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的中共诤友梁漱溟（下）-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1946年7月12日，蒋介石下令大打内战。

　　7月11日、15日，民盟云南成员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教授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7月18日报纸发表《民盟秘书长谈话》。梁漱溟先生是当时民盟秘书长。他说：“刺杀李公朴、闻一多先生是特务所为。”并说：“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就在这里等待着！……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像今天，我却无法退出了。……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我在这里等待着他！”“李、闻两先生都是文化人、学者，手无寸铁，除了言论号召外，无其他活动，假如这样的人都要斩尽杀绝，请早收起实行民主的话。”“快快取消这种特务机关，不取消，民主同盟断不参加政府。”

　　7月22日，梁先生起草《民盟政协代表为李、闻案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提出六项要求，主要有：政府立即选派公正人员与民盟所派之人同赴昆明，调查惨案真相，惩办凶手，抚恤遇害人家属等。

　　梁漱溟先生在得知罗隆基作民盟代表参与调查有生命危险时，自告奋勇和周新民先生一同去昆明调查此案，并慰问遇害者家属。

　　在为时近月的调查中，曾有数起匿名信恐吓，国民党政府又暗中种种阻挠。梁、周两先生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深入细致调查，终于查清暗杀李、闻的凶手都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的部下。李、闻惨案是国民党特务有计划有组织的罪恶行动。

　　梁漱溟先生亲自写出《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报告李、闻暗杀案调查经过》，于8月26日发表。报告最后要求把这案件移南京组织特别法庭审理。

　　当年民盟昆明支部负责人之一的冯素陶先生，1986年3月对笔者说：“当时民盟昆明支部为这报告提供了不少材料，并参与了起草工作。这个报告很代表梁漱溟先生当时的政治态度，立场很鲜明，是一份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梁自谓“糊涂不中用”，匆匆收回致“三方”文件

　　由于蒋介石蓄意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旧政协一闭幕就频频制造事端，挑起内战。偏袒国民党蒋介石的马歇尔，失掉共产党的信任，调停失败。10月初，民盟作为第三方面再次参与调停。

　　国民党蒋介石不顾中共严正警告，10月初攻占张家口后，国民党单方面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和谈虽已无望，第三方面仍不忍见大局破裂，还想做最后的努力。

　　10月25日，忽传国民党军队又攻占共军在东北的驻地安东。当晚，梁漱溟、黄炎培两先生和数位民盟朋友到梅园，将这一消息告诉周恩来先生。周先生闻言脸色立变，声言不再参加和谈。梁漱溟先生等再三苦劝。黄炎培先生提议“中共、民盟之间作一约定，今后任何一方如有新决定即互相关照通知，以示决不骤然单独行动”。周恩来先生始首肯。

　　中共方面提出要恢复1946年1月13日停战生效时双方军队驻守位置，已得势的国民党军队不肯让步。第三方面提出即日下令双方军队各就现地一律停战等三项解决办法。

　　梁漱溟先生唯恐第三方面提出的原则和办法不足以息争，又主张把某些争执问题，如东北驻军地点等，应具体确定下来。当第三方面同人在交通银行开会时，梁先生提议至再，获得大家同意，并公推黄炎培、莫德惠和梁漱溟三个人负责研究提出方案。方案定稿后，各自签名，清缮三份：一份给国民党孙科，推定由张君迈、左舜生、缪云台三人送；一份给马歇尔，推定由罗隆基送；一份给中共，由梁漱溟、莫德惠、李璜送。

　　梁漱溟等人到了梅园，由梁向周恩来先生分条讲解所提方案，第二条刚提两句，周恩来先生面色骤变，以手阻梁，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亦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算完。”周恩来先生态度愤激，泪落声嘶。梁漱溟先生茫然不知所措。周恩来先生诘问梁：“25日晚约好，彼此有所决定，事先互相关照，今何失信？”梁顿忆前事，自觉理短，更无话可说。梁正急得不知该怎么办时，莫德惠、李璜提醒他“赶紧把文件从各方收回”。李璜并表示青年党方面由他负责。梁如获救命稻草。李璜赶紧跑出去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三人找来梅园商量，大家齐声说：“收回！收回！”莫、李、黄、罗四人急急奔向孙科公馆，居然取回了原件。马歇尔那一件，因人不在，还未拆封亦收回。将收回的文件均请周恩来先生过目，说明作废，周恩来先生才息怒。梁漱溟才如释重负。

　　笔者在民盟曾听罗隆基讲他到孙科公馆收文件时的表演。罗隆基讲：“我们商量决定‘智取’，四个人有两人不下车，人多怕引起孙科注意。由我和黄老找孙科。孙科正在，黄老问孙科：‘我们送来的文件你看了么？’孙科面带喜色说：‘看了，还不错，可以研究。’黄说：‘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建议漏写了，想拿回去补写上。’孙科听后从办公桌抽屉拿出文件，并说‘你们就在这儿补写上好了。’我急忙伸手拿上文件就走，孙科发怔说：‘怎么不在这里写？’我一边急急出门一边说：‘回去写好再送来！’黄老见势也急急跟我忙上汽车跑了回来。马歇尔那里，送去时马歇尔就不在，是秘书收的，去取文件时也是说漏写了一条建议，秘书就给了。真像演了一场戏！”萨空了先生也向我讲过此事，我们听了都笑。

　　梁漱溟先生讲：“无疑地这是一大笑话，第三方面朋友糊涂不中用！特别是我糊涂不中用！然而我们非有恶意于中共却甚显明。究竟那折衷方案有何严重错误，我不太清楚。因为当时周恩来先生愤激之余，说话无伦次；而我在惶恐中亦听不清。不过慢慢把周的话回味一番，似乎问题在这里：（一）第一条加入东北共军驻地的三点内容，不算太要不得，但既规定关外驻地，亦应将关内驻地一同规定好；既规定共军驻地，亦应将国民党军队驻地同予规定。而我们则没有。（二）第二条加入政府派县长、警察接收共方之20个县，于共方大不利。尤其是政府新编有一种保护铁路之交通警察，为戴笠手下忠义救国军所编，对于共方较之正式军队还更受不了。而我们却没有想到。”

　　梁先生说：“我真惭愧像我这样人岂配担当国家大事。几天之内，向各方朋友告辞，我便离开了南京。”

　　梁漱溟先生在10月28日发生上述事件后，坚决辞了民盟秘书长职，于11月6日回到重庆北碚勉仁书院闭门著书，还写下长文谈他在和谈中负疚的这段事，油印多份送与朋友和学生。

梁漱溟在1953年毛主席严厉批判他的前后

　　吴江先生在《炎黄春秋》发表的《值得纪念和研究的梁漱溟》一文中讲：“正因为梁漱溟如此坦承了自己的根本性的重大‘转变’，公开否定了自己坚持数十年的一套理论，这就尤显出1953年毛泽东怒斥梁漱溟并为此展开一场批判，不仅不合情理，而且输了道义。”

　　我是赞成吴江先生这一评说的。我这里补充一些梁漱溟先生取得转变的事实。梁漱溟先生于1951年在《光明日报》发表《两年来我有哪些转变？》一文后，继续一边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边对照审视检查自己过去的错误，于1952年5月初又写出《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这一约五万字的长文（后改标题为《我的努力与反省》，编入《梁漱溟全集》第6卷）。全文分15节，全面地叙述、分析自己过去几十年思想、观点的形成、发展、变化，和所致力的社会活动，进一步否定了自己坚持数十年的一套救国理论，承认自己过去是站在有产者立场，自己的错误根源在立场错误，并一而再表示自己错了，毛主席对了。今后要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为革命事业尽力。梁先生态度诚恳，句句真话。他在5月5日，亲自将这篇长文先送林伯渠秘书长，请林看后转呈毛主席，希望得到毛主席指教。8月7日，毛主席接见梁时对梁讲：“你的自己检讨文章有几万字，太长。我请林老阅看后指划出重要的几段来我才看的，我看出来你思想识见有进步了。但还不够，慢慢来吧。”梁先生虽对毛主席没看他的全文感到遗憾，但说他“思想识见有进步了”，还是高兴。

　　梁先生也依旧同过去一样，想为建设新中国进言，反映农村存在的问题，希望政府加强农村工作。

　　1953年9月8日在政协扩大会议上，梁先生讲到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时，曾讲有人说“工人、农民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别”等等的话，受到毛主席的斥责，遭受到人身攻击。在大批判中，梁先生被扣上“破坏工农联盟”、“反对总路线”、“暗中帮助蒋介石”、“一贯反动”、“反动派”等等大帽子。梁先生想不通。他虽然个人受委屈，为了保护老朋友始终不肯说他发言中的那些要紧的话是谁讲给他的。

　　时过境迁，到80年代笔者为梁先生编写年谱时，一再追问，他才告我，1953年9月8日政协扩大会议他讲的那些话，是几天前，老朋友彭一湖先生来家看他时说的。于此亦可见梁漱溟先生的处世为人。

　　我特意查阅梁先生1953年的日记（已编入《梁漱溟全集》第八卷），日记中虽无彭一湖来访的直接记载，但在11月14日日记中却记着这样的话：“鲜特（生）老来谈甚久，语及彭一湖挂念着我。”

　　读梁漱溟的日记还使我发现，梁先生在1953年9月8日以前，生活得轻松、愉快，很有规律。每天早晚学习俄文，定时给他的老学生陈亚三、黄艮庸、李渊庭讲学，先讲他写的《中国文化要义》，后讲伍庸伯关于《大学》（四书之一）的讲义。还常到公园散步、赏花。8月15日日记还写着：“宽儿来，饭后谈其入党经过及其婚姻问题（宽儿即梁培宽，梁的长子）。”9月8日梁先生受批评后，情况便大不同了。9月11日日记只有一句：“午后大会上余发言，提三个问题，周（总理）似未能接受。”13日日记云：“晚七时晤毛、周，对于我发言意旨所在根本没有弄清，且气不顺。”有好长一段时间，梁先生晚上失眠，有数次做噩梦惊醒。

回顾建国后毛泽东与梁漱溟先生的交往

　　吴江先生文中说：“1953年风波后，梁漱溟与毛泽东中断了联系，但毛泽东并没有把梁漱溟这个朋友忘却，1975年即毛泽东逝世前一年，毛泽东还在讲到‘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那段批语中专门提到梁漱溟，含保护梁漱溟之意。”

　　毛主席1976年9月逝世，梁漱溟先生以怀念与自责的心情从12月开始撰写《追记在延安、北京迭次与毛主席的谈话》的长文，于1977年2月完成（约11000字）。文中谈及1950年至1952年毛主席四次接见他的谈话主要内容，梁先生在总结中说：“事隔两年之后（约指1954年——笔者注），我始于主席的美意大有所悟。此即毛、周两公常谈的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指出知识分子必须下厂下乡接近工农，以至知识分子劳动人民化，工人农民要知识分子化，这一方针是向着共产社会走所必要的。回想从1950年3月起到1952年8月，同毛主席先后谈话四次，每次他总劝我出去看看走走，只头一次我听从了，其他三次我均拒不从命，大大辜负了他。”这字里行间，既流露了梁先生怀念毛主席的真情实感，也透露出梁先生感到的毛主席对他的某些不悦。

　　1950年3月，建国后毛主席头一次接见梁先生，寒暄之后毛主席就问梁先生：“这次来你可以参加政府吧？”梁先生稍迟疑后回答说：“把我留在政府外边不好吗？”毛主席从梁先生拒绝参加政府工作的这一态度中，当然会看出他对新政权还有想法，还在坚持其“中间”立场。梁先生自己在“追记”一文中也承认，他所以如此答复毛主席，“盖此时我尚信不及中国能以就此统一稳定下来，以为我如其参加政府，就落在共产党一方面，莫若中立不倚，保持我对各方面说话历来的立场资格。”

　　“追记”中记述说，毛主席动员他带上身边的人到河南、山东、东北去看看。他向主席陈明在川中办学情况。主席指示“勉仁文学院可交西南大区文教部接收，所有教职员工及学生各予适当安排”。梁先生回忆说：“这次谈话到深夜12时，在左右向主席请示开饭时，我立即申明自己素食多年，请给我一二样素菜。主席忽大声说：‘不！全都要素菜！今天是统一战线！’……饭后，我告辞，不敢劳主席相送，主席竟坚持送我到门外登车。然而看他词色间似不愉快者。”

　　梁漱溟先生在第一次面见毛主席后，提出五个人名单请周总理安排，除陈亚三外，有黄艮庸、李（李渊庭学名）等，周总理都安排在全国政协。梁先生按照毛主席所嘱，和统战部长李维汉、副部长徐冰洽商去各地参观访问事宜，并由统战部向预定访问的各省知照。梁先生带了夫人和秘书李渊庭等三、四人，于4月上旬离京，9月中旬返京。

　　毛主席于9月23日，第二次接见梁漱溟。毛主席听完梁先生讲述他在参观访问中的收获体会后，提出梁先生可以去参观土改工作，梁以疲累为由表示拒绝。

　　一晃又是一年。1951年梁先生参加土改回京后，毛主席听完他讲述感想体会，提出请他去广东参观土改，他又表示不去。此后将近一年，毛主席没有找梁漱溟先生谈话。1952年8月7日，梁先生通过林伯渠请求会见毛主席，毛主席在下午2时接见了梁先生。除谈梁先生于5月初送审的《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长文外，梁漱溟向毛主席提出想去苏联作学术研究事，毛主席表示不同意，并针对梁先生提出的第三个缘由说：“你不是想考察了解俄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历史背景和现状吗？你不如且就我们自己国内作一番社会调查。”梁先生在“追记”中讲：“先是我曾问过主席有什么任务给我，我以为这便是给我的任务，于是请问调查项目。主席说‘随你要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你要到哪里就到哪里。你可以带几个助手，公家将给一切方便。’我感觉出主席的好意，不便辞拒。但我内心有自己要做的事，又不想从命而行，含糊了之。不料主席却很认真，次日乃知（他）立即交付统战部给我准备出发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