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和主席面对面“交锋”的终生诤友

古人云：“文死谏，武死战。”在共和国最严峻的时刻，小人当道、忠臣直士三缄其口的时候，作为好友的周世钊敢于犯颜直谏，面对面和毛泽东交锋，指出其错误，同样难能可贵。
周世钊与毛泽东有着“三同”（同乡、同学与同事）与“三友”（会友、文友与诗友）的关系，有着许多共同的观点、思想和经历，然而他也从不掩饰自己与毛泽东的不同观点与思想。周世钊的女儿说，正因为父亲与毛泽东有广泛的、长远的交往，彼此间有深刻的、全面的了解，也因为他对毛泽东的事业和成就佩服之至，他才敢于坦然提出一些不同意见。
1949年10月28日，周世钊在和毛泽东阔别22年后致函这位刚刚上任政府主席的老同学。信中有一段说：长沙自解放后政治刷新，社会也日趋安定。不过大多数人的生活在这大变动中感到一些困苦。一些干部工作努力有精神，使人敬佩无极，但有的还或不能掌握政策，和中央的决策常生偏差，有的不免带些关门主义的色彩。此后对下级干部的训练恐怕也会要劳及领导者的心神。
周世钊为人襟怀坦荡，正直无私，实事求是，反映下情民意，言人之不敢言。担任副省长主持湖南科教工作期间，他亲自为一些受冤屈的知识分子奔波平反。对于“左”倾错误，他多次在人大、政协会议上发言，并上书毛泽东主席，坦陈已见。
1958年，“大跃进”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此后，周世钊在北京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他：“元兄，今年开会前你到了什么地方参观视察？看了些什么？有什么感想？”周世钊如实回答道：“到了我的老家湖南宁乡去了解了一下农村人民公社，看到了农村的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场面。不过，我看有两个问题也值得认真研究。一个粮食亩产的数字上我看有些虚假现象。有的说一亩地产几千斤，有的甚至说一亩一次能产一万多斤，我看有点不实在。”
毛泽东说：“现在不仅湖南农村形势好，全国的农村形势都好。你还很不错，看出了问题，能讲真话。现在农村浮夸风确实很严重。很多地方，吹牛成风。你是全国人大代表，你下去，那些干部会尽量好好招待你，他们有他们的目的，他们是想请你到北京为他们讲好话！可你不但没有给他们讲好话，而且还到我这里告了他们的状。我看你确实是一个好人呀！你敢于说真话，你敢于向错误思想行为作斗争，可敬可佩！元兄，我看你真不错呀！还是保持了我们同学时期的实事求是精神，这很不容易呀！我希望你永远能保持这种品质和作风！”
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鼓励，以后周世钊每次与毛泽东交谈都坚持4个字：实事求是。这也是毛泽东经常喜欢与周世钊谈话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因为从老同学周世钊这儿可以了解到从别处了解不到的基层的真实情况。
也是在1958年，反右派斗争刚刚结束，这次政治运动严重扩大化，造成了十分不良的后果。此时，周世钊到北京开会，找到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大学生中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念其年轻，应处理从宽，让其在学校中学习，改造思想较好。”毛泽东第一次听到群众中来的对反右派斗争的不同意见，他想了想，表示同意，说：“你讲得很对，中央也有此种考虑。”
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周世钊被召进中南海，会见了毛泽东。当天主要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当时把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划入资产阶级范畴，对此周世钊颇有异议，他对毛泽东说：“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就不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经过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政治运动后，在毛泽东无比崇高的威望之下，一般人哪敢发表不同意见？但周世钊为了坚持自己认为的真理，直谏不曲，而毛泽东却对他表现了空前的“豁达大度”，还表示“谈话未畅，欢迎再谈”。
“东园兄：上次谈话未畅，历史唯物论观点讲得不透，可以再来一谈否？如愿意来，企予望之，不胜欢迎之至！”这是1959年5月10日上午9时毛泽东“倚枕书，尚未睡觉，心血来潮，写此数语”。
信是毛泽东用铅笔写的。信中的“历史唯物论观点”是关于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郭沫若为曹操翻案，涉及到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原来此前毛泽东约周世钊面谈，与他进行讨论。毛泽东认为应该为曹操翻案，是符合历史唯物论观点的；周世钊则不同意毛泽东这一观点，认为曹操人品不好，不该为曹操翻案，两人各抒己见，互不相让，争论得十分激烈。事后，周世钊谦逊地说：“毛泽东对文学和历史的研究有很多精辟的见解，可惜那天我因外出未能赴约，失去了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1966年，“文革”开始了。在10年史无前例的动乱中，周世钊也遭受多次冲击，身心受到摧残。他对许多问题不能理解，对许多做法存有疑虑。他对毛泽东亲自发动与领导的这场运动很不理解，于是这年7月致函致电毛泽东，要求面谏。毛泽东复函称：“不必来京，事情可以合理解决。”
红卫兵在周世钊家里抄走了现款和存折，拿走了一些旧书和衣物之类的东西。当红卫兵从箱底里搜出毛泽东给周世钊写的一大堆信时，有的红卫兵看到毛泽东给周世钊的每封信都是称“元兄”或“东园兄”时，就问周世钊：元和东园是哪一个？周世钊回答说：“元和东园都是我，是我的别号。”有个红卫兵一听，笑开了：“你真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毛主席比你大得多，你怎么要他称你是兄啊？你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对于红卫兵的这种无知和可笑的追问，周世钊只好采取无可奉告的态度。
1967年，抄家风风靡全国，周世钊到北京面见毛泽东。毛泽东风趣地询问：“听说红卫兵‘照顾’了你的家？”周世钊回答说：“一身之外无长物，抄家者一无所获，不过搞乱了我好些旧书，弄得残缺不全，可惜！可惜！痛心！痛心！”他对肆意抄家深恶痛绝。此后，抄家风有所收敛，直至杜绝。
1972年，“文革”势头不减，许多问题暴露出来了，演化成“积重难返”的局面。这年10月2日深夜，周世钊毅然在会见毛泽东时谏陈3小时，最后面交了写于8月间的一封长信。
在周世钊面交的近4000字的信中，他论述了8个问题，其中谈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很多水平高、能力好、有斗争历史、工作经验而又忠于职守、卓著成绩的党内和党外的老干部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知识分子政策被严重破坏，各类大小知识分子都加以“臭”字的谥号，统统称为臭知识分子。并认为，大学应恢复招生，要重视提高教学质量。“主席素来特别重视青年培养教育问题，但经林贼的阴谋破坏，共青团、少先队等组织完全瘫痪……窃以为共青团、少先队的工作应该恢复，并提高质量。……很多好书都被烧了禁了，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除政治理论外没有多的书可读。窃以为‘五四’以来一些比较好的书可以经过审查开放一部分……我们看到一些基层干部除以私人关系开后门的作风颇为严重之外，又每每以派性和私隙作祟，借机会报复、打击别人，也由于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对于应该处理的群众提出的要求，搁置不予处理，以种种借口把提出要求的人推出门了事……窃以为中央和省市可考虑设置相应机构，负责对所提问题深入调查，作出结论，经过有关上级的审核批示解决问题……”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建议周世钊经南京、上海回长沙，并一再叮咛要十分注意安全：“你没有人护卫，更应多加小心为是。”谁也没有料到，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时隔一年半以后的1974年四五月间，周世钊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毛泽东曾决定约见周世钊。后来，周世钊给其亲属的信中写道：“因为得到通知，暂时没有时间接见，决定早点回家（指回长沙）。”这次约见没有实现，据说是毛泽东身体欠佳，有的说是毛泽东工作过于忙碌，还有的说是有些人对周世钊的那封长信有不同看法，其实情不得而知，但是没有完成约见，使周世钊感到很大的遗憾，毕竟他有很多话要向友人倾诉。
1975年10月，周世钊再次住进北京医院，起初被安排在二层。毛泽东曾派他的保健医生前去诊治，保健医生回到中南海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告知周世钊住在二层，病情较重，于是毛泽东嘱其安排到三层西领导人病室（即北京医院316室）。
1976年初，周世钊病稍愈返湘。不几天，又因病住入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此时，他病疴缠身，仍在思考国家大事，念念不忘好友毛泽东，对多人说过：要给毛泽东写一长信。可是，由于身体原因，他无能为力，最后的日子里只是给毛泽东写了一个短信，到他去世后发现时，只见残缺不全。
这年4月，周世钊病危期间，湖南省委和省委统战部多次到医院探望，湖南省委办公厅还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和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周世钊病危时作出决定，于4月20日凌晨从北京医院选派了两名医生乘飞机专程到湖南为周世钊治病。但是就在当日早晨6时，从北京来的医生还没来得及给周世钊看病，周世钊就在长沙与世长辞了。
4月26日下午，周世钊追悼会在长沙举行，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等送了花圈。当日，新华社公开发表了周世钊病逝的电讯通稿。次日，《人民日报》和中央电台等各大媒体刊播了有关消息。
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一时间，全国上下一直沉浸在万分悲痛的气氛之中。为了纪念两位友人的友谊，周世钊的亲属当日向中共中央发了唁电：“惊悉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不胜哀痛。我们深切怀念毛主席对先父周世钊先生的63年关怀。”
周世钊去世后，子女清理其遗物时发现有1972年8月10日由周世钊一人署名的致毛泽东主席的那封长信底稿。周世钊的亲人如是感慨：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父亲能提出如此意见，把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的确风险不谓不大、胆子不谓不壮。诚然，这种认识与胆识来自对祖国、对人民、对领袖、对友人的赤诚之心，来自人格修养的求真精神，来自畏友、诤友、挚友的气魄。在头脑发热、违背客观规律高举“三面红旗”而使全国陷于“困难时期”时，是推波助澜，还是有所觉察？在全中华陷入灭绝文化的灾难性的“十年动乱”时代，敢于触摸主席逆鳞的人真正具有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他说出了广大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心声。
1976年，周世钊和毛泽东先后离开自己所挚爱的世界。或许，他们在那另一个世界里又在促膝长谈，又在酬唱奉和，谈笑风生，追忆往事，共叙友情，在天国里续写“友谊、永恒”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