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女娲与中国远古文化

天水热线旅游 (2006-12-19 9:37:55) 来源: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    http://travel.tianshui.net.cn/class/culture/point/2006-12/19/2006121909895.html
伏羲是中华民族敬仰的“人文初祖”，被尊为“三皇之首”和“百代之先”。伏羲也是从渔猎过渡到农业时代的代表人物，传说他结网罟而发明渔猎工具，制作琴瑟等乐器，规范婚姻制度与嫁娶礼仪，始画八卦，用“太极”学说来分析的宇宙发展变化之理。女娲是伏羲族中另一位颇具神话色彩的传奇人物，她是远古时代“三皇”之一。相传女娲曾抟土造人，炼五色石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发明笙簧等乐器，为女媒而设置婚姻，是中华民族的总先妣。伏羲与女娲被誉为中国的“亚当”和“夏娃”。其丰功伟绩，从远古流传至今。
伏羲与女娲的关系，据《汉书人表考》卷二引《春秋世谱》载：“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娲。”二者本为兄妹；而卢仝《与马异结交诗》谓“女娲本是伏羲妇”，是说二者是夫妇关系。实则可能属于同一部落联盟中具有通婚关系的两个氏族部落。因而伏羲之族可称之为伏羲—女娲族，而伏羲文化也应将女娲文化涵盖在内。伏羲—女娲族早期居地在今甘肃天水一带。《帝王世纪》、《遁甲开山图》都说“伏羲生于成纪”。《后汉书·隗嚣传》刘绍注云：“成纪县在陇城县西北。”汉陇城县治即今甘肃省秦安县陇城镇。成纪县于北宋初移至今天水市秦城区。《水经·渭水注》云：“故渎东迳成纪县故城东，帝太皞庖牺所生之处也，汉以属天水郡。……瓦亭水又西南，出显亲峡，石岩水注之。水出北山，山上有女娲祠，庖牺之后有帝女娲焉。与神农为三皇矣。”历史文化名城天水号称“羲皇故里”，秦城区西关伏羲路北有建于明成化年间的伏羲庙。北道区渭南乡境内的卦台山又名画卦台、伏羲台，传说“台有羲皇遗画，著雪即融”。为伏羲创画八卦之所。卦台西北1.5公里的余家峡口，渭河北崖龙马山半腰的龙马洞，相传为龙马负图处。甘谷县大象山华盖寺有伏羲宫、伏羲塑像及“羲皇故里”石刻。据清道光《秦安县志》载：“陇城镇有‘羲皇故里’牌坊。”秦安县城北48公里的陇城镇为女娲生地。秦汉以来，陇城镇北的风台山上建有女娲庙，后因山体滑坡而毁。相传女娲风姓，生于风峪，长于风台，葬于风茔。风峪又名风沟，在陇城镇东风村附近，风峪西崖有“女娲洞”。风台在陇城镇常沟村境内，风茔在陇城镇南7公里处。陇城镇北门外有一口大井，世称龙泉，相传是女娲抟土造人之泉。此地还有娲皇村、“娲皇故里”石碑。“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据说“天水”的得名就源于女娲补天故事。在伏羲女娲故里，考古学家发现了著名的大地湾遗址。这是一处以大地一期文化和仰韶文化为主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还有少量的马家窑文化遗存。大地湾遗址位于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东侧，清水河南岸的第二、三级阶地及缓坡山地上。分为山下（河边台地）和山上两部分，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根据碳十四测定并经校正的年代，大地湾一期为公元前5850～前5400年，仰韶文化早、中、晚期遗存为公元前4050～前2950年。大地湾一期发现有圆形半地穴式房子，面积仅六、七平方米，窖穴里发现有黍和油菜籽。墓葬为单人仰身直肢葬，一般有随葬品，个别墓有猪下颌骨。陶器以夹细砂红陶为主，泥质红陶少见。器形主要有圜底钵、三足钵、三足罐和圈足碗。纹饰以交叉绳纹为常见，部分钵形器绘有紫红色宽带纹，罐和碗的口沿多呈锯齿状。[1]同类遗存也发现于天水师赵村、西山坪。大地湾一期文化或称大地湾文化、老官台·大地湾文化、老官台文化、前仰韶文化等。张忠培指出：“也有的认为老官台与大地湾下层同类，后者文物丰富更具代表性，可称为大地湾文化。”[2]郑乃武也主张大地湾一期遗存为“大地湾文化”。[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同仁们则认为：“1979年，在大地湾遗址下层首先发现了前仰韶文化遗存。……我们称这类遗存为老官台文化。大地湾一期的主要遗存应属老官台文化的偏早阶段。”[4]泾渭上游“前仰韶文化的面貌与关中地区相同，均属老官台文化的范畴。”[5]据此我们暂且称大地湾一期遗存为“老官台文化”。从时空概念上分析，考古发现的老官台文化很可能就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伏羲文化。试以大地湾一期遗存为例，这里出土了黍和油菜籽，表明当时已由渔猎时期步入初期农耕文化阶段。从随葬猪下颌骨的情况判断，可能已经开始了家畜饲养业。彩陶的出现，说明当时已经比较重视装饰艺术。在钵形器内壁发现了十余种彩绘符号，其中有的符号同老官台等地钵外壁上的刻划符号完全相同，可能属于“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的滥觞。那种半地穴式的窟室建筑，则是古代东方居室的一种基本形式。
以老官台文化为代表的伏羲文化，是一支重要的史前文化，它在中国远古文化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
远古时代，中华大地上存在着华夏、苗蛮（或称南蛮）、北狄、东夷和西戎诸多部落集团，其中以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部落集团尤为重要，这三大部落集团曾经缔造出著名的三大文化系统，并分别以华夏文化、东夷文化和苗蛮文化的名称而彪烦于史册。
华夏集团的代表部族及其首领，为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等，从考古发现来看，炎帝、黄帝的文化为仰韶文化，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的文化为中原龙山文化。一般所谓的华夏文化系统主要包括仰韶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在内。追溯华夏文化之源，势必要从伏羲文化那里寻找。在前仰韶文化中，除老官台文化外，尚有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它们都是仰韶文化的源头。目前脉络比较清楚的是，在关陇地区，以大地湾一期遗存为代表的老官台文化，同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继大地湾之后，甘肃天水师赵村、西和宁家庄遗址都发现了老官台文化遗存，陕西关中一带的情况同甘肃东部渭河流域大体相同。看来，老官台文化的分布区域也正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主要分布区。如果将上述分析扩展到整个渭河流域，那么由大地湾、北刘下层经老官台、元君庙H406遗存，再经师赵村、北首岭下层到仰韶半坡类型这样一条发展演进的序列则清晰地树立在人们面前。这个序列无可辩驳地说明以大地湾为代表的老官台文化就是渭河流域的仰韶半坡类型的祖先和渊源。[6]仰韶文化因最早发掘的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其分布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年代为公元前5000～前3000年。根据地域和年代不同所造成的文化面貌的差异，又可分为如下类型：在黄土高原一带，可发为北首岭、半坡、史家和西王村类型；黄土高原东南边缘与华北平原过渡地带，可分为庙底沟和秦王寨（或称大河村）类型；在沿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即豫北、冀南一带，可分为后岗、大司空村类型；在江汉平原以北及唐白河一带，为下王岗类型。仰韶文化的居民主要从事原始锄耕农业生产，种植粟、黍等粮食作物和蔬菜。农具有石斧、石铲、石刀和陶刀等。同时饲养家畜，兼营采集、狩猎、捕鱼。最能代表仰韶文化工艺的是彩陶艺术。早期以红地黑彩或紫彩为多，中期盛行先加白衣或红衣为地，再绘黑色、棕色或红色的彩绘。习见几何图案和鱼、鹿、鸟、人面、花瓣等纹样。一些陶器上附有动物、人物画像或有类似原始文字的刻划符号。仰韶文化的住房，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房基由半地穴到地面式，平面形状由圆形到方形再到长方形，结构由单间、双间到多间。在一些大型遗址中，均以居住区为核心，住宅呈向心圆形整齐排列。在埋葬制度方面，成人集体埋葬在公共墓地，有单人葬和多人葬。儿童用瓮棺，多不入墓地。有女性厚葬和母子合葬习俗。仰韶文化在长达2000年的历史行程中，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原始文化的核心部分，与周围文化一起，共同为中华民族文化机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7]学术界也有将仰韶文化各个类型分别以单独的文化来命名的，其渊源或有不同，但一般都把它们列入“炎黄文化”系统，因而它们大都由伏羲文化发展而来。从文献记载来看，《国语·晋语四》说：“昔少典氏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姜水为渭水支流，在今陕西歧山县境。姬水的情况不太清楚，约在今陕西的北部。“可以推断黄帝氏族的发祥地大约在今陕西的北部，它与发祥在陕西西部偏南的炎帝氏族的居住地相距并不很远。”[8]在华夏文化系统中，炎黄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发祥地在关中一带，它与伏羲文化发祥地相距甚近，因而可以说伏羲文化是华夏文化之源，或者说它是华夏文化的早期阶段。《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国语》云：“少典娶有虫乔 氏女，生黄帝、炎帝。”据《炎黄氏文化考》所载《伏羲庙残碑》说：“东迁少典君于颛顼，以奉伏羲之祀。”少典奉祀伏羲，知为伏羲—女娲族后裔。因而华夏文化的发展序列，似可释作：伏羲文化——炎黄文化——颛顼、帝喾、尧、舜文化；与其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为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不过，学术界谈华夏文化，一般都从炎黄文化（仰韶文化）算起，那么伏羲文化则成为华夏文化的源头了。诚如侯哲安指出的那样，伏羲氏、夏后氏两者有密切的关系，但两者不可能是夏后氏在前，伏羲氏在后，或两者并列，而应是伏羲氏在前，夏后氏在后，夏后氏是伏羲氏后裔中一支，伏羲氏所代表的还是没有分化的原始的华夏族。[9]在华夏文化圈内的中原核心地带，即今关中、晋南与河南省境，保留有许多伏羲文化的史迹。《纲鉴易知录》说：“大昊之母居于华胥之渚。”注云：“华胥，在今陕西兰田县，小渊曰渚。”伏羲之母族华胥氏所居之华胥渚，在今陕西兰田华胥乡；《遁甲开山图》称：“伏羲生于成纪，徙治陈仓。”陈仓即今陕西宝鸡；《诗含神雾》称：“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羲。”雷泽在今河南濮阳县王称堌、白堽乡、范县濮城镇与山东鄄城县董口集之间；乾隆《临潼县志》载：“丽戎国古女娲氏，继兴于此。”陕西西安市临潼区之骊山北麓有又娲氏谷，西麓有女娲氏庄。关中人尊称女娲为“骊山老母”，现骊山西绣岭的老母殿，传为汉武帝时的女娲祠；女娲陵俗称“风陵”，在今河南灵宝市豫灵镇杨家村西北，原在河滨，现在河中，地近陕西潼关县城与山西芮城风陵渡交界地带，黄河水流经此处，吼声如雷，波浪激天，因而“风陵波浪”成为灵宝胜景之一。《元丰九域志》说“女娲墓在今潼关口河滩上”，《清一统志》说风陵坡在蒲州南六十里风陵乡，均指此女娲陵；《路史·后纪》载：“女娲治于中皇山之原。”中皇山大约是“中（岳）霍山”的错记，在今山西洪洞县赵城镇侯村，有当年女娲“布政统民”和“娲皇故都”和“女娲陵”。侯村东北的“女娲陵”分正、副二陵，正陵埋葬女娲之体，副陵埋葬女娲生前所用之物。在副陵东边，有一座规模宏大、历史悠久的“娲皇庙”，自古以来侯村“娲皇庙”与陕西“黄帝陵”、湖南“炎帝陵”地位相当，一直是享受历代帝王祭祀的国家神庙；《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称：“上古伏羲时，龙马负图出于河。”今河南孟津县老城乡雷河村有始建于晋穆帝永和四年（348年）的“龙马负图寺”，寺内供奉有伏羲和龙马的塑像；巩义市河洛镇洛口村东黄河南岸有“伏羲台”,台东有一个15平方米的洼地,称“羲皇池”,相传台为当年伏羲画八卦之处，池为画卦着墨处；《山海经·中山经·中次七经》载：“又东三十里，曰浮戏之山。”浮戏山在今河南省登封、新密、荥阳、巩义一带，以浮戏山为主区形成了河洛地带的伏羲文化圈：新密市来集乡的“伏羲女娲祠”也叫做“娘娘庙”，庙门额题“伏羲女娲祠”及“人祖之源”。新密西北牛店乡的“补子庙”即伏羲庙。新密尖山天皇顶的“祖始庙”或称“始祖庙”，庙内供奉伏羲、女娲。祖始庙下面的“红石沟”，传说是女娲补天时炼五色石的地方。大火把沟里的石头都烧红了，因此叫“红石沟”。此外，登封市的三皇庙内，供奉伏羲、女娲与神农。在少室山侧的中坡上建有伏羲女娲庙。荥阳汜水紫金山上有伏羲庙，汜水白玉岭上有女娲祠。新密与新郑交界处风后岭的得名，据说与伏羲、女娲姓风有关。在豫东平原，历史文化名城淮阳古称“陈”，被誉为“羲皇故都”。《左传》说：“陈，太皞之虚也。”王符《潜夫论》、皇甫谧《帝王世纪》、司马贞《补三皇本纪》、罗泌《路史》、徐坚《初学记》、郑樵《通志》、马骕《绎史》、顾炎武《历代宅京记》等，都说伏羲都于陈。淮阳作为羲皇故都，这里还有著名的“大昊伏羲陵”。淮阳西邻西华县，西华县城北7.5公里的聂堆乡思都岗村的女娲城，被称为“女娲氏之故墟”或“女娲之都”。女娲城西有女娲陵，城内有女娲阁；上蔡县塔桥乡白圭庙村建有白龟祠，亦称白龟庙，庙内祀伏羲，有伏羲墓和伏羲画卦亭，相传为伏羲当年画卦处。此外，豫北济源市王屋山主峰天坛山顶有女娲补天五色石，沁阳市境内有始祖山、女娲山、伏羲祠、女娲祠、祖先洞、补天台、女娲洞、泥人场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上述地点，大都分布着仰韶文化遗存。文献记载、历史传说可与考古发现互相补证，表明这里既属于远古华夏文化系统，也在伏羲文化圈内，由此可见伏羲文化与华夏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张振华说：“至于陕、甘及巴蜀等地的伏羲、女娲时代的文化，在最近的考古、历史、民族迁徙的研究，基本上属于中原伏羲文化的辐射现象，时间也晚的多。”[10]巴蜀等地有关伏羲、女娲的史迹，时间可能较晚。但是关陇地区的伏羲文化应从大地湾一期遗存算起，距今约有近8000年的历史了，时间不能算晚，倒是中原伏羲文化的时间较晚，基本上属于关陇地区伏羲文化的辐射现象。伏羲文化与华夏文化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东夷文化主要分布于海岱地区，大体上以泰沂山系为中心，主要包括山东全省、豫鲁交界及苏、皖北部。“夷”是古代中原地区华夏族对东方各族的泛称。夷人种姓繁多，各有专名。史前时期，东夷集团的代表部族及其首领有太昊、少昊、蚩尤、爽鸠、季则等。其考古学文化为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因发掘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山东泰山周围地区，东达黄海之滨，北抵渤海南岸，西到鲁西平原东部边缘，南及江苏淮北一带，安徽和河南境内也有零星发现。年代为公元前4300～前2500年。大汶口文化以一群特点鲜明的陶器为主要特征。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也有灰陶、黑陶和少量硬质白陶。泥质陶器上常饰镂孔、划纹，有彩陶和简单的朱绘陶。三足器、圈足器发达，也有平底器、圜底器和袋足器。大汶口文化的经济以原始农业为主，主要是种粟。家畜饲养比较发达，渔猎在社会经济中占有一定地位。手工业有制陶、制石、制玉等，白陶器、玉器、象牙器的出现和快轮制陶技术的应用，说明一部分手工制作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部门。房屋为方形或椭圆形地面建筑。在氏族公共墓地内，早期墓葬未发现葬具，晚期有结构复杂的“井”字形和其他形式的木椁。葬式一般为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俯身葬、屈肢葬和二次葬。居民盛行枕骨人工变形和青春期拔齿的习俗。中、晚期墓的规模、葬具、随葬品方面，显示出贫富差别。[11]大汶口文化陶尊上刻划的“文字”，被认为是远古文明的火花。大汶口文化因年代和地域的不同，又可分若干类型，有人认为分布于皖北、豫东和鲁西南地区的尉迟寺类型和颍水类型为太昊族文化。
太昊或作太暤，本为东夷部族的首领，他与少昊之间可能是先后相继的关系，也可能是同一时代相邻的两个部落或部落群。《左传·昭公十七年》云：“陈，太昊之虚也。”是说太昊集团的地域在今河南淮阳县。《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云：“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是说太昊的后人多居山东西南。史前时期，太昊部族曾作过自西南向东北的迁移。[12]表明该部族曾活动于山东境内与豫东地区。历史上常常把伏羲与太昊当作一人而称为“太昊伏羲氏”。田继周指出：“伏羲氏又称庖牺氏、虙羲氏，也有称为太皞的。……在我国古代文献中，绝大多数都把伏羲和太皞当做一个人。”[13]《路史》说“伏羲亦号人帝皇雄氏”。王献唐云：“伏羲伏字既为族地名称，羲字又作何解？曰：羲犹雄也、皇也，推尊之呼号也。……伏羲亦曰太昊，昊，弘声，声转训大训高，亦犹皇也，雄也，羲也。其称太昊，犹云太皇、太雄、太羲。太即泰字，泰山之谓。《史记》：‘泰帝兴，神鼎一。’师古谓泰帝即伏羲。”[14]蒙文通《古史甄微》提出中国上古民族可以江汉、海岱、河洛分为三系，伏羲属东方海岱民族。孙作云说：“伏牺原是东夷族一个氏族的酋长，以凤凰为图腾。”[15]在东夷太昊族活动的地域，有许多伏羲、女娲史迹。山东泗水县城东北22.5公里有华胥山，俗讹为黄粟山，山下东南之黄沟，据说就是古代的“华渚”。泗水城西有风后岭，岭上有风后庙；史称女娲居承匡山，此山在任城县（今山东济宁市）境，任城东南20公里处有女娲陵。《元丰九域志》载：“兖、单皆有伏羲陵。”《路史》注称：“帝冢在今山阳高平西北。”王献唐云：“伏羲族居泰山一带，故称泰皇。……今邹县、凫山、染山均有伏羲庙，鱼台、寨里有伏羲陵，陵南有伏羲画石，其他鲁南各地，如嘉祥、滕县及兰山各处，有伏羲、女娲画石，作蛇身者亦伙。而山陵古迹，父老传闻，时有羲娲旧事，正以地为羲族旧壤，崇祀仰镜，迄今不替，非无因而然也。古代帝王受命，必封告泰山……故凡得天下者，易姓而后，必告泰宗，示不忘本，犹其祭告宗庙之义。”[16]主张以泰山为中心，形成了东方的伏羲文化圈。他还认为：“伏羲出于泗水，以泗水之故，知古代羲族实居泰山一带高耸之地，为中国东方古族发源之乡。其源既明，则凡他处如濮县、永济各地，地名与泗水相同者，皆族迁名随，为羲族后徙所居，不能执此以为伏羲生长之乡也。而凡伏羲施政之处，如陈与仇池各地，又皆都迁所在，足迹所经，亦不能执此以为伏羲兴于西方也。”[17]据文献记载，伏羲生于成纪，太昊生于海岱，本非同族或一人。崔述《补上古考信录》卷下，炎帝条说：伏羲、太皞相混“始于《汉书·律历志》。”袁珂《山海经校注》“海内经”下注说：“太皞（太皞、太昊）与伏羲在先秦古籍中，本各不相谋，至秦末汉初人撰《世本》，始以太昊与伏羲连文，而为太昊伏羲氏。故《吕氏春秋·孟春纪》云‘其帝太皞’。高诱注：‘太皞，伏羲氏。’或即本于《世本》之说也。”实际上早在先秦时代，文献记载已有太昊、伏羲互换之事。《山海经·海内经》载：“大皞爰过”。郭璞注：“言庖羲于此经过也。”郝懿行注：“庖羲生于成纪，去此不远，容得经过之。”《海内经》又谓：“大皞生咸鸟”。吴任臣、郝懿行均以此为伏羲而非太皞之传说。这是太昊与伏羲连文之前一个逐渐相混的过程。太昊与伏羲之连称，可能同伏羲文化的东渐有关。伏羲文化形成于成纪后，从西向东发展，沿渭河上中游谷地入关中，出潼关，沿黄河干流，傍崤山、王屋山、太行东徒，折向东南，建都于陈，陈地本为太昊之墟。在豫东地区，伏羲族与太昊族融合之后，称太昊伏羲氏，又以东夷文化的面貌向东北发展，经过泰山一带而到达渤海地区。所谓与伏羲有关的地名，皆族迁名随，是由西向东，而非自东向西。由此可知，山东泗水非伏羲故里，那里的有关史迹，是在伏羲文化东渐过程中形成的。
苗蛮文化主要分布于江汉地区，该地区也称“两湖文化区”或“荆湘文化区”，系指长江中游以江汉—洞庭湖平原为主体的地域,地跨鄂、湘两省。“苗蛮”系指“三苗”或称之为“南蛮”的部族而言。苗字今音为mi o，古音少齐齿，当读作mBo，苗蛮二声系阴阳对转，音同意通。苗蛮部落集团的主体为三苗族，此外还有九黎族和驩兜族，早于三苗的是伏羲—女娲族。其考古学文化为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其中和伏羲、女娲关系密切的大溪文化，因最早发现于重庆市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其分布范围，东起鄂中南，西至三峡地区，南抵洞庭湖滨，北达汉水中游。年代为公元前4400~前3300年。大溪文化的特征，是陶器以红陶为主，普遍涂红衣。盛行圆形、长方形、新月形等戳印纹，一般成组印在圈足部位。有少量彩陶，多为红陶黑彩，常见的是陶索纹、横人字形纹、条带纹和漩涡纹。主要器形有釜、罐、壶、盆、钵、豆、簋、圈足碗、筒形瓶、曲腹怀等。石器中两侧磨刃对称的圭形石凿颇具特色，偶见长达三四十厘米的巨型石斧，有相当数量的石锄和切割器。流行红烧土房屋并较多使用竹材建房。葬式复杂多样，脆屈式、蹲屈式的仰身屈肢葬是其特殊葬俗。绝大多数墓有随葬品。在几座墓里发现整条鱼骨和龟甲，有的把鱼摆放在死者身上，或者置于口边，也有的是两条大鱼分别垫压在两臂之下。从社会经济方面考察，大溪文化居民以稻作农业为主，渔猎、采集等辅助经济仍占一定比重。[18]湖南澧县城头山发现的大溪文化城址，位于澧县车溪乡南岳村东南，平面略呈圆形，外圆直径325米，面积约8万平方米。城垣四面各有一座城门，城外有城壕环绕。城内发现有道路、祭坛、水稻田等。该城始建于大溪文化早期，距今约6000年，是迄今所知我国发现最早的史前城址。董立章认为，澧县城头山古城是“公元前4000年前伏羲朝时期”的遗址。[19]
长江中游洞庭湖地区的早期苗蛮文化，大约是伏羲—女娲 族南渐所创造的。《帝王世纪》云：“伏羲葬南郡，在襄阳。”杜光庭《录异记》载：“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娲庙，云是抟土为人民之所，古迹在焉。”《楚辞·大诏》云：“伏戏《驾辩》，楚《劳商》只。”王勉注：“伏戏，古王者也，使作瑟。《驾辩》、《劳商》，皆曲名也。言伏戏氏作瑟，造《辩驾》之曲。楚人因之，作《劳商》之歌，皆要妙之音。”吕思勉因谓：“伏戏遗声在楚，亦其本在东南之征。”[20]至于女娲氏，则多以为属“南方民族”。《淮南子·览冥训》载：“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之足以立四极。”《列子·汤问》云：“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南方少数民族也有女娲造人和重整天地的传说。吕思勉说：“女娲盖南方之神。”[21]顾铁符说：“女娲的神话传说可能也是起源于南方。”[22]箫兵谓:“女娲是唯我独尊的大女神，是南方民族总先妣。”[23]徐旭生指出:“伏羲、女娲属于南方的苗蛮集团。”[24]又说：“苗人所说最早的祖先就是伏羲、女娲 。”[25]杨复俊也曾提出：“伏羲是南蛮集团的代表人物，女娲同属于这个集团。……苗蛮至今称伏羲为祖先。”[26]芮逸夫认为：“伏羲、女娲之名，古籍少见，疑非汉族旧有之说。或伏羲与Bu-i,女娲与ku-eh音近，传说多相似。Bu-i与Ku-eh为苗族之祖，苗族自说其洪水之后人类之故事，吾人误用以为已有也。”[27]刘俊南说：“苗语Bu-i念‘伏羲’，‘Bu’义为‘祖先’，‘i’义为‘一’或‘第一’，‘Bu-i’就是第一祖先的意思。”[28]也有学者主张伏羲文化发祥于东南方，据吴承志《山海经地理今释》卷六曰：“雷泽即震泽。《汉书》具区泽在会稽郡吴西。”《史记集解》引孔安国云：“震泽，吴南太湖名。”认为“大迹出雷泽”之雷泽当即太湖，太湖之滨的惠山，古代又称华山，与伏羲有关的神话传说，曾在太湖流域广泛流传。[29]或谓伏羲文化源于西南方。“总的看来，女娲、伏羲发生于南方（或更准确的西南方）是无疑的。但是，很值得指出的是，洪水遗民—兄妹结婚的故事早已逸出中国西南部的范围，而进入太平洋—亚洲南部文化区，或成其中重要的文化因子，不但台湾高山族同胞有此类型的丰富传说，东南亚洲和南亚洲大陆都有与此颇为相似的故事。”[30]伏羲、女娲不仅属于苗蛮集团，而且可能就是三苗的先祖。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中，普遍流行对伏羲、女娲的崇拜。广西都安、凌云、三江、象县等瑶族，贵州侗族和湖南凤凰北乡、吉首乾城的苗族，都有上古洪水时伏羲、女娲兄妹结为夫妇的传说，贵州、湖南苗族祭祀圣母女娲，云南哀牢山苗族把彝族祖灵葫芦里的龙女娲视为苗祖，这些远古苗蛮后裔，都认同伏羲、女娲为其祖先。长江中下游和珠江下游地区，大都以正月二十日为女娲补天日，将这一天定为“天穿节”，女子于此日穿耳，或以红丝缕系煎饼投置屋上，谓之补天穿。以此怀念女娲，并祝雨水节后屋无穿漏。由此可知伏羲、女娲在远古苗蛮集团中的地位。
有些主张伏羲、女娲为南方人物的学者，认为华夏文化与东夷文化是伏羲—女娲族的一支北上发展而成。“伏羲氏后来逐渐扩展分化……一支北行，发展成为炎黄一夷夏诸族。”[31]此说可商。伏羲、女娲虽然是苗蛮文化的创造者，但原本并非南方土著，大约是关陇地区伏羲—女娲族中的一支南下发展的结果。
有关伏羲、女娲的传说，普遍地保留在我国各族人民的记忆中。伏羲不是一、二个民族的祖先，而是我国古代许多民族共同的始祖。女娲则是各民族共同的始祖母。由伏羲—女娲族创造的伏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本源文化，她同华夏、东夷和苗蛮诸文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影响和传承关系。从考古发现来看，华夏集团的仰韶文化、东夷集团的大汶口文化和苗蛮集团的大溪文化，在年代和社会发展阶段上均晚于伏羲—女娲族以大地湾一期为代表的老官台文化，华夏文化是由伏羲文化直接发展而来，东夷文化与苗蛮文化则是伏羲文化在东进南渐过程中经过互相融合而逐渐形成的。中国远古三大文化系统无不带着伏羲文化的印痕。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伏羲文化占有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她像历史长河中的灯塔，照亮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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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3]郑乃武：《大地湾遗址》，载《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2]张忠培：《老官台遗址》，载《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载《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
[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五十年》，载《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6]郎树德：《大地湾考古对仰韶文化的贡献》，载《论仰韶文化》，《中原文物》（特刊），1986年。
[7]石兴邦：《仰韶文化》，载《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8][24][25]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书），第43页、221页、238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9]侯哲安：《中国古代南方传说人物考》，载《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6集。
[10]张振犁：《“浮戏”本是“伏羲山”，华夏文明此有源——新密市浮戏山考察记》，《溱洧文化》2002年第2期。
[11]邵望平：《大汶口文化》，载《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12]张志华：《试论周口地区大汶口文化及其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01年第5期。
[13]田继周：《先秦民族史》，第96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
[14][16][17]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第453~455页、534~537页、492~493页，齐鲁书社，1985年。
[15]孙作云：《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壁画考释》，《文物》1977年第6期。
[18]任式楠：《大溪文化》，载《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19]董立章：《三皇五帝史断代》，第345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
[20]吕思勉：《伏羲考》，见《吕思勉读史扎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1]吕思勉：《女娲与共工》，见《吕思勉读史扎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2]顾铁符：《楚国民族述略》，第134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
[23][30]箫兵：《楚辞与神话》，第359页、35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
[26]杨复俊：《中华民族始祖太昊伏羲》，第3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27]芮逸夫：《苗族的伏羲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载史语所《人类学集刑》第1卷第1期，1938年。
[28]刘俊男：《华夏上古史研究》，第66页，延边大学出版社，2000年。
[29][31]程德祺：《伏羲新考》，见《原始社会新探》，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