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睦假象：毛泽东与林彪最后合影出台内幕

核心提示：5月2日，报纸出来了，仅此一张的照片登在头版头条，标题用醒目的黑体字压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同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观看焰火”。

我拿着密密麻麻堆满革命词汇的报纸，心里却空荡荡的。脑海里老是出现那张空着的椅子……

当晚，这张照片也定格在电视新闻里，谁也没有发现这只是一张瞬间的照片。

毛泽东与林彪最后一张合影（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共和国红镜头》，作者：顾保孜，出版：中共党史出版社

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和林彪一直没有见面，我也没有接到拍摄他们会见外宾的任务。直到1970年10月1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大节日之一，每年这个节日，中央领导人都要上城楼和全国人民一道庆贺共和国的生日。

这天，周恩来把斯诺领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一同出现在观礼台上。

城楼下的广场早已人山人海，喧声如潮。周恩来早早地来到了天安门城楼。按惯例毛泽东如果要出席某一个大的活动，周恩来总是要提前来到，对毛泽东所要经过的路线、现场都要仔细认真地检查一遍，包括毛泽东要坐的椅子。

天安门城楼上那个专供领导人使用的电梯一次一次地升上来，把能够上天安门城楼的党、政、军领导人和一些贵宾陆续送到。叶剑英来了，林彪、叶群以及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等林彪的四员“大将”也来了。

当斯诺带着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走出电梯时，周恩来迎上前去，向他们夫妇问好。

“我真是第一个应邀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吗？”斯诺棕色的眼睛闪着兴奋的亮光。

“毛主席让我请你来的。你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周恩来热情地说。

“34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你。你当时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

“我还记得我替你草拟了92天旅程，还找了一匹马让你骑去保安找毛主席。”周恩来也接着回忆说。

“你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让我上天安门……”

周恩来接过斯诺的话，说：“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你三次访问新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庆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也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

斯诺兴奋地说：“我又有独家新闻了。”

电梯又一次升上天安门城楼。身着银灰色中山装、身材魁梧高大的毛泽东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缓缓走出电梯。

周恩来赶忙上前迎接，并将斯诺夫妇领到毛泽东跟前。

毛泽东一见斯诺，非常高兴。他亲切地握着斯诺的手，风趣地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周恩来又向斯诺介绍林彪。斯诺向林彪问好，并打量着这位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

“斯诺先生是毛主席的朋友，当然也是我的朋友，好朋友。”林彪不自然地笑着回应斯诺。

对周恩来为寻求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努力，林彪是不赞成的。他曾私下对人说：“周恩来与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倒霉的。”

周恩来对第二天《人民日报》的版面做了精心安排。他将城楼下记者拍摄的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发表在头版的显著位置。这张向美国发出了含蓄而饶有深义的信息的照片，震动了整个世界。可是一向精明的美国人却忽视了中国发出的信号，直到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他们才意识到中国对美的态度。中美关系才开始有了起点。

如果说林彪那次在城楼隐藏了自己内心的不快，那么到了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他就撕去唯唯诺诺的面纱，公然在高层人士面前表现出他与毛泽东剑拔弩张的关系。

可当时人们对写在党章里的接班人，不敢有任何联想和猜测。包括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尽管察觉有些不对头，但绝然不敢多说半句。

争权、暗杀、叛逃、摔死……谁也不会料到的。

难怪中央向全国人民传达林彪叛党叛国摔死在温都尔汗时，会场上竟有人吓疯了。有人还把尿撒在裤裆里。

“五一”那天，我和过去一样，随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拍摄中央领导和首都人民欢度节日的镜头。毛泽东也来了。当然，只要有毛泽东在场林彪也一定会在场，这已成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既定模式。我站在城楼的露天台子上，靠着大殿的门口静静等候，第一个从大殿门出来的是毛泽东，身后紧跟着摇“红宝书”的林彪。我按下快门时，镜头里瘦小的林彪贴在毛泽东高大身躯后面，让人感到滑稽，禁不住掠过一种遗憾：林副主席的形象太单薄了，根本就不上照，站在毛泽东身边，反差更大！

镜头里第三个出来的是周恩来，他仍然从容自如……这是属于他特有的风度。

后面是康生、江青、董必武……

活动时间很短，毛泽东先向城楼上各单位军管会的头头们招手致意，然后来到城楼栏杆前向城楼下欢声如雷的群众游行队伍招手致意，和1966年毛主席登城楼相比，主席的精力和神采都不如那时了，或许这次没穿绿军装而是灰色中山装的缘故吧？

下午，部分领导人又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和群众一道游园。

毛泽东、林彪没有去。

我整整跟在后面奔波了一天，拍了十几卷胶卷，派社里的记者送回照片制作车间冲洗印制，要赶当天上机印刷，明天就能见报。

离开劳动人民文化宫，我又立即赶到天安门城楼。晚上还有更大的盛会，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放焰火。中央领导人都要出席晚上盛会，这之前我要检查一下拍摄的灯具，防止曝光不足，因为有主席出场，不能多用手灯。

我到城楼时，工作人员已开始布置城楼的座席，座席排列一般是按照职位大小严格划分的，台子正中放了一张圆桌，围了几把椅子，两边各又有几张圆桌。正中的那张不用说就是毛泽东和林彪坐的，是张主桌。政治局常委、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坐两边的桌子。中央各部门的领导站在桌子的后面。

我仰头看了看天，似乎不作美嘛。阴沉沉的一团乌云好像托着雨水，随时可能从天而落。刚才我给领导人拍照片时还为有这样的天气暗暗欣喜，拍人就需要光线柔和的天气，而现在却担忧起来，晚上的观礼活动可别叫老天爷搅黄了！

晚上的活动往往时间长，场面大，准备不好就会出“洋相”。素以“严”著称的总理，绝对不允许我们记者，特别是他身边工作的记者在公开场合出半点差错。跟了总理10多年，没少受批评，也没少受表扬。他的严要求我是熟知的。我觉得我应该做些应付下雨的准备。到大殿的休息室打电话，让社里备些雨具。我的手刚触到话筒，蓦然，一道淡黄色的光射在我的手背上，像个吻印。一抬头，乌云不知移到什么地方去了，窗外一片晴朗。

晚霞在长安街的尽头露出了痛快淋漓的笑容！

微风徐徐，夕阳已快沉坠到高楼的底层，落在地平线上。

街道，华灯初上，在没燃尽的晚霞里像一团团小黄球，洒出微弱却很顽强的光。红霞愈来愈深沉，愈来愈热烈……

我异想天开，想永久留住热烈绚丽的晚霞，举起相机描向红彤彤的世界……刹那间，我的希望受到致命的一击。相机里的胶卷全是黑白胶卷！

晚霞像嘲笑我的“色盲胶卷”，将最后的余晖涂抹得更加肆无忌惮。

这几年，外国趁中国“祖国山河一片红”的时候，彩色胶卷将他们的生活曝光得有声有色的。黑白？黑白胶卷连小孩也不玩，可我们这些堂堂的中国摄影记者，拍摄中国的最高领袖，用的竟是黑白胶卷！就这还前呼后拥，威风得不行。

记不得是哪个国家的，好像是比较发达国家的来宾，他们到游泳池拜会毛泽东后，我将他们每人和主席握手的照片，交给外交部礼宾司，由他们转交给外宾。

外宾一看照片，皱起了眉：怎么是黑白照片？为什么不给我们彩色的？他们还以为彩色照片让我们中国自己留下了。

礼宾司的人打电话问我是不是有彩色照片。

当时我心里真酸涩！完全可以想像外国人瞪着蓝眼睛看我们中国伟人的黑白照片，心里是个怎样的惊诧。可我能和他们说什么呢？说我们只有黑白胶卷，那不是给中国人丢面子吗？我只好说：“黑白照片拍出来层次丰富，立体效果好，而且便于长时间保存。一般拍这样永久性照片都是黑白胶卷。”

我简直是闭着眼睛说瞎话，与其说糊弄莫名其妙的老外还不如说是安慰自己酸楚的情绪。

我一想到晚上天空里五彩缤纷的礼花，而手里只有黑白胶卷，情绪顿时一落千丈。

这时警卫局的人也来城楼，见我就说：“今晚上毛主席、林副主席都要来看焰火。就你一个摄影记者到前台。”

“我知道。”主席一出场，别的摄影记者一般不能随便到跟前，这早已是一条大家都知道的不成文的规矩。

“林副主席身体不好，上午才参加活动的，晚上还能来吗？”我心里琢磨着，似乎有种预感，林彪会不会不来？

去年8月，林彪从庐山回北京后，好像精神状态不佳，几乎都在北戴河养病。我们工作人员私下里悄悄嘀咕，说林彪其实没什么病，主要是和主席闹意见。主席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他就有情绪。干吗呀！党的副主席都拴在了老牛桩上，还急什么国家主席呀，真是的。

夜幕终于落下。夜沉沉的。

天安门广场上人声鼎沸，锣鼓喧天。广场四周的建筑物穿上彩色灯装，光线像笔生动真实地勾画出人民大会堂、英雄纪念碑、历史博物馆交错重叠、跌落起伏的层次和轮廓。“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全世界各民族大团结万岁！”的巨幅霓虹牌耸立在广场上，闪烁光芒。

中央领导人陆陆续续来到城楼上，他们先坐在大殿的休息室里休息。不一会，毛泽东也到了，他还是上午的灰色中山装，连帽子也是灰色的。他微笑地到屏风后面坐下休息。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被安排坐到主席的身边。

1970年10月1日，全国各大报纸上就发了一张毛主席和美国友人斯诺在城楼上的合影。似乎毛泽东更愿意和外国人在一起。

突然，门口一阵涌动，周恩来大步流星走了进来，大家随着他的手势，一看，哦——陈老总大大咧咧地跟着总理身后走进人们惊讶的视线里。

久违了，大家好不亲切哟！关切地询问他手术后的恢复情况。老总笑哈哈地一一作了回答。后来总理又将陈毅带到屏风后面见毛泽东。

毛泽东迅速抬起眼帘，凝目细望，咧开嘴笑了，忙站起身握住老总的手。

刚开刀不久的陈毅，一点儿也不像身患绝症的人，除比以前消瘦了些，还和以前一样精神饱满，潇洒爽朗。当主席问他身体怎样时，他用大巴掌有力地在胸口上拍了几下，“一切正常！主席。”

主席望着老诗友由衷地笑了。

总理则双手抱臂站在一旁，一言不发，欣赏似地望着这对老诗友风趣地一问一答，脸上露出沉思的神色。他在想什么？过去炮火纷飞的年代还是眼前微妙复杂的局势？

城楼上，碘钨灯发出耀眼的亮光。

毛泽东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右侧……最西侧的位子怎么空着？哎，这不是林彪的位子吗？这时我才发现林彪还没来。我左右环顾了一下，总理的目光也在寻找林彪。

毛泽东略略地抬了抬头，朝对面的空座位瞥了一眼，又侧过脸和西哈努克谈话，仿佛根本就没看见那座位还空着！

总理不停地看表，浓浓的眉头凝了结，他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

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进大家焦急万分的视线里。

5月的天，他披着一件军呢大衣，皱着眉，一脸枯黄的样子，从我身边擦过时，卷过一股浓浓的怪味。我早就听说他患病用吗啡上瘾，要经常使用才能保持身体状况。可能味道就是药味。后来听知情人说，那天晚上，林彪要注射吗啡，不想去城楼，是总理电话再三请他出席晚上的活动，他才不得不来，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样。

他冷僻地落座后，一句话没说。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微妙拍摄一般要等正副统帅交谈时才开始。

拍电影的人还在对着毛泽东的方向调试镜头。不知怎的，我被眼前的瞬间吸引住了，鬼使神差地立在董必武的侧面，拍了一张主桌的全景。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我们所需要的欢乐情绪，只好放下相机，慢慢地踱到旁边，再回首……啊！我僵住了，浑身的血一下子沉到了脚后跟——林彪不在了！

大惊失色后，我又感到自己非常可笑，是不是有点儿神经质？好像非要证实自己的预感似的。林彪能到哪儿呢？还不是去卫生间了！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林彪还没出现。我开始着急起来，会不会林彪走了？想到这，我心里惶惶的，希望不是这样。因为拍摄还没开始，林彪怎能就不在了呢？我们拿什么见明天的报纸？直到这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那个鬼使神差的“瞬间”已成为今晚绝无仅有的独家新闻，仍不失信心地望着卫生间的方向，以为林彪还会出现在我的镜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