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中共和中国托派的怪人—刘仁静

创建中共和中国托派的怪人—刘仁静 
    提到中共“一大”很多人很熟悉，但提到刘仁静这个名字，就会有很多人感到陌生。刘仁静，是中国共产党 “一大”13位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当时年仅19岁。他当时怀着满腔热情，投身革命之中，却又鬼使神差般地成了托洛茨基的忠实信徒，使他的人生失去了方向，在他一波三折的人生道路上，充满了风雨、艰辛和曲折。
一 少年英才
    1902 年 3 月 4 日，刘仁静出生在湖北省应城县一个教书先生家里，他自幼聪慧过人，12 岁就考入武昌博文书院，两年后升入武昌私立中华大学中学部，中华大学是所比较开明的学校，在这里，刘仁静阅读了《新青年》、《甲寅》、《学生杂志》、《科学》等大量进步刊物，开始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就在这时，他还结识了对自己思想有重大影响的比自己大 6 岁，时在中华大学部学习的恽代英。1917年10月，恽代英和几个中华大学部的学生组织成立了“互助社”，“互助社”不是政治组织，也不是学术团体，是以“砥励品行，帮助学业，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进步青年团体。刘仁静参加了“互助社”，并经常帮恽代英组织活动，恽代英也十分喜爱这位积极要求上进的中学生，在各方面都予以帮助，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十点至十一点为养初（刘仁静的号）改问。告养初力戒轻躁之习，求庄重和蔼，与朋友交而敬之。”“互助社”的实践活动，为刘仁静踏上革命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1918 年夏，刘仁静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他告别“互助社”同仁，踏上了北上求学之路。刘仁静到北大预科后不久，就转入物理系学习，但由于他对理科不感兴趣，旋转入哲学系，后来又进了英语系。在北大，刘仁静认识了李大钊。虽然年龄小、身体弱，但机灵的刘仁静学习成绩却总是很优秀。1919 年 5 月 4 日，五四运动爆发，17岁的刘仁静迅速卷入了运动的洪流之中，作为普通一员，刘仁静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和军警发生了激烈冲突。结果，刘仁静在运动中被警方拘捕。在北大师生和员工们的齐心斗争下，法庭最终判刘仁静等被捕的五名学生无罪释放。
    这段时间，刘仁静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学习，他阅读了一些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除此而外，他还天天泡在图书馆里读了考茨基、克鲁泡特金、罗素等人的理论作品。
不久，刘仁静又成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1921 年 6 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发起组的名义向全国已成立的各共产主义小组发出通知，要求每个小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据刘仁静自己晚年回忆说：“北京小组选举‘一大’代表时，最初是张国焘和邓中夏， 可是邓中夏当时在保定示范学校教书，又要监管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有事去不了。罗章龙在铁路工会工作也很忙，我当时没有职务，结果补选我去上海‘一大’。”
    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以后，刘仁静热情高涨，成了马克思主义忠实的追随者。回到北京，他与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1月，他与邓中夏创办了《先驱》杂志，之后，《先驱》刊物迁往上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
二 成为“托派”
    1922 年 9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从上海来到北京，正式通知刘仁静等三人出席即将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共安排了大会发言，但由于陈独秀不会英语，因此有刘代为在大会上发言。参加此次会议，刘大有收获，不但亲耳聆听了列宁的报告，更值得刘仁静激动不已的是，刘仁静发言后，托洛茨基单独接见了他，这使刘仁静受宠若惊，也为他日后对托氏理论产生信仰打下了伏笔。
1926年9月，刘仁静受党中央的派遣，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在学习期间，苏联党内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1927 年 11 月 4日，苏共中央开除了托洛茨基的党籍，之后，苏联政府又将其驱逐出境。刘仁静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震惊，原本对托洛茨基的感情逐渐演变成了思想上的共鸣。1929 年 4 月，刘仁静学习期满，他没有直接回国，也没有向党中央做任何请示，便自作主张地去拜访流亡的托洛茨基。
为了寻找托洛茨基，刘仁静从波兰、捷克、德国一路寻了过去，最终才从德国托派报纸《意报》办报人乌尔班斯那里打听到了托洛茨基的下落，并最终在土耳其一个荒凉的小岛--太子岛上找到了托洛茨基本人。托洛茨基十分高兴，握着刘仁静的手兴奋地说道“：你是我唯一认识的一位中国人，很高兴有了来自中国的支持者，欢迎你的到来。” 刘仁静经过在太子岛上十几天与托洛茨基的交流，思想上完全倒向了托派理论。明确表态自己是托洛茨基的支持者，要在回国后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建立托派组织，临别之前，托洛茨基送给刘仁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成为了日后中国托派的纲领——《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
三 四处漂泊
    回国后，恽代英曾督促他向党中央报道，而刘仁静则认为李立三在执行斯大林路线，是官僚腐化分子。刘仁静想另树一帜，按托洛茨基意见，要从事议会斗争。1929 年 12 月 29 日，党中央在《红旗》上刊出《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限他三日之内在报纸上公开交代访问托洛茨基一事。刘仁静对此置若罔闻。刘仁静顽固坚持托派思想，后来被开除党籍。
他回国之前国内就已经有了两个托派组织，一个是“我们的话”派，一个是“无产者”派。参加者多数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刘仁静自诩是托洛茨基的入门弟子，也与宋逢春、王文远组成了“十月社”托派组织，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个托派组织“战斗”派也宣告成立，这样，中国国内便有了四个托派组织。
    1931 年 5 月，中国的托派组织在上海开了所谓的统一大会，但大家选举陈独秀当了中央总书记，刘仁静做了个中央委员。一心想当中国托派首领的刘仁静愤怒得写信给陈独秀，说道：“你把我放在一边，看你们以后怎么办，你们不过是半托洛茨基主义者，我和老托的关系，你们没有足够的认识，对我的作用一点也不认识，我只要写信给老托，就叫你垮台，你们等着瞧吧！”接着，刘仁静便给托洛茨基写信，报告中国托派组织的情况，希望他进行干预。但此时的托洛茨基自身都难保，更遑论插手中国托派的内部纷争！在回信中，托洛茨基对中国托派领导权的问题一个字也没有谈。他处处以“托洛茨基代表”、“正统托派”自居，引起陈独秀和托派组织对他的反感。刘在托派组织中混得相当孤立，以致后来被赶出了托派组织。
当时刘仁静已经结了婚，没有工作。为了养家糊口，他于1934年带着妻子一起来到北京，靠给美国记者伊罗生当翻译为生。不料，安静日子没过几天，刘仁静就被国民党宪兵三团逮捕，并被押送到了南京警备司令部。1935 年 11 月，刘仁静被押送到苏州反省院。1937年4月，刘仁静刑满释放，他先来到上海，要求恢复与托派组织的关系，未成；接着又乘船回武汉找陈独秀，被陈独秀拒之门外。他只好离开武汉到了重庆，通过关系在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宣传处当了科员。在三青团没干两个月，特务头子康泽要刘仁静履行入团手续，刘仁静不肯，便离开三青团到了西安，在朋友梁干乔的推荐下，在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机关——战士四团任上校教官，教授俄语和历史。大约一年多就被辞退了。此后，刘仁静就跑去担任了陕西省教育厅编审，同时担任《正报》的主笔，直至抗战结束。抗战胜利后，刘仁静回到上海，先后在国民党的《民主与统一》、《前线日报》、《时事新报晚刊》当主笔。1948年，受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日报》总编陶希圣的邀请，刘仁静又跑到国民党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陶要刘帮他搞反共宣传，刘写了一些文章，但因不符合陶的要求，没有再继续下去。刘仁静最终在国防部政工局挂了一个专员的虚位上一直混到了解放。
四 幡然悔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仁静来到北京，刘少奇同志亲自找刘仁静，对他进行认真耐心的教育，刘仁静幡然悔悟，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这次谈话后，他用了刘亦宇的名字，被安排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师。几个月后，他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刘仁静声明》，明确表示“自己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心在党及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虽然刘仁静开始对过去的错误有所认识，但由于他在许多问题上遮遮掩掩、避而不谈，因此，1950 年 12 月 31 日，《人民日报》在刊登他与另一位托派干将李秀的声明时，便加上了个措辞严厉的编者按。
北师大的学生们首先作出强烈反应，看了《人民日报》后，立即群起抗议，校方不得不撤销了刘的教学任务，改派他为苏联女教授加勃娃做翻译。但学生们对此依然不满意，现实已不允许刘仁静在北师大继续呆下去，中组部便对他的去向做了重新安排，先是让他去淮北参加土改，后来又通过人事部安排他到了人民出版社。
    刘仁静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的是编译工作，正好发挥了他的特长，而出版社除个别领导外，谁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因他年龄较大，又有较丰富的学识，大家对她都很尊重，刘仁静的生活境遇远比解放前要好得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仁静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革命群众决不会放过这个“大人物”。虽然没有判刑，却遭到了监禁。毛泽东得知这件事后，当即表态“：有些老托派，像刘仁静，就不要关了吧。”毛泽东的态度保护了刘仁静，他不仅被释放了出来，而且有关部门为了避免他再次被红卫兵揪斗，特地将其安排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并在学习、生活上提供极大的方便，每月还安排专车到北京城一趟。
刘仁静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恢复了自由。198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60 周年时，新华社记者专程采访了唯一健在的 “一大”代表刘仁静，并发了专稿《访问刘仁静》。自此，很多党史工作者和有关部门及个人都来登门拜访，向他求援，请他提供材料，写回忆录等等，令他有点应接不暇，不过内心却是比较愉快的。1986年10月，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谁知不到一年，刘仁静老人却因车祸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刘仁静的骨灰被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对于一生复杂而又坎坷的刘仁静而言，身后能安息在共产党人、革命烈士忠魂萦绕的八宝山，应该是一种无尚的荣幸，也算是一种无声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