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转帖）揭开中国盛产汉奸的原因（1）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0:44:46
有人曾经这样问：中国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汉奸？我想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是习惯于做奴才的，有骨气的人少，而称得上中国的脊梁的就更是少而又少了。中国有一个成语说得真是好，就叫“视死如归”。可历史以来，视死如归的人却是少的，而那句响当当的话：怕死不是Communist Party员，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如今，各种怪论层出不穷，特别是为汉奸等这样丧失人格的现象开脱的大有人在，这是一种更危险的倾向。假如我们都因为自己也可能做不到就原谅了怯懦，那这种立场实际上就不是立场，而是间接做了汉奸的行为。中国人为何如此怯懦？为何如此不堪一击呢？
仔细想一下，在中国，怯懦也是有理由的，中国的哲学似乎也早就为怯懦者铺平了退路。中国人没有一件事是找没有理由的，因为任何事都可以找到同谋。而有了同谋，中国的任何事情便有了开脱的理由。中国人信奉一条做人的不二法则，那就是“与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做不到的事，中国人都会毫不例外地网开一面，从而也就为自己以后可能犯同类错误留下了退路。“做事不要做绝，要留有余地”，这正是中国人代代相传的处世哲学。
怯懦也是如此，正是因为怯懦是每个人所不能避免的，而怯懦者也大有人在，于是，怯懦便有了怯懦的理由。在这中间，最根本的理由就是怕死。只要你也怕死，好了，那一切话也就好说了。因为你也怕死，你对死也恐惧，所以你就不能要求我非得要不怕死。正是因为大家都怕死，所以你也就没有权力要求我做英雄。这是怯懦对怯懦最有力的支援，是怯懦者对怯懦者最有力的响应，只要这个怯懦的合唱一直响彻下去，中国的历史就永远是投降者的历史，是汉奸的历史。
正是因为有这无数的怕死者的群体，有这样肥沃的土壤，中国人做了汉奸还是快乐的，得意的，要是混出个人模狗样来，那说不准还光宗耀祖，流芳百世呢。如今，秦桧、吴三桂、洪承畴、汪精卫不是都有很多人要为其平反吗？中庸之道也为其找到了合法的理由，要么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要么是不要“愚忠”，不为腐朽的朝廷卖命。总之，理由是很充分的，到时不用你找，自有人帮你找得好好的来策反你。而今天的学者更是出奇地穷思苦想，为汉奸现象找到了不少存在的依据：如国人普遍崇洋媚外，长于内斗而拙于团结对外；如当时的政权独裁，吏治腐败，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如当时别国强大而我国弱小，长期饱受欺凌；如当时很多人长期留学日本，有亲日情结……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总之，一句话，当汉奸是各种各样强大的外部因素造成的，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独独就不去分析人自身的问题。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投降的历史，是一部投降者大行其道的历史。朝代的更迭，皇帝如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投降者也是前仆后继，代代相传。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总会站出一些英雄人物，他们不惧强暴，抵御外敌，但也总有一些没有骨气的败类卖友求荣，沦为叛徒汉奸。就以最近的抗日战争来说，抗战期间，汉奸叛徒就层出不穷，而伪军数量也是连年增加，到了抗战结束，中国战场歼俘的日军伪军两者数量竟然相当无几，达二百余万之多。处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处处都是他们那卑躬屈膝的嘴脸，多少英雄豪杰不都死于这些人的出卖。《地雷战》中的伪军官和中野队长一起搜捕“土八路”；《地道战》里民兵队长高传宝传达情报时说，来犯的有“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沙家浜》中的草包司令胡传魁，《红灯记》中卖友求荣的叛徒王连举，《烈火金刚》中出卖自己亲妹妹的何志武，无不都是这一类型的代表性人物。可以想像，这一类人的数量肯定要远远大于可统计的数字，他们更多的是默默无闻地“工作”在每一个黑暗的角落，又默默无声地消失在人群或死去。
投降者有投降者的逻辑，汉奸有汉奸的哲学，只要听一听电影与作品中那经典的汉奸台词，我们就知道他们的形象有多么丑陋多么可笑。古代的投降者似乎很早就创造了自己的金科玉律，叫什么“识时务者为俊杰”，叫什么“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叫什么“明哲保身”，而在《地道战》汤司令的口中，“高，实在是高！再带上几台抽水机，淹死他们……”那种趋炎附势的嘴脸真可说是所有汉奸形象中的佼佼者。“吃你几个烂西瓜算什么，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给钱。”《小兵张嘎》中那胖翻译官欺软怕硬的形象也是栩栩如生。而刘震云笔下的伪军孙毛旦就更有一番气概，他振振有词地向亲人辩解道：“你们这个也说日本，那个也说日本，好像跟了日本就跟偷了汉子一样！日本是那么好打的？……早晚，中国是人家日本人的天下！跟了日本不光荣，将来都成了日本的臣民，看你们还说什么！”一付奴才的嘴脸更是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可以肯定一点的是，这些理由之所以动人与动心，归根结底还都在于我们首先选择了生，是骨子里生的渴望让我们对这些理由投去献媚的眼睛。当一个人饿得快死时，这些理由无疑就是一碗诱人的米饭，它摆在那就足以使你丧失所有为人的尊严。同样，当一个人已经在骨子里怕了死，在潜意识里选择了生，那他就没有理由不觉得这些理由正是那一碗适时而至的米饭。
中国人血液里流淌的正是畏死的情结，因为我们的文化从来就没有告诉我们死亡是什么，更不知道如何平静地面对死亡。所以，当死亡来到的时候，我们总是没有别人的平静，没有别人的坦然无惧，却总是惊慌失措，投降变节，出卖所有，只为一个生。生是什么呢？死又是什么呢？这正是中国人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中国人对生的理解是很简单的，那就是活着，活着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肉体活着，肉体死了，人也就死了。应该说，中国人的这种理解是很原始很朴素的，而且这种生理上的理解也非常直观与好接受。可真的是这样吗？
还有，中国人与西方人对生死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西方人的人生认识与哲学来源于他们的信仰，源头便是《圣经》。《圣经》对生死的解释显然是不同的，在它看来，肉体的死亡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灵魂的死亡。而一个人活着只是肉体活着也不算活着，只有灵魂活着才是活着。西方的哲学认为，向死而生才是真正的生，没有面向死亡正视死亡的勇气，这样的生就是苟活。这样的信仰无疑是蔑视肉体的，因为还有灵魂的永生这一更高的盼望。正是因为有这一盼望，他可以超越肉体的辖制，而不在死亡的威胁之下。永生的国度让信仰者超越了肉体的死亡，从这意义上说，这样的人正是不怕死的。正是因为他们追求真理的渴望远远超过了对肉体生的渴望，所以他们才能无所畏惧。正是因为他们相信那不可见的才是真正的永恒与不朽，所以他们才能够舍弃早晚都要消灭的短暂的肉体生命。
确实，与灵魂的不朽相比，肉体那短暂的生又算得了什么呢？与其保全肉体稍纵即逝的生命而消灭了真理的精神与灵魂，那还不如求得精神永驻而放弃肉体的苟活。可以看见，有勇气的中国人都是这样想这样做的，他们正是中国的希望。不管这种希望是多么稀微，毕竟还是有的。他们胸怀大志，心中只有大众的幸福，他们怀着满腔热忱与愤怒，无所畏惧地走向死亡，这正是精神之大者。这与信仰者的无畏虽有所区别，但根本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无我”。正是无我，所以才无私；正是无私，所以才无畏。一个不计个人得失的人，他怎能不坦然面对死亡呢？
什么才是中国盛产汉奸的真实原因？我想应该是惧怕！那惧怕什么呢？说到底，就是一个字：死。正是因为我们没有了更高的指望，我们才把肉体的折磨与消灭当成了不可逾越的大限。我们眼睛只看得见物质的东西，而对灵魂与精神总是视而不见。我们从来只看物质与肉体的享受，而对精神的无聊与信仰的迷失不闻不问。而我们的民族也是这样，只看得见物质生活的富有与经济的强盛，而看不见民族精神的未来，看不见经济后面更为重要的东西。其实，哲人孟子早就说过：“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一个自相残杀习惯于出卖同胞的民族还会有什么指望呢？就是美国总统肯尼迪也说过：“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而西点军校更是以这样的话做座右铭：无论对错，这是我的祖国。确实，一个人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国家无论对错，作为人都没有做汉奸的理由。怯懦是怯懦者唯一的理由，而怯懦唯一的理由就是怕死，其它一切都不是理由。
不得不承认，这些理由都有致命的说服力与诱惑力，而且真是能打动人心。然而，我们还是不要忘记，投降就是投降，汉奸就是汉奸，一朝一代，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是背叛了原来的坚守。民众做了新朝的臣民是自然的，可官员摇身一变又成了新朝的大臣，这样的人说到底就是可疑的。因为他吃了旧朝的俸禄，却背叛了旧朝，这样的人真可称得上是与时俱进了。
仔细想一下，在中国，怯懦也是有理由的，中国的哲学似乎也早就为怯懦者铺平了退路。中国人没有一件事是找没有理由的，因为任何事都可以找到同谋。而有了同谋，中国的任何事情便有了开脱的理由。中国人信奉一条做人的不二法则，那就是“与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做不到的事，中国人都会毫不例外地网开一面，从而也就为自己以后可能犯同类错误留下了退路。“做事不要做绝，要留有余地”，这正是中国人代代相传的处世哲学。
怯懦也是如此，正是因为怯懦是每个人所不能避免的，而怯懦者也大有人在，于是，怯懦便有了怯懦的理由。在这中间，最根本的理由就是怕死。只要你也怕死，好了，那一切话也就好说了。因为你也怕死，你对死也恐惧，所以你就不能要求我非得要不怕死。正是因为大家都怕死，所以你也就没有权力要求我做英雄。这是怯懦对怯懦最有力的支援，是怯懦者对怯懦者最有力的响应，只要这个怯懦的合唱一直响彻下去，中国的历史就永远是投降者的历史，是汉奸的历史。
正是因为有这无数的怕死者的群体，有这样肥沃的土壤，中国人做了汉奸还是快乐的，得意的，要是混出个人模狗样来，那说不准还光宗耀祖，流芳百世呢。如今，秦桧、吴三桂、洪承畴、汪精卫不是都有很多人要为其平反吗？中庸之道也为其找到了合法的理由，要么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要么是不要“愚忠”，不为腐朽的朝廷卖命。总之，理由是很充分的，到时不用你找，自有人帮你找得好好的来策反你。而今天的学者更是出奇地穷思苦想，为汉奸现象找到了不少存在的依据：如国人普遍崇洋媚外，长于内斗而拙于团结对外；如当时的政权独裁，吏治腐败，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如当时别国强大而我国弱小，长期饱受欺凌；如当时很多人长期留学日本，有亲日情结……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总之，一句话，当汉奸是各种各样强大的外部因素造成的，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独独就不去分析人自身的问题。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投降的历史，是一部投降者大行其道的历史。朝代的更迭，皇帝如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投降者也是前仆后继，代代相传。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总会站出一些英雄人物，他们不惧强暴，抵御外敌，但也总有一些没有骨气的败类卖友求荣，沦为叛徒汉奸。就以最近的抗日战争来说，抗战期间，汉奸叛徒就层出不穷，而伪军数量也是连年增加，到了抗战结束，中国战场歼俘的日军伪军两者数量竟然相当无几，达二百余万之多。处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处处都是他们那卑躬屈膝的嘴脸，多少英雄豪杰不都死于这些人的出卖。《地雷战》中的伪军官和中野队长一起搜捕“土八路”；《地道战》里民兵队长高传宝传达情报时说，来犯的有“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沙家浜》中的草包司令胡传魁，《红灯记》中卖友求荣的叛徒王连举，《烈火金刚》中出卖自己亲妹妹的何志武，无不都是这一类型的代表性人物。可以想像，这一类人的数量肯定要远远大于可统计的数字，他们更多的是默默无闻地“工作”在每一个黑暗的角落，又默默无声地消失在人群或死去。
投降者有投降者的逻辑，汉奸有汉奸的哲学，只要听一听电影与作品中那经典的汉奸台词，我们就知道他们的形象有多么丑陋多么可笑。古代的投降者似乎很早就创造了自己的金科玉律，叫什么“识时务者为俊杰”，叫什么“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叫什么“明哲保身”，而在《地道战》汤司令的口中，“高，实在是高！再带上几台抽水机，淹死他们……”那种趋炎附势的嘴脸真可说是所有汉奸形象中的佼佼者。“吃你几个烂西瓜算什么，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给钱。”《小兵张嘎》中那胖翻译官欺软怕硬的形象也是栩栩如生。而刘震云笔下的伪军孙毛旦就更有一番气概，他振振有词地向亲人辩解道：“你们这个也说日本，那个也说日本，好像跟了日本就跟偷了汉子一样！日本是那么好打的？……早晚，中国是人家日本人的天下！跟了日本不光荣，将来都成了日本的臣民，看你们还说什么！”一付奴才的嘴脸更是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可以肯定一点的是，这些理由之所以动人与动心，归根结底还都在于我们首先选择了生，是骨子里生的渴望让我们对这些理由投去献媚的眼睛。当一个人饿得快死时，这些理由无疑就是一碗诱人的米饭，它摆在那就足以使你丧失所有为人的尊严。同样，当一个人已经在骨子里怕了死，在潜意识里选择了生，那他就没有理由不觉得这些理由正是那一碗适时而至的米饭。
中国人血液里流淌的正是畏死的情结，因为我们的文化从来就没有告诉我们死亡是什么，更不知道如何平静地面对死亡。所以，当死亡来到的时候，我们总是没有别人的平静，没有别人的坦然无惧，却总是惊慌失措，投降变节，出卖所有，只为一个生。生是什么呢？死又是什么呢？这正是中国人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中国人对生的理解是很简单的，那就是活着，活着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肉体活着，肉体死了，人也就死了。应该说，中国人的这种理解是很原始很朴素的，而且这种生理上的理解也非常直观与好接受。可真的是这样吗？
还有，中国人与西方人对生死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西方人的人生认识与哲学来源于他们的信仰，源头便是《圣经》。《圣经》对生死的解释显然是不同的，在它看来，肉体的死亡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灵魂的死亡。而一个人活着只是肉体活着也不算活着，只有灵魂活着才是活着。西方的哲学认为，向死而生才是真正的生，没有面向死亡正视死亡的勇气，这样的生就是苟活。这样的信仰无疑是蔑视肉体的，因为还有灵魂的永生这一更高的盼望。正是因为有这一盼望，他可以超越肉体的辖制，而不在死亡的威胁之下。永生的国度让信仰者超越了肉体的死亡，从这意义上说，这样的人正是不怕死的。正是因为他们追求真理的渴望远远超过了对肉体生的渴望，所以他们才能无所畏惧。正是因为他们相信那不可见的才是真正的永恒与不朽，所以他们才能够舍弃早晚都要消灭的短暂的肉体生命。
确实，与灵魂的不朽相比，肉体那短暂的生又算得了什么呢？与其保全肉体稍纵即逝的生命而消灭了真理的精神与灵魂，那还不如求得精神永驻而放弃肉体的苟活。可以看见，有勇气的中国人都是这样想这样做的，他们正是中国的希望。不管这种希望是多么稀微，毕竟还是有的。他们胸怀大志，心中只有大众的幸福，他们怀着满腔热忱与愤怒，无所畏惧地走向死亡，这正是精神之大者。这与信仰者的无畏虽有所区别，但根本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无我”。正是无我，所以才无私；正是无私，所以才无畏。一个不计个人得失的人，他怎能不坦然面对死亡呢？
什么才是中国盛产汉奸的真实原因？我想应该是惧怕！那惧怕什么呢？说到底，就是一个字：死。正是因为我们没有了更高的指望，我们才把肉体的折磨与消灭当成了不可逾越的大限。我们眼睛只看得见物质的东西，而对灵魂与精神总是视而不见。我们从来只看物质与肉体的享受，而对精神的无聊与信仰的迷失不闻不问。而我们的民族也是这样，只看得见物质生活的富有与经济的强盛，而看不见民族精神的未来，看不见经济后面更为重要的东西。其实，哲人孟子早就说过：“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一个自相残杀习惯于出卖同胞的民族还会有什么指望呢？就是美国总统肯尼迪也说过：“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而西点军校更是以这样的话做座右铭：无论对错，这是我的祖国。确实，一个人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国家无论对错，作为人都没有做汉奸的理由。怯懦是怯懦者唯一的理由，而怯懦唯一的理由就是怕死，其它一切都不是理由。
不得不承认，这些理由都有致命的说服力与诱惑力，而且真是能打动人心。然而，我们还是不要忘记，投降就是投降，汉奸就是汉奸，一朝一代，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是背叛了原来的坚守。民众做了新朝的臣民是自然的，可官员摇身一变又成了新朝的大臣，这样的人说到底就是可疑的。因为他吃了旧朝的俸禄，却背叛了旧朝，这样的人真可称得上是与时俱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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