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庸：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学的民主开拓

北京大学在一九五七年民主运动中位于交锋前沿，八千学子的思想激荡触动了全社会最敏感的神经，认识北大的一九五七年也就从总体上把握了当时社会意识的脉搏和流向。
当年校园里的大字报和辩论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校内出现第一批自发贴出的大字报。第一张大字报问：全国团代会清华有代表，北大有没有？如果有，是谁？他能不能代表我们的意见？第二张大字报建议开辟「民主园地」，供大家畅所欲言地发表意见。第三张大字报要求：（一）取消党委制（办校），实行民主办校。（二）取消政治课必修制。（三）取消留学生内定制，实行平等竞争的选拔制。（四）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北大一九五七年的民主运动就是从这些质疑、建议、要求开始的，它的勇猛的气势和进取的精神是呼之即出的。
北大校园瞬即成为自由辩论的广场。五月二十三日召开胡风问题辩论大会，双方互喊「胡风不是反革命」、「胡风是反革命」，可见对立的激烈程度。物理系学生刘奇弟大字报《胡风绝对不是反革命》并附对联：「铁窗锁贤良，天昏地暗；忠臣血洒地，鬼哭神嚎」，是关于胡风问题的最高音。短诗《是时候了》提出：「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为什么有人说墙壁隔在我们中间？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为什么……」「我要鸣起心里的歌，作为一支巨鞭，鞭笞死阳光中一切的黑暗！」诗作《我们的歌》立即反驳：我们不同意「是时候了」的基调，仿佛是白毛女伸冤。假使我们爱党，首先想到的就是效果，而不是醉心于歇斯底里式的手段。于是，又有人提出对「反驳」的反驳。
批判集权专制要求自由民主
在先进与保守的激烈较量中，有一种声音引人注目，即学生自办刊物《广场》发刊词提出的：「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东西要重新进行肯定和否定，对于现代的一些论点与观点要重新进行估计、评价和探索」。(1)这是对思想统一、舆论一律的姿态高昂、指向明确的挑战，重新审视过去成为北大一九五七民主运动的总宣言。在这种认识下，北大人以锋芒犀利的批判精神发出的?喊和提出的警示，涉及大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走向，意义深远。现略示如下：
（一）批判的锋芒直指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西语系学生和教师集会，控诉肃反中无中生有的迫害和种种酷刑，质问「公理何在？法制何在？人权何在？」对当局这项施政的普遍不满，触发了一些学生深入思考。联系到当时正在讨论的斯大林问题，在众多的分析和评价中显露出最深刻的见解是，「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2)，是肃反问题与斯大林专断的制度性原因，抨击重点直指专制核心。它拒绝把原因归结为「斯大林骄傲了」，也拒绝肃反运动「成绩是基本的」，而直接发出忠告：「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3)
揭示社会特殊利益集团
（二）建立民主法制社会是核心要求。有人明确指出，当时的选举方式「实质上不是人民当家作主」，选前必须有竞选，选后必须接受选民监督，还必须有法制保证，才能使选举具有民主性。他建议从北大学生会民主选举做起，将经验逐步推向各地群众团体、合作社、工厂乃至政权。(4)还有人提出：从北大一九五七的五月十九日开辟自由论坛起，正在形成的民主，「是在今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壤中土生土长的民主制度，我们要把它巩固下来，并逐步地推广到全国范围中去」(5)。这是民主发祥地北大学子的信心。
（三）揭示社会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他们指出：「生产资料占有，主要掌握在军政要人手中」，「分配不合理，高者有不合劳动应得报酬者」(6)，形成分配上不合理的悬殊差别，这是当权者的特权。「这种特权与他们在政治上，社会地位上的其它特权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当权集团与劳动群众便是现在社会主义内部的主要对立面，目前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重大错误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7)这样，他们就在未曾见到吉拉斯名著《新阶级》时已经揭示了这一掩盖在「全民所有」、「人民代表」幌子下的社会特殊利益集团的实质，并且先见地挑明，当权者的后代将承接其特权，「这种稳定性有世袭制度的气味」。(8)
走在全国意识解放前列
（四）要求发展人的个性。个性就是人与人展现的特殊性，它长期被中共推行的「集体性」所压抑，也就是被维持专制统治的特权需要所压抑。因此，个性发展的要求具有反专制的意义。《让青年去独立思考》一文就接触到这一问题，认为「由于缺乏民主传统，思想统治还很严，若有人不问政治，要按自己的喜好去发展个性，是不可能的。」(9)它呼吁本着自由发展的原则鼓励个性发展，使其潜力得到广泛发挥。这是民主社会区别于专制社会的重要表现。
（五）作为新制度的宣扬者，北大人张起自由主义旗帜，这在五十年代是破天荒的。《广场》创刊号预备的重点文章《自由主义者宣言》惜已失传，保留下来的《「利己主义」原理》和《「利己主义」者宣言》仍在奕奕闪光。它指出：「『利己主义』是建立社会契约论的基础。」(10)利己依契约的方式构筑社会成员的联合，以调节权益冲突，确立共同目标，并以健全的法制和公正的道德予以约束，这就是民主社会。它无疑为社会的民主转型准备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以上就是北大人从五月十九日到六月二十二日共三十四天鸣放时释放的尖端智慧。它表明，这些北大精英的高瞻远瞩不仅位于全校思维奔腾前列，而且走在全国意识解放前列。他们的非凡构思虽然遭到百般围攻加压制，但历史证实了它的价值。作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留在中国大陆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
当然，他们的理论思维尚不成熟。比如，既要平等民主自由，「也要无产阶级专政」(11)，这就陷入自相矛盾中。这是历史的和时代的局限。
注：(1)(2)(3)(4)(5)(6)(7)(8)(9)(10)(11)《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九页，二○四页，二○七页，九七--九九页，一○一页，一八三页，二四一页，二四四页，一九七页，八五页，一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