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思想统一的历史与现实：第三次统一源自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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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8月27日 16:47中华读书报 【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0条
笔者在《学术之旅》系列的首篇《创新的困惑》一文的结尾中曾说：“统一教材、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口径，从来就是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的”。该文在发表后，许多读者都就统一的问题来加以评论，认为这是当前应试教育的症结所在，笔者兹就这一问题尝试浅谈之。
历史上可能有过几次大的思想统一，同时也是学术思想的统一，学术思想是一个时代思想的本质体现。
第一次统一，应该是秦始皇时代，将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统一为法家思想，焚书坑儒，不仅仅造成了秦王朝的短祚，“一夫作难而七庙隳”，秦之亡也，非国土不广，殽函不固，之所以发生“成败异变，功业相反”（贾谊《过秦论》）的转化，正在于秦王朝的“燔百家之言”，没有了独立的学术平台，譬如人失却耳目之交流，失却血液之流通，成为一具僵尸而已。但这还仅仅是一个王朝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造成了中国文化史、学术史、文学史的一次文化断裂。
第二次统一，应该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的两汉时代，这是另一种形态的统一，自汉武中兴之后，士人“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至有纷争王庭，树棚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故杨雄曰：‘今之学者，非独为之华藻，又从而绣其鞶帨。’”（范晔撰《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皓首穷经，雕钻学术，其实是对学术的另一种残害，这种残害，比之秦始皇时代的外形焚烧，更为残酷，它所扼杀的，是学术的内在生命，是学术的创新生命。因此，两汉时代之文学，以歌功颂德的大赋为其一代之文学。
第三次统一，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实行变法，加强中央集权，而且，他更希望能通过变法，统一思想，统一学术，因此，极力推行他的《三经新义》（三经：《周礼》《诗》《书》），王安石的《字说》也曾一度独行于世，奉为科举取士的圭臬，以致苏轼开了不少王安石《字说》的玩笑，如说：若“坡为土之皮”，则“滑为水之骨”也。这当然是玩笑话语，对于这种“仅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学术统一，东坡颇为不满，认为如此一来：“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这是非常深刻的，不仅仅是王氏之同会造成“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的荒芜单调，任何人，不论他有多么伟大，多么权威，他的思想、理论、观点，都只能是一个相对的真理，若从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历史的前进，文学史的演变、学术史的发展，都是一个权威不断被否定、被超越的过程，而统一，则必然会造成思想的僵化和一片黄茅白苇的荒芜。东坡之言，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第四次统一，则是进入到现当代以来的文化革命。文革时期，一方面鼓动造反，另一方面，却将统一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所谓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大乱和统一，看似悖论，实则是表面的大乱而本质的统一，一切之乱，必定要在“治”的范畴之内才可以乱。
笔者之所以将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大的思想统一的时代一一陈列，是由于我们需要以历史为借鉴，而作为学术思想上的问题，则更为复杂细腻。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形来看，风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代有一代文学，没有一种文学形式能够成为永远的时尚，而作为诗人，如宋诗，欧苏批判了西昆体，而苏轼之为巨匠，也同样不可避免为其弟子黄庭坚以及江西诗派所取代，所谓取代，都只是某个历史阶段的取代，是发展史意义上的取代。进入到现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也和政治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革的高密度政治思想统一，既不是文革运动与生俱来，也非随着文革终结而戛然而止，文学艺术等学术思想，既在此前而为其之先导，也在文革发生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内阴霾不散，余绪绵长。这可能就是笔者前文所说当今学术创新艰难的本质原因之一。
写到这里，千言万语，正无从下笔，偶读桌上报刊文章，读到一篇《历史是最好的审判官》，里面提到得知王稼祥对人民公社大跃进有意见，毛泽东说：“两百多名中央委员，就是王稼祥一个人反对呀！”（参见罗雪辉文章，报刊文摘，2009年1月9日）于是，众所周知，大跃进的悲剧随后就发生了。
这仅仅是无数例证中的一个广为人知、直接涉及社会现实的例证，那么，学术的问题，不直接牵涉社会现实的学术问题，又何止成千上万呢？
笔者在《学术之旅》系列的首篇《创新的困惑》一文的结尾中曾说：“统一教材、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口径，从来就是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的”。该文在发表后，许多读者都就统一的问题来加以评论，认为这是当前应试教育的症结所在，笔者兹就这一问题尝试浅谈之。
历史上可能有过几次大的思想统一，同时也是学术思想的统一，学术思想是一个时代思想的本质体现。
第一次统一，应该是秦始皇时代，将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统一为法家思想，焚书坑儒，不仅仅造成了秦王朝的短祚，“一夫作难而七庙隳”，秦之亡也，非国土不广，殽函不固，之所以发生“成败异变，功业相反”（贾谊《过秦论》）的转化，正在于秦王朝的“燔百家之言”，没有了独立的学术平台，譬如人失却耳目之交流，失却血液之流通，成为一具僵尸而已。但这还仅仅是一个王朝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造成了中国文化史、学术史、文学史的一次文化断裂。
第二次统一，应该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的两汉时代，这是另一种形态的统一，自汉武中兴之后，士人“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至有纷争王庭，树棚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故杨雄曰：‘今之学者，非独为之华藻，又从而绣其鞶帨。’”（范晔撰《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皓首穷经，雕钻学术，其实是对学术的另一种残害，这种残害，比之秦始皇时代的外形焚烧，更为残酷，它所扼杀的，是学术的内在生命，是学术的创新生命。因此，两汉时代之文学，以歌功颂德的大赋为其一代之文学。
第三次统一，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实行变法，加强中央集权，而且，他更希望能通过变法，统一思想，统一学术，因此，极力推行他的《三经新义》（三经：《周礼》《诗》《书》），王安石的《字说》也曾一度独行于世，奉为科举取士的圭臬，以致苏轼开了不少王安石《字说》的玩笑，如说：若“坡为土之皮”，则“滑为水之骨”也。这当然是玩笑话语，对于这种“仅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学术统一，东坡颇为不满，认为如此一来：“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这是非常深刻的，不仅仅是王氏之同会造成“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的荒芜单调，任何人，不论他有多么伟大，多么权威，他的思想、理论、观点，都只能是一个相对的真理，若从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历史的前进，文学史的演变、学术史的发展，都是一个权威不断被否定、被超越的过程，而统一，则必然会造成思想的僵化和一片黄茅白苇的荒芜。东坡之言，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第四次统一，则是进入到现当代以来的文化革命。文革时期，一方面鼓动造反，另一方面，却将统一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所谓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大乱和统一，看似悖论，实则是表面的大乱而本质的统一，一切之乱，必定要在“治”的范畴之内才可以乱。
笔者之所以将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大的思想统一的时代一一陈列，是由于我们需要以历史为借鉴，而作为学术思想上的问题，则更为复杂细腻。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形来看，风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代有一代文学，没有一种文学形式能够成为永远的时尚，而作为诗人，如宋诗，欧苏批判了西昆体，而苏轼之为巨匠，也同样不可避免为其弟子黄庭坚以及江西诗派所取代，所谓取代，都只是某个历史阶段的取代，是发展史意义上的取代。进入到现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也和政治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革的高密度政治思想统一，既不是文革运动与生俱来，也非随着文革终结而戛然而止，文学艺术等学术思想，既在此前而为其之先导，也在文革发生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内阴霾不散，余绪绵长。这可能就是笔者前文所说当今学术创新艰难的本质原因之一。
写到这里，千言万语，正无从下笔，偶读桌上报刊文章，读到一篇《历史是最好的审判官》，里面提到得知王稼祥对人民公社大跃进有意见，毛泽东说：“两百多名中央委员，就是王稼祥一个人反对呀！”（参见罗雪辉文章，报刊文摘，2009年1月9日）于是，众所周知，大跃进的悲剧随后就发生了。
这仅仅是无数例证中的一个广为人知、直接涉及社会现实的例证，那么，学术的问题，不直接牵涉社会现实的学术问题，又何止成千上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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