有对生在遥远的新疆的纪念，要你永远记往你的第二故乡——新疆。”

然而，正是那个盛情邀请您来新疆工作的盛世才，却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您逮捕，酷刑用尽，您也不肯背叛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信仰，最后被秘密地杀害。在纪念馆陈列的档案中，我看到了强加给您的罪名：“危害民国”。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关于您，只有那么一点点……

记得有一次，看守所长解下腰间的皮带，捉住我的一只手威胁道：“你说！八路军、共产党都是土匪，你爸爸是土匪，说呀！”

“共产党不是土匪。我爸爸不是土匪。”我说。

“你不说，我就打你。”所长恶狠狠地举起皮带向我的手心打下来。

“共产党不是土匪。”我痛得拼命往回抽手。

“就是土匪!就是!”所长紧紧抓住我的手用力抽打，并装出同情的奸笑：“只要你说了，我就不打了。”

“我爸爸就不是土匪嘛。”钻心的疼痛，泪水在眼眶里直转，我使劲不让眼泪流出来。

“快说!说了就不打了。”他不信自己斗不过一个三岁的孩子，更用劲地打。

“不是，就不是嘛……”我喊道。

方朗阿姨愤怒地冲过来：“你们真不是人!欺负个孩子，禽兽不如！”硬把我抢了回来。在阿姨的怀抱里，我才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你怎么这么傻?跟他哭，跟他闹嘛。”方朗阿姨心疼地责怪道。

“妈妈说过，在他们面前不许哭。”我说……

还记得母亲在女牢变卖了衣物，买了些食品，利用年节可以向男牢寄送礼品的机会，给您送去。不久，母亲收到了署名周彬的回条。回条上写着“下次把高腰皮鞋及捆肚子的绑带捎来，”望着回条，母亲止不住眼泪哗哗地涌了出来。母亲心里很清楚，那双高腰皮鞋因为卡脚，您早不穿了，现在又说要，—定是被敌人钉上了脚镣，磨破了脚踝……那捆肚子的绑带，是因为您腹部曾开过刀，刀门经常疼痛，用绑带捆紧可减轻疼痛。但您从苏联治病回来后就不再用了，母亲也就没有带进监狱。现在您又要用，肯定是受了酷刑，刀口崩裂……

母亲抹去泪水，在昏暗的油灯下重做了一条绑带和一双布鞋，然后捉住我的小手，在—小块白布上写了“爸爸好”三个字，找出一顶旧棉帽，把字条缝在里面的衬布里。好不容易又盼到可以送礼品的日子，然而，东西送出后，再也没有见到回条。后来才知道，您早已离开了人世……

站在庄严肃穆的汉白玉墓碑前，天山吹来的风轻拂着花白的双鬓，蒙蒙细雨冲淡了苦涩的泪水，我的心在向您倾诉：爸爸，六十年的风风雨雨，无论是阳光灿烂的春天，还是冰刀霜箭的寒冬，儿子经受了磨难和锻炼，以您为榜样，捍卫真正共产党人的信仰，永不改变。

爸爸，您听见了吗？您听见了吗……

《新疆党史(增刊)》总第49期(2003年9月)

关注毛远新

毛远新是毛泽民和朱丹华之子，1941年2月在新疆出生。毛泽民中年得子，极为钟爱。不料，1943年9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那时毛远新才两岁多。

1945年7月，朱丹华带着年幼的毛远新来到延安。朱丹华后来改嫁给方志敏之弟方志纯，毛远新也就随方志纯住在江西南昌。

1951年，朱丹华到北京开会，把毛远新也带往北京。会议结束后，朱丹华带毛远新进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朱丹华对毛泽东说，毛远新想在北京上学。这样，毛远新就来到毛泽东身边。

毛远新比李讷小半岁，他们一起在北京上育英小学。

毛远新跟江青关系不错。江青视他如自己的儿子。在家中，江青喊毛远新的小名“小豆子”，而毛远新则喊江青为“妈妈”。

1954年，毛远新小学毕业，考入北京101中学。

1960年，毛远新中学毕业，就读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

毛远新在清华大学学了一个学期，对毛泽东说：“我的许多同学都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也喜欢那里。我想转学到那里，好吗？”

毛泽东同意了。

从此，毛远新转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每逄寒暑假，毛远新回到毛泽东身边。

1964年暑假，毛远新在中南海住。7月5日，毛泽东和毛远新谈话。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事后，毛远新深知这一谈话的重要性，作了追记，写出《谈话纪要》。谈话内容迅速传到了高等教育部。高教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印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

1965年，毛远新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接照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他到防空导弹三营一连当兵。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规定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回校参加运动，毛远新也就回校。

在“文革”中，《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被红卫兵作为传单广为印行。

毛远新发起组织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他的特殊身份，使他成了当地红卫兵领袖。

1968年5月14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远新担任革委会副主任，被视为“可靠接班人”。不久,他又担任沈阳军区政委、政治部副主任。

1975年9月，毛泽东病重，毛远新到中央担任“联络员”，负责与政治局的沟通。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毛远新被捕入狱。

1993年10月，毛远新17年刑满后，被安排到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他使用的是“李实”的名字。这个名字是1965年夏天毛远新下乡搞“四清运动”前毛泽东给他起的。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时，正式向学院提出申请改名为“李实”。经批准，他的毕业证书及在空军部队工作时都用此名。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李实的真实身份很长时间只有所长和书记两个人知道。

“李实同志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高才生，毕业后一直在空军工作，1989年转业到江西省公安厅工作，考虑到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现在调到上海，来我们所工作。”报到时，所长的介绍可谓虚虚实实。

毛远新被安排在总工程师办公室，职务是“办事员”。他埋下头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快熟悉了业务，不久便成为所内技术管理的骨干。两年后，主管技术的副所长向所长建议提升他担任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所长一时不知如何向副所长解释才好，就向毛远新征求意见。“你就说我身体不好，本人不想再承担更重的担子。”毛远新说。

所长舍不得“浪费”人才，便把制订、实施全所质量管理体系的工作交给毛远新负责。那两年，毛远新拖着两条病腿，蹬着一辆旧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常常加班加点，成为全所下班最晚的人，终于全所顺利通过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多次评审。毛远新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得到全所上下的一致称赞。

进所不久，一次全所党员开会，毛远新坐在办公室“岿然不动”，一位同事奇怪地问：“你怎么不去开会？”

毛远新坦然地说：“我又不是党员。”

“你怎么不是党员？”这位同事觉得不可理解。一个在空军工作了十几年，又转业到省级公安机关工作了多年的人，居然会不是党员？他满目狐疑。

毛远新笑着说：“过去想入党，但条件不够。现在年纪大了，也不想入了，反正入不入党一样能为国家干事。”

“是不是因为家庭成分？”

“也许吧。”毛远新似是而非地微笑了一下。

由于刑满后还要剥夺政治权利4年，毛远新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到了基层普选的日子，全所职工都要排队参加投票，一个人也不能缺席，怎么办？所长就提前安排他到外地“出差”，顺便去检查治疗腿病。

毛远新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态度在全所有口皆碑，加上待人处事质朴谦和，他几乎年年被大家推选为研究所的先进工作者，放大的照片挂在大门口。

1997年，上海某报透露了毛远新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研究所工作的消息。“李高工就是毛远新”在研究所已成心照不宣的事实。好在一起共事多年，大家早已熟悉了毛远新的处事为人，不仅没有另眼相看，反而更加敬重，只是没有主动去捅破这层窗户纸，许多人已成了他的好朋友。

毛远新和女儿李莉也经历了由完全陌生到父女情深的过程。

女儿李莉1977年1月出生时，毛远新刚刚被关押3个月，妻子全秀凤也正在隔离审查。女儿10个月时高烧不退，因长时间大量使用青链霉素，导致双耳失聪。

1982年毛远新第一次见到随妻子探监的女儿，又惊又喜，他多么想把5岁的女儿紧紧抱在怀里，莉莉却瞪着一双充满恐惧的大眼睛，迅速躲到母亲身后，说什么也不让这个陌生人碰自己一下。

后来，一家3口虽然住进了上海一间13平方米的房间，莉莉却总是躲到舅舅房间里，毛远新想摸一下她的手，她都赶紧缩回去。加上语言交流困难，父女之间难以沟通。“是我连累了她……”自责使毛远新难以入眠。

从帮助女儿学习入手，毛远新父女关系开始起变化。考虑到聋哑人将来的生活自立，毛远新引导女儿课余时间学习美术，手把手地教她素描、水粉、透视学。初中毕业后，莉莉考上了上海聋哑青年技校美术班。毕业后，莉莉走上工作岗位，毛远新又引导女儿工余时间学习电脑。莉莉后来考上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聋哑人成人教育大专班，2000年拿到了毕业证书。现在，毛远新正帮助女儿学习英语，准备参加升本的考试。

随着女儿学业和工作的进步，父女之间的情感越来越深。现在已是李莉处处主动关心照顾年老的父亲了。

1996年毛远新全家迁入上海市政府分配的新居。毛远新的工资从1993年的600元逐渐长到了2001年的1600元。2001年2月，毛远新退休，按高级技术职称标准，每月领取1080元的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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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群：毛远新家事：一次火灾引发的心灵震颤

十一月中旬的一天，正在全面整修的江西省政府大院一角，一座三层住宅的一楼突然起火，当时家中无人，大门紧锁，现场施工人员不得不破窗而入进行灭火。好在救火及时，只烧毁朝北的一间书房，但其它房间由于浓烟弥散及消防液体的浸泡，墙壁和天花板都变成了黑色，地板翘起，家俱和被褥都被烟尘及污水浸染。

据了解，这家的主人就是早已退下来的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现已九十八岁的老人——朱旦华。幸亏失火当时老人住在医院，不然的话，仅是有毒的浓烟雾汽对她都可能是致命的。据现场调查，这次火灾的原因，责任完全是省政府房管处负责的楼上装修严重违章作业，电焊火花掉到一楼所引起的。

我在读高中时，就多次从这个院子的大门外展览路骑车经过，只听说是省长大院。望着高高的围墙，红漆的大门，威武的哨兵，总给我一种既神秘又好奇，还参杂着某种莫名的，想说又说不出的感觉。这大院里住的都是省级高官，想必里面环境优雅，设施豪华，是我等南昌草民绝对可望不可及的殿堂。

由于朱旦华老人的家已无法居住，她的亲属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只得将家中的物什收拾到一些废旧纸箱中，准备搬到附近一间空房临时存放，以便对房间进行必要的重新维修。这次被迫不得已的搬家，省里并没有派人帮忙，应好心朋友的要求，我单位的老总亲自率领十来个人赶来帮助搬运。我也就第一次跨进了这座神秘的大院。

走进老人的家中，眼前的景象令我们惊讶得目瞪口呆：除了一台新的平板电视机（据说是她儿子的一位朋友刚刚送给老人的98岁生日礼物），再没有一件象样的家具。沙发、桌椅、橱柜都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东西，早已破旧不堪，加上烟薰水浇，即使扔在马路上都不会有人捡回去；窗帘是由薄到半透明的最便宜的的确凉蓝布拼轧起来的，上面居然还有不少手缝的补丁……

难道这真是1937年只身奔赴延安并被党中央派往新疆工作，后被军阀盛世才投入监狱，受尽磨难，文革期间又被诬为叛徒嫌疑，接受批判审察下放劳改，最后从江西省政协副主席位置上退下来的朱旦华老人的家吗？就連我单位一个小小科长的家都比这里强得多了啊！

然而，挂在客厅墙上，已经被浓烟薰得黑糊糊的两幅照片，却说明了一切：一幅是毛泽民烈士和朱老抱着两岁儿子的合影，一幅是江西省原省长方志纯同志的遗像。这两个人曾经是朱老一生中最亲密的战友和革命伴侣。毛泽民烈士是毛泽东主席的弟弟，1922年入党，曾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国家银行行长，他参加了长征，负责保管运送党中央及中央红军的全部钱财，红军到陕北后，他任国民经济部部长，手握共产党中央和工农红军的全部家当，却从来没有为自己多花过一分钱，1943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在新疆。方志纯同志是方志敏烈士的堂弟，1925年的党员，方志敏烈士于1935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在南昌。方志纯同志继承了堂兄那篇历史名篇《清贫》所述的真正共产党人的作风：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据说1993年他去世时，全家的积蓄只不过四万元人民币。

再想想我们自己现在的生活，我和帮助搬家的同事们的心都为眼前的景象深深震颤！

“同志们幸苦了，来喝点水吧。”一位高个子満头银发的老人提着一大包矿泉水走过来。向我们老总一打听，此人是这个家庭年约八十的老司机，他是这次搬家的总指挥。

我主动靠上去和老司机攀谈，从他那没有牙齿的嘴里，又从我们老总的嘴里，我得知了有关朱旦华老人更多的情况：

省委为了照顾老干部，在风景优美的青山湖畔修建了一片副省级以上干部的别墅楼房，给朱旦华老人分了一套省级干部的别墅楼，老人家只需花十万元左右，就可买下属于自己的别墅楼，而这套别墅目前就价值270万。在许多干部都争着购买别墅楼时，朱旦华老人给省委书记孟建柱同志写信，说感谢省委对老同志的关心，但明确表示自己不要，还说把这个指标分给更需要的老同志吧。

省里曾派人来作朱老的工作，说这套房子可以作为遗产留给子女，劝她还是买下来。朱老却回答说：我参加革命时，連自己的命都交给党和人民了，根本没有想过自己还要什么财产。至于说给子女留下遗产，毛泽民烈士为革命事业不惜献出生命的精神，方志纯同志一心为人民利益奋斗，一生正气，两袖清风的精神，就是留给子女最好的遗产。据说，孟建柱同志要求有关部门要好好照顾老人的晚年。

朱老对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曾说过：从报刊上看到，一些过去自己心目中十分崇敬和尊重的老同志去世后，他们的子女为了争夺遗产闹得不可开交，甚至闹上了法庭，真给他们的父辈丢脸，也给我们共产党脸上抹黑呀。好象老一辈人革命一辈子，就是为了给自己子女弄这点财产？实在太令人寒心了！

朱旦华老人在给省委的信中还说：我现在住的房子（就是这次起火烧了的房子）是公家的，等我死后，全部交公。我在银行还有点存款，等我死后全部用于我的后事花销，不要给组织再增加负担。

我问老司机：“朱老的子女能接受她的决定吗？”老司机笑了笑，指着旁边一位正忙着指点保姆在捆好的旧纸箱上做标记的人说：“你去问他，他就是朱老的儿子老李。”

我没有当过记者，始终没敢直接去向老李问这个问题。

当老李帮我们放倒一个三合板钉的大立柜，准备抬出门时，我问他：“为什么整个大院所有房子都在重新整修，唯独你们家不整修呢？”

老李说：“能住就行了，老太太说不愿意浪费国家的钱。要不是这把火……”他摇摇头，没再往下说。

我说：“价值二百多万的别墅不要，老房子整修又怕浪费国家钱财，这样的干部现在打着灯笼都没处可找！”

一个同事说：“这把火烧的，不重新整修也不行了。我看呐，恐怕是連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

抬立柜另一头的同事大声嚷了句：“应该请那些贪官们来帮助朱老搬家，要他们看看，共产党的官应该是什么样的！”

老李抬头看了我们一眼，没说一句话，又去忙别的了。

回到单位，我就从网上查找朱旦华、毛泽民、方志敏、方志纯的相关资料。

当晚，我失眠了。下午在朱老家里的情景，一幕幕像放电影似的从我眼前闪过，虽然我从来没亲眼见过朱老，但又好象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无论是在敌人的监狱里还是在自己的家里，她心里只有国家利益，只有人民利益，她就是这样既普通又伟大的人。

从朱旦华老人，我想到了毛泽民，想到了方志纯。又从毛泽民想到了毛泽东，从方志纯想到了方志敏。正是由这样一批人组成的共产党，才能够率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才能够率领中国人民建设起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

我小时候，在课本上就读过方志敏的《清贫》，那是他牺牲前，在敌人牢房里亲笔写下的共产党人的“正气歌”，是秘密托人经鲁迅先生之手转给了党组织。文中最后一段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曾提醒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作风，朱旦华老人不正是这种作风的优秀代表吗？

附文一　马社香：传奇女性朱旦华

江西省政协副主席朱旦华的本名姚秀霞，祖籍浙江宁波，在上海长大。20年代，朱旦华考入上海务本高中师范专科学校。

在这里，她接触到上海地下党，开始参加进步活动。1937年冬，朱旦华被党组织送往延安。1938年1月，朱旦华在陕北公学入了党。从陕北公学毕业后，朱旦华被组织分配到新疆一所女中教书。在那里，朱旦华经邓发介绍，结识了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1940年两人结婚。1941年2月朱旦华生下她惟一的孩子毛远新。1942年9月，盛世才“翻脸反共”，突然间将新疆共产党人一一抓进监狱，连小孩也不放过。毛泽民被秘密杀害。那一年朱旦华刚刚30岁，和毛泽民结婚不到4年。

1945年，朱旦华和一百多名关押在新疆监狱的战友一起，被营救回到延安。第二天，朱旦华带着毛远新去看望大伯毛泽东。那天毛泽东正在窑洞外边散步，一听警卫员介绍，双手就把毛远新抱起来，两眼望着侄儿，眼睛慢慢地潮湿了。毛泽东动情地对朱旦华说：“你们受苦了。”又连忙吩咐李讷快叫“婶婶”。李讷很喜欢这个比她小半岁的弟弟，当时还递上她舍不得吃的半块烙饼。

不久，朱旦华被分配到中央妇委，和蔡畅、康克清、帅孟奇等女革命家一起工作。她编报纸、写材料，夜以继日忙得很。毛远新被送往中央托儿所，和不少中央领导的孩子寄宿一起，毛泽东一家人也经常把毛远新接过去，和李讷一起玩耍。

1949年的端午节，这时中央机关已搬到了北平。由帅大姐作为介绍人，邓大姐作为证婚人，朱旦华和方志纯举行了婚礼。方志纯是江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方志敏的堂弟，曾和妻子方朗一起被党派到苏联学习，40年代初回国也留在新疆工作。朱旦华与方志纯夫妇是多年的好战友。后来方朗在西柏坡因病逝世。婚后没多久，毛泽东签发了方志纯为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委任状。

解放初期，朱旦华先后担任了江西省妇联宣传部长和江西省妇联副主席、主席。1951年朱旦华作为江西省妇联代表到全国妇联开会，毛远新也吵着要到北京去。毛远新从小在中央托儿所长大，后来这些烈士和高干的孩子多读育英小学，毛远新也闹着重回北京读书。朱旦华把他带到会场，康克清一边摸着孩子的头，一边慈爱地说：“开会带个孩子怎么行，我们把他送到他伯伯那里去。”休会时，朱旦华带着毛远新来到大伯毛泽东的家里。毛远新跑到毛泽东跟前，缠着说：“大伯，我要来这里读书。”毛泽东摇摇头：“在我这里是温室的花朵，跟妈妈可以经风雨见世面。”毛远新大声“抢白”：“我也不住你这里，我住学校，怎么是温室的花朵呢。”侄儿天真有个性的反驳，引逗得毛泽东哈哈大笑。江青在一旁也笑了起来。江青把朱旦华拉到一边，说：“自去年毛岸英牺牲后，润之从来没笑过。今天头一次大笑。孩子就放这儿吧。”解放初期的江青，倒没有后来那样专横跋扈，大面上还是很娴静的。这样，毛远新留在了毛泽东身边，而不是像有些报刊上宣传的朱旦华临回南昌前“跪拜托孤”。

毛远新虽然只比李讷小半岁，小时候个子却比李讷矮一个头，李讷、李敏都亲切地叫他“小豆豆”，关系非常融洽，江青也很喜欢他。50年代，毛泽东休息时出外散步，暑期到北戴河避暑，身边往往带有三个孩子，那就是李敏、李讷、毛远新。在假期随主席外出，暂时不能回南昌的时候，毛远新总是给母亲寄上一封信提前告知。回北京后，毛泽东往往嘱咐毛远新回南昌探望母亲。这样，毛泽东和朱旦华的关系一直是比较亲近的。毛泽东南行南昌或在庐山开会，往往会接见方志纯和朱旦华。1959年7月贺子珍上庐山，晚上和贺子珍住在一起的人就是朱旦华。

“文化大革命”中，朱旦华、方志纯都受到冲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朱旦华、方志纯恢复工作。后来方志纯病重直至病故，朱旦华都是尽心尽力地照顾他。在此同时，朱旦华老骥伏枥，先后担任了江西省妇联主席和省政协副主席。现在朱旦华已离休，仍坚持学习和写作。

（摘自第11期《人物》作者：马社香）

附文二　方志敏烈士的文章：《清贫》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民党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已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身边有没有一些积蓄，那我可以告诉你一桩趣事：

就在我被俘的那一天——一个最不幸的日子，有两个国民党军的兵士，在树林中发现了我，而且猜到我是什么人的时候，他们满肚子热望在我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或者搜出一些金镯金戒指一类的东西，发个意外之财。哪知道从我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时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他们于是激怒起来了，猜疑我是把钱藏在那里，不肯拿出来。他们之中有一个，左手拿着一个木柄榴弹，右手拉出榴弹中的引线，双脚拉开一步，作出要抛掷的姿势，用凶恶的眼光钉住我，威吓地吼道：

“赶快将钱拿出来，不然就是一炸弹，把你炸死去！”

“哼！你不要作出那难看的样子来吧！我确实一个铜板都没有存；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想错了。”我微笑淡淡地说。

“你骗谁！像你当大官的人会没有钱！”拿榴弹的兵士坚不相信。

“决不会没有钱的，一定是藏在那里，我是老出门的，骗不得我。”

另一个兵士一面说，一面弓着背重来一次将我的衣角裤裆过细地捏，总企望着有新的发现。

“你们要相信我的话，不要瞎忙吧！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的，个个都有钱，我今天确实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啦！”我再向他们解释。

等他们确知在我身上搜不出什么的时候，也就停手不搜了；又在我藏躲地方的周围，低头注目搜寻了一番，也毫无所得，他们是多么的失望呵！那个持弹欲放的兵士，也将拉着的引线，仍旧塞进榴弹的木柄里，转过来抢夺我的表和水笔。后彼此说定表和笔卖出钱来平分，才算无话。他们用怀疑而又惊异的目光，对我自上而下的望了几遍，就同声命令地说：“走吧！”

是不是还要问问我家里有没有一些财产？请等一下，让我想一想，啊，记起来了，有的有的，但不算多。去年暑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已交给我的妻放在深山坞里保藏着－－怕国军进攻时，被人抢了去，准备今年暑天拿出来再穿；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财产了。但我说出那几件“传世宝”来，岂不要叫那些富翁们齿冷三天？！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写于囚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