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储安平、费孝通、钱钟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8:52:34
储安平、费孝通、钱钟书：《观察》撰稿人的三种类型
在研究《观察》撰稿人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不断浮现出储安平、费孝通、钱钟书三
人知识分子的形象。这种思路使我不得不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把他们三个的经历、学识以
及政治上的遭遇加以比较，虽然我非常清晰地意识到将这三个著名的知识分子加以比较
（特别是还有两位今天健在并受到人们普遍尊敬）的做法是出力不讨好的，但我还是觉
得应该把他们联系起来。储安平、费孝通、钱钟书大体代表了《观察》撰稿人中的三种
类型，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他们三人都是有专
业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储安平算是没有专业的），他们都曾做了《观察》的撰稿人，
说明他们是关心政治的，在自己的专业之外，尚能对社会进步投入一部分热情，这正是
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起码条件。不过他们关心政治的方式却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可能
来自于三个人各自性格和兴趣的不同，但也与他们每个人对中国政治的理解和评价不同，
这种差异决定了他们直到今天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观察》撰稿人中有这样三种人：
一是企图通过自己办报办刊来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人。
二是在专业之外对政治怀有浓厚兴趣并试图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扮演某种角色的人。
三是对政治完全看透而钟情于学术的人。
第一种人常常以自己所认定的政治理想为追求目标，用自己的思想影响政府，但又
不愿完全陷入政治的漩涡中去，他们所信奉的影响政治的方法是：“与其入政府不如组
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12]。储安平属于这一种人。
[12]傅斯年给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卷第178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11月出版。
第二种人即通常人们所谓的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人，他们不如第一种人超然，
如果有机会，他们愿意参加到一定的政治集团中去。费孝通属这类人。
第三种人是看透政治并厌恶政治，他们对于政治绝非不关心，但这种关心有两种方
式，一种是完全退入内心，对政治冷眼旁观；一种是把对政治的理解融入到自己所选择
的专业中，当然他们不是借学术来抒发对政治的不满，而是从内心深处对政治存有一种
戒心。钱钟书就属这类人。
储安平、费孝通、钱钟书都是1910年生人。在《观察》时期，都曾和储安平有过一
定的交往[13]。在《观察》近3年的历史中，费孝通是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位作者（他的
《乡土中国》、《乡土重设》都是1947年做为《观察》丛书出版的），仅署真名的就有
34篇，这些文章基本上都在作者的专业之外，不是关于社会学研究的，而是关于中国政
治、时局、民族性格以及介绍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的。费孝通后来曾回忆道：“《观察》
是日本投降后到解放前这一段内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论坛。知识分子就是好议论。《观察》
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
当时我年华方茂，刚身受反动势力的迫害，岂肯默默而息。于是仰首伸眉，振笔疾书，
几乎每期《观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14]。费孝通作为知名的社会学家，对
政治却一直抱有热情，在学生时代受其兄长费青的影响，很早就参加过政治运动，他曾
经试图退入纯粹的学术专业中去，但对政治的热情又总把他从专业中分离出去，他曾说
过：“两年以后我对国家的关心又复活了，我不再仅仅满足于帮助个人，治疗身体上的
疾病这个目标。人们的病痛不仅来自身体，来自社会的病痛更加重要”[15]。费孝通年
轻时形成的对政治的热情，一直持续到今日。对于费孝通来说，1957年是他人生中的一
次根本转折。在1949年以前，作为社会学家的他，在李公朴被暗杀后，面对白色恐怖，
他敢于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认为：“李公朴的血是标志着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运动的转
折点。”“是最后胜利的前兆”[16]。在1957年，费孝通敢于写出像《知识分子的早春
天气》这样被称为向党进攻的第一炮文章，真给人以不减当年勇的感觉，然而他为此付
出的代价太沉重了。1980年复出之后，虽然我们仍能在他那些远离政治的文章中感到一
颗知识分子跳动的心灵[17]，但我们却很难再读到他早年《观察》文章和《知识分子的
早春天气》这样令人振奋的论文了。作为一个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
子，晚年费孝通给我们的启发是很深的，从理论上讲，当他更有资格、更有机会放言国
是的时候，作为知识分子，费孝通的影响却不如他年轻的时候，他曾说过：“四十年代
后期是写作上第一个丰收期，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有一定影响”。在中国第二代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中，费孝通成为新时代学者从政的一个典型，我不知道这是他的幸运亦或不
幸。
[13]储安平在《观察》第1卷第4期上曾发表过钱钟书给他的一封信。至于费孝通，
林元曾说过他到《观察》工作就是费孝通推荐的，见林元《碎布集》第400页，文化艺术
出版社1991年2月。
[14]转引自林元《碎布集》第397页。
[15]见彦奇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第1册第71页，华夏出版社1991年7月
出版。
[16]见彦奇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第1册第105页，华夏出版社1991年7月
出版。
[17]1980年以后，费孝通一直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特别关心，他曾先后写了《知
识分子和智力资源调查自述》《论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建议》等文章，一直呼吁对知识
分子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给予高度重视。详见《费孝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
社1988年5月出版。
在《观察》时期，钱钟书一共给《观察》写过5篇文章，其中还包括他给储安平的一
封信。我们来看一下钱钟书这4篇文章的题目：
《说“回家”》
《补评英文新字辞典》
《游历者的眼睛》
《杂言——关于著作的》
从题目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文章是完全远离政治的。储安平就认为：“钱钟书先
生，若把各种条件总加起来，他是中国最出色的一位治文学的人。他造诣的广博精深，
允为同侪器重。他的文章另有风采，别具一格”[18]。《观察》是一个政论刊物，但钱
钟书在《观察》上却只写了几篇简短的可以说是学术随笔之类的小文章，由此可以见出
钱钟书对政治的态度和他对政治持有的回避方式。这也能使人想到《围城》，在抗战结
束以后，有多少作家在为国家和民族命运忧虑重重，而钱钟书却能够在他的书中把这一
切都消解在永恒的日常人生主题中。难怪当有人问到钱钟书：在抗战末期，钱先生和张
爱玲女士同是上海红极一时的作家时，钱钟书连忙说：“我不如她。我从来没有见过她。
我是一个比较retiredperson（闭门不管天下事的人）”[19]。虽是信口说来，倒也能见
出钱钟书的真性情。在《观察》撰稿人中，钱钟书对政治的看法非常独特，这种独特是
在回避政治中得到体现的，在他看来，政治那东西，一旦沾上，就没有一天安生。然而，
尽管钱钟书这种对政治的态度，使他在1957年没有落入“右派”的行列中，但1966年的
到来，也使这位从不问政治的纯粹学者不得不放下自己的研究去种莱了。其实钱钟书对
政治有自己更为深刻的理解，在《干校六记·小引》中，他写到：“现在事过境迁，也
可以说水落石出。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
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
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
‘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怯懦鬼，
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
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
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于心”[2
0]。钱钟书对于灾难的评价依然如此平静，这符合他的一贯性格。钱钟书在当代为人广
泛尊敬，除了他在专业上的巨大成就外，钱钟书是一个真正超然物外的学人，凡是了解
历史的人，都很难在任何一个历史的波动中找出钱钟书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这种人格的
力量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中国社会中的许多知识分子如果单看他们一生中的某一段历史，
那是令人敬重的，但如果考察他的一生，我们就会发现他根本不值得尊敬，多变是他人
生最大弱点。但人们评价一个人物，常常会以他们晚年的忏悔或逢人作揖、见人道歉而
使人们不计较他的以往，我对这种人大不以为然。一些曾经迫害过大批知识分子的人在
晚年的忏悔固然能够赢得一些人的好感，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必须懂得，你要对那些特
别容易忏悔的人加以提防，他们有一次仟悔，可能就有一千次，对他们的忏悔给予正确
评价的时候，绝不要忘记他们当年的作为，比如像周扬这样的分子。
[18]《观察》第2卷第1期。
[19]水晶《侍钱“抛书”杂记》，见《钱钟书研究》第2辑第325页，文化艺术出版
社1月出版。
[20]杨绛《干校六记·小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出版。
储安平、费孝通、钱钟书同年出生，同为江苏人，同为受过比较严格的传统教育和
完整的大学教育，又都曾留学英美。事后分析，三人最终的结局或许从《观察》时期就
已经预示了。
储安平热衷于政治，以办《观察》达到人生最辉煌的时候，以接任《光明日报》总
编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储安平是执著的，对自由主义理想的不懈追求使他在不知不觉中
把自己推上了历史的最前沿，在1957年几乎所有的“右派”言论中，储安平的言论是最
清醒、最深刻、最能看出问题根本所在的人，这是他比他同时代的其它知识分子更为人
尊敬的地方。1957年1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储安平1949年以后写的唯一一本书《新疆新面
貌——新疆旅行通讯集》，虽然这本以歌颂1949年以后新疆新生活的通讯集可能真实地
反映了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某些真实感情，但对储安平来说，这种纯粹游记性的
文章从另一面说明了他的不得已，从储安平历来对新疆问题的兴趣看，他应该写的绝不
是这类文章，储安平的悲剧说明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选择中，深刻、清醒、执著的追
求也是最不幸最艰苦的追求，纯粹的超然物外或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徘徊，都比一味地按
自由主义的理想行事要安全得多。从办《观察》的储安平到办《光明日报》的储安平都
是一个人，但《观察》结束了，却没有结束储安平的生命，《光明日报》没有结束，而
储安平的生命倒结束了。
在研究《观察》撰稿人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不断浮现出储安平、费孝通、钱钟书三
人知识分子的形象。这种思路使我不得不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把他们三个的经历、学识以
及政治上的遭遇加以比较，虽然我非常清晰地意识到将这三个著名的知识分子加以比较
（特别是还有两位今天健在并受到人们普遍尊敬）的做法是出力不讨好的，但我还是觉
得应该把他们联系起来。储安平、费孝通、钱钟书大体代表了《观察》撰稿人中的三种
类型，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他们三人都是有专
业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储安平算是没有专业的），他们都曾做了《观察》的撰稿人，
说明他们是关心政治的，在自己的专业之外，尚能对社会进步投入一部分热情，这正是
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起码条件。不过他们关心政治的方式却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可能
来自于三个人各自性格和兴趣的不同，但也与他们每个人对中国政治的理解和评价不同，
这种差异决定了他们直到今天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观察》撰稿人中有这样三种人：
一是企图通过自己办报办刊来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人。
二是在专业之外对政治怀有浓厚兴趣并试图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扮演某种角色的人。
三是对政治完全看透而钟情于学术的人。
第一种人常常以自己所认定的政治理想为追求目标，用自己的思想影响政府，但又
不愿完全陷入政治的漩涡中去，他们所信奉的影响政治的方法是：“与其入政府不如组
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12]。储安平属于这一种人。
[12]傅斯年给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卷第178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11月出版。
第二种人即通常人们所谓的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人，他们不如第一种人超然，
如果有机会，他们愿意参加到一定的政治集团中去。费孝通属这类人。
第三种人是看透政治并厌恶政治，他们对于政治绝非不关心，但这种关心有两种方
式，一种是完全退入内心，对政治冷眼旁观；一种是把对政治的理解融入到自己所选择
的专业中，当然他们不是借学术来抒发对政治的不满，而是从内心深处对政治存有一种
戒心。钱钟书就属这类人。
储安平、费孝通、钱钟书都是1910年生人。在《观察》时期，都曾和储安平有过一
定的交往[13]。在《观察》近3年的历史中，费孝通是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位作者（他的
《乡土中国》、《乡土重设》都是1947年做为《观察》丛书出版的），仅署真名的就有
34篇，这些文章基本上都在作者的专业之外，不是关于社会学研究的，而是关于中国政
治、时局、民族性格以及介绍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的。费孝通后来曾回忆道：“《观察》
是日本投降后到解放前这一段内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论坛。知识分子就是好议论。《观察》
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
当时我年华方茂，刚身受反动势力的迫害，岂肯默默而息。于是仰首伸眉，振笔疾书，
几乎每期《观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14]。费孝通作为知名的社会学家，对
政治却一直抱有热情，在学生时代受其兄长费青的影响，很早就参加过政治运动，他曾
经试图退入纯粹的学术专业中去，但对政治的热情又总把他从专业中分离出去，他曾说
过：“两年以后我对国家的关心又复活了，我不再仅仅满足于帮助个人，治疗身体上的
疾病这个目标。人们的病痛不仅来自身体，来自社会的病痛更加重要”[15]。费孝通年
轻时形成的对政治的热情，一直持续到今日。对于费孝通来说，1957年是他人生中的一
次根本转折。在1949年以前，作为社会学家的他，在李公朴被暗杀后，面对白色恐怖，
他敢于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认为：“李公朴的血是标志着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运动的转
折点。”“是最后胜利的前兆”[16]。在1957年，费孝通敢于写出像《知识分子的早春
天气》这样被称为向党进攻的第一炮文章，真给人以不减当年勇的感觉，然而他为此付
出的代价太沉重了。1980年复出之后，虽然我们仍能在他那些远离政治的文章中感到一
颗知识分子跳动的心灵[17]，但我们却很难再读到他早年《观察》文章和《知识分子的
早春天气》这样令人振奋的论文了。作为一个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
子，晚年费孝通给我们的启发是很深的，从理论上讲，当他更有资格、更有机会放言国
是的时候，作为知识分子，费孝通的影响却不如他年轻的时候，他曾说过：“四十年代
后期是写作上第一个丰收期，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有一定影响”。在中国第二代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中，费孝通成为新时代学者从政的一个典型，我不知道这是他的幸运亦或不
幸。
[13]储安平在《观察》第1卷第4期上曾发表过钱钟书给他的一封信。至于费孝通，
林元曾说过他到《观察》工作就是费孝通推荐的，见林元《碎布集》第400页，文化艺术
出版社1991年2月。
[14]转引自林元《碎布集》第397页。
[15]见彦奇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第1册第71页，华夏出版社1991年7月
出版。
[16]见彦奇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第1册第105页，华夏出版社1991年7月
出版。
[17]1980年以后，费孝通一直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特别关心，他曾先后写了《知
识分子和智力资源调查自述》《论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建议》等文章，一直呼吁对知识
分子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给予高度重视。详见《费孝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
社1988年5月出版。
在《观察》时期，钱钟书一共给《观察》写过5篇文章，其中还包括他给储安平的一
封信。我们来看一下钱钟书这4篇文章的题目：
《说“回家”》
《补评英文新字辞典》
《游历者的眼睛》
《杂言——关于著作的》
从题目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文章是完全远离政治的。储安平就认为：“钱钟书先
生，若把各种条件总加起来，他是中国最出色的一位治文学的人。他造诣的广博精深，
允为同侪器重。他的文章另有风采，别具一格”[18]。《观察》是一个政论刊物，但钱
钟书在《观察》上却只写了几篇简短的可以说是学术随笔之类的小文章，由此可以见出
钱钟书对政治的态度和他对政治持有的回避方式。这也能使人想到《围城》，在抗战结
束以后，有多少作家在为国家和民族命运忧虑重重，而钱钟书却能够在他的书中把这一
切都消解在永恒的日常人生主题中。难怪当有人问到钱钟书：在抗战末期，钱先生和张
爱玲女士同是上海红极一时的作家时，钱钟书连忙说：“我不如她。我从来没有见过她。
我是一个比较retiredperson（闭门不管天下事的人）”[19]。虽是信口说来，倒也能见
出钱钟书的真性情。在《观察》撰稿人中，钱钟书对政治的看法非常独特，这种独特是
在回避政治中得到体现的，在他看来，政治那东西，一旦沾上，就没有一天安生。然而，
尽管钱钟书这种对政治的态度，使他在1957年没有落入“右派”的行列中，但1966年的
到来，也使这位从不问政治的纯粹学者不得不放下自己的研究去种莱了。其实钱钟书对
政治有自己更为深刻的理解，在《干校六记·小引》中，他写到：“现在事过境迁，也
可以说水落石出。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
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
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
‘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怯懦鬼，
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
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
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于心”[2
0]。钱钟书对于灾难的评价依然如此平静，这符合他的一贯性格。钱钟书在当代为人广
泛尊敬，除了他在专业上的巨大成就外，钱钟书是一个真正超然物外的学人，凡是了解
历史的人，都很难在任何一个历史的波动中找出钱钟书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这种人格的
力量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中国社会中的许多知识分子如果单看他们一生中的某一段历史，
那是令人敬重的，但如果考察他的一生，我们就会发现他根本不值得尊敬，多变是他人
生最大弱点。但人们评价一个人物，常常会以他们晚年的忏悔或逢人作揖、见人道歉而
使人们不计较他的以往，我对这种人大不以为然。一些曾经迫害过大批知识分子的人在
晚年的忏悔固然能够赢得一些人的好感，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必须懂得，你要对那些特
别容易忏悔的人加以提防，他们有一次仟悔，可能就有一千次，对他们的忏悔给予正确
评价的时候，绝不要忘记他们当年的作为，比如像周扬这样的分子。
[18]《观察》第2卷第1期。
[19]水晶《侍钱“抛书”杂记》，见《钱钟书研究》第2辑第325页，文化艺术出版
社1月出版。
[20]杨绛《干校六记·小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出版。
储安平、费孝通、钱钟书同年出生，同为江苏人，同为受过比较严格的传统教育和
完整的大学教育，又都曾留学英美。事后分析，三人最终的结局或许从《观察》时期就
已经预示了。
储安平热衷于政治，以办《观察》达到人生最辉煌的时候，以接任《光明日报》总
编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储安平是执著的，对自由主义理想的不懈追求使他在不知不觉中
把自己推上了历史的最前沿，在1957年几乎所有的“右派”言论中，储安平的言论是最
清醒、最深刻、最能看出问题根本所在的人，这是他比他同时代的其它知识分子更为人
尊敬的地方。1957年1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储安平1949年以后写的唯一一本书《新疆新面
貌——新疆旅行通讯集》，虽然这本以歌颂1949年以后新疆新生活的通讯集可能真实地
反映了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某些真实感情，但对储安平来说，这种纯粹游记性的
文章从另一面说明了他的不得已，从储安平历来对新疆问题的兴趣看，他应该写的绝不
是这类文章，储安平的悲剧说明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选择中，深刻、清醒、执著的追
求也是最不幸最艰苦的追求，纯粹的超然物外或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徘徊，都比一味地按
自由主义的理想行事要安全得多。从办《观察》的储安平到办《光明日报》的储安平都
是一个人，但《观察》结束了，却没有结束储安平的生命，《光明日报》没有结束，而
储安平的生命倒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