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是诤友吗

田奇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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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恰逢政协成立五十五周年。用筷子吃饭的人都知道，政协组织虽然位居庙堂之高，爵禄在众人之上，却是低眉顺眼的小媳妇，忍气吞声的小跟班。缺少实权，说话不算，很少有人放到眼里。国人向来鄙视恃强凌弱，笔者撰文绝没有捏软柿子之意，只是有些话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且容我将观点摆到桌面，请大家评判是非。
政协顾名思义是协商政治。是不同党派，不同社会团体的人聚到一齐探讨、协商经邦济国之大事。以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面对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矛盾，头绪纷繁的历史问题，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单靠一个执政党很难找到最佳治国方略。多听听不同意见，特别是反面意见就显得尤为重要。政协先于共和国成立，群贤毕至精英荟萃，协商了许多建国大政，曾起过很好作用。共和国成立后政协使命完成，本当寿终正寝。毛泽东想以此作为民主政治象征，将政协保留下来，与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并列。如今政协已是从中央到县区，层层设置的庞大机构。
政协具有高级别、高职位、不负责具体工作之特点。毛泽东、邓小平、胡锦涛都提出政协要做共产党和政府的诤友。政协组织也常以诤友自居，北京政协主办的杂志名称就是《诤友》。
何为诤？汉代的刘向曾说：“有能尽言于君，用则留之，不用则去之，谓之谏。用则可生，不用则死，谓之诤”。何为友？明朝苏浚在《鸡鸣偶记》中阐释道：“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死生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逐，昵友也；利则相攘，患则相倾，贼友也。”大学者胡适认为，“诤友诤臣”要做到“面折廷争”，“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指辞官）争之”。由是而论，我国政协委员中无愧于诤友美名者恐怕少之又少。
政协商讨的是国是而非党事、部族事、地方事、家庭事，需要每个委员有“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 ”的坦荡襟怀和无私品格谏言献策。建国初期，不少政协民主人士的确表现出了诤友、畏友的风范－－提出新人口论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反对新官僚主义的章乃器、文革初期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停止打倒刘少奇的章士钊、公开批评四届人大将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宪法的梁漱溟等政协民主人士，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勇气，大义凛然，不改初衷，为世人所仰慕。
然而自从上述人士犯颜直谏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后，政协基本上变了味。委员们大都噤若寒蝉装聋作哑，成了执政党的啦啦队。再也没有为民请命，为国尽忠的风骨。以后共产党屡次犯重大错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除了共产党的内因，政协不能成为共产党的诤友恐怕也要算外因之一。别人不提诤言情有可原，政协在其位，食其禄，无论出于职责、道德、还是国家民族大义，政协委员都应挺身而出以诤言报国。共产党的领袖听不听是一回事，政协委员们敢不敢站出来讲话是另一回事。
建国后毛泽东坚持斗争哲学，对政协委员有过不民主的作风，并产生了恶劣影响。尽管如此，毛泽东始终坚持内外有别，他虽然对党内不同政见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是对于公开顶撞他的党外人士，即使在极左路线最狂热时期也做到了网开一面。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相当一部分政协委员比共产党中的极左派毫不逊色，个别政协委员在会上公开发表不同政见，不等共产党表态，委员中的“先进分子”们就迫不及待的开始了批判斗争。回首当时情景，实在令人不堪。
作为共产党的政治伙伴，作为清醒的旁观者，多少年来眼睁睁地看着朋友往坑里跳，不是推波助澜，就是隔岸观火。或是为了保住级别待遇写点无足轻重、无关痛痒的提案。结果共产党一次次犯了严重错误，政协的面子也极为难堪。这倒是“荣辱与共”了，但失去了“肝胆相照”的“荣辱与共”其价值又有几何？！
政协所有职责人大都能涵盖，而且有过之无不及。从所发挥的作用来看，人大作用虽然不尽人意，政协还远不如人大。正如前些日子一位网友所言，人大政协只是不同的人，开基本相同的会，提案内容大同小异。难道纳税人交给国家的钱真是多的没地方花了吗？不是还有许许多多人没解决温饱吗？不是常有父母为儿女无钱上学寻短见吗？不是还有众多残疾人得不到救助吗？
政治协商说到底是协商重大政治问题。干预政治就要敢冒风险，如果回避政治焦点热点难点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趋炎附势，政协就没有存在之必要。政协存在的惟一理由是为国家和人民、为执政党当好诤友。纵观政协几十年表现，看看这些年政协委员们的提案精选，只能用八字字来概括：乏善可陈，令人失望。
由于中国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当诤友、进诤言成了社会良心的象征。事实上冒极大风险所谓诤友、诤言是专制制度典型特征，对于现代民主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一个社会能不能进步，关键在于能不能广开言路，能不能允许各种批评意见公开充分表达。这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也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可以公开对执政党和政府工作提出批评，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当诤友、进诤言，那么花大把银子，设一个徒有其名的机构还有什么意义呢？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极左路线猖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国人对政协委员们的行为尚可理解。改革开放后，国家的政治环境越来越宽松，可政协发出来的声音却依然软弱无力。事实上政协早已成了退居二线领导干部休养所，到这里来的官员大都是享受特权的最后余荫，指望他们监督政党、政府纯属搂着柳树要枣，赶着鸭子上架。
从目前来看，虽然主流媒体表现尚难充分反映民意，但互联网已经成为民众表达心声的最广阔平台，网民的建言献策日益受到共产党和政府的重视。对比之下，政协委员那些无关宏旨，鸡零狗碎的提案更是相形见绌。
虽然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政协的地位、性质和作用，但是从实践来看，政协的实际作用与宪法要求相去甚远。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还是毛泽东当年说得透彻。1945年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有一段堪与千古“隆中对”媲美的“延安对”。黄先生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一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千古不易之理，是被古今中外无数事实反复证明的客观规律。反过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依靠政协组织对执政党和政府实现了有效的民主监督。
如今食之者众，生之者寡成了国之重病，撤消政协可以为国家减轻不少负担，政协委员不受官职之累也许能写出更有分量的提案。诚如是则国之幸甚，民之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