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百年来社会变迁与王安石历史地位的沉浮

——《王安石变法研究史》成果简介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华瑞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王安石变法研究史》（项目批准号02BZS002），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课题组成员：水潞。 

　　该成果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分述南宋时期否定王安石变法的由来和发展，元明清时期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议和20世纪中国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的学术史；对影响南宋以来最高统治者、理学家、浙东学派、史家、四库馆臣、士人、近现代学者及其各类官私史籍和研究论著认识、评议王安石及其变法的价值取向，从政治因素、学术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等理论层面，作了详细的剖析和诠释。

　　在南宋初至晚清近800年中，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可分为史家和思想家两大类，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是从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家及思想家评论王安石及其变法的首要观点。而这个观点的出笼恰恰是与南宋初期的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封建时代官方定论。

　　（二）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之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荆公新学被斥为异端邪说既与理学与新学在南宋的消长有关，更是理学家们自南宋初期以来不懈批判贬抑的结果。其后，理学被元明清定为一尊的统治思想，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

　　（三）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作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熙宁、元祐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但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这种一致的思想根源是南宋以后评议者与当年的反变法派所持的理论根据都是传统儒家的经济教条“子罕言利”或“义主利从论”。

　　（四）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这几项新法之所以得到较多地肯定，是与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多被元明清陆续延行分不开。

　　（五）蔡上翔说自南宋以来，“荆公受谤七百有余年”，但其中间也有为其表襮辩诬的，给予王安石个人品质以高度评价。在南宋有陆九渊，元朝有吴澄、虞集，明朝有陈汝錡、章衮，入清后有颜元、李绂、蔡上翔、杨希闵、龚自珍、陆心源等。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他们大都是江西临川人，对王安石的褒扬，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其二，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与他们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

二

　　20世纪前半叶，运用近世科学的观点和方法重新评价王安石及其变法，大致与出现相对独立的宋史研究一样，亦始于二十年代。梁启超《王荆公》是20世纪研究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梁启超给王安石及其新法以全新的评价。其后虽然研究者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方方面面，如变法的时代背景、动机、指导思想、代表的阶级，诸项新法的利弊，反变法派与变法派的斗争，变法的社会效果及意义，变法失败的原因及经验教训等。但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遵奉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

　　20世纪初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评议一改数百年之否定而为肯定，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反映着20世纪前50年的“社会气候”，这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

　　首先，当梁启超奋起为王安石及其变法翻案之时，中国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王安石富国强兵的思想自然会与梁启超等人主张通过变法改良以图中国强大的思想联系起来，因而梁启超等人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肯定，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要求改变屈辱现状的学界的一种共识。

　　其次，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特别是他的民生主义与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多有吻合之处。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对二三十年代的王安石变法研究，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虽然研究者对王安石诸项新法的实施及作用有不尽相同的看法，但在肯定王安石的“权制兼并，均济贫乏”的变法思想上则是绝对的一致。

　　第三，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其训政寻找历史经验和教训而倡导研究王安石变法，这种官方的提倡和肯定态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的价值取向。

　　第四，二三十年代传入我国的社会主义思潮对重新认识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影响最大。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者在用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重新评价时，一般地会呈现出两种情况，一是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的诸项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的先行者；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考察事件的王安石及其变法。

三

　　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后20年的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发表论文约九百多篇，出版专书约80余种。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都与20世纪前半叶有很大不同，因而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领域占据支配地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工作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进行了再评价。虽然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亦做出了肯定性评价，但因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不同，在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性质和时代上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20世纪前半期的肯定又不尽相同，这种不同表现在：

　　1．以斯大林五个社会形态理论把中国历史分成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五个历史时期，两宋处在封建社会阶段，因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以社会主义思潮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行为比附王安石新法的观点受到批判。

　　2．根据社会形态理论的基本观点,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虽然漫长，但在它的后期也产生了瓦解封建社会的新因素——资本主义萌芽，而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因而商品经济是否发展或发达，是否促进商品经济，就成为衡量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程度和检验封建国家的政策、法规以及学术思想是否进步的试金石。这几乎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讨论中国历史上经济、财政的一个理论范式，当然，对王安石诸项新法的评价也不能例外。因而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80年代以后，围绕王安石新法是否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成为研究者肯定和否定双方论争的主要焦点之一。

　　3．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的消长，也直接影响着王安石变法研究评价标准的变动。众所周知，20世纪50－70年代，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是判断历史问题的基本准绳，“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因此，王安石变法代表哪一个阶级的利益，便成为讨论的中心话题，虽然论者的观点、立场不尽相同，但“中小地主进步论”是这一时期评议王安石变法的主流看法。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理论有了重大改变,随着阶级斗争学说退出历史评价的主导价值体系，王安石变法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新动向，即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争不再是阶级路线之争，而是政策性的分歧。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始终是20世纪研究王安石变法中最受关注的问题。虽然在三四十年代已有多种意见，但是一般多把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阶级利益的冲突和缺乏广泛的阶级基础。五六十年代则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把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二点:一是变法派缺乏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二是大地主集团反动势力的强大。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的观点受到冷遇，讨论变法失败的原因大都转向从变法措施自身存在的弊端、变法过程中出现的蜕变以及王安石的个人品质中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