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农：一九五五年饶漱石的问题为何升级恶化？

 一九五五年饶漱石的问题为何升级恶化？ 晓农  

　　中央处理饶漱石问题的最初打算是批判从严，处理留情
　　
　　饶漱石原本为建国初期党内颇有前途的高级领导干部。他受过高等文化教育，从１９２３年起就参加城市学生运动和工人斗争，后在白区担任地下党领导，又被派到苏联工作过三年。回国后被分派到东南局主管白区工作，并参与新四军的领导，担任过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建国后饶漱石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军事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像他这样身兼全国五大局之一的华东局党政要职，在当时可说是独一无二的。１９５３年初，饶漱石调任中组部部长，成为引人注目的政治新星。
　　正值前途无量时，结果却被野心误。为了实现不断膨胀的政治欲望，饶漱石和高岗密切合作，各使解数，利用种种机会进行拱倒刘少奇、周恩来的党内分裂活动。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１４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北京有两个司令部”的讲话，揭开了高饶问题的盖子。翌年２月６日至１０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对高饶作了严厉的批评和严正警告。接着，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４０余人在会上发言，揭发高饶联盟分裂的言行。最后，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这个决议的作出，标志着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被彻底粉碎。党中央为了挽救高饶二人，分别召开高饶问题座谈会，对他们二人进行帮助。 
　　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中央书记处决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座谈会先后召开了七次。前四次着重核实饶的错误事实，第五、六次由参加会议的人对饶漱石进行批评帮助，第七次由饶进行自我批评。１９５４年３月１日，主持座谈会的邓、陈、谭向中央写了专题报告，对饶漱石的问题作了如下结论：“饶漱石同志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的个人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１９５３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报告还指出：“饶漱石同志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直到现在，还不是采取彻底承认的态度，……在表面上虽然承认了一些错误，但是还不诚恳，不彻底，不愿最后挖掘自己错误的本质。”这份报告很快送到了毛泽东那儿，毛泽东认真地看了，并于３月１２日在上面写了批语，只在第４页中将“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其余均同意交中央政治局讨论。３月１５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且决定：停止饶漱石的一切职务，让他在家里继续写出检查。
　　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饶漱石还是服从的。此间，他的脸部神经痉挛症复发，看材料有困难，也不能写字。于是，由他思考后腹拟书面检讨纲目，一条条口授，由秘书记录整理，再念给他听，按他的意见修改。这样前后用了５个多月的时间才将书面检讨定稿。这份长达２万字的书面检讨，饶漱石承认了四个方面的主要错误：一是在淮南的黄花塘借整风、审干之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陈毅，然后将陈挤走，独揽大权；二是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问题上，趁陈毅谦让时玩弄阴谋手段，骗取中央同意取而代之；三是在京休养期间深夜打扰毛主席，欲从毛主席口中探听中央对他的看法；四是任中组部长期间配合高岗进行反党活动，明斗安（子文）实反刘（少奇）。
　　检讨书的末尾，饶漱石承认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极端严重，存在“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宗派主义，把资产阶级权术运用到党内”等方面的问题。
　　饶漱石的检讨书交到中央后，毛泽东和书记处的同志都看过了。大家有共同的看法，即饶虽然在“高饶反党联盟”问题上讲得不深不透，避重就轻，但是，他毕竟认识到了“与高岗的反党活动相配合”的问题，坦承“明斗安实反刘”。因此，毛泽东和书记处的同志对饶漱石给予极大的宽容，决定批判从严，处理留情，不再追究有关饶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也不再让他写检查了。对于饶漱石今后的处理，毛泽东与中央有这样的考虑：只撤销他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长职务，保留党籍，政治上还要给出路。
　　１９５５年３月１９日，毛泽东主持了在全国党代会之前召开的七届五中全会，会义的程序中有“高饶反党联盟”问题的报告，毛泽东也在会上作了讲话，主要是针对有些代表不赞成把饶留在党内作出说明。毛泽东谈到：对高饶的事情已经搞了一年多，处理高饶的文件也搞了一年多，是几经反复才搞成这个样子的。事实证明，他们确有一个联盟。这个联盟是搞阴谋的，不是什么堂堂正正地拿出自己的主张来，是烧野火，煽阴风，见不得太阳的。这样来看，中央对此问题的定性是比较恰当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采取宽大政策。毛泽东的这些话，当然是一言九鼎，成为定论。因此，七届五中全会除同意饶漱石不出席党代会外，只撤销他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长职务，仍然保留党籍。
　　党中央出于对饶漱石的关心和爱护，对饶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律不换，一切生活待遇不变。饶漱石最喜欢的秘书继续留在他身边工作。但是，中央有一个布置，要秘书每周写一份“饶漱石近况简报”，送交中央办公厅，有重要情况应随时到中南海向中办主任杨尚昆直接汇报。
　　
　　意想不到的三件事使饶的问题突然升级，情况急性恶化
　　
　　１９５５年３月２１日至３１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２５７人到会。
　　由于“高饶反党联盟”是建国之初党内出现的重大路线斗争，因而会议必须谈到这一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报告的第三部分以相当的篇幅讲到这个问题。他代表中央作出了结论性的意见，并总结了这场党内斗争的六条经验，其中有一段话格外引人注意。他说：“对这些同志，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对他们不但要看，而且要帮。就是讲，不但要看他们改不改，而且要帮他们改。人是要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在这样的问题上尤其要有人帮。看要看的，看他们改不改，但单是看是消极的，还要帮助他们。对受了影响的人，不管有深有浅，我们一律欢迎他们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这就是对待犯错误同志的积极态度。”
　　毛泽东的这段话，是针对高岗的自杀而言的。本来，中央对于高岗的处理也是有考虑的，打算让他还当中央委员，派到陕西去任省委副书记兼延安地委书记，让他改过之后再提拨上来。因为中央考虑到高岗的才干和能力，历史上也有功劳，还要让他发挥作用。不料，患得患失特别严重的高岗，在１９５４年８月中旬的《人民日报》上，看到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中没有自己的名字，感到绝望，于８月１７日自杀身亡。毛泽东和中央对高岗的自杀感到遗憾，决意从中吸取教训。因此，在对待饶漱石的问题上，采取了以帮为主的宽大方针。
　　就在这时，一连串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的发生，注定了饶漱石的政治生涯是命途多舛，并在突然之间栽入深渊。当全国的党代会已经就高饶问题降低调 门，并统一到“以帮为主，还要给出路”的意见上时，情况骤然生变。
　　会议进行的第三天，饶漱石的秘书陈麒章，向中央办公厅提交了两份关于饶漱石近来表现反常的情况反映。反映中讲到：饶在全国党代表会议召开的前后几天，多次向秘书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牢骚。一是否认自己曾经与高岗联盟反党，说联盟应该是有协定，而协定又要有文字的。他们没有这样的协定，也没有拱手同盟的反党活动。因为反党就是反毛主席，他们根本没反毛主席，只是批评了刘少奇，自己当时的几条检讨和书面检查，都是被迫说了违心话；二是这次挨整得这么厉害，主要是陈毅打击报复，从中作梗，他要向中央申诉冤屈，要中央重新审理问题。陈麒章将这些情况书面反映给中央办公厅，中办转到党代会秘书处，秘书处将材料印发给全体代表。

　　代表们看了材料，许多人被惹火了，纷纷抨击饶漱石“果然很不老实”。说饶不老实，这是有根源的。七届四中全会批判高饶反党联盟，饶漱石避重就轻，找借口为自己开脱，不光否认与高岗有联盟，而且认为自己没有反对毛主席，只是对刘少奇不尊重。他的这种态度引起很多人不满，谭震林、邓子恢、曾山、刘晓、栗裕等人，都严肃批评饶不老实。现在，新情况与老问题结合起来，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不长的时间内，饶就要为自己翻案，足见此人“本质很坏，不可信用”。
　　接着有一份关系到饶漱石的材料印发到了会议上。材料揭发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在上海解放初期的镇反运动和维持社会治安中，实行“以特反特”的策略，所重用和包庇的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多达３３００余人。这件事直接牵扯到饶漱石，因为当年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饶批准了“以特反特”的方针。尽管这一方针当时来说是必要而切实可行的，也取得了镇反、反特工作的很大成绩，但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在公安部１９５４年１１月烧起的第二把“大火”中（第一把“大火”是揪出了广州市公安局长陈泊、副局长陈坤的“反革命案”，此案后已平反），把“以特反特”方针的实施，当成杨帆的重大罪恶——包庇、重用特务、反革命分子，并将杨帆逮捕，押解北京囚禁受审。        这份材料对饶漱石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许多代表认为，这是饶漱石暴露出来的又一个严重政治问题，同时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在对敌的阶级斗争问题上，饶漱石不是犯了错误，而是犯下了罪恶，杨帆的后台就是饶。尔今杨帆已入狱，饶也应该治罪。
　　党代会秘书处印发的两个材料，有如炸弹引爆，产生了令人震惊、震怒的轰动效应。这时的饶濑石，犹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参加会议的代表、中央政治局成员，以及毛泽东，对饶漱石的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认为饶差点把全党给蒙了，饶的问题远远不是犯错误，而是犯下了极大的罪恶。事实说明党内确实有一个反革命集团。还有一些代表由此产生了对饶漱石政治历史的怀疑，认为饶漱石在皖南事变中的脱险，并非他所说的“派警卫员下山成功收买敌连长”，而是被俘后变节由敌人派返党内的。在这样一种特别的气氛下，高饶问题被重新提到了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与以前大不相同的讲话，首先重提了高饶联盟反党的问题。他说：有的同志说，没有看到文件，他们是联盟总得有一个协定，协定要有文字。文字协定那的确是没有，找不到。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的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从上面这许多事来看，他们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和单干户。
　　接着，毛泽东指出：现在党内存在着“宁右勿左”的思想，对敌人从我党内部来破坏的实际危险认识不足，因此失掉了警惕，形成了空隙。今后要着重反右，反对落后于政治斗争，反对麻痹。
　　毛泽东的勃然动怒，宣告了饶漱石政治厄运的到来。在这次会议上，“高饶反党联盟”及“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成为定论。饶漱石被宣布开除党籍。
　　事情的进展还不止于此。相隔１个月后的４月２日，又冒出了一个潘汉年的问题。潘汉年是全国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在会议上听了毛泽东讲到“与高岗、饶漱石问题有牵连的干部，本人有历史问题，要主动向中央讲请楚”。这对他震动很大，加之杨帆“反革命案”的发生，与他这个当时主抓上海社会治安的常务副市长有关联，因此心理压力更大。为了向党表明心迹，４月１日，潘汉年找到上海市长陈毅，报告自己与饶漱石工作交往的情况。因为尚有一件重要事情涉及到饶漱石，同时这件事也是潘汉年隐藏多年的心病。那是１９４３年夏天，他从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出发，奉饶漱石之命赴上海对大汉奸李士群进行统战工作。到了南京，李士群一定要拉上潘汉年去见汪精卫。潘汉年从利于工作起见，经匆忙电报请示饶漱石后，去见了汪精卫。这件事他怕受到组织的误解一直没有向中央报告过。
　　陈毅觉得这件事情不小，便写成材料，直接送到中南海毛泽东处。毛泽东在看了材料后，大为震怒，认为潘汉年对如此重大的问题隐瞒多年，现在才被迫交待，盛怒之下提笔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任，立加逮捕！”由于潘汉年的问题直接与饶漱石纠缠在一起，这样，饶又成了“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首犯。毛泽东这样说：“我感觉到，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些。”经过毛泽东的“拍板”，饶漱石以“反革命集团首犯”的罪名，由公安部立案审讯。        １９５５年４月３日上午，饶漱石在北京家中的庭院忧郁而坐，公安部的警车开到，公安干部宣读中央的逮捕令后，一双手铐铐在了时年５１周岁的饶漱石手上，押上警车解走了。
　　
　　问题恶化后饶漱石的最后结局
　　
　　饶漱石被按法律程序逮捕后，公安部成立了“饶漱石问题专案组”，对他进行审讯。专案组经过将近一年的内查外调，对于怀疑饶漱石被捕后变节一事予以否定。证据表明饶在皖南事变中不曾被捕，只是被围困，当时确由警卫员用钱成功地买通了敌连长才得以脱险。建国初期杨帆实行“以特反特”的方针，除找到饶漱石请示同意实施外，具体的人和事与他牵连不上。至于在“高饶反党联盟”问题上，没有发现什么新情况。但饶漱石的问题是毛泽东钦定的，已在党的代表会议上被定性，因此，公安部在结案报告中，仍然确定“饶漱石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首犯”。
　　同年１０月１１日，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大会闭幕报告中谈到关于党内斗争时指出：“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饶漱石又一次被党中央、毛泽东划入“不可救药的人”之列，这表明他的政治生命已彻底终结。但对于这样一个“罪不可赦”的反革命首犯，还是没有杀他。１９５６年４月，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有这么一段话：“什么样的人可以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
　　此后，饶漱的问题被长期搁置下来。直到１９６５年８月３０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１４年，剥夺政治权利１０年。到这时，从被捕之日算起，饶漱石已经服刑１０年。因为长时间受到精神上的痛苦煎熬，他在狱中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考虑到饶漱石过去的革命经历和有过的革命功绩，由公安部上报中央，经过毛泽东批准决定对他予以假释。１９６５年９月２３日，饶漱石从狱中出来，安排到一个农场，但不让他参加劳动，把他养起来。在生活待遇方面，中央给予了饶漱石极大的优待，配了服务员、厨师各１名，每月生活费２００元。这在当时干部月工资只有三四十元的情形下，算是不小的数目，足够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
　　饶漱石在农场正好生活了两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１９６７年９月，饶漱石被重新收监。这次收监，实际上是保住了他的生命。在当时冲击一切的动乱年代，饶漱石如果不是在监狱里，很有可能被红卫兵批斗、殴打而死掉。１９７５年３月２日，患病已久的饶漱石在狱中去世，终年７２岁。
　　１９７８年下半年，陈云兼任重建的中纪委第一书记，向中央建议复查潘汉年“见汪”的问题。经过反复核查档案材料，最终证实，抗日战争期间，潘汉年利用李士群打入日伪内部，是奉中央指示行事的，并非潘的个人行为。至于被李士群拉着去见了汪精卫，那也不是什么过错，也向中央请示过，而且中央当时对这些都是了解的，曾对潘的工作予以了充分肯定。潘汉年的问题得到甄别后不久，中央有关部门又查实，杨帆的问题，纯粹是江青插手在里面搅起来的，目的是为了掩盖她过去在上海的那一段不光彩的历史，饶漱石批准使用“以特反特”的方针并无原则错误。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所谓“饶潘杨反革命集团”中的潘汉年、杨帆相继得以平反昭雪。既然这个“反革命集团”都不存在，那么饶漱石的“首犯”帽子也应该摘掉。为此，中央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饶漱石的“错定为内奸”与错定为“饶潘杨反革命集团首犯”两项罪名平了反。１９８６年８月，中央在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两卷本时，于第４３６条注释中这样写道：“饶漱石在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期间，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罪被判刑。”这段经过中央同意发表的注释，实际上以独特的方式为饶漱石的“内奸”罪平反。        饶漱石的最后结局       李肃：1949之后：饶漱石之死不明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