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之迷：中华远古文明的起源在东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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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内蒙古赤峰市，有一片褐红色的山峦，就是红山。红山的闻名，在于它所代表红山文化。在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中，发掘出了精美的玉器，这意味着中华远古文明的起源在东北吗
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北方向的不远处，有一片褐红色的山峦，当地人称它为“乌兰哈达”，也就是红山。然而，红山的闻名，不仅仅是由于它的美丽，而在于它所代表的悠久历史和文化。
1906年的一天黄昏，一个个子不高的日本人，走进了建于清代康熙十八年、位于赤峰南部的喀拉沁王府。
来人是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者鸟居龙藏。鸟居龙藏名义上是王府聘请的教师，但是，他的心思和兴趣，都放在了考古调查上。
他曾经在赤峰一带进行考察，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并见到环绕着石头的古墓。
其实, 鸟居龙藏看到的这些环绕石头的古墓，其中有的就是后来震惊世界、被专家们称为 “积石冢”的红山文化墓葬。因为他的考古活动仅限于地面采集，埋藏在地下的中国远古文物才没有受到袭扰。
1908年，结束了三年内蒙古生活的鸟居龙藏，带着对红山文化不甚理解的遗憾，离开了喀拉沁。
1919年，内蒙古东部的林西、赤峰、朝阳地区，再次出现了一个外国人的身影。这个人是法国神甫、自然科学博士桑志华。
据有关资料记载，在1922年至1924年期间，桑志华多次到过赤峰。在这里，他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达22处。还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并采集了一些史前文物标本。
1930年的冬季，一个面容消瘦的青年人，顶着刺骨的寒风，由东北的通辽起程，经过天山、林东、林西等地，到达当时属于热河省管辖的赤峰。
这个人是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永。
1923年，19岁的梁思永从清华学校毕业以后，远渡重洋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考古学和人类学。留学期间，他认真阅读了鸟居龙藏和桑志华撰写的赤峰考古调查研究的论著，开始关注红山文化。
1930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的梁思永回到中国，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所工作。
就在梁思永整装待发之际，传来一个坏消息：通辽一带爆发了严重的鼠疫，将原先打算从北路进入热河的路口阻断。
进退两难之际，从东北传来另外一个信息：有人在黑龙江的昂昂溪附近，发现新石器遗址。梁思永立即打点行装前往那里。
1930年9月19日，梁思永从北平出发，于28日到达发掘现场。
工作三天之后，因为天气变冷而被迫停工。
有着高度责任心的梁思永先生，当时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马上决定取道东北，南下热河。1930年10月下旬，梁思永到达林西。
梁思永下决心，准备在林西县作一次较大规模的发掘，以解决这些遗物在地下的分布问题。
发掘的地点被当地百姓叫做“哈拉海”，这是一块沙窝子地，距离县城大约4公里。当时，从林西到赤峰的南北大道由它的中心穿过。
位于大道西侧的锅撑子山高高耸立，它也是发掘遗址的最好标志。
但是，梁思永到达林西几天前，这里就飘起了雪花。他到达的那天，林西县又刮起了西北风，温度也降到零摄氏度以下，遗址地表上的土层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在这种情况下，他将挖掘计划改成在赤峰一带进行地面采集。
在赤峰，梁思永收获了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和陶片等一批文物。
11月27日，梁思永结束了在热河的考古工作，回到了北平。梁思永回到北平不到一年，就从东北传来了令人更加不安的消息。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四个月之内，东北三省沦陷。
1932年2月25日，日本军队继续进犯热河省各县。
3月2日，日军侵占赤峰。
1933年的3月4日，日军占领热河省会所在地承德。
刘国祥：“日军占领热河刚刚4个月之后，也就是1933年的7月23日，打着学术研究旗号的日本第一次满蒙学术调查团，迫不及待地来到热河，在朝阳、凌源、兴隆、承德、赤峰等地，对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调查，两个月之后返回日本。”
受到第一次满蒙学术调查团的诱惑，有日本考古学之父之称的滨田耕作亲自出马，于1935年的夏天到达赤峰，在这里进行了三个星期的大规模发掘。
席永杰：“当时，日本内阁制定了欲灭亡中国，必首先灭亡满蒙的所谓大陆政策。日本的史学界、考古学界，按照日本政府的这一政策对中国东北、内蒙古的东部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和历史研究。为炮制满蒙从来就不属于中国和满蒙独立论，寻找所谓的历史依据。”
按照原来的打算，滨田耕作准备在红山的山后，发掘几座青铜器时代的石棺墓地。但是，一个偶然的发现，使他改变了计划。六月中旬的一天，一位日本人在红山后调查遗址分布时，突然发现了史前遗址。
滨田耕作意识到了其中的宝贵价值。于是，立即修改了原来的发掘方案，放弃了正在挖掘的青铜时代墓地，集中力量发掘史前文化遗址。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在红山后，日本人发掘了两处新石器时代居住址、31处墓葬，出土人骨29具，动物骨20具，陶器等16件，玉石珠380颗，骨器33件，青铜器14件，采集品1000多件。
最后，日本的考古学家们将他们攫取的所谓“成果”，全部带回了日本，放在了京都帝国大学教研室。
三年之后，滨田耕作等人发表了名为《赤峰红山后》的发掘报告。认为红山后遗址包括赤峰第一期文化和第二期文化。
就在日本人在赤峰等地进行文化掠夺的时候，梁思永因为患肋膜炎病倒了。直到1934年的春天才逐渐康复。刚刚恢复健康的梁思永，急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整理在热河采集的材料。
1934年秋天，梁思永的热河考古报告发表。梁思永的这篇考古报告，是由中国考古学者书写的第一篇专论热河新石器的文字。
在梁思永的热河采集报告发表九年之后，一位23岁的青年教师来到了日本人发掘过的红山后遗址上。1942年，佟柱臣来到辽西地区的凌源中学担任历史教师，教课之余，他把兴趣全部放在了考古调查上。
一天，佟柱臣来到了辽宁省凌源县与建平县交界处一个叫牛河梁的地方，土坡上的石块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些河沟里的石块是怎么跑到山上来的？它们是干什么用的？佟柱臣不知道他发现的就是后来轰动考古界的红山人的墓葬——积石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佟柱臣离开赤峰，到沈阳博物院任职，从此走上专业考古的道路。
日本投降之后，在四川宜宾李庄的梁思永得以回到北平休养。
1949年春天，梁思永迎来了北平和平解放。
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成立，梁思永为副所长。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个年头，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尹达将自己撰写的部分学术论文，准备取名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发表。
在病中的梁思永仔细看了尹达撰写的论文以后，建议他把赤峰红山新石器写进文稿。
1955年12月，尹达著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出版。根据梁思永的意见，尹达专门加写了《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章作为补充。
而此时，梁思永已经因病去世一年多了。
在《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章里，红山文化得到正式命名。它的分布范围，包括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
在红山文化命名一年之后的1956年暑假期间，裴文中教授和教师吕遵谔带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三年级的7名学生，登上了前往赤峰的列车。
当时24岁的严文明就是这7名学生中的一个。
到达赤峰的第二天，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就沿着崎岖的小路，来到了红山前。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严文明：“日本人没有在红山前做过工作，所以红山前，当时也算一个新发现，这个红山前，就相当日本人讲的所谓赤峰第一期文化，那个赤峰第一期文化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红山文化。日本人所谓赤峰的第二期文化，当时我们把它分了好几段，这些我们就把它叫做夏家店上层文化。其实在红山上，更多的还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东西。”
在红山文化发现、命名之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更新的文物出土，自然也就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然而，1986年《人民画报》第八期，刊登了一幅5000年以前，红山文化c形玉雕龙的大幅照片。
玉雕龙的出现，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轰动。
（二）
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农民张凤祥，在离村子后面不远处的文冠果林里修梯田的时候，脚下的铁锹突然碰到了石头块，他俯下身子一摸，发现一个好像是人工砌成的石洞。面对着这个石洞，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决定把石块拣干净，看看里边埋藏着什么秘密。
张凤祥在石洞的底部，摸出一块像钩子一样的东西。它质地坚硬，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张凤祥以为他挖到的是一块废铁，也许能到废品收购站卖上几个钱，于是，在收工的时候，就顺便把它拿回了家里。
C形玉雕龙
当年，张凤祥的弟弟张凤良，还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看着哥哥扔在地下的像“铁钩子”一样的东西。他找了一根绳子把它绑紧，开始拖着“铁钩子”和小伙伴们在村子里玩耍了起来。
张凤祥：“可能是有个七天八天的，哎，就拖出来（光泽），太阳再一晒，就能看出这是个玉。”
当张凤祥发现这是一件玉器以后，就带着它来到翁牛特旗文化馆。文化馆里一位叫王志富的干部。用了三十元钱，就征集了这件文物。
翁牛特旗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造型和制作的年代。他们只是按照惯例办理了入库登记手续之后，把它当成一件普通的文物锁到了箱子里。
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王时麒：“我们现在考古挖掘的许多东西，都可以测定年代，比方说陶器、瓷器，都可以测定它制作的年代，我们可以区别真假，都可以做鉴定，但是这个玉器它不行，因为玉器本身它没有测定年代的手段，测不了它的制作年代。”
1984年，红山文化的发现才有了重大突破。在牛河梁，考古队员挖开了一座5000年以前的、陪葬有玉器的红山文化古墓，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古墓主人的胸部，摆放着两个精美的玉器。考古人员经过仔细辨认和研究后，认为它们是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
牛河梁发现5000年前的玉猪龙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个消息传到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贾鸿恩，突然想起1971年他们征集的三星他拉出土的那件玉器。他意识到，那件被他们锁在箱子里的玉器，极有可能是与牛河梁玉猪龙一样珍贵的文物。他立即把三星他拉的玉器装进挎包，坐火车赶到北京，请苏秉琦先生鉴定。
苏秉琦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他告诉贾鸿恩：这也是一件珍贵的玉龙，是一件重要的红山文化遗物。当听说他要乘火车返回赤峰的时候，苏秉琦嘱咐道：小伙子，你要好好地保护它，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文物。
1971年在三星它拉发现的玉龙，终于在被忽视了十多年以后得到正式确认：这是一件可以上溯到5000年以前，由当时的红山人精心制作的、是国内首次发现的“中华第一玉雕龙”。
玉雕龙为碧绿色，高26厘米，重一千克，身体呈英文字母里c的形状，因此它以后被命名为c形玉雕龙。它的鼻子前伸，嘴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双眼突起，呈梭子形，眼尾细长上翘，头上刻着细密的方格网状纹，龙的脊背有21厘米的长鬃，长鬃占了龙体的三分之一以上。龙的脊背上有一个圆孔，经过试验，如果用绳子穿过圆孔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这件玉龙是用一整块玉料雕刻而成。
而红山出土的这件c形玉雕龙无足、无爪、无角、无鳞、无鳍，它代表了早期中国龙的形象。
三星它拉的c形玉雕龙的年代被确认三年以后，翁牛特旗又传来喜讯，在距离三星他拉60公里的广德乡红山文化遗址，又出土了一件高16厘米黄色的c形玉雕龙。它的造型与三星他拉出土的玉龙基本一致。
赤峰发现玉雕龙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渴望了解玉雕龙的人们，把探询的目光投向中国塞外的红山。而关于龙的原型的讨论也因为c形玉雕龙出土而开展起来。
考古界普遍的观点认为，这两条色泽不同的c形玉雕龙，是以蛇的身躯为主体的多种动物的复合体。但是在龙的头部，是什么动物的看法上却引起了争论，有的人认为龙的头是猪的头颅，有人则认为是鹿头，还有人把龙的头看成是熊的脑袋。那么这两条龙最初原形是什么呢？
龙，是中华民族自上古以来一直崇尚的神异动物。但是，它的真相，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
近年来，随着古人崇尚龙的遗迹不断出现，从而引发和激起人们对龙的原型探讨的热情。于是，关于龙的最初原型的种种设想便应时而生。
辽宁师范大学文博系主任田广林：“关于龙的原型，学者们的说法是种种种种，归纳起来大概有四种，就是四大类，一种说法认为呢，龙的原型是出于动物，某一种动物。那么还有人认为，龙啊，它的原型是自然物。你比方说，彩虹、云、龙卷风、河水，这都认为是龙的原型。还有一类就是植物，比方松树，是龙源于松树，最近有些学者认为，龙的原型它是昆虫。
中国龙的最初形象到底是什么样子呢？翁牛特旗出土的两件c形玉雕龙的头颅是猪首的造型吗？
2003年，一批考古队员，来到了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兴隆洼文化遗址上。
兴隆洼文化遗址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遗迹十分清晰的原始村落,因而被誉为“华夏第一村”。
在发掘的3万平方米面积里，有170多座房址，400多座窖穴，经过碳14测定：兴隆洼人生活在距今8000年以前，是红山人的先辈。那个时候，人们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原始农业刚刚萌生。
2003年10月21日，在兴隆洼文化遗址的一处现场，考古队发掘一个面积为4平方米的灰坑。在灰坑里，他们清理出了6个存放食物的窖穴，
考古人员清理完六个小坑之后，发现中间还有一个大的灰坑，被六个小坑紧紧环绕。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大坑中的灰土清理干净，一个意想不到的东西出现了：由许多石块和陶片组成的s型动物静静地躺在那里，那是一条距今8000年以前龙的形象。更让人吃惊的是，在这条龙的头部，竟然摆放着一个野猪的头骨。
有的学者认为，用野猪的头颅作为龙的头，充分说明了先民们对野猪的崇拜。
田广林：“在这个宗教发生，这个早期宗教发生有个特点，人们崇尚的对象，往往都是他们依以为生的衣食之源”
刘国祥：“兴隆洼文化时期，是狩猎采集经济占主要地位，农业经济已经出现，但是所占的比例非常小，主要是靠这种打猎、鹿、猪、狍子、熊，打这样的动物，来作为他的主要的肉食资源。其中，猪所占的比例非常大，而且当时成群的野猪啊，活动在这个地方，植被条件非常好，那么是人们获取肉食的，主要的动物，所以说呢，他就开始对它崇拜，祈求猎物的繁盛，并祈求狩猎活动的成功。”
20世纪的80年代初，一批考古队员的身影出现在赤峰市敖汉旗赵宝沟文化遗址上。赵宝沟文化距今7000年左右，考古证明，红山文化是它的继承者。
一天， 考古队员们在一个小山坡上，发现了一批7000年前用于祭祀的陶尊。令考古队员感到意外的是，在其中的一件陶尊上，竟然有一幅透视画。画中的动物分别是被赵宝沟人神话了的猪，鹿和鸟。
有的学者认为，陶尊上刻画的是一种综合性的动物合体。它集中了多种动物的神通和特长，这样的客观特征，为人们从根本上揭开龙的原型之谜找到了科学的依据。
六、七千年之前，野猪、鹿和鸟，都是赵宝沟人最常见、最熟悉的动物。因为这些动物，都是他们狩猎的目标和赖以生存的给养。

第二地点一号冢四号墓出土的玉猪龙
赵宝沟人怀着虔诚的心，把这些与他们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动物，精心描绘在神圣的陶尊上加以膜拜，目的是让它们成为沟通人与天的媒介，祈求丰衣足食。
赵宝沟文化陶尊的出现告诉人们，龙的起源，首先是来源于人们自身的生活和物质生产。
几乎在这件陶尊出土的同时，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又有一些神秘的“玉猪龙” 不断出土。
“玉猪龙”目光温顺，肥头大耳，鼻子短平，鼻梁上刻着细密的皱纹，这些特征，配上弯曲的身躯，显得十分有趣和令人喜爱。
如果，拿“玉猪龙”与三星它拉发现的“C”形“玉雕龙”作个比较，人们不难发现它们在造型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殷志强认为，玉猪龙的这种造型特征，是当时'农耕文明的一种表现。
远古时期，猪在畜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古人除了把猪作为食物以外，还把它作为“水兽”，在祈天、求雨、防洪等祭祀中，经常把它作为祭品，
这些观念反映到玉器造型中，玉龙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龙体的形状为什么源于蛇的身躯呢？有人认为，这是红山人对蛇崇拜的原因。因为，蛇的活动与季节的循环是相符合的，因此，古人以蛇象征土地和繁殖力。再加上当时发达的养猪业，于是，就出现了猪首蛇身龙的形象。
红山文化玉龙的大量发现，使人们看到从兴隆洼文化到赵宝沟文化，在对猪的崇拜上一脉相承。它们的出土，不但为人们解开了龙的起源之谜，也为人们展示了龙被逐渐演化的轨迹和不断被神化的过程。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朝宏：“红山文化的玉龙，应该说在史前时期，出现的最多的，而且制作最精美，应该说是属于一种比较成熟一些的龙，不是最初形态的这种龙了，但是对于龙的崇拜，应该说呢，出现的时间是比较早的，你比如在兴隆洼文化这个阶段，就出现了用石块堆砌的龙，在赵宝沟文化阶段，也出现了出现在陶器上的龙的形象。”
1984年，83岁的中国现代小说家沈从文先生，得知三星他拉出土了C形玉雕龙的消息，他通过有关部门，表达了自己渴望在有生之年，能亲眼目睹玉雕龙的愿望。
玉猪龙
这一年秋天，翁牛特旗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把玉雕龙送到了沈从文先生在北京的寓所。
翁牛特旗文化馆文物组工作人员蒙景新：“他呢，看了这件玉龙以后呢，就是说，非常非常的激动，好半天呢，才说出一句话来，他老重复的一句话就是，哎呀，这件东西呀，是很难得的一件珍品。”
1989的六月，为了迎接建国四十周年的到来，三星他拉出土的c形玉雕龙作为珍贵的展品被调往北京参加展出。此后，它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三）
内蒙古赤峰市的巴林右旗，位于沙漠和草原接壤地带的红山文化分布区域里。
1969年春天，在一次大雨过后的早晨，巴林右旗那斯台村的布和朝鲁在出去放牛的时候，不经意间，在一个坡地上捡着了一个玉器。
为这个发现所激动的他，连忙赶回家去拿了一把二齿钩，再跑回发现玉器的坡地上挖了起来。不大的工夫，他就挖出了不少玉器。
布和朝鲁的父亲丹巴，是那斯台村的党支部书记，他把布和朝鲁挖到的玉器装在一个特制的布袋里，锁进了家里的大木箱子。
一天，一个文物贩子趁着丹巴书记到北京看病的时候，来到那斯台，找到了布和朝鲁，想出大价钱购买他挖到的那些玉器。但是，文物贩子没有如愿。
1979年的一天，巴林右旗文化馆文物组的工作人员，走进了丹巴书记的家。
和青格勒一起到丹巴书记家里的，还有巴林右旗文化馆的领导韩仁信。当年，丹巴书记就是坐在这张紧靠着大木箱子的木质沙发上，同韩仁信拉起了家常。
青格勒：“完了，老头呢给拿出几件，我们看完了以后，就做了老爷子的工作，就是丹巴书记呀，做他的工作，做他的工作呢，就是这个书记呢，当时呢，嗯，觉悟也挺高，说对国家还是有用，你们就拿去吧。”
从丹巴书记家征集到的玉器有玉蚕、玉鸮和几十个玉珠。它们现在被精心收藏在巴林右旗博物馆，成为研究红山文化的珍贵文物。
红山人生活的区域在万里长城以北的塞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留给一些人的印象是天高地广，风吹草低的蛮夷之地。当红山玉器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确定下来的时候，面对那里发达的玉文化，有的学者不禁惊呼，这里应该就是五千年以前中国历史上传说的“玉器时代”。
原始人类在迎来文明的曙光之前，曾经走过了几百万年漫长的发展道路。从人类诞生到新石器时代之前，人们使用的劳动工具主要是打制的石器，考古学上把这个时期称作旧石器时代。
在旧石器时代，人们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处在对自然物简易加工的初级阶段。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距离今天4万年至1万年之间，随着制作石器工艺的提高，生活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在一些原始人类中，逐渐萌发出审美意识。
到了新石器时代，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审美意识越来越强烈。于是，他们就从众多的石头里面，挑选出美丽而温润的玉石，加工成可以佩带的装饰品。于是，就出现了玉器。
刘国祥：“玉器的起源阶段，往往都是突出他的装饰功能，人们在最早识别加工雕琢玉器的时候，重点突出的是玉器的美，玉器的装饰美，把玉器雕琢成器用来装饰和美化人的生活。”
而辽宁师范大学的田广林认为，玉器从出现那一天开始，就披上了神秘的面纱，打上了宗教的烙印。
刘国祥的见解与田广林不同，他认为，玉器的产生，是原始人类在美感驱动下的产物。只是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玉器的装饰功能才发生了转移和变化。而这种变化，已经体现在红山人制作的玉器中。那么，红山玉器又分多少种类呢？
专家从造型和雕琢工艺的角度，把红山文化玉器分为装饰类、工具类、动物类、人物类和特殊类五大类型。在特殊类里，三联璧、勾云形玉佩等是主要的代表器形。
在众多出土的红山玉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动物类玉器，除了c形玉雕龙和玉猪龙之外，还有玉鸟、玉蚕、玉鸮、玉蝉蛹、玉龟等等。诸多动物造型的玉器出现，说明了什么呢？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殷志强：“红山文化玉器丰富多彩，其中有很多动物的造型，尤其是描写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像鸮，就是叫猫头鹰，还有猪的形状，还有龟的形状，这一些都是生活中间、环境中间看得到的一些动物，那么，这个可能跟红山文化，就是生物、生态、生活环境的多样化有很大关系，因为周围的一些（动物）形象，对它艺术的造型实际有影响。”
有人认为，如此多的动物造型玉器出现，说明红山人对动物的崇拜。因为红山人相信，有些动物能为他们免除灾难，带来好运。对于红山文化玉器中出现的玉鹰，有的学者推测，它的出现，寄托着红山人向往着能够像雄鹰那样展翅高飞，自由翱翔，达到通天接地的愿望。
玉蝉，是红山文化墓葬中常见的一种动物造型的玉器。有的学者发现，红山文化的玉蝉中有羽翼的数量较少，而大多数是蝉蛹的造型。这又是为什么呢？
有人这样认为，蝉在红山先民的眼中，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它的幼虫生活在土中，化成蝉蛹后不食不动，就像死了一样，当夏天来临的时候，它能破土而出，爬上高高的树梢，蜕变成能飞的知了。
勾云形玉佩
红山人用蝉蛹造型的玉器为死者陪葬，是希望死者有一天能像蝉蛹一样蜕变复活。
红山文化玉器中既有玉龟也有玉鳖。玉龟和玉鳖出土的时候时常为一对，分别放置在死者的左右手中。
有人这样分析，在古代，龟和鳖被视为长寿的吉祥物，是人们崇拜的神。中国的民间早就有了“千年龟”和“万年鳖”的说法。红山人把玉龟、玉鳖放在死者的手中的目的，是希望龟神和鳖神在另一个世界给予死者以保护。
牟永抗认为，红山玉器的出现，是红山人对太阳崇拜的结果。
神秘的红山玉器，给了人们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有的画家从它们身上，找到了中国画写意艺术观的源头。
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古人对玉的笼统概念是“石之美者”。当时，人们把质地细腻坚硬、色彩斑斓的石头视为宝物。专家认为，最初发现玉的人，应该是部落里制作石器的工匠。因为他们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掌握了识别玉的本领和知识。
围绕着制作红山玉器的玉料来源，学者们一直持有不同的见解。
有的学者认为，红山人制作玉器是就地取材。但是，在红山玉器出土的地点，却一直没有发现制作红山玉器的玉料产地。直到近几年，一些学者们来到了辽宁省岫岩县，才揭开了谜底
岫岩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玉石之乡，这里出产的玉石，被人们习惯地称作“岫岩老玉”。有的学者经过实地考察后认为，红山玉器的玉料就是出自这里的细玉沟。它的硬度经过测量之后，也已经得出了科学的结论。
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王时麒：“我们知道，这个硬度的标准，是用了十个矿物做来标准的，比如说金刚石就是十，石英、水晶这就是七，这个滑石这就是一，那么这个红山它的玉，主要是由闪石玉组成的，它的硬度应该是呢，是6到6.5这么一个范围。”
兽面玉牌
今天，在岫岩县，许多人仍然从事着古老的制玉行业。与红山先民们不同的是，他们采用的是现代化的加工手段。
根据专家分析，尽管现代人与原始人在制玉工具的使用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在制作流程上却极其相似。
于是，有人把红山人制玉分为采玉、解玉、钻孔、打磨、镂刻、抛光等几道工序。
于明：“一件玉料的开采，他呢，就没有什么铁器，也没有炸药。他只能呢，靠最原始的方法，比如说，到那个山顶上，拿一个木头撬棍子，撬下来。最多最多有可能，把木头塞进（玉料缝里）去，然后点上火，一烧，嘣，炸裂，然后把玉料，嘣下(来)一块，最多最多有可能这样。”
制作玉器的第二道工序就是解玉。现代人解玉，是借助电动机带动硬度极高的锯片把玉料分开。
那么红山人是怎样解玉的呢？有的学者推测，5000年以前的红山人，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新石器时代，他们采用的方法之一，是用野兽的皮做成线来解玉。
根据专家推测，红山人解玉，除了使用兽皮做成的皮条弓之外、还使用其他一些用于解玉的工具。
解玉，必备的辅助材料是解玉砂。古人在从大河旁边，精心筛选出细腻得像面粉、硬度高达7度左右的解玉砂，来帮助解玉。
在解玉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还有水。
于明：“玉料很硬嘛，那怎么办呢，就需要加砂，加砂也不行，如果加砂，磨一下（皮弓）就断了，而且沙子又很干，它本身摩擦生热，一生热，可能就把这个皮子就毁掉了，就断了，怎么办，就要降温，这个降温呢，有最简单的办法，现在很通用的办法，就是加水。”
再接下来，就是按照预先的设计，用动物的骨头或者竹管，在玉器上钻出大小不同的穿孔以便佩带。
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古方，多年来一直从事红山玉器的研究。他通过考古发现、史料记载和自己的试验得出结论，玛瑙、燧石的硬度都达到七度，这种石头也能成为雕刻玉料的工具。
据有关资料表明，鲨鱼牙齿的硬度达到8度，完全可以用来雕刻玉器。有的学者认为，5000年以前的红山人虽然不在海边生活，但是他们可以通过交换或者其他方式得到鲨鱼牙齿，使它成为雕刻玉器的得力工具。
玉鳖
其实，红山人对大海并不陌生，在他们居住的遗址上，考古人员就发掘出了用海中的贝壳制成的装饰品。
在对玉器进行精心雕刻之后，就到了最后一道工序——抛光。那么，古人是用什么来抛光呢？学者推测，古人通常是使用兽皮在玉器上反复摩擦，因为兽皮含有脂肪，脂肪在摩擦过程中会释放出来，附着到玉的表面，使玉器的表面更加明亮更加温润，直到达到光可鉴人的效果。
马蹄形玉器，是因为它的形状像马的蹄子而得此名。它是红山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而它的制作难度在红山玉器中也是排名之最。
1980年的一天，一位当地的农民走进了这座小城。他把拣到的一件像马蹄子一样的玉器捐给了敖汉旗博物馆。
就在收到捐献的马蹄形玉器两年之后，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在进行文物普查时，考古人员在一个叫大甸子的地方，偶然发现了红山人遗弃的一个制作马蹄形玉器的坯料。
不过，对于马蹄形玉器，邵国田还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把它称作“马蹄形玉筒”。
1987年，当地一户农民在盖房子挖地基的时候，又挖出了一个红山人制作马蹄形玉器时切割出来丢弃的玉芯。那一天，恰巧邵国田在那里搞调查，农民就把玉芯交给了他。
这样一来，敖汉旗博物馆就拥有了制作马蹄形玉器的坯料、从坯料中切割出来的玉芯和制作完成的马蹄形玉器。那么，红山的制玉工匠们是怎样把玉芯从坯料中取出来的呢？
邵国田在对坯料和玉芯上面，留下的切割痕迹作了分析以后得出结论，红山工匠先是用管钻在坯料的最低点，钻通一个孔，然后把野兽皮拧成的线穿进里面，在解玉砂和水的辅助下，环绕着椭圆形坯料切割出玉芯。再反复打磨抛光，直到最后完成。
有的专家做过这样的实验，用现代化的工具，在一块厚度达十五厘米的玉料上，切割出一个圆筒状的玉芯，只用十五分钟。
有人推测，5000年以前，红山工匠要取出同样大小的一个玉芯，则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
红山人经年累月才能完成一件玉器，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可思议。对此，有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红山人很可能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精湛、最省时的制玉技术，这些技术远远超出了现代人的想象。可惜的是，它已经消失在时光的流逝中。
那么，当时在红山人生活的区域里，是否每一个部落里都有制作玉器的作坊？还是存在一个受最高聚落首领控制，专门生产玉器的制作中心呢？
于明认为，为了使玉器具有神秘性， 5000年以前，在岫岩县的细玉沟附近，存在着一个专门制作红山玉器的部落。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红山人制玉的作坊和工具，红山人到底怎样制玉，还是一个未解之谜。但是，红山玉器的出现，在史前的中华大地上，无疑是一道耀眼的光焰。
（四）
红山文化自从发现以来，已经将近半个多世纪。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调查和发掘的遗址超过500多处。但是，这些遗址大都是红山人的居住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神秘的红山人墓葬却一直没有见到踪影。
于是，人们纷纷猜测：红山文化的墓葬习俗，是流行水葬、风葬还是火葬呢？他们是否同其他史前文化一样，是“土坑竖穴式”墓葬，还是另有别的形式呢？
所有的这些谜团，只有找到红山人的墓葬才能得到答案。为了这些神秘的墓葬，考古工作者们，在红山文化分布区域里苦苦寻觅着。红山人的墓葬到底隐藏在什么地方呢？
牛河梁是燕山支脉努鲁儿虎山南麓的一组山坡台地，在绵延起伏十几公里的群山之中，有一条被俗称为牤牛河的河流穿山而过。因此，牤牛河两旁的山梁得名为牛河梁。
在牛河梁的土山上，是老百姓的庄稼地，庄稼地边上散落着不知道什么年代留下来的石块，很久以来，人们并不知道它们的用处。有不少人，把这些石块当成当年农业学大寨修建梯田时的遗留物，还有人，甚至把它们看做是废弃了的象征着吉祥的敖包。
有的人就把石块拣回村里，拿它砌院墙垒猪圈。
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农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在这些石块底下，埋藏着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
1981年春天，在辽宁省博物馆工作的郭大顺，和建平县两位考古工作人员，来到了这个县的富山乡马家沟生产队。
郭大顺， 196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研究生毕业，先后在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化厅从事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考古研究。此后，他根据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提出中华文明起源的新课题。
在建平县两位考古人员的陪同和带领下，郭大顺走进了马家沟生产队长马龙图的家。
两年前，马龙图在一次犁地的时候，拣到了一个像马蹄子一样的玉器。马龙图用纸把底座封好，把这件玉器当成笔筒摆在桌子上。1981年在建平办考古培训班的时候，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郭大顺。
牛河梁第二地点二号冢中心大墓
马龙图告诉郭大顺，他在发现这个玉器的地方，还挖出过一些人的尸骨。
这让郭大顺心中一阵惊喜，他想：这是不是考古人员苦苦寻觅了多年的红山人的墓葬呢？
马龙图以五元钱的价格把马蹄形玉器卖给了考古队，随后，在郭大顺的要求下，马龙图带领他们来到了玉器的出土现场。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工作站站长朱达：“到了现场，就发现地表有很多陶片，碎石头。再问问当地的老百姓呢，就是咱们的老百姓，就是说，这里头这个盆岔子啊，什么都东西的，特别多。而且呢，大量的石头。这是，种地多少年，经常打（犁）铧子。就是在地里取了不少石头啊，拉回家去，说什么砌院墙啊，砌猪圈哪。”
马龙图带考古队员去的地方，当地的村民叫它“西梁地”，后来这里被考古队编为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遗址上堆积着许多石块，郭大顺不露声色地在石块间仔细寻找着什么，突然，他的眼前一亮，一块腐烂的人骨头出现在他的眼前。于是，他在那块有人骨的地方进行了简单的发掘。
郭大顺：“正好旁边又露出一个人骨来，我们在那简单地做了一下清理，又清理出了一座墓葬，这个，正好这个头部，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有一个玉环，玉环，地层非常清楚，上边压的是红山文化层，这个墓葬是压在那层底下，后来这个地点，就是二号地点，这座墓葬呢，后来就编为一号墓。”
在发现红山文化牛河梁一号墓两年之后，1983年，考古队开进了牛河梁，住进了马家沟。经过实地调查和了解，他们惊讶的发现，这里的红山文化墓葬遗址一共有20多处。出人意料的是，红山人的墓葬，不是那一时期普遍流行的“土坑竖穴式”，而是在墓的顶上堆满石头的“积石冢”。
中国古人把隆起的坟包称为“冢”，因此，考古学家便把用石块堆积起来的红山文化墓葬形式，称之为“积石冢”。
刘国祥：“红山文化的埋葬形式呢，比较特殊，目前我们知道，有一种最主要的埋葬方式，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积石冢，那么什么是积石冢，那么它的形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么所谓的积石冢，就是建在山梁或土丘的顶部，通常呢，把这个山顶，这个进行修整，完了之后呢，就是说垒砌石块，砌出一个范围，在这个石块的石砌范围之内呢，砌出这种石棺墓，那么中心部位呢，经常是砌一座大型的这个石棺墓，边缘部位呢，经常砌数座，小型的石棺墓，完了之后，在石棺墓的上边，再积石，就是堆放石块，从而，给人一种山陵似的感觉。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积石冢。”
红山人建造的“积石冢”，都选择在大山的顶部。山顶的高度，平均海拔在550～650米左右。
第二地点第四号冢
每个山顶上的积石冢数量并不一样，有的只有一个；有的是两个；也有的是多个积石冢同在一个山顶。
建在山顶上的积石冢，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中央位置建有中心大墓。
在中心大墓之外，专家们把其他的墓分为“台阶式墓”、“甲类石棺墓”、“乙类石棺墓”和“附属墓”四个等级。这种墓葬制度说明了什么呢？
刘国祥：“那么在埋在山顶的，这些人之间，他们也有这种，严格的等级区分，像大型墓，明显高于这个，其它一些墓葬，小型墓里头，也能看出这种级差的反映，所以说在所有的小型墓里头，那么也有明显的这种，级差的变化，这就是说积石冢之内，我们已经明确看出，可以分成，六七个不同的等级，再加上和普通社会成员之间的这种分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等级化的，分层次的，红山文化社会，社会进入复杂化。”
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在平地上发现 “积石冢”的踪影。那么，红山人为什么把“积石冢”建造在大山的顶部呢？有一种观点认为，5000年以前，红山人在长期以渔猎为主的生涯中，对山有了独到的理解和特殊的感情，他们认为山上是天神的居住之所，因此红山人才把祖先安葬在山顶之上。埋葬在山顶上的祖先，自然也就获得了天神的资格。
考古队员后来发现：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上，众多的“积石冢”所需要的大量石块，都是从远处的河沟里搬运而来。
令考古队员不理解的是，5000年以前，在山林茂密，道路坎坷，交通十分不便的情况下，红山人为什么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营造如此庞大的“积石冢”呢？
有的学者认为：红山人生活的时期，周围分布着许多个大小不同的聚落。原始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和争夺地盘，彼此之间时常发生争斗。红山人可能这样认为，既然在争斗中需要构筑工事保护自己，那么死后的灵魂更需要保护。这就是用石头把墓地围圈起来的意义所在。
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的理由是，据已经知道的考古发现证明：红山文化时期所筑的防御工事都是土筑的方形环壕，而没有发现用石头筑造的工事。这些用石头筑造的墓，是红山人对山、石崇拜的产物。
发掘工作开始了，考古人员在紧靠着积石冢石砌台阶的内侧，发现了排列整齐，竖着放置的没有底座的彩陶筒形器。
第二地点一号冢第21号墓
彩陶筒形器，最大的高50厘米，直径30厘米，最小的筒形器的高度有20厘米左右。它们的出现，传递着怎样的信息呢？
 
有人推测它们埋在石砌台阶的内侧，是为了营造通天接地的氛围，有人认为它们是5000年以前红山人使用的鼓。理由是，把筒形器两头的圆口用野兽的皮蒙上，就可以在祭祀时敲响。
也有人从力学的角度分析，认为筒形器竖着放置具有抗侧压力，红山人的目的是让筒形器起到像“堤坝”一样的作用，使积石冢顶部的石块和边侧的石砌台阶不致塌落。
郭大顺：“估计它还是和祭祀有关系。和祭祀有关系，它既然是没有底，这样它就上下贯通了，上下贯通，和当时的人们沟通天地呀，和这个有关系。它还应该是一种祭祀，可能这样解释。现在是比较多的人从这方法考虑。”
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规模最大的一座中心大墓，位于编号为第2号地点的积石冢内。
中心大墓里埋葬的是什么人？有什么样的随葬品？1984年7月18日，考古队决定打开这个大墓看个究竟。
不知道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某种神秘的力量，考古队员们发现，当他们准备打开这座大墓的时候，刚才还是湛蓝的天空，立即变得乌云密布、雷声滚滚。在以后的发掘中，每当考古队员们打开积石冢内的中心大墓时，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可是，当考古队员清理到中心大墓石棺的底部之后，仿佛被浇了一盆冷水。在墓中，他们没见到完整的人骨和任何随葬品。
失望的情绪笼罩着考古队，在接下来打开的四座红山文化墓葬，都由于早年被盗墓者光顾而一无所获。
难道牛河梁的红山文化墓葬都被洗劫一空？还有没有被盗墓者遗忘的角落？一天，考古队员们把目光瞄向了牛河梁第五地点的中心大墓。
当开始清理到这座石棺墓的底部时，他们有了不同以往的感觉。
朱达：“就是当时，我们做这个墓的时候，清理玉器的时候，那种感觉，是没话说的，就是我们拿这个小竹签儿，因为怕里头有这个(文物)，因为下头是文物啊，我们就用小竹签儿，一点儿点儿剔，一剔，往下一插，就躇溜一下子，这感觉一下子(有文物)，把它扒拉扒拉，用刷（子）扫扫，一看一件玉器，再剔，也是（玉器），觉得下面特别滑，后而做完这个墓，做完以后，整个全身全是玉器，这个摆放的全是玉器，这里面出现的有玉龟呀，马蹄形玉箍，勾云型玉佩。”
墓的主人是一个老年男性，随葬品是七件玉器。勾云型玉佩，竖放在死者的右胸，下面压着一件马蹄形玉器，右手腕戴着一个玉镯，两件玉璧放在头部的两侧，双手各握着一个玉龟。
放在死者胸前的勾云型玉佩，呈长方形，它的四个边角翻卷，背面有可供悬挂的钻孔，中间有勾云形纹饰。
在此之前，有不少红山文化的勾云型玉佩被发现，人们对它的解释也莫衷一是。
田广林：“概括地说呢，主要有龙神说、凤凰说、饕餮说，饕餮就是那种大眼睛，有这种饕餮纹，饕餮说，还有就是，人兽合体说，里面包含着人和动物，还有的说，神目（说），神眼，我个人认为呢，这种形式多样，款式繁多的这个，所谓的勾云纹玉佩啊，它本身表现的是一种鸟，它是神面、鸟神形象。”
也有学者把它说成是一种花卉图案。他们推测：在5000年以前的红山地区，很可能存在着一些以花为图腾的部族。这些以花为原形的勾云形玉佩，可能就是“花族”部落的象征。假如这种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牛河梁第五地点中心大墓的主人，应该就是“花族”部落的首领。
第二地点一号冢第27号墓
而郭大顺则认为，这种玉器很可能是权力的象征物。
1989年秋天，考古队按照计划发掘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的墓，当打开这座墓葬之后，琳琅满目的各种造型的玉器竟然有20件。这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随葬玉器最多的一个墓葬。
在21号墓葬死者的头部上方，精心摆放的是一个马蹄形玉器。
马蹄形玉器，是红山文化玉器中，流传较广而且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因为它的外形颇似倒置的马蹄，所以，它被人们叫做这个名字。
关于马蹄形玉器的用途，人们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玉杯，有人说它是舀米的器具，有人把它说成是手腕上的装饰，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打击的礼乐器，还有人认为它是搁置头发用的束发器。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考古队就在距离红山文化牛河梁第二地点，只有一公里的马家沟生产队扎下营寨，他们住的是土坯房，睡的是大炕，吃的是小米饭。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但是，考古工作者每天都为重大的发现激动着。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对这里的60多座墓葬进行了发掘。
在发掘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牛河梁红山文化墓葬中只用玉器随葬，大型石棺墓随葬的玉器，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齐全，工艺讲究。小型的石棺墓里，不仅玉器数量少，有的根本就没有玉器随葬。
面对这种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完备的玉礼制。
刘国祥：“在红山文化晚期，用玉制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么从中我们可以认为，随葬玉器种类和数量的多寡，以及玉器的组合关系，能够直接反映出，墓葬级差的变化，那么我们通常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比较完备的玉礼制系统，这也是目前，我们所能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礼制形态。”
古人以祭祀的形式，向神奉献玉的行为称作礼。所谓“古者行礼以玉”。为什么古人要“以玉礼神”呢？
有的学者认为：在金属发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玉器是最为贵重的物品。所以，古人用它创作出各种神灵，对它们顶礼膜拜，这就是最早的礼器为什么是玉器的根源。
有的学者推测，人类最初是注重玉器的审美价值，只是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和巫术之间发生了紧密的联系，玉才有了神秘的力量，在宗教仪式中常常作为巫师手中的法器或祭祀的礼器，当巫师离开人世的时候，它们就作为随葬品被埋入地下陪伴主人。
学者普遍认为，在神秘的“积石冢”里，拥有玉器的墓主人就是5000年以前，红山部落里的首领兼巫师。
冯时从天文学考古的角度，对牛河梁4号墓的人物身份作了考证。
冯时：“这个墓主人呢，这个葬式呢，很特别，他虽然是仰身直肢，躺在那，但是他不是，这个直身的，他两个这个，腿骨是交叉起来的，他是一种这个巫觋啊、祭司啊，这样一类的，比较显赫的人物。”
5000年以前，红山人为了生存与发展，便虔诚地乞求于神灵的帮助和庇护，于是就产生了原始的宗教，从而部落里也就有了巫师，巫师成了人与神之间的媒介。他们又是部落里的精神领袖。
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人们又有了重要发现：在积石冢里还有红山人建造的大型祭坛。
朱达：“祭坛它都是用这种，一种红色的，暗红色的石头桩，砌筑起来的，三个同心圆，一层比一层高，它在这个，这就是红色石头桩呢，也是最外圈的最粗，往里呢，逐渐细，这三圈的这个石头的规格还不一样的，它一般的高度，都在三十公分左右这石头桩。”
积石冢和大型祭坛的出现，传递着这样的信息：5000年以前的红山人，已经纳入了同一个宗教信仰和同一行为模式中。这无疑会增加各群落、聚落间的凝聚力，强化地域共同体的认同感，促进社会秩序一体化进程。
因此，红山文化积石冢和大型祭坛的出现，被看成中华文明起源的标志之一。
（五）
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考古队员们，发现了积石冢和大型祭坛之后，又一个问题开始出现在脑海里：按照常识，史前文化的墓地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总是与相关的地面建筑遗迹相伴随。
在这里，会不会有红山先民们在5000多年以前的建筑物呢？于是，在1983年的秋季里，考古队员把目光放在了寻找红山人的建筑遗址上面。
几天过去了，考古队员们一无所获，又由于连日的奔波，使得他们的情绪大受影响。
有的队员甚至产生了疑问：在牛河梁上，真的存在过红山人的建筑物吗？如果存在，那些建筑物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是不是被人为或者自然的因素彻底破坏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983年的一天，在北梁的主山上，进行了一整天勘察工作的考古人员又是一无所获。正当他们要下山的时候，一个叫赵文彦的考古队员突然内急，他急急忙忙地跑到一个因为冲水而形成的土沟里。
就在这时，一块土红色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弯下腰来，把这件东西拣起来仔细一瞧，心里禁不住一阵狂跳：原来，这是一个用泥巴塑成的人耳朵。
泥塑人耳朵的出现引起了考古队员们的高度注意，在继续寻找的过程中，他们又陆续发现了一些混在沙土里的泥塑的人鼻子、乳房、手臂和一些红山文化的陶片。
冲水沟里怎么会有泥塑的人体残块呢，这些残块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队员们的视线不约而同地顺着冲水沟瞄向高处的东山坡。
朱达：“后而，大家就分析，在一起分析，这些泥（塑）的（人体）残块，是来自哪里。这个地方就是冲沟，地势比较低，它只能从这个，经过流水冲刷，只能在高处（往下）冲下来。”
根据冲水沟里发现的女性泥塑人体的残块，队员们推测，在5000年以前的东山坡上，可能曾经耸立着一座红山人建造的女神庙。
带着兴奋的心情，考古队员们回到了驻地马家沟。当他们把在东山坡冲水沟里的发现告诉房东的时候，勾起了房东的回忆，房东告诉考古队员这样一件事：大概是在1962年，社员们在东山坡上修建拦水堤坝的时候，有人用锄头在那里挖出了一些用红土做的人的鼻子、耳朵一类的东西，当时也没人把它当一回事。
房东的回忆给考古队员带来了更大的希望。那么，东山坡上埋藏着怎样的秘密呢？难道这青翠的松树下面，真的就是红山人建造的女神庙遗址？如果是的话，早已倒塌的庙址里面，还有完整的女神头像吗？这一切，只有在发掘之后才能找到答案。
1983年10月，考古队员们怀着渴望新发现的心情开始了发掘工作，当他们小心翼翼地把厚度大约为25—50厘米的表土层清理掉后，一个从未见过的建筑遗址呈现出来。
 
从平面上看，这个建筑分为主室、东西侧室。北室、南室和一个长方形室相连。遗址南北长22米，东西最宽处约9米，最窄处2米，方向向南偏西20°。
这是一座土木结构的半地穴建筑，地下部分深达0·8~1米。
考古队员在南室的四周，发现了已经碳化的木头柱子的痕迹。他们分析，为了牢固起见，红山人在建造女神庙时，先在柱子的内侧粘贴上成束的禾草，再用草和泥搅拌形成墙面。墙面为多层，内层墙面上布满了蜂窝一样的圆洞。
在清理倒塌的墙面的时候，考古人员居然发现了5000年以前，红山人精心描绘的壁画。
接二连三的发现，使在现场的考古工作者都产生了一种奇妙的预感，似乎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在等待着他们。
1983年11月2日清晨，辽西的山区格外宁静。
这一天，考古队员们早早的离开了驻地，按计划，这天的上午他们要剥离，建筑遗址主室西侧的一块特殊的泥块。
当年，主持和组织牛河梁遗址发掘工作的郭大顺，在后来的文章中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时间，在期待中一分一秒的过去，人们都似乎屏住了呼吸，整个工地悄然无声，连空气仿佛停止了流动。只有小铲子和小刷子，在剥离泥土时发出的声音在沙沙地响着。
渐渐地，一个人的面部轮廓，开始显现，接着，头颅、眼睛也开始显露出来。中国远古女神，在地下埋藏了5000年之后，终于露出了她那端庄而又高贵的容颜。
女神头像高度写实，造型逼真，她的脸形为方圆形，颧骨突起，双眼中镶嵌着两块经过抛光处理的青色圆形玉片。
女神用坦然而又镇定的目光，默默地注视着5000年以后的人们，面对着考古队员的惊讶，她带着神秘和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
由于女神庙的位置在林场之内，地表上生长的松树的树根，已经扎到女神头像的面部并造成了裂痕。
李殿福：“这个头像上呢，有一些个，裂纹里面有一些个，这个松树的那个根子，都是那个须根，这个须根吧，扎得很多。当时也没什么办法，后来我想了一下，就掏出小剪子，把那些个松毛，松树根子啊，一个个都把它剪掉了。”
朱达清楚地记得，1983年11月2日这一天，在现场的考古队员，都激动得忘记了吃中午饭，到了傍晚时分，大家用脱脂棉和白纸，把发掘出来的女神像小心包好。大家一致推荐，由现场的惟一一位女队员魏凡抱着女神下山。
魏凡后来计算过，从发掘现场到考古队的驻地马家沟，距离是750米。平时用10多分钟就可以走完的路程，那一天，在同事们的护送下，她花了整整一个多小时才把这段路程走完。
安全回到驻地以后，考古队员们和马家沟的村民们像过年一样高兴，他们把女神像，放在老乡家的土炕上，又仔细端详了起来。
不一会，考古队员们的神情又逐渐得变得凝重起来，原来，女神像的面部缺少了鼻子。

 
五千年前的女神头像
朱达：“这个，女神头像呢，当时没有鼻子，这感到很美中不足，所以大家伙就分析了，突然这个，孙守道先生就想起来了，就前几天在冲沟里，我们清理出来的那个鼻子，是不是，是否那个鼻子就是，所以就把这个鼻子拿出来，按在上边，一看，一看颜色、比例和它的，这个破碎的茬口，正好都能吻合上，所以就确定了这个，这个鼻子就是这个女神头像上出的。”
考古界泰斗夏鼐，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当看到女神像的照片和有关材料之后，他震惊了。为了慎重起见，夏鼐叫来科研处处长乌恩岳斯图，要他赶到牛河梁，对女神像的年代进行鉴定。
乌恩岳斯图：“我就带着当时，发掘出来的一些碳十四，做碳十四测量的标本，带回所里，因为我们所有碳十四实验室嘛，进行了测量，测量的结果，出来以后呢是，的确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也就是相当于，距今五千年，这样的结果，这个消息，告诉夏鼐先生以后，他就很高兴了，因为这个确实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而且很重要的红山文化的遗址嘛，这就确定下来了。”
在以后的发掘中，女神庙遗址里，又出土了另外一些泥塑的女神肢体的残块，这些人体的残块外表细腻，打磨光滑，分别属于六七个女神的躯体，她们有的比真人小，有的和真人等同，也有的比真人大二到三倍。从出土的位置看，她们之间的排列也有了主次之分。
严文明：“这个是，应该是反映当时社会分化，分层的一个标志，这我们对照着墓看，它那些积石冢，它里面也是有大有小，那个规模都有大有小，所以我们想呢，这个，一个是反映它的宗教信仰，二个呢，也反映它当时的社会的分层的状况。”
那么，女神庙里的泥塑神像，代表的又是什么神呢？
有的学者说，她们是自然神，有的则认为是“地母神”。更多的学者认为，女神庙里供奉的，是红山人的祖先神。理由是，当原始人的宗教主题由自然界、图腾转向人自身的时候，就到了祖先崇拜的阶段。
曾经担任东亚考古学会主席的尼尔森女士，是美国丹佛大学的终身教授，她一直从事女性在史前的社会地位问题的研究。尼尔森对红山文化情有独钟，先后十几次来到红山文化遗址进行考察，也是第一个来到牛河梁遗址的外国学者。女神像的出土，强烈地吸引了她的目光。
也有人对红山人供奉女神感到大惑不解，因为到目前为止，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积石冢大墓的主人几乎全是男性，这个现象非常明显的表明，当时的红山社会已经进入父系社会时期，但是红山人崇拜的神却是女神。
在历史的长河中，世界上的各个民族，都曾经经历了女性地位显赫的历史阶段，并塑造了本民族的“女神”形象。
红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庙，是中国首次发现的远古神殿，它的发现，对中国史前宗教，以及文明起源的研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同时，它的出土，也在美术界引起了震动。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些人认为，古代的中国缺乏人体艺术。他们的理由是，生活在被誉为“君子之国”、“礼仪之邦”的中国古人，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袒露身体。中国的人体艺术，是从西方传来的“泊来品”。
正当人们为古代中国缺乏人体艺术而遗憾的时候，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上出土了史前时代的女神像。而它的出现，把中华民族的人体艺术史上溯到了5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
在女神庙里，考古队员又在遗址的主室内，发现了泥塑的龙的残体。
龙的上下颚獠牙毕露。据在现场专家的推测，这条龙的躯体肥大，当年，它卧在主室内的顶部，昂首朝向北方。
与真人等同的女神头像
在遗址的北室里，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对长度竟然达到了15厘米的泥塑的鸟爪，专家们分析，当年，在庙的北面的墙壁上，应当有一只巨大的鸟神在那里伫立。
鸟神和龙的头部为什么都朝向北方呢？难道在庙的北面还隐藏着没有被发现的秘密？当考古队员走上北山坡的时候，才揭开了谜底。
原来，在距离女神庙的北墙仅仅8米远的地方，有一座红山人利用山梁的自然地貌修整的、南北，东西边长约200米，总面积为4万平方米的山台子。
山台子高出女神庙大约2米，周边有人工砌筑的石墙，石墙的走向与女神庙完全一致。这座大型的山台子是红山人做什么用的呢？
专家们认为：5000年以前，牛河梁一带，曾经是红山人重要的宗教活动中心。当时人们所崇拜的神灵偶像，除了女神以外，还包括猪龙、神鸟在内，但是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是女神。
女神庙建造在牛河梁的主梁之上，它的重要地位，从地理位置上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郭大顺：“围绕着女神庙和祭坛和积石冢，我们叫做坛、庙、冢三位一体，这样一个组合，而且具有固定的组合，而且在50平方米的，这个山梁上，它有这个，自己的布局规划，而且在这个区域之内，甚至于这个区域再往外，很大一个区域里，没有居住人的地方。所以这样一个，大型的，祭祀遗址，和这个史前时期，那种在家内，在家庭里头搞祭祀，甚至于在一个聚落里，他单设一个大房子，搞祭祀，那比那个规模要大得多，它应该就是它的红山文化的，文化共同体的一个祭祀中心。”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这样评价：女神庙里的塑像可以称为“神”，但是，她们是按照真人塑造的，是有名有姓的具体人物，所以，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当1983年的初冬来临的时候，在牛河梁工作的考古队员们，满载着收获和喜悦，返回了沈阳市。而把女神头像抱回沈阳的，仍然是考古队的女队员魏凡。
这次经历，成为魏凡一生的骄傲和最美好的回忆。
而一场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讨论，也因为女神像的出土和女神庙的发现，在国内外掀起了高潮。
（六）
红山文化引起了世界的关注，2004年7月24日，《中国北方古代文化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赤峰市隆重召开。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肤色、操着不同语言的人们，来到红山文化的命名地，共同探讨5000年以前中华文明的起源之谜。
5000年以前，中国、印度、埃及、两河流域以及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几乎同时进入文明社会。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可是，在红山文化重大考古发现以前，人们知道的，只有夏商周以来近四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华文明的源头在哪里呢？
1986年7月24日，新华社发出电讯：辽宁西部山区，发现了距今大约五千多年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考古学家根据已出土的大批文物初步推断，五千年前，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为夏代以前的“三皇五帝”传说，找到了实物依据，对中国上古时代社会发展史、思想史、宗教史、建筑史、美术史的研究，将产生重大影响。
那么，红山文化重大考古发现，带给人们哪些思索和启示呢？
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一直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故乡。过去，人们普遍这样认为：中华文明从黄河的摇篮里孕育出来，然后，再传播到华夏各地。这种观念，似乎已经成了天经地义的定论。红山文化重大考古发现，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中国史前的历史。
苏秉琦先生曾经说过，在中华文明起源和中华民族形成这个重大问题上，以往过分夸大中原的作用，忽视了北方的古文化。他指出，过去把黄河流域，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而应该把它看做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凝聚作用的熔炉。
以往，人们把城市的形成、文字的出现和金属铜的发明，这三大要素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志。而红山文化，则赋予了文明起源以新的内涵，它使人们注意到，礼制的出现，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和特点。
专家和学者们认为，从红山文化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的结构、布局以及玉葬之礼反映出，礼制，在5000年以前的红山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这种坛、庙、冢三合一的布局，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北京的天坛、太庙和明十三陵，而这两者的吻合说明，中华文明起源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传统形成的过程。
过去，人们把中国古代史看做是长城以南的事情，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突然醒悟：两千年来，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这就是，秦始皇修建的长城遮住了人们的视野。历史上，中国人列祖列宗的活动范围并不是以长城作为界限。
李济呼吁：我们以研究古史学为职业的人们，应该有一句新的口号，即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牛河梁第十六地点全景
 
红山文化的重大考古发现，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一个中心而是多个中心，西辽河流域、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严文明先生是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他认为，红山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它除了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以外，还继承了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优良传统，此外，就是大胆地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
严文明：“红山文化处的这个地方啊，它在西南，跟仰韶文化是接壤的，在东南，是跟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接壤的。然后它北面呢，又跟这个，其他的新石器，以这个采集或者是狩猎，以这个为主要经济的文化，它又有相当的交流，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它就是整个中国的东北的，一个新石器文化的核心。
距今五六千年间，发源于关中盆地、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与发源于河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他们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了。
苏秉琦先生认为：红山文化坛、庙、冢就是他们相遇之后，迸发出的“火花”所导致的社会文化飞跃发展的迹象。
考古证明，红山文化时期，农业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
伴随着中原发达的农耕生产技术的传入，使红山的农业如虎添翼，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学者们认为，人口的显著增长，也为红山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资源。
当时红山文化区域到底有多少人口，至今仍然是个未解之谜。不过，考古学家们还是从敖汉旗20世纪80年代的普查资料中，为我们了解红山文化规模之间的比较，聚落分布的密集程度，以及从红山文化聚落看当时的社会文明化进程，提供了实证。
从规模看，小型的红山聚落面积一般是4000到5000平方米，中型的约三万到十万平方米左右，大型的红山聚落约为二至三平方公里。由此，可以看出，红山文化时期，不仅仅是积石冢有了不同的等级，红山人的居住点也有着大中小之分，这反映出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分层和进化的现象。
崇龙尚玉、建造了大型祭坛、积石冢和女神庙的红山人，在5000年前有没有创造出文字呢？这个问题，让考古工作者踏破铁鞋，苦苦寻觅，而没有踪迹。 直到2001的夏天，才在赤峰市敖汉旗的红山文化草帽山遗址，发掘出了刻着文字符号的陶片。
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
令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这样一支跨进了文明之门的人群，在距今5000年左右，忽然衰落和湮没无声。红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在赤峰市翁牛特旗南沟村的石棚山上，考古工作者在一处属于后红山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群中，发现了一个周身刻有七个原始文字符号的陶罐。
有的学者认为，这些文字符号，从字面上可以解释为，天降陨石、爆发山洪、雪崩或者是样子奇特的怪鸟儿突然飞临大地。有人根据这些符号推测，红山文化晚期，这里的气候变得异常恶劣。
王巍认为，造成红山文化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气候的变化。因为在距离今天5000年左右，正是大理冰期之后的一个寒冷期。而寒冷期到来之时，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农牧交接的地带，也就是红山人所在的地区。
王巍：“因为我们知道，距今五千五到五千，五千二三百年到五千年左右吧，在全世界相当广阔的范围内，有一个这个气候的变化，比较大的变化。这个学术界管它叫降温事件。实际上不是一个事件，是一个时期，降温的时期，这个时期呢，这个温度降低，就可能是不是对当地的这种，农业啊，产生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大家都知道，农业，当时尤其是史前的农业，是靠天吃饭的，如果气候的这种，比较大的变化，可能对当时的农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有的学者，从红山人崇拜龙的习俗分析，在红山文化晚期，这里的气候除了变冷以外，还受到了严重的旱灾的威胁。
对此，邵国田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在红山文化晚期发生的崇拜危机，才真正导致了红山文化的衰落。
邵国田：“2001的时候，我们在清理，这个草帽山，这个积石冢和祭坛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现在在博物馆呢，已经，当时清理的四个这个，四个这个女神的头像，但是每一件女神像都打碎了，尤其像现在我们戴冠的那个女神像吧，她是（被）打碎以后，把这个个冠，扔到一边，把这个脸部呢，又埋在一块，好像当时人埋进去的，这就说明在，这个给我们提示一个这样的现象，就是说，在红山文化的晚期，恐怕有一次，好像信任危机似的，就是说崇拜危机。”
邵国田推测，在红山文化的晚期，祭祀是一项很重要的活动，然而，当灾难降临的时候，他们的保护神却无能为力，于是，红山人在极度失望情绪的支使之下，亲手打碎了他们曾经膜拜的偶像。
也有人说是战争造成了红山文化的衰落，他们认为，如果把红山文化晚期出现的部落联盟看成初级国家，那么，组成这个初级国家里的许多个部落，为了财产和利益，难免会产生矛盾和纠纷，就有发生武力争斗的可能。
5000年以前，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墓里的主人，为什么只剩下一个头颅和一只手臂？根据这种现象，有的专家推测，在遥远的红山时期，曾经发生过残酷的厮杀。
当战争到来的时候，作为敌人的一方，往往会毁坏另一方的精神信仰，于是，女神头像就成了被破坏的目标。
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凤
当气温下降、寒冷与干旱、伴随着战争袭来之际，红山人会不会被迫离开他们生存的家园而大举南下呢？
田广林：“这种可能是完全有的，从历史时期，这个人口的大部分流动来看，几乎每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的发生，总是和这个环境气候的波动，密切相关，在大范围内呢，气候变冷了，那么北方民族呢，就要向南，向比较温暖的地区流动，那环境气候呢，比方发生向暖的方向波动时候，这人就回来了，又回到北方，这样导致这个，中国古代的人口呢，一南一北这样移动呢。这个挪动，就是中国啊，农耕区和游牧区这个界限的，南北摆动一个最基本的原因。”
那么，红山人又是到那里去了呢？
据专家研究，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可以与之对应。于是，有人把考古发现与传说故事结合起来推测，红山人，是应黄帝的邀请而南下。
史书记载，黄帝平定蚩尤之乱，曾经得到女魃的帮助，有人认为：古史所说的女魃，正是“红山王国”的大军。
这支进入中原的先民，在战争结束后并没有回到北方，而是在中原一带流动，大概在尧的时代迁至商丘，为商朝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这种说法似乎得到了印证，1976年的冬季，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安阳市郊的商代后期都城遗址中，发掘了商王朝第22位君王武丁的妻子“妇好”的墓葬。
 
妇好墓中出土的器物众多，但是引起人们兴趣的，还是随葬的商代玉雕龙。考古界普遍认为，商代的玉雕龙，具有红山文化玉雕龙的特性，据此，有的学者认为，红山文化是商文化的祖先。
在中国史前时代，对玉的崇拜，除了红山文化以外，还有生活在距今5300—4200年前良渚文化的先民们，良渚人生活的地域在江浙一带。虽然与红山人生活的区域相隔千里，但在玉器上却有着共性。
有人推测，正是红山人向中原的迁徙，才造成了长江下游地区文化面貌的急剧变化，并融入了红山文化崇玉的传统和习俗，形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良渚文化。
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认为，红山文化不仅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在5000年以前就传播到了海外，并影响了东北亚地区。
然而，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当今天的人们面对5000年以前红山文化的时候，仍然有许多困惑和未解之谜。
据专家推测：红山文化晚期，红山人的人口应该有数万之众，但是，到现在为止，所发现的只是在积石冢里少数显赫人物的墓地。
红山文化首次出现的玉人
那些众多的普通红山人的墓葬却淼无踪迹，他们死后埋在那里呢？
红山玉器是红山文化最突出的标志和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东北地区玉器的典范，然而，它所蕴藏的内涵和奥秘，至今人们还无法完全破译和解读。
创造了积石冢、女神庙、大型祭坛的红山人，为什么在进入文明的门槛以后突然衰落？造成红山文化走向低谷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仍然是笼罩在红山文化上的神秘面纱。对此，严文明先生持这样的观点：
严文明：“我说它（红山文化）没有消亡，我最多可以讲，它走向低谷。这个文化它有时候有高潮，有低潮，它是一起一伏的，在这个后头呢，可能稍微（出现低潮），就在这个周围地区啊，它走向低谷，但中原地区起来了。那么为什么说，那些文化没有消亡呢，我们只要以后，我们再往后面看一看，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红山文化的地方是燕国，这个良渚文化的地方是吴越，这个湖北这个地方是楚，都是大国啊 ，它这大国也不是随便就起来的，它是有基础的，这个基础就在这个时候。所以我说这些文化，它没有消灭，它只是稍微走向低谷了，以后它又起来了，成为整个中国华夏文明的一个广泛的基础。”
2004年，红山文化命名将近半个世纪，这一年的春天，牛河梁遗址16地点发掘项目，成功入选了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6地点的中心大墓是迄今为止，在牛河梁发掘的规模最大的墓葬之一，同时，它也是营造最为费工的一座墓葬。大墓凿山体而建，石穴长3·9米，宽3·1米，深约5米。死者随葬的玉器有五件，其中，首次出土的玉凤和玉人，再一次引起世人对红山文化的热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