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作君/王蕙炎：章乃器—中共的诤友

章乃器(1897—1977)
1957年，有份资料集名为《章乃器反共三十年》，这是配合“反右斗争”编写的材料。章乃器遭到了全国范围的批判，一夜之间就成了“极右派”、“反共老手”。纵观章乃器的一生，他恰恰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20多年的冤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得以昭雪，尽管此时章乃器的生命之火已经熄灭，然而他的事迹和他的名字将永载于中国史册。
热血沸腾追求革命
章乃器，1887年3月4日出生在浙江省青田县小塬村的一个破落乡绅家。原名章埏，后因读《老子》有“陶人埏埴以为器”一语，遂改名“乃器”。
章乃器的祖父章楷，是清同治年间浙东名士，为人耿直，好济困扶危伸张正义。这种刚正不阿的性格，在章乃器身上得到继承。
1918年夏，章乃器从杭州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毕业后，进入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当练习生。翌年春，他便辞职来到北京，进了北通州京兆银行，当了营业部主任。此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给年轻的章乃器以极深刻的影响。从此， “科学和民主”成了他终生不渝的信条。1921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他进了一家中美合办的实业公司。这里虽然待遇优厚，但是洋经理却骄横跋扈，章乃器不愿意卑躬屈膝，只干了3个月便愤然辞职。章乃器回到上海重新进入浙江地方实业银行。
1927年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北伐军占领了上海。章乃器欢欣万分，和人们一起走上街头欢呼北伐的胜利。当他“以为祖国从此可以转弱为强，中华民族吐气扬眉为期不远”而对国家前途充满美好憧憬时，蒋介石却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转入低潮。
这年11月，章乃器独立创办了《新评论》半月刊，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的各项政策，这是他参与政治的初步尝试。他把“要做潮流的指导者，不做潮流的追逐者”奉为《新评论》办刊的信条。1928年5月3日，济南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制造了“济南惨案”。章乃器在《新评论》上连续发表文章，他一方面呼吁对日宣战，另一方面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旧军阀换新军阀，或旧军阀做新军阀，还不依然是一个军阀？”他宣称：“几十年来帝国主义的压迫，几十年来政府的压迫，几千年来封建制度的压迫，这许多压迫还不沉重吗？当然，这一定需要革命——激烈的革命，非如此，无以泄发郁结的民气。”章乃器的激进言论，自然使国民党当局无法容忍，1929年春，便以“袒共”的罪名将《新评论》查禁。
党的诤友抗日斗士
1932年，章乃器出任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副总经理。6月，又主持创立了国内第一家完全由国人创办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章乃器为中国征信所制定了一套严密科学的工作制度，使该所的调查工作效率极高，受到了社会的赞扬。章乃器不仅是一位成功的银行家，而且他还是一位有成就的经济理论家，他主张用经济手段管理中国的货币和金融市场，以保护民族工商业。同时，他又是一位共产党的同情者、支持者。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武汉地下党的领导人杨贤江经常将款项汇到上海，通过章乃器存入浙江实业银行，保护党的活动经费。章乃器三弟章郁庵是共产党员，曾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就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的公开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曾多次将苏区运来的金银交章乃器通过银行换成现钱，充当党的活动经费。
30年代初，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一些同志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处境危险、生活困难，章郁庵便通过章乃器把这些同志安排到中国征信所挂名支薪，隐蔽待命。1935年陈云在长征途中奉命到上海恢复党的工作，也是通过章乃器与章郁庵联系上的。当时章乃器曾安排陈云在秘密住所隐蔽，后来才转道前往苏联，可见章乃器为党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
1935年12月，他与马相伯、沈钧儒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正式成立，发表了《救国运动宣言》，提出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等主张，章乃器被推选为该会的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主管财务，兼作宣传工作。
目睹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而蒋介石仍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继续实行“剿共” 内战，章乃器于1936年1月在《大众生活》上发表了《四年间的清算》一文，文章指出：“在‘前方军事剿匪，后方文化剿匪’政策之下，杀戮了多少的勇敢有为的英俊少年！毁灭了多少田园庐舍！消耗了多少枪械弹药！到了今日，外无以攘，内未得安。‘外力’积极‘内侵’的结果，连安内的基本地带‘长江腹地’都受到敌人的威胁，这样下去，恐怕就要到‘无内可安’的末日！”他在文中呼吁：“我们不能再用自杀的手段，伤耗民族的元气！”“停止一切内战，大家枪口一致向外！”他还表示：“刀锥斧钺，我自己来担当”。沈钧儒当时就称赞这是一篇有血有肉的好文章。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6月2日，沈钧儒、章乃器前往市政府会见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向他阐明全国各界救国会的宗旨，递交成立大会宣言等文件。吴铁城当即诬称救国会有野心。章乃器和沈钧儒毫不为吴铁城的诬指所屈，严词拒绝收回《宣言》。而后，章乃器与沈钧儒、史良等前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愿，提出立即对日抗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保障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等要求，并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以扩大宣传救国主张，唤起民众。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提出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救国主张后，章乃器同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四人发表署名文章《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条件》，公开表示赞同。文章发表后，国内外反响很大。
由于救国会的团结抗日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国民党对他的仇恨也与日俱增。章乃器也不断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威逼利诱，章乃器干脆辞去了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之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爱国运动中去啡国会的活动，也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度仇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终于对救国会下了毒手。1936年11月23日凌晨，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被国民党当局无理逮捕，成为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啡国会领袖无辜被捕的消息传开后，激起了人们极大义愤，抗议和营救的文、电雪片似地从国内外飞来。七位爱国领袖被捕后20天，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于国内外形势，1937年7月31日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释放“七君子”。
章乃器出狱后，斗志不减，将他在狱中撰写的《救亡运动论》中的《抗日必胜论》和《民众基本论》的两个部分印成小册子于1937年10月正式出版。他在文章中提出了“武器的力量并不是绝对的，而人的力量毕竟还是决定胜负的因素”的重要见解。他还批驳了形形色色的亡国论调。他指出“有些人把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日苏或日美战争的爆发，中国与英、美、法等国的结盟等外力因素上，也是不现实的。是机械主义的抗日论。”他认为“抵抗侵略主要的力量是我们自己。”
1938年3月，章乃器应安徽省主席李宗仁邀请，出任省财政厅长兼安徽省银行董事长。在任职期间，他了解到新四军军饷很困难，便以统一税收的名义，报请省政府每月补助新四军3万元。这在当时“是任何地方政府所不敢的。”结果，1939年3、4月间，蒋介石终于下令“另有任用”罢了他的官。
“红色的资产阶级”民主人士
抗战胜利后，章乃器筹建昆圣影片公司，同时积极从事民主运动。1945年12月与胡厥文、黄炎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民主建国会成立后，即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
1946年2月10日上午， “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大会”在校场口广场举行，到场群众万余。国民党当局派出特务暴徒殴打与会群众，受伤、失踪者达六十余人，制造了“校场口血案”。事发后，章乃器、郭沫若、阎宝航即向公众披露了血案真相，强烈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
1946年4月，民主建国会迁往上海，章乃器也到了阔别8年的上海，继续从事和平民主活动。 1947年9月，蒋介石阴谋对民主人士大逮捕，章乃器被迫流亡香港。1948年底，应毛泽东的邀请，在中共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下，章乃器和其他三十余位民主人士搭乘苏联货船阿尔丹号北上。1949年1月7日船抵大连。章乃器在东北亲眼目睹当家作主的工人、农民努力进行生产建设的热烈场景，而旧社会常是的烟、赌、淫、乞等弊病，在解放区几乎绝迹，这使章乃器感慨万分。一次参观途中，同行的人们唱起了一支革命歌曲，歌曲第一句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章乃器认为要确切表达党的历史功绩，建议在“中国”之前冠以“新”字，将歌词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久，章乃器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你的建议很好，我们已经让作者把歌词改过来了。”
1949年6月15日，章乃器作为民主建国会的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 10月1日章乃器出席了隆重的开国大典，并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兼财经组组长、政务院编制委员会主任。1952年8月，章乃器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以后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主建国会副主席。由于职务上的原因，他经常涉及一些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政策问题。1955年4月举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章乃器发表了这样的观点：“民建的性质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内的，要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党派。但他同时声明：“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一个政党。如果外宾们说那你们的党可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那我认为可以欣然承认。”1956年，章乃器在民建会第一届中央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发言说：“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指着我说：‘我很同意你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难道我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的存在？’我提的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既然可以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有什么不可以说红色资产阶级政党？”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章乃器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也已经基本消灭了，留下来的只是残余或者尾巴罢了。”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笼统地提两面性，不利于调动工商界的积极因素。与其笼统地提两面性，还不如在大力鼓舞生产经营积极性的前提下，具体地指出必须改造的那些资本主义的思想作风。这些都是章乃器在国内出现了新形势的情况下，对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的转换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新的估价，在理论问题上作探讨时所发表的一些观点、见解。

章乃器的任命书
披肝沥胆推心置腹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毛泽东于4月30日起，多次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号召他们对政府的错误和缺点，大胆提出批评，帮助党整风。章乃器参加了其中的三次。5月13日那次座谈，章乃器因事未能出席，但仍送去了一份书面发言，并附去信函一封说明稿子是“信笔直书”，是草率，但也是直率的，是否发表，请领导掌握。后来，他又写了《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这两篇文章都见了报。
这时，章乃器仍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粮食部的工作上，谁知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却风浪骤起。从6月5日起，他的言论遭到了全国性的批判，他本人也于一夜之间由著名的爱国主义人士变成了“极右派”、“右派头子”、“反共反人民的老手”。
当时，章乃器受到“批判”的观点，除了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及“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等外，还增加了“与党争权力”、“反对党的领导”、“鼓吹定息不是剥削”、“号召工商界‘抬起头来”同党进行斗争”，、“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是‘脱胎换骨就要抽筋剥皮”’等。
事实究竟如何呢？
首先，关于“与党争权力”的问题。当时，曾有党外人士反映“有职无权”。章乃器提出，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他说：“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同时他也声明：“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织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织管政治思想领导，党组织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现在，可以说，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章乃器说这段话是有历史背景的。他曾于1955年先后两次致函毛泽东，反映工作中某些党员干部不尊重科学和宗派主义的作风。毛泽东复信说：“感谢通知我这些情况和你的意见。干部中的片面观点总是会有的，问题是好好帮助他们学会实事求是全面分析的方法。”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问题得到了纠正。章乃器所说的“斗争”，就是指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风而言的。但在1957年却以此诬指章乃器与党争夺权力。
其次，关于定息是不是剥削的问题。1956年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经济学界就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定息是剩余价值；另一种认为是剥削而不是剩余价值。章乃器在《关于工商业改造辅导报告工作的几个问题》中讲：“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是比较合理的。剩余价值、剥削和不劳而获的收入这三个名词，本来一般是可以通用的。现在既然已经明确定息不是剩余价值，那就可以进一步明确定息也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像这类学术问题，或者说是如何制定政策的问题，是可以探讨的，但在那场“反右斗争”中硬把章乃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确切地概括为“定息不是剥削”，因而成了当时集中火力批判的靶子。
第三，关于对民族工商业者思想改造的问题。章乃器认为“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的阶级特性并不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章乃器不同意思想改造要“脱胎换骨” 的提法，他认为民族资本家改造了近8年仍然需“脱胎换骨”，会使人望而生畏，其结果是“阻碍了人们接受改造，而不是鼓励”。但是章乃器的观点却被曲解为“脱胎换骨就是要抽筋剥皮”而加以批判。
第四，关于反对教条主义、个人崇拜问题。章乃器说：“假如不幸而让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当中起主导的作用……那不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幸，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损失。”他还认为革命领袖有时为革命辩护而讲的一些话，也不能机械地用来指导今天的革命工作。他举了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句话为例，指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适用的，但是“现在生产建设中有些工作细致些，尤甚于“绣花”；在革命胜利后对反革命分子的改造“也不是采取残酷的手段，而是采用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就是因为这些，章乃器被说成一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争辩，也表示：“不勉强争做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帽子。”
1958年1月，章乃器写出了3万余字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文中表示：“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别人，也不能泯灭是非来对待自己。”
没有沉沦依然乐观
1958年1月31日前后，章乃器被先后撤销了所有的职务，仅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从此，章乃器开始了漫长的家居生活。对于一个精力充沛的实干家来说，失去工作的权利是最大的痛苦，但是他没有沉沦于痛苦之中，他每日手不释卷，阅读了大量经典著作及各种专著，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笔记。后来他虽然曾经提出过申诉，却未被接受反而被斥之为“翻案”，接着又被撤销了政协委员的职务。此刻，章乃器不仅在政治上受到打击，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
1966年6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狂贱震撼了中国大地，8月24日，红卫兵冲入了他的住所，章乃器被押往吉祥戏院，这里正举行着一场血淋淋的打人集会。送到这里的“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一个个被打得倒在血泊之中，章乃器也被打昏在地。他曾作过以下的回忆：
“8月25日以后7天的遭遇：每天都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虐我。门是开着的，又没有人理。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充分的。”“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浇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家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章乃器面对暴行，镇定自若，相信党和大多数群众是会理解他的。他说：“只要来者是真正的群众，他们是不会杀害我的。”他又说：“我认为，我现在决不能死，我要等到党看清楚我是一个对党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然后死而无憾。我深信，事实是掩盖不住的，事实总是越到后来越清楚，我活着，我的精神面貌就可以证明我对时代的乐观。这是有反动思想的人所万难做到的。”
章乃器一生的最后十年，就是在北京东郊的一座普通民楼斗室中度过的，他身处逆境却依然乐观，而且始终保持着坦率、正直的秉性。
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80岁。从1957年的“反右”斗争到1966年开始的10年浩劫，终于耗尽了他最后的生命。20年，而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几个20年呢？直到他去世，还是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摘帽右派”。不能不想到他是带着遗憾走的。在一个静静的小型的追悼会上，当年“七君子”中两位健在者——史良和沙千里为他们的同志送行。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章乃器的“右派”冤案终于在1980年6月平反昭雪，1982年5月，他的遗骨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翟作君：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蕙炎：上海市第二中学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