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放生文化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汉人已有放生的习俗。《列子·说符篇》记载，赵国邯郸城民众在正月初一贡献斑鸠给赵简子，赵简子每每都在厚赏民众后，将斑鸠放生，以示诸侯有好生之德。（《列子·说符篇》：“邯郸之民，以正月之日献鸠于简子，简子大悦，厚赏之。客问其故，简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西汉时期在正月初一有放生鸟的习俗，传说这是因为楚汉战争时 期，刘邦为了躲避项羽的追捕而藏到一个井中，藏好后有几只鸟飞到井边栖息。追兵看到井边有鸟就不怀疑刘邦藏在里面。刘邦躲过此难，就规定每年的正月初一放生鸟类，以示不忘救命之恩。
佛教传人中国后，佛教的放生活动与汉族原有的放生习俗融合在一起。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使放生更加深入人心。大乘佛教将一切法都看作是佛性的显现，万法皆有佛性。佛经《大乘入楞伽经·断食肉品》中是这样说的：“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在生死中 轮回不息。靡不曾作父母兄弟男女眷属乃至朋友亲爱侍使，易生而不受鸟兽等身。云何于中取之而食？大慧，菩萨摩诃萨。观诸众生同于己身，念肉皆从有命中来， 云何而食……在生处观诸众生皆是亲属，乃至慈念如一子想，是故不应食一切肉。”这段经文强调人类只是众生中的一部分，与其他所有生物都是平等的。
《梵网 经》卷下"第十四放火焚烧戒"，禁止"放大火烧山林旷野"，特别指出在四月至九月禁止烧山，因为这正是虫蛇鼠蚁等生灵繁殖的时期，若放火烧山，会杀死无数 小生灵。《梵网经》卷下"第二十不行放生戒"提出，不仅自己要"行放生业"，而且要叫人放生。若见世人杀牲畜时，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
佛教僧人和信众在放生和护生方面做出了表率。隋代天台宗创始人智颖曾经在江浙一带向沿海的渔民宣传放生思想，当时许多渔民受他的影响，舍扈梁63座为放生池，对这一带的民俗影响很大。隋代高僧普安“居处虽隐，每行慈救。年常二社，血 祀者多，周行救赎，劝修法义，不杀生邑，其数不少。尝与龛侧村社，缚猪三头，将加烹宰，安闻往赎。社人恐不得杀，增价索钱十千。安曰：'贫僧见有三千，已 加本价十倍，可以相与。'众各不同，更相忿竞……安即引刀自割髀肉曰：'此彼俱肉尔，猪食粪秽，尔尚啖之，况人食米，理至贵也。'社人闻见，一时同放。 ”(《法苑珠林》卷28)武周时期，监察御史王守贞出家为僧后，在长安西市开凿了一个池塘，"支分永安渠水注之，以为放生之所"(《宋高僧传》卷26)。
隋唐时期，素食制度在全国普遍流行。素食是落实不杀生戒的有力保证。素食的根本 目的是在生活中培养人的慈悲佛性，尊重生命、爱护生命。素食对于保护动物的多样性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佛教的内律规定，在万物生长迅速的三个月里佛教徒要 结夏安居。这三个月里佛教徒要居寺修行，避免外出，以免伤害生灵。中国佛教徒的安居时间一般是从农历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出土的敦煌文书表明，在唐五代时 期的敦煌，结夏安居制度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这对护生非常有利。
在佛教的影响下，放生和护生的观念逐渐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一些信佛的封建帝王 大力提倡放生和护生。《魏书·释老志》曾记载：北魏延兴年间，退位的魏显祖拓跋弘在猎鹰的过程当中，擒获了一只鸳鸯，它的伴侣虽未被擒，却绕着它悲鸣不合 离去。拓跋弘就下令将那只鸳鸯放生。南朝时的梁武帝萧衍特别崇尚佛教，自己终生素食，并大力推行素食，可以说对中国佛教素食传统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 用。他以佛教徒和皇帝的双重身份，接连颁布"断酒肉文"、"论酒肉敕"、"喝断肉律"、"禁牺牲文"等诏令。既用佛教戒律，又用强制的行政命令，禁止食用 酒肉，甚至不许用畜禽作为祭祀用品，这对护生有极大的帮助。隋文阐扬释门护生之义，于开皇三年(583年)立敕，规定了"长月断杀"之制："其京城及诸州 官立寺之所，每年正月、五月、九月，恒起八日至十五日，当寺行遍其行道之日，远近民庶，凡是有生之类，悉不得杀。"(《全隋文》卷3)每年三长月，每月八 天，一切僧俗不得杀生。这实际上是一场全国性的保护动物的活动。唐代统治阶级也大力提倡释门的护生观念。唐肃宗在乾元二年(759年)的时候曾经颁布圣 旨，在全国81个地方设立放生池，蓄养鱼虾之类，禁止人们捕捉，当时著名的书法家颜真卿还为这些放生池专门书写了碑文。宋真宗在天禧元年(1016年)曾 下诏重修天下放生池，并禁止在淮州郡淮水上下五里内捕鱼。还有一些帝王是因为大臣的上谏而放生。史书记载开元年间，唐玄宗曾派宦官到江南捕捉奇禽异鸟，供 园池之玩，遭到汴州刺史倪若水上疏谏止。玄宗下诏嘉奖倪若水，赐给他40匹绸缎，并把捕来的鸟全部放生。宋徽宗也喜好驯养禽兽以供赏玩，宣和年间，宫里设 有"禽苑'，专门笼养四方上贡的珍禽异鸟，是一个飞禽公园，后来为谏臣所劝止，宋徽宗将这些飞禽全数放生。
文人雅士也深受放生和护生观念的影响，他们的放生行为在诗文中多有体现。如诗僧 齐己写有《放鹭鸶》一诗："洁白虽堪爱，腥膻不奈何!到头从所欲，还汝旧沧波。"(《全唐诗》卷838)从诗文中可看出，这是一个被动的放生行为，是嫌鹭 鸶腥膻才放生的。也有文人因为所养笼禽患病或老去而放生弃养。如王建的《伤韦令孔雀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可怜孔雀初得时，美人为尔别开池。池边凤凰作 伴侣，羌声鹦鹉无言语。雕笼玉架嫌不栖，夜夜思归向南舞。如今憔悴人见恶，万里更求新孔雀。热眠雨水饥拾虫，翠尾盘泥金彩落。多时人养不解飞，海山风黑何 处归。"(《全唐诗》卷298)和前面两个文人相比，宋之间的放生行为更具有主动性。有人送他白鹇，他认为物性不可违逆，所以选择了放生之路。
民众更是放生的主力军。自唐代以后，民间的放生活动非常流行。民间大规模的放生 活动一般集中在岁末、佛诞日、安居结夏等日子里举行。放生的地方，一般都选在天然湖泊或江河。届时，社会各阶层人士络绎不绝地来到放生之地，举行隆重热闹 的放生会。《西湖老人繁胜录》中是这样描述南宋时佛诞节在西湖举办的一次放生会的盛况的："府主在西湖上放生亭设醮祝诞，圣寿作放生会，士民放生会亦在湖 中。船内看经、放生，游人湖峰上买飞禽、乌龟、泥鳅放生……"西湖放生会的规模较大，最多时有数万人参加。
现在世界上每年都有大量的野生动植物品种灭绝，保护动植物资源、保护环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中国古代放生和护生的文化传统或许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天地做我放生池
通常，大家认为“放生”是寺院和信徒经常进行的佛事活动。实际上，在佛教没有传入中国的汉代以前，就有节日里放生动物的记载了，《列子·说符篇》有“邯郸之民，以正月之日献鸠于简子，简子大悦，厚赏之。客问其故，简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
佛教的提倡，给放生活动赋予了一定的文化涵义和精神境界的提升，每个放生者，在放生活动结束后，都会有一种解脱、释然和救赎的心理感受。放生，既满足了信徒的“普渡众生”的愿望，更为所释放的生灵提供了生机和自由。
动物保护工作者也进行放生，但放生的动物种类均为野生动物，比如，猛禽救助中心几次在麋鹿苑放生猫头鹰，属于纯粹的动物救助，只强调专业和科学上的要求，偶有媒体配合的宣传报道，但绝不会把家养动物拿来放生，更无佛家放生之“仪轨”即诵经、烧香、念佛、发愿……一类的程序。
本人虽然不是教徒，但对各种宗教中的一些护生惜物思想，是非常敬重的，特别是佛教古老的劝善理念，与自然保护的国际思潮，可谓不谋而合。我甚至不经意间在麋鹿苑的灭绝动物墓志铭上，写有“……善恶终将有报，猎天必被天猎”的字句，一些听众说这很有禅意，颇像佛语。的确，佛语中不乏止恶扬善、呵护生灵的思想火花。
《大智度论》上说：“诸余罪中，杀业最重；诸功德中，放生第一。”
《华严经》上说：“众生至爱者身命，诸佛至爱者众生。”
《药师经》上说：“放诸生命，病得除愈，众难解脱”；“放生修福，令度苦厄，不遭众难。”
圆瑛大师云：“吾人应体天地好生之德，提倡戒杀放生；凡寿辰、结婚、生子、是自己求生、庆生的吉祥之事，均宜戒杀、放生、茹素，以善因而求善果也。”
谛闲大师云：“不杀为诸界之首，放生为众善之先。”
印光大师云：“天地之大德曰生，人民之大本曰善，生则植物动物并育，善则仁民爱物修行。”
印光大师又云：“余向提倡戒杀放生，因果报应等事理，以期挽救天灾人祸……令一切生命者各得其所。”
莲池大师有“戒杀放生录”；大书法家颜真卿写有“天下放生池碑铭”，唐肃宗在批答中说有这样几句话：“四灵是畜，一气同和，江汉为池，鱼鳖咸若”，立意颇高。
唐代许多诗人，像崔涂、顾况、罗邺都写过题为《放鹧鸪》的诗；陆龟蒙有“秋来见月多思归，自起开笼放白鹇”的诗句；齐已、吉师老还有《放猿》诗，其中吉师老的“放尔千山万里身，野泉晴树好为邻”之语令我颇爱；欧阳修有“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的诗句，难得的是，弘一法师将其收录在他的《护生画集》中，我注意到，在诗配画的旁白处还写有这样一句话：“天地为室庐，园林是鸟笼”，我认为，这乃是放生的最高境界，即放生在关忧个体安危的同时，还要关注生态的和谐。如此理想境界，有无可能？回答是肯定的。相传，在隋朝，因天台山智者大师多年的讲经说法，感化了方圆数百里的百姓，甚至包括不少的渔猎之民，使三四百公里范围，全部成为了放生池。这才是放生的目的，放生的真谛。
1997年，我在印度参加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环境教育培训，环境教育讲究三段式：“为了环境的教育、关于环境的教育、在环境中的教育”，我感受最深的便是万物生机勃勃的大氛围，城镇乡村，街头巷陌，所见鸟兽甚多。在感叹印度生灵之自在、物种之丰富、保护理念之普及的同时，更为其宗教的护生力量而折服，印度80%以上的人口属于印度教，还有佛教、耆那教，均强调戒杀、断荤，大家普遍不吃荤腥，不杀动物，结果是飞禽漫天飞，走兽遍地走，不仅明星动物得到保护，如虎、象、犀，一些与宗教相关的动物，如叶猴、孔雀、蛇、牛等都旁若无人、大摇大摆于光天化日之下，连猪、狗、猫等动物也野性十足，走街串巷。我在印度观鸟时，常与松鼠、蜥蜴、獴等野生动物谋面，甚至遭遇过豺这种犬科动物。所以，正是由于宗教信仰下的保护，普遍意义的吃斋念佛，整个印度简直就成了一个大的保护区。在这样“万类霜天竟自由”的国度，人民奉行不伤生、不抓生、不害生的清规戒律、多数人不吃动物、不关动物、不杀动物，又何谈杀生放生，何患之有呢？整个天地自然，不就成了万物生灵的放生池了吗？
所以，谈论放生，我不否认其善意的成分和救赎的作用，但这不是环境保护的最高境界（其实放生不仅仅是环境保护，更有教化民众、止恶向善、消灾免难、慈悲利物、发菩提心、利乐有情等深刻内涵和远大目的），只是一种方便法门。买物放生虽是亡羊补牢，却犹未为晚。如果全社会都提倡不吃、不杀、不买、不拘禁动物，通过主动地改良生活方式，改善进食行为，从源头减少作恶，从吃喝减轻孽债，别把我们的嘴变成动物坟，恩泽鸟兽，爱及众生，那么，我们的生存环境该是多么美好，人与自然关系该是多么和谐。
这便是我理想境界的“放生”：伊甸园，不关动物的动物园；无捕食，天地做我放生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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