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风云]杨增新与新疆

新疆是一个多元文化的调色板，在这里，有基督教、佛教、儒教等不同文明的留影；有农耕文化、游牧文化、绿洲文化等不同生态表现；还有来自不同政治、民族集团的博弈。神秘绝望的罗布泊、美丽的卡纳斯湖，死亡之地与世外桃源……广袤的西域曾经是丝绸之路的要塞，也是让探险家怦然心动的地方。这里是勇敢者建功立业、扬名立万的战场，也是文人寄托情怀、探索真知的热土。一般人（如我这样的俗人）喜欢从文本中感受传奇，而另一些人则喜欢探索和创造传奇。据靳大成先生讲，多次深入新疆考察的杨镰本人就是一部传奇。本着对传奇人物的八卦念头，周六灰蒙蒙的下午，我参加了清华大学的东亚研究讲座。
　　我去得有点晚了，错过了戈壁滩上的罗宾汉黑喇嘛的冒险故事。《黑戈壁》一书中，有介绍黑喇嘛生平事迹的资料，这位来历不明、难于定性的大盗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修筑起一座堡垒。我动用自己不算丰富的联想，通过电影镜头回想：八十多年前的戈壁滩上，烈日炎炎，一队快马疾驰而过，忽然之间，领头之人勒住缰绳，叽里咕噜发号施令，大队人马调转马头，奔向另一个地方。（这么穷的地方，很难说有什么好生活可过，刀头舔血也不过是很多男人没事时候yy一下的念头，真要过日子，还是江南水乡、老婆孩子热炕头安逸。）
　　黑喇嘛的故事疑窦重重，相对而言记载较多的杨增新的形象更为立体全面，至少他本人就有《补过斋文牍》《补过斋日记》传世。从关内到边疆的人，尤其是南方人发配到伊犁这样的地方，离政治中心十万八千里，别说重回朝廷，就是能够死在故乡，葬进祖坟，也很不错了（中国历史上像班超那样投笔从戎的浪漫主义者并不多见）。因此，清廷倒台，督军袁大化最大的愿望就是生入玉门关！与袁大化想法差不多的汉官大有人在，建功立业的地方很多，新疆这里绝对不是首选。杨增新经过一天一夜的思量，决定留下来，从此开始了17年的杨增新时代。网上有段资料说直到现在，新疆人提起老将军仍然铭感于心。杨镰对杨增新的好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实地考察（算口述史还是人类学调查？），如果没有杨增新这样的铁腕人物，新疆会不会也和其他属地一样独立或被沙俄吞并（俄国对领土的贪欲无出其右者），如果真出现那种情况，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恐怕又是另一个样子。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后来者的想法，杨增新的想法非常单纯，也很实际，他认为：新疆一旦发生战乱，塔里木（盆地）将是烧红了的锅。有了这个认识，杨增新执政的全部注意力就在于消弭兵祸！杨镰解释说，新疆的生态系统非常脆弱，非常稀缺的水资源人都不够养活，打起仗来，兵丁、马匹都要用水，绿洲上的水资源很快就会干涸。因此，在1911年到1928年“老将军”治理新疆的时期，最核心的施政方针就是将兵火消弭于无形。
　　杨增新极其聪明，也敢于冒险（根据他的实际情况，除了冒险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在收复阿尔泰地区的时候，杨增新用疑兵之计不战而屈人之兵（很可能是外蒙政局未稳，当政者又缺乏战略眼光的结果，蒙古人这方面比较差），占据战略要地之后，杨增新仍不能掉以轻心。沙俄的战乱、英国人的势力、国内北洋派系的倾轧，都会影响到新疆的局势。以下是从网上抄来的资料：1917年“二月革命”后，大批中亚原来归属沙俄罗曼诺夫王朝的部落陷入无政府状态。俄国红白两军从欧洲打倒海参崴。1918年－1919年，大批溃逃的白俄为躲避红军追剿，进入新疆。陆续进入新疆的白俄，据说仅军人就有近5万。还有数不清的家属与政治难民。这些白俄军人，已经远远超出全新疆驻军5倍以上。这些人有不少是亡命徒，已经打了几年的仗，不在乎为最后的结局再多打一仗。他们装备精良，他们是绝境求生，他们不是“夏伯阳”们的对手，可对付新疆的部队，必将如同摧枯拉朽，那是个新疆最内外交困的时期。
　　杨增新手上只有乌合之众组成的杂牌军和两千多杆木头枪，硬碰硬，那就是鸡蛋碰石头，只能玩阴的（说起来白俄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近代以来，就是白俄和哥萨克占了东北大片土地，残忍、暴虐又贪婪）。杨增新利用俄国红党、白党之间的矛盾，他首先利用白党逃命心切的心理，允许白党在缴械之后分别进入新疆。杨老师讲了一个小细节，白俄进入新疆后，杨增新用最热烈的迎接方式招待了他们，这些人亡命多时，一到温柔乡，马上就失去了“革命警惕性”，顺从的缴了枪，亲眼看杨增新的人将他们的枪埋到指定地点，然后又去喝酒唱歌跳舞去了。有个别事后觉得蹊跷的，已然来不及。据说当精锐的白卫军按杨增新的要求缴械之后，见到了新疆的手持假枪的“业余”军人，后悔得痛不欲生。
　　杨老师讲到，新疆入版图之后，一直是中央政府补贴其财政，只有杨增新时代不是。杨增新整顿财政主要措施有三点：灵活的招兵制度、连蒙代骗的金融措施和行之有效的吏治整顿。
　　当时在新疆，春天春耕到来时，打开营门：把青壮年放出去，让他们自谋生路，当时新疆有很多新垦区，每逢农忙之时劳动力特别缺乏，一边是大量青壮劳力，一边是大片待垦荒地。土地主们在农忙时节招徕“退伍”军人打零工。冬天，这些人没地方可去的时候，杨增新打开营门，大批招兵。普通老百姓，有个地方去，自然不会生事。——比起发展大工业，这确实不是富国强兵的好政策，但是，就新疆的生态和生存环境而言，在当时，确实起到了保持社会稳定的作用。
　　第二，靠发行纸币度过经济危机。杨增新为了应对挤兑风潮，拿出自己的家当，约来本地钱庄（银行）的头头，让他将自己的财产换成纸币，并悄悄对他说政府将强征金属货币，并让他保守秘密。果然，这个钱庄的头头马上将风声传播出去（秘密本来就不是让人们保守的，而是要让人人都知晓的）。可以说杨增新对于人心了解颇深，利用人们习以为常的惯性思维出奇制胜，常常能冒险成功。
　　第三，他厉行整顿吏治。杨增新严令地方官吏不得打击上访群众，他指出民与官争，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的选择，如果官吏有起码的良心和同情心，就应该对老百姓好一点。不管他的这番训示能起多大作用，但是其中的民本思想实在难能可贵。
　　杨老师还特别提到了杨增新对待中央政府的态度，即认庙不人神（这成为后来提问的主要问题）。杨增新对民国初年如走马灯一样的中央政局并不上心（新疆本身的问题就够多了，中央本身也乱七八糟，杨增新是官场混老了的，对北洋前清同事估计也有清醒地认识，才不会被他们打出的招牌所蛊惑，这可能就是杨老师所盛赞的“定力”），只要你代表了中央政府，一切OK。还有一条底线是，你内地怎么闹我都不管，只要别把战火引到我这里就行。他有句名言：新疆乱世是绝地，治世是桃源。在新疆，实际只能打一仗：一仗过后，玉石俱焚。你耗尽人力物力资源拼命一战，可在战后你得到的只是一个生灵灭绝、文明湮没的荒野。所以，在西部的绿洲战乱不可能有胜者。果然，杨增新死后，新疆大乱，一片片绿洲变成荒漠，罗布泊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干涸。说句事后诸葛亮的话，如果新疆不受外来势力的挑唆，没有发生一次次的冲突和战争，会是怎样的世外桃源？然而历史没有假设，只有继成的现实。对于生活在新疆的民众而言，政治正确远没有生活安逸、衣食无忧来的实际。
　　网上有一篇文章观点与杨镰先生非常相似，文章还指出没有杨增新，就没有新疆的现代化。
　　民国5年杨增新指派矿务督办到陕西延长油厂学习后在独子山开采石油，7年又派道尹李溶到北京、天津等地考察纺织业后创建新疆模范羊毛纺织厂，9年在迪化创建无线电台和兴办哈蒙学校，12年又创办俄文法政学校，14年在迪化创办军民纺织公司，包尔汉和格米林肯创办汽车公司，制造出第一台新疆汽车，修筑了迪塔、迪吐等公路，几年间，先后开凿阿克苏、莎车等十几条水渠数百公里，开垦天山南北绿州农田数十万亩。经过发展经济、惩治贪污、裁减军费，全省财政金融收支日趋平衡。
　　　杨增新将军领导下的新疆人民，在当时关内各军阀你争我夺的混战下，成了难得的不问外事的太古人民，来过新疆的关内人，也像《桃花源记》里边的渔翁离开后而迷失路津……
　　　　同在其后的鼠目寸光的新疆统治者比较,杨增新无疑是一个英明的政治家。他在新疆省政府大堂上悬挂的一幅对联称：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疆有桃源胜境，祖率南回北维，浑噩长为太古氏。在《题镇边楼》中则称：
　　山关何必望封侯，白发筹边几度秋；
　　四海无家归未得，看山一醉镇边楼。
　　
　　居夷已惯不知愁，北维南回一望收；
　　却怪当年班定远，生还只为一身谋。
　　
　　丈夫耻为一身谋，饥溺难忘禹被忧；
　　力障狂澜三万里，莫教海水向西流!
　　
　　虎斗龙争未肯休，风涛万里一孤舟!
　　但期四海澄清日，我亦躬耕学买牛。
　　 杨增新的铁腕带来新疆近二十年的安稳，同时也给他带来重重危机，1928年，杨增新被刺，凶手是谁，还有待学者的考证。
　　其后的提问时间中，靳大成先生建议杨镰先生将杨增新的历史写成书，杨镰先生的顾虑是由于自己过于偏爱，担心写得不够可观。靳大成先生还提出如下问题：清代以来，伊犁和迪化是双行并重，各不分属的。而杨在与新伊大都督府的谈判中，即与革命党人的政府谈判中，在军事劣势下，竟然将伊犁变成了迪化的属附了。这样，北疆才真正成了一个统一的行政区域。外交，金融，军事权，全部齐一了，他是怎么做到呢？第二，如何处理遍布全疆的哥老会的势力？第三，利用甘肃的回回，所谓东干人的力量，一方面，成为手中的一支利器。杨说他没有部队，这不准确，这只力量非常强。另一方面，好坏两说着。后来几只马全进入新疆，使得新疆后来战乱不已。这几个问题，杨镰先生语焉不详。期待以后从他的著作中看到相关的解答。作为评议人，靳大成先生也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民国史其实是我们自己曾经割裂了的妖魔化的“前史”，妨碍了我们对自己历史的理解。国共的意识形态之争，学科分届的不合理，造成我们不能一贯而统一地理解这段非常重要的历史（民国乃至晚清的很多历史认识仍在阶级斗争的阴影下，尤其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所谓的大历史或者更花俏的年鉴学派历史观，都是从现代化的终点往前推，这种后设的评价方式，很容易让人忽略历史的场景，在当时的情况下，历史人物的选择不可能像今天的研究者这样做到理性最大化。因此，研究者或后来者的起码应该有移情的本领，即设身处地的想想如果是我处在当时的环境中，能够做些什么。研究者缺少现场感，当事人信息不对称，已经成为今人认识历史的障碍，此外还要加上意识形态的枷锁，由此要做到客观还真是缘木求鱼。）靳大成先生还恭维杨镰先生说，从文学进入历史，虽然很不“理论”，但有利于从人的活动的整体过程来看待历史，其活的内容，有可能真正得到呈现。正是在内外交困中来看这个人的活动，才会理解他何以这样作为。（历史研究当然需要有想象力，如果是呆子，就不可能有移情的感觉，若历史研究只有理论、框架，从逻辑道逻辑，就太可怜了。在历史与现实中，很多时候是非理性因素起着作用，究天人之际需要通古今之变，历史认识首先要从细节、史实开始。）
　　汪晖先生主要针对杨增新的国家认同提出问题，杨镰先生则表示自己的理论素养有待提高（个人感觉民族国家的思想因素对一个前清官僚来说过于现代，杨增新本人应该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读书人，能办事，有手段，绝非纸上谈兵的书生。当然，他未能在新疆建立起一整套能够保证自己政策顺利推行的机制，这是他作为旧官僚的局限）。还有一位先生则认为杨增新的出现是大历史中的序列，强调历史机遇对杨增新的意义。
　　
　　
　　杨增新的传奇早已结束，但很多新疆的老人还时常想起老将军。老百姓心中这杆秤非常朴实：能够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和好处，保证地方的安定和长治久安。真希望杨先生早点动笔，将这位传奇将军的一生诉诸文字，以飨读者。传奇人物pk传奇人物，真让人期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