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观察》 1948-5-1)

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 储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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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清华、师院、燕京四大学教授90人的来函，已刊本期投书栏。编者另接北大一个学生来函，内云：“目前的情势愈来愈严重，陈雪屏吴铸人一再扬言学运由共党操纵，并竭力分散师生之间的团结，煽动学生与难民之间的仇恨。吴铸人并公开警告出席学生集会的三教授（指许德瑜、樊弘、袁翰青三先生）。这虽是恫吓性质，亦未始不可能造成闻一多事件的重演。”这个学生又说：“各种事实的教训，已充分证明：要在现政府下求改革，只是一个幻想。”
   这一年来国内的情形变化相当大。军事上的变化和经济上的变化是大家看得到觉得出的，大家看不到觉不出的是一般人（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情绪上的变化。去年5月6月，南北各地都沉沦在排山倒海的学潮之中，那时参政会正在南京开会，一部分参政员作最后的一次努力，希望促成国共之间的和谈。一般社会，包括学生在内，亦都衷心希望和谈恢复。希望和平不仅仅是为了任何个人的利害，大家都是为国家着想。其后参政会开会的情形一天比一天使人悲观，极端分子在会场中占着压倒的优势。那时我们就接到北平方面的来信，说这是大家（包括教授和学生）对和平最后一次的呼吁，这个阶段一过，学生的情绪可能要转入另外一个更积极的阶段了。去年7月作者在北平耽了三个多星期，听说许多学生都“走”了！其中甚至有快要在大学毕业的学生，也丢开一切，头也不回一回地走了！他们觉得在“这一个”区域里耽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他们已不愿再将精力和时间浪费在那种毫无实际效果的呼喊上，他们决定去做一点更实际的工作，做一点更有效的工作。当一些朋友谈到这些情形时，一方面在心底里佩服这些青年有勇气，有决心，一方面都叹息当前的环境竟把青年逼成这个样子。有一位先生恋恋地说：“走的都是最优秀的！走的都是最优秀的！”
   这一年来，就学生一部分说，最触目的现象，是学生与政府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敌视的程度越来越深。在政府一方面，只要学生一有什么活动，就恶意相视，咬定他们受了共产党的利用；在学生一方面呢，则对于政府，已老老实实，直截了当，指这个政府是一个反动的政府。政府和学生，实际上己俨然成为敌人。为什么会弄到这个样子呢？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政府实在使人大失望了。作者对于国民党20年来的执政有一个一贯的看法，用一句话来点穿：即政府什么都不管，只管他自己。一切措施都是以他自己的利害为出发点的。假如政府要修一条铁路或筑一条公路，那就因为这条铁路公路可以给他运兵；假如政府要兴建一个广泛的电话网，那就因为这个电话网可以加强他的政治控制；假如政府在财政制度上有什么更张，那就因为这样一来政府可以多征一点税，多弄一点钱；假如政府颁布一个新的法律，那就因为这个法律可以防止人民若干活动，或作为政府某种行动的一种法律根据。总之，一切都为政府自身设想；凡是和这个政权没有直接利益的事，他都没有兴趣，或者装聋作哑，或者敷衍了事，或者干脆不管。人民没有饭吃，他管吗？他不管。人民没有衣穿，他管吗？他不管。人民没有房子住，他管吗？他不管。政府只保护富人，不保护穷人；政府只管束穷人，不管束富人。在重庆时代，威尔基、华莱士要来了，就实行清街，一切没有饭吃的穷人都在被清之列，以免有碍观瞻；国大开幕了，下关和浦口的难民都被驱逐出去，以致发生蚌埠的抢案。大家痛恨豪门，要求动用他们在国外的财产，可是政府不敢碰一碰既得利益阶级的利益；大家要求实行民生主义，使耕者能有其田，可是政府没有决心，不敢有损地主阶级的利益。这样的统治怎能叫人拥戴！一天一天的过去，一年一年的过去，没有一件事使人看了顺眼，没有一件事使人听了高兴。一切公共的舆论都不能改变政府的作为，官做他的官，党办他的党，脸皮老老，肚皮饱饱，这叫人怎能服气！不仅一般青年学生越来越趋极端，就是一般中年人，据我们所了解的，心情和思想也都一天一天的在转向变化：本来对于政府感觉失望的，慢慢儿的对政府感觉绝望了；本来对于政府感觉绝望的，终于对于政府“不望”（不再存什么希望）了；本来无所谓的人，现在也一点儿一点儿的左倾了；本来稍稍左倾的人，现在也一点儿一点儿左得厉害了；本来绝对仇视共产党的，现在也在努力了解共产党了；本来不大喜欢共产党的，现在也渐渐对共产党表示同情了。这一种变化是一种没有声音的变化，然而却是一种重大的变化。这一种变化，决不是基于任何个人的利害而发生的，这是一种客观的环境所促成的。而且，我们还应该说，这种变化正在“时间”的推进中加速其程度。本刊4卷7期刊有一篇读者投书，说：“北方情形已成等待局面，倒过来了！一般空气很紧张，但在表面上却很平静。问题好像已经解决了似的。”这最后的一句，极堪玩味。据我们所能感觉到的，现在北方一般青年的心情，都在期待着一个“新的社会”的来临。为什么大家期待着一个“新的社会”的来临？就因为今天我们所见所闻，不满意的事情实在太多了，社会上各种恶势力、恶习惯的根基实在太深了，这使我们简直不敢希望在这个现状下可以把一切不合理的事情改革过来。最近国内一般言论界，大都非常消沉，这消沉是一种可怕的消沉，这转向也是一种严重的转向，可惜政府不努力去了解这种消沉，不在根本上设法挽救人心的转向，而仍然走着老路，一味的想以强力去压伏人心！
   在这一个无声的变化中，唯一可以觉察到的，就是学生的态度。在这一年中，学生运动有几个引人注意的特征：第一、学生已经成为了人民利益的发言人。综观年来学生运动所争取的，归纳之不外两点，一是人人要有饭吃，能够活得下去，这就是他们所喊的“反饥饿”；一是人人应有基本的公民权利，不能无故遭受迫害，这就是他们所喊的“反迫害”。他们所争取的内容，已不仅仅限于他们自身的权利，他们的呼喊业已成为一种“时代的声音”。第二，在学生运动的技术上，他们业已到达为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就是他们所常常歌唱的“团结就是力量”。他们的团结程度，确为前所未见。政治是有物理性的，压迫愈大，反抗亦愈大，他们的如此团结亦可反证当局压迫的厉害。不仅是一校一地团结，他们业已做到了全国团结的程度——至少在精神上，他们的团结是全国性的。所以一校出了事，他校立刻响应，几个学校宣布“联防”；一地出了事，别地方的学生立刻响应，呼吁、控诉、捐款、全力支持。第三、勇敢，坚定，他们完全成熟。他们在现实的分析，理想的追求，办事的能力，奋斗的精神上，均已表现出惊人的成就；他们已隐然成为一个推动时代的巨轮。
   在这样一个情形下，政府如何对付学生呢？据我们的观察，政府对于学生已怀有一种超出常态的恐惧心理，因之政府对于学生的态度，完全陷入一种变态的状态之中。政府业已有一种牢不可拨的成见，认为学生的一切具有政治性的行动，都是受共产党利用的。在这一个大前提下，于是政府对于一切“闹事”的学生，完全不把他们当作“学生”看待。我们看，这一年来，只要学生有什么公共集会，政府便是出动大批军警，架起机枪，如临大敌。上海（同济）的案子，成都的案子，北平的案子，政府用刺刀，枪柄，麻绳，木棍，石子，机枪，马队，飞行堡垒来对付学生，造成极度紧张的空气，引起社会极度的不安，发生令人难以相信的残暴行为。学生无论闹得如何凶，讲到后来，学生总还是徒手的，以有武器的军警来对付没有武器的学生，无论如何总是残忍的。成都的警察甚至用刺刀在女学生的阴户里拌搅一下（见本刊上期成都通信），实在惨绝人寰。只要一个政府稍为有一点人道的精神，我们相信绝不致用这样残忍的手段去对付学生。
   我们认为政府遇到学生有所抗议时，应当很冷静地考虑学生的抗议有无理由。我们并不偏袒学生，认为学生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或者每一件事都是对的。学生年青，富于理想，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有时不免失之过高，而且在群众的情绪下，感情亦不免容易冲动。但是从大体上说，学生常常是站在正义一方面的。他们希望人人能活得下去，难道我们可以说他们错吗？他们维护每个人的基本权利，难道我们能够说他们做得过分吗？他们不满意这个政府，难道这个政府是能使人满意的吗？今日政府所要做的，所应当做的，不是防范学生，不是压迫学生，不是打击学生，而是自己反省，自己改革。政府应当自问，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是否可以使人民满意，如其不能，人民当然有权利表示反对。这是现代政治潮流中的不移之论，没有什么稀奇。假如政府希望得到人民的拥护，就应当多听一些人民的意见，多做一些使人民满意的事情，尽量减少人民的苦痛，增加人民的福利。政府果能如此，还有什么人要反对政府？就是有少数被野心家利用的学生，要闹也是闹不起来的。
   这次北平和成都两地所发生的暴行，实在使我们难于缄默。而据北平来信，似乎第二个“闻一多事件”正在制造之中。我们认为这种事件，即使替政府着想，也是万万再发生不得的。政府希望安定，但是政府难道觉得今天的局面还不够动荡吗？政府今日的处境还不够危急吗？政府已经做了许多错事，远者不论，即以近事而论，国代和立委的选举，都增加了政府及国民党自身的离心力量，这次副总统选举，又发生了这样大的风波，这事的后果目前还没有露骨表现出来。假如什么地方还要再发生类似闻一多的案件，我们敢说立刻要闹出大乱子来。我们希望政府及各地当局，能够慎审处置，不要操切用事。闯祸容易，收拾乱子就难了。
  
   4月27日 原文1948年5月1日出版发表于《观察》第4卷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