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模：我所认识的粟裕将军

我所认识的粟裕将军
陈 模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2007年8月10日，是我军素有“常胜将军”之称的粟裕将军百岁诞辰。仅以此文，作以怀念。
1939年初冬，我在新四军军部第二期速记班学习结束后，和楚青、罗伊同志一起被分配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司令部秘书处任速记员。当时，司令部设在江苏省溧阳县水西村光裕祠堂。陈毅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粟裕原任二支队司令员，一、二支队合并后，改任副司令），刘炎任政治部主任。粟裕司令身材不高，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看起来很精神。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亲切地和我们握手，我们三个女兵跟他从不会感到紧张和拘束。当时的条件很艰苦，人多房子不够住，粟裕司令就亲自教我们搭房子。他告诉我们利用祠堂前面宽阔的走廊和圆形粗大的大柱子当骨架，先用竹竿、稻草、草绳编成一个个约三尺宽、二尺高的长方形草块，再把这些长方块一个个、一层层地编搭起来作为房子的墙壁，中间开一个小窗，用稻草编一扇门。我们几个人按照粟裕司令的方法，真的把房子盖了起来。草房搭好后，大家都很高兴，粟裕司令还特地为我们三个女兵在草屋的窗口前拍了一张照片留念。
粟裕司令待人和蔼可亲，但在军事训练上却要求严格。每天起床号吹响后十分钟内，大家必须跑步到操场，人员到齐后，他亲自率领大家跑步，然后进行队列训练和射击训练。有时，他还教我们练习刺杀。粟裕司令经常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要把我们培养成合格的军人。在粟裕司令的严格要求下，我们都练出一手射击的好本领。在一次实弹射击中，我们女同志的成绩都很好，我三发子弹射中了二十九环，得了个优秀。粟裕司令知道后很高兴，他那满意的笑容我依然记得很清楚。为了奖励我们的好成绩，粟裕还拿着当时在一次战役中缴获的照相机，为我们四个勇敢的女兵照了相片，名为《打靶归来》。

楚青、罗伊、陈模（从左至右）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大门口。 粟裕摄于1940年
平时的工作中，粟裕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他要求我们对工作一定要认真负责、一丝不苟。1940年春，部队缴获一台收音机送到司令部。粟裕要我们三个速记员晚上轮流值班，收听新闻，并且要速记下来，摘选重要的抄送首长传阅。有一天，轮到我值班，因为下雨，雷电干扰收讯，我听不清楚收音机播放的内容，记下来的东西就很少。我灵机一动，把前一天抄录的一条新闻又抄上凑数。那天，粟裕司令的身体不舒服，我想他一定不会看的。没想到，粟裕司令在看到我的记录后立刻坐起身来问我：“丹阳成立伪维特会的消息前天已经有了，怎么今天还在游行庆祝？”我的脸刷地红了，如实地汇报了实情，等待他严厉的批评。可是，粟裕司令却用温和的口气对我说：“对待工作，不论大小，都要严格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能马虎凑合。”我羞愧地点着头，从此再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误。
在光裕祠堂的时候，粟裕住在祠堂边上的小阁楼上，我们几个女兵就住在阁楼下。他平时工作很忙，经常工作到深夜，公务员怕司令晚上饿了，就买了一些饼干放在粟裕床后的竹筒内。有一天，我带头上楼，和几个女兵将竹筒内的饼干吃光了，然后还写了一张纸条：“小老鼠偷吃了”放在空筒里。第二天，粟裕司令看到我们时，微笑着对我们说：“欢迎小老鼠再来光临。”我们都红着脸笑着跑开了。当时，我们的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同志之间的关系相处得十分融洽，即使是官职很高的首长对我们也十分亲切，所以，在那个时刻面临生死考验的残酷的战争年代，我们的心里也都是愉快、轻松和甜蜜的。
在速记班学习的同学中，我和楚青是好朋友。楚青在部队的时候，就和粟裕将军结识了。我们毕业分配到水西不久，粟裕就喜欢上了大方漂亮的楚青。可是，粟裕第一次向楚青表达爱意的时候，却遭到了楚青的拒绝。粟裕司令从此发誓：“（我）非楚青不娶，一个革命军人，我非攻下这个‘碉堡’不可。”有一次，他想给楚青拍照片，可是，如果说给她一个人拍，一定会遭到拒绝。所以，粟裕就找到了我和罗伊，让我们帮忙作陪，和楚青三个人一起拍。于是，在当年的指挥部大门口，留下了我们三个人的一张珍贵合影。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粟裕将军的真诚终于打动了楚青。1941年12月26日，二人在战友们的祝福声中喜结良缘。
1943年初春，粟裕司令已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刘炎同志病重后，粟裕又兼任师政委，苏中军区政委和苏中区党委书记等多种职务，工作十分繁忙。当时刘炎政委的病情很严重，准备到上海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粟裕建议作为刘炎妻子的我陪同照料。刘炎考虑到上海生活费用高，我军的经费困难，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开销，不同意我去上海。当时，粟裕司令既要尊重刘炎政委的意见，又对他一个人在上海的生活不放心。那时，正巧全国闻名的抗日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患中耳癌，急需到上海治疗。为了保证邹先生沿途的安全和生活上的照料，组织决定派一个交通员和一个女同志执行这项任务。粟裕便派我以邹先生学生的身份一路护送他去上海。护送任务结束后，我就可以留在上海照料刘炎，一举两得。
当时，日军正对我苏中地区进行残酷的“扫荡”、“清剿”和“清乡”。粟裕全力指挥苏中军民日夜奋战。但是仍在百忙之中，亲笔给通海自卫团团长汤景延写信，请他务必确保邹先生的安全和妥善安排他的生活，又指示苏中区党委的有关同志设法护送邹先生安全到沪。在粟裕司令的安排下，我们在南通县天星镇汤景延的家里住了两天，等待办理去上海的手续。手续办好之后，汤景延派人把我们送到南通，乘上去上海的轮船。我根据粟裕的指示，全力照顾邹先生的生活。到了上海，潘汉年同志派人来接邹先生。我向邹先生告别后，就立刻前往上海的虹桥医院照料刘炎。我的突然到来，让刘炎感到很意外。他高兴地说：“粟裕真关心人，真会体贴人。”当我从上海回到新四军军部所在地——黄花塘后，听潘汉年说，邹先生还向他打听过我的身份，当他得知我是师政委刘炎的妻子时非常惊讶，很感激党和粟裕司令对他的爱护和关怀。
1946年11月20日，我的丈夫刘炎不幸病故，他在临终时对前来看望他的陈毅司令、宫乃泉部长说：“陈模还年轻，以后有条件时希望组织上给予照顾，送医院把她的病治好……”当时我已经患上了重病——瘫痪在床，丈夫的离开和临终时对我的牵挂让我心碎不已。胶济路打通后，组织上派专人送我去大连，住进大连医院的普通病房。可是，入院半个多月来，没有医生来看望过。在大连工作的共产党员朱毅部长知道后，向粟裕反映了我的情况。粟裕司令立刻指示：“陈模住一等病房。”后来，我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大夫为我做了细心周到的治疗。瘫痪了近两年的我，慢慢能够坐起来、甚至可以站起来了。当我第一次从床边走到窗前，看到窗外明媚的蓝天，盛开的花朵的时候，就会想起粟裕司令，如果不是他，我就看不到今天的一切。出院后，粟裕司令又托人把我送到大连疗养院疗养。
1947年夏，敌人对山东实施重点进攻。华野在胶东的一部分后方人员转移到大连。当时楚青身怀六甲，也随着一部分部队家属转移到大连，在寒风中生下了儿子。1948年年末，楚青急于返回前方工作，不便带婴儿，就把年幼的儿子和奶妈托付给了我。当时，我的病还没有痊愈，还需要在大连继续治疗。济南解放后，粟裕司令把我和他的儿子小宝接到了山东，住在他家中。我已经有三年没有见到粟裕司令了，一见到他们，我的心里悲喜交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止不住地往外流。粟裕司令见到我，一面祝贺我身体恢复健康，一面鼓励我坚强起来，在革命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他还特地安排我在济南白求恩医学院工作，一面工作，一面治疗。
1949年初的一天，康生对粟裕司令说，临沂要建烈士陵园，你觉得有哪位烈士该进陵园？粟裕说：“刘炎政委的遗体应该迁入烈士陵园内。”刘炎病故后，因为我也瘫痪在床，他的遗体一直放在医院附近的临沂西桃花村，委托一名村民看守。烈士陵园建好后，根据粟裕司令的指示，刘炎的棺椁被安放在了园内，墓碑上写着：刘政委炎之墓。上面还分别篆刻了陈毅、杨立三等的题词。
1978年秋，我去北京复查身体，顺路看望粟裕和楚青。当时，粟裕一家住的院子不大，但是院子里却种满了梨、苹果等好多棵果树。每年水果成熟时，他就叫管理员摘下来分给大家吃。我住在海军大院时，粟裕司令就让管理员老吴师傅给我的孩子送来鲜枣和鸭梨。我记得老吴把一条军裤的两只裤脚用绳子扎紧，里面装得满满的枣和梨，那情景我永远都无法忘记。
繁忙的工作，使粟裕将军积劳成疾。在医生的多次劝说下，粟裕将军于1979年夏到青岛疗养治疗。此时我已经调到青岛市教育局工作，经常去看望粟裕将军。疗养期间，粟裕的生活很有规律，他一面治疗，一面坚持写回忆录。他还每天到浴场游泳，练习写毛笔字，有时还弹弹钢琴。粟裕将军多才多艺，是我军中少有的文武兼备、德高望重的高级将领。
战争年代，粟裕有“常胜将军”之称，但是他从不居功。他曾告诉亲人，在他死后不发讣告，不举行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把骨灰撒到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1984年2月15日下午二时，粟裕走完了他光辉的人生之路。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中，留在了所有敬爱他的人的记忆深处。
（选自《党史纵横》 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