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言论：勾勒百年中国言论史的全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19 23:19:34
勾勒百年中国言论史的全貌
作者:philosopher100B @ 12/15 2006, 14:04
——读傅国涌新书《笔底波澜》
作者：昝爱宗
多年研究百年言论史的傅国涌继两年前的《追寻失去的传统》之后，又推出新作《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他开宗明义就指出，自晚清至民国， 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对言论的压制如出一辙，文人论政的空间一直都是那么严峻，然而几代知识分子以笔为枪、抵抗强权，从来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停下手中的笔 ——1918年：邵飘萍创立《京报》，“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
1926年：张季鸾倡导“四不”方针，开启《大公报》的新时代；
1934年：可敌百万兵的《申报》史量才以身殉报；
1936年：国难当头，上海记者群体发出《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的呼声；
1939年：国民参政员邹韬奋提案《撤消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
1946年：储安平开办“独立、客观、超党派”的《观察》；
通观一部中国百年言论史，总是能在幽暗的长夜里看到微弱而持久的光亮。早在1874年，得风气之先的王韬就在香港办起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份也是最成功的中 文报纸《循环日报》，率先开创“文人论政”的先声，成为“中国报业之父”。1904年，也就是102年前，彭翼仲在北京创办旨在“输进文明，改良风俗，以 开通社会多数人之智识”的《京话日报》，通篇采用京话，针砭时弊，直言不讳。彭翼仲在文章中说：“应该争论的，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开通风气，热心 爱国，这八个字虽成了现在的口头禅，但从现在作去，天下的人总要来原谅的啊！”“不怕得罪人，知道的就要照直说”。 1905年8月，不畏权势的《京话日报》追踪报道那王府活埋侍妾的新闻，“访问了二十多次，还有人进府细查”，连续发表《不近人情》、《王府活埋人》、 《三记活埋人的事》、《四记活埋人的事》等报道和评论。这张报纸创刊不到一年，很快就成为北京第一家发行超过万份的报纸。《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曾在《大 公报》发表文章称“北京报界之享大名者，要推《京话日报》为第一。”不幸的是，到了1906年9月，《京话日报》与《中华报》因讥讽当时深得慈禧宠幸的直 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而被封禁，《京话日报》总共出版了753期，杭辛斋、彭翼仲均遭逮捕，彭翼仲被流放新疆，为“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而付出了沉重 的代价。
《笔底波澜》一书始于1872年英国商人在上海创办的《申报》，结束于1949年，先后只有77年，姑且称为近百年的言论史罢。从中我们看到，长期以来 《大公报》都曾是一份敢于批评时弊的重要报纸，著名报人、主持《大公报》笔政15年的张季鸾曾说：“办报之秘诀在于‘ 准备失败‘，立言纪事，务须忠勇，忠者忠于主张之谓，此项主张自非偏见，事前务宜经过深思熟虑，多听他人意见，多思索各项事实。勇者系勇于发表，勇于发表 必须‘准备失败‘；忠于职守，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不接受政府官厅或私人之津贴补助，同人等亦不兼任政治上有偿之职，只有这样坚守良知和操守，说 话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接受；既然本报（《大公报》）言论记载不作交易，亦不挟成见，在法令所允许范围力求 公正，则必须有一个言论自由的语境方可。所以说人民有拥护政府之责，同时亦具有批评政府一部分政策或攻击官吏一部分行动之权，使报纸地位宜为一切人之喉 舌，官民各方，孰有冤抑，皆得自由发表之报纸。”
我们以往常听说《大公报》被指责为“小骂帮大忙”，《大公报》虽然也常常处于“不骂白不骂”、“骂了也白骂”的尴尬境地，但《大公报》记者还是做到了“宁 鸣而死，不默而生”，该报所以被誉为当时最严肃的报纸。报人办报，先从“小骂”开始，就在“九一八”过后，张季鸾开诚布公，率先在《大公报》上来一段自 骂：“近来从心坎里想骂人，但有条件，是从自己骂起。譬如就我们说，自民国以来做新闻记者，这多年在天津做报，朋辈们都说是成功，报纸销得，也受重视，在 社会多方庇护之下，何尝不俨然是中国大报之一。但在‘九一八‘以后之中国，清夜自思，事前有何补救？事后有何挽回？可见现在四省沦陷，而大报馆还是大报 馆，老记者还是老记者，依然照常的做所谓舆论的指导，要用《春秋》论断，除恬不知耻四字而外，恐怕任何批评皆不适宜。……总括一句话，国家不稳，什么事业 能稳？国家无把握，什么事业能有把握？……北方有句俗话：不能混。国家现状就是这样，中国人不能混了，以四万万人的大国，落到这样不能混的地步，而我们这 样赖国家栽培，受过若干年教育，仗社会优待，吃了多少年饱饭的人，束手无策，一面依旧写一些一知半解的文字，号称做舆论的工作。不细想而已，细想起来，焉 能不羞愧欲死……”
有了张季鸾的“小骂”开先河，就打开了《大公报》的“大骂”之局面，1947年，《大公报》记者大骂当朝外交部长腐败、扩大报道河南灾情，声援学生运动而 导致数名职员被捕，当时的总编辑王芸生亲自打电话给上海市长要求放人，并表示“今晚不放人，明天就登报”，很快人就被释放了。王芸生是在1941年张季鸾 病逝后主持笔政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派往各地的接收大员大发横财，“五子登科”，影响极坏。王芸生就在《大公报》上发表《莫失尽人心》等社评，予以严厉 抨击。1941年，《大公报》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为当年最佳报纸不是偶然的。
回顾历史，说真话、发布客观真实的新闻很多时候是要付出代价的。1934年上海《申报》老板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枪杀。在史未出事前，蒋介石就对《申报》不 听话大为不满，让杜月笙随史老板到南京谈话，蒋说其手下有一百万兵，史说自己有一百万读者。于是为自由与真理服务的史量才终被盛怒之下的蒋介石派特务暗 杀。再往前追溯，1913年3月20日曾任《民立报》主笔的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1926年4月26日《京报》社长邵飘萍被北洋军阀张作霖杀害，1926 年8月7日《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被奉系军阀张宗昌杀害，此外还有许多史书上没有记载的记者被杀害，他们都是大写的人，用热血写就了一部激荡人心的百年言 论史。
1949年5月25日、5月27日，诞生于19世纪暗夜里的《新闻报》、《申报》相继在上海停刊，退出了历史舞台。其中《申报》共存在了78年之久，成为百年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
（《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 傅国涌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5月 定价：26.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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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hilosopher100B @ 12/15 2006, 14:04
——读傅国涌新书《笔底波澜》
作者：昝爱宗
多年研究百年言论史的傅国涌继两年前的《追寻失去的传统》之后，又推出新作《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他开宗明义就指出，自晚清至民国， 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对言论的压制如出一辙，文人论政的空间一直都是那么严峻，然而几代知识分子以笔为枪、抵抗强权，从来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停下手中的笔 ——1918年：邵飘萍创立《京报》，“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
1926年：张季鸾倡导“四不”方针，开启《大公报》的新时代；
1934年：可敌百万兵的《申报》史量才以身殉报；
1936年：国难当头，上海记者群体发出《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的呼声；
1939年：国民参政员邹韬奋提案《撤消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
1946年：储安平开办“独立、客观、超党派”的《观察》；
通观一部中国百年言论史，总是能在幽暗的长夜里看到微弱而持久的光亮。早在1874年，得风气之先的王韬就在香港办起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份也是最成功的中 文报纸《循环日报》，率先开创“文人论政”的先声，成为“中国报业之父”。1904年，也就是102年前，彭翼仲在北京创办旨在“输进文明，改良风俗，以 开通社会多数人之智识”的《京话日报》，通篇采用京话，针砭时弊，直言不讳。彭翼仲在文章中说：“应该争论的，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开通风气，热心 爱国，这八个字虽成了现在的口头禅，但从现在作去，天下的人总要来原谅的啊！”“不怕得罪人，知道的就要照直说”。 1905年8月，不畏权势的《京话日报》追踪报道那王府活埋侍妾的新闻，“访问了二十多次，还有人进府细查”，连续发表《不近人情》、《王府活埋人》、 《三记活埋人的事》、《四记活埋人的事》等报道和评论。这张报纸创刊不到一年，很快就成为北京第一家发行超过万份的报纸。《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曾在《大 公报》发表文章称“北京报界之享大名者，要推《京话日报》为第一。”不幸的是，到了1906年9月，《京话日报》与《中华报》因讥讽当时深得慈禧宠幸的直 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而被封禁，《京话日报》总共出版了753期，杭辛斋、彭翼仲均遭逮捕，彭翼仲被流放新疆，为“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而付出了沉重 的代价。
《笔底波澜》一书始于1872年英国商人在上海创办的《申报》，结束于1949年，先后只有77年，姑且称为近百年的言论史罢。从中我们看到，长期以来 《大公报》都曾是一份敢于批评时弊的重要报纸，著名报人、主持《大公报》笔政15年的张季鸾曾说：“办报之秘诀在于‘ 准备失败‘，立言纪事，务须忠勇，忠者忠于主张之谓，此项主张自非偏见，事前务宜经过深思熟虑，多听他人意见，多思索各项事实。勇者系勇于发表，勇于发表 必须‘准备失败‘；忠于职守，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不接受政府官厅或私人之津贴补助，同人等亦不兼任政治上有偿之职，只有这样坚守良知和操守，说 话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接受；既然本报（《大公报》）言论记载不作交易，亦不挟成见，在法令所允许范围力求 公正，则必须有一个言论自由的语境方可。所以说人民有拥护政府之责，同时亦具有批评政府一部分政策或攻击官吏一部分行动之权，使报纸地位宜为一切人之喉 舌，官民各方，孰有冤抑，皆得自由发表之报纸。”
我们以往常听说《大公报》被指责为“小骂帮大忙”，《大公报》虽然也常常处于“不骂白不骂”、“骂了也白骂”的尴尬境地，但《大公报》记者还是做到了“宁 鸣而死，不默而生”，该报所以被誉为当时最严肃的报纸。报人办报，先从“小骂”开始，就在“九一八”过后，张季鸾开诚布公，率先在《大公报》上来一段自 骂：“近来从心坎里想骂人，但有条件，是从自己骂起。譬如就我们说，自民国以来做新闻记者，这多年在天津做报，朋辈们都说是成功，报纸销得，也受重视，在 社会多方庇护之下，何尝不俨然是中国大报之一。但在‘九一八‘以后之中国，清夜自思，事前有何补救？事后有何挽回？可见现在四省沦陷，而大报馆还是大报 馆，老记者还是老记者，依然照常的做所谓舆论的指导，要用《春秋》论断，除恬不知耻四字而外，恐怕任何批评皆不适宜。……总括一句话，国家不稳，什么事业 能稳？国家无把握，什么事业能有把握？……北方有句俗话：不能混。国家现状就是这样，中国人不能混了，以四万万人的大国，落到这样不能混的地步，而我们这 样赖国家栽培，受过若干年教育，仗社会优待，吃了多少年饱饭的人，束手无策，一面依旧写一些一知半解的文字，号称做舆论的工作。不细想而已，细想起来，焉 能不羞愧欲死……”
有了张季鸾的“小骂”开先河，就打开了《大公报》的“大骂”之局面，1947年，《大公报》记者大骂当朝外交部长腐败、扩大报道河南灾情，声援学生运动而 导致数名职员被捕，当时的总编辑王芸生亲自打电话给上海市长要求放人，并表示“今晚不放人，明天就登报”，很快人就被释放了。王芸生是在1941年张季鸾 病逝后主持笔政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派往各地的接收大员大发横财，“五子登科”，影响极坏。王芸生就在《大公报》上发表《莫失尽人心》等社评，予以严厉 抨击。1941年，《大公报》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为当年最佳报纸不是偶然的。
回顾历史，说真话、发布客观真实的新闻很多时候是要付出代价的。1934年上海《申报》老板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枪杀。在史未出事前，蒋介石就对《申报》不 听话大为不满，让杜月笙随史老板到南京谈话，蒋说其手下有一百万兵，史说自己有一百万读者。于是为自由与真理服务的史量才终被盛怒之下的蒋介石派特务暗 杀。再往前追溯，1913年3月20日曾任《民立报》主笔的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1926年4月26日《京报》社长邵飘萍被北洋军阀张作霖杀害，1926 年8月7日《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被奉系军阀张宗昌杀害，此外还有许多史书上没有记载的记者被杀害，他们都是大写的人，用热血写就了一部激荡人心的百年言 论史。
1949年5月25日、5月27日，诞生于19世纪暗夜里的《新闻报》、《申报》相继在上海停刊，退出了历史舞台。其中《申报》共存在了78年之久，成为百年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
（《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 傅国涌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5月 定价：26.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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