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政治失常(《观察》 1948-11-20)

政治失常
储安平
最近政府有几件事情做得实在不成体统。第一件我们要说的当然是11月11日行政院通过的“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政府在八一九发行金圆券时，规定黄金一两兑换金圆券200元，美金一元兑换金圆券四元，这次的修正办法改为黄金一两兑换金圆券1000元，美金一元兑换金圆券20元，将金圆券贬值了五分之四。政府在发行金圆券时，大唱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调子，并且说谁破坏了金圆券，谁就是国家民族的敌人！现在，我们看，政府自己率先破坏了金圆券，政府自己先就做了国家民族的敌人！当10月杪11月初全国骚动得不成样子的时候，当局宣布即将有“更好”的办法颁布，所谓“更好”的办法，大概就是这个金圆券发行的修正办法了，其中决定将民间缴兑的金钞吐还出来，以便取之于民者，仍用之于民。然而吃进去的时候，黄金一两只兑金圆券200元，美金一元只兑金圆券四元，现在吐出来时，黄金一两却要金圆券1000元，美金一元却要金圆券20元，一“取”一“用”之间，赚上了五倍，这笔没本钱的买卖真不坏。抗战末期，政府财政困难，宣传黄金储蓄，说得天花乱坠，可是到真要支付黄金时，却来了一个六折，凭空扣去四成；这事大家当还记得。现在旧戏新编，又耍一手。多年以来，政府把人民当着一团米粉，握在手里，要圆就圆，要扁就扁。良善的老百姓，一再吃亏，心里恨透，可是没有办法。再说八一九政府的经改办法，规定人民所存金银外币，一律须向中央银行兑换金圆券，逾限而未兑者，即视为触犯刑法，现在又允许人民持有金钞，并将金钞的价值，提升五倍，以前服从法令的，信任政府的，都算倒了霉，不服从法令的，不信任政府的，反而大大沾了便宜。政府这种行为，一方面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一方面不啻叫人民以后不要再相信政府。事实也一再证明：相信政府的最初总是给政府利用了一下，以后就给政府扔下不理会了。修正办法第11条又说：“凡以金圆券存入中央银行指定之银行，存期满一年者，除照章计息外，并得于存款时以与存款同额之金圆券向存款银行兑换金圆。在金圆未铸成前，得按规定比率兑取黄金或银币。……”一年之后的情形如何，谁都不敢说定，而一年以后的金圆券贬值到什么地步，尤其不能想象，假如今天真还有人到中央银行去定期存款，此人殆为白痴无疑。所以这条条文，撕破了脸皮来说，就等于要花2000元金圆才能兑到一两黄金；这叫做明吃一半，暗吃一半，真是算盘精极！
第二件我们要说的是翁文灏内阁的辞职问题。这件事也出乎常情之外。我在11月3日写了一篇论翁阁辞职的文章，可是4日中英文日夜报一律报道，翁氏坚辞，并已不到政院办公，翁阁的总辞书也已全体盖章，即将送府，翁阁之辞，似成定论，深恐文章刊出时，已成马后炮，所以在付印前数小时又临时抽了出来。不料我的文章刚抽了出来，翁氏却又回行政院去办公了。这次经改失败，翁氏的责任无可推倭。真正的来说，这个大责任假如要由翁氏一人负之（财政部部长当然有责任，但财政部隶属于行政院，在政治上，政策的失败，行政院院长的责任远大于部长的责任，故此处不独立论财长的责任），有欠公道，因为拆穿了说，翁也不过是一个账房先生，既不是当家人，也作不了多大主。但就宪法的原则言，这件事总是要翁负责的。所以从政治的责任言，翁的一辞二辞三辞坚辞，都对。问题是他虽坚辞而当时竟未能坚辞到底。这次经改的失败，其性质不可谓不严重，其影响不可谓不广远，无论就个人的操守言，或就政治的责任言，翁氏绝无继续负责的可能。严格言之，就是10月31日行政院临时会议通过有关经改的补充办法一事，亦属不当。内阁的存亡，主要就看它所执行的政策的成败，政策既败，内阁即垮。八一九的经改办法，政府亦已自承失败，在此种情形下，行政院应当立刻呈辞，任何补充或修改的办法，都应由后任来决策办理。当翁氏上台之初，胡适之先生捧场，谓翁氏有勇气。我觉得当时翁氏并不是有勇气接受那个阁揆大任，他只是没有勇气拒绝总统这个组阁大命罢了。翁氏既无勇气拒绝任命于前，亦无勇气坚决呈辞于后。不错，当前的局势是危急的，政务不宜一日无人主持，但是从宪法原则来说，这个责任是属于总统的，而非属于行政院院长的。易言之，时局既然紧急，总统便应早日另定阁揆之选，已经呈辞并且理在必去的行政院院长，不能因为总统的迟疑不决而勉力维持下去。至于总统先生，行政院院长既然有这样严重的政治责任，其辞呈应无不批准之理；因为假如这样一个有重大政治过失的行政院院长，还不使之去职，则所谓“政治责任”也者，岂不成了好听的空话？翁氏一辞再辞，总统一留再留，已足充分表示总统对翁氏信任之重，以及对僚属气度之厚，假若一味坚留，则既破坏宪政的原则，亦置纲纪干不顾，无论从哪一角度来看，都是不当的。
第三件我要批评，而为一般人不注意的，就是中央所赋予傅作义的权力的问题。按照报上的记载，要点有二：一、以后华北军政各事，傅氏可以全权处理，不须事前请示中央；假如傅氏所颁布的法令与中央所颁布的法令有抵触者，以傅氏所颁布的法令为准。凡此记载，虽未见之正式公报，但也未见政府有何否认更正，想为事实。这个问题十分严重。举例言之，宪法第4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议，不得变更之”。现在假如傅氏要变更中华民国固有之疆土，则中央是否承认傅氏之变更为合法？宪法第171条，法律与宪法抵触者无效。假如傅氏所颁布的法令，有与宪法抵触者，则是否仍以傅氏所颁布者为准？凡此都是大有问题的。退一步言之，上面的例子或许不成立，因为只说傅氏的法令与中央的法令抵触者，以傅氏的法令为准，并未说到与“宪法”抵触的情形，如与宪法抵触者，自然无效。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宪法第116条明明规定：“省法规与国家法律抵触者无效”，第117条说：“省法规与国家法律有无抵触发生疑义时，由司法院解释之”。宪法明白规定地方法令不能与中央法令抵触，抵触者无效。假如今天中央有人主张傅氏的法令如与中央的法令抵触者，应以傅氏的法令为准，这种事情完全是违宪的。在正常情形下，地方法规与中央法律抵触发生疑义时，应由司法院解释之，现在假如硬性承认傅氏法令与中央法令抵触时，即以傅氏法令为主，这是侵犯了司法的完整，也是违宪的。
大局越来越紧，各种现象日见失常，但失常也有一个失常的限度，当权者虽然希望保持他们的政权，但政治的常规则究竟不能不“永矢咸遵”。上述三事，都是荦荦大者，实际上，近来当局各种措置，大都有失体统。我们平日的职司，就是议论政事，然而处此危局，几乎无政可论，无政足论；仰望长空，废笔三叹！
原文1948年11月20日发表于《观察》第5卷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