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专题]中国古代的文化专制

文化专制的根源人類歷史上，文化思想上的獨裁與政治上的獨裁密不可分，專制君主不但要統治臣民，更要進一步控制其思想。因此文化專制和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是一脈相承的，沒有專制的集權制度，就不可能產生文化專制。文化專制是專制中央集權制度在思想領域的體現。中國古代也是如此，文化專制直接導源於專制政治。從秦始皇開始，君主專制政體在中國沿襲了2,000多年，這種政體的根本就是統一、集中、專斷。為確保君主的絕對權威，政權的絕對穩固，使皇位得以傳之千秋萬代，統治者不僅運用強力的政治、軍事及經濟措施，更實施嚴密的文化專制，以肅清所有反叛思想，並控制、欺騙、愚化臣民，打擊及排擠各種不利於王朝統治的力量。 同時，中國傳統文化中也包含了專制主義的內涵， 這是文化專制的理論淵源。先秦諸子百家是中國古代文化的奠基石，除老莊外，儒家、法家、墨家、陰陽家等學派理論，都為維護統治集團的利益提供理論基礎。君權至上、君權神授，君主是「真龍天子」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觀點，都含有專制主義的內涵，成為古代統治者實行文化專制的理論基礎。 中國古代文化可說是專制主義的附庸，從歷代統治者奉行的文化政策，到開科取仕，以及傳統文化的內涵，都充分說明這一點。君主专制政体的需要自秦朝開始，君主專制政體在中國沿襲2,000多年。君主專制政體高度集權，皇帝擁有獨斷專行的權力，不受任何機構或法律制約。這種專制統治不單以強大軍力作後盾，並倚仗推行文化專制來臣服子民。確保政權穩固君主為了保證其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威，確保專制統治可以穩固與長存，不僅運用強而有力的政治、軍事及經濟手段，也實施嚴密的文化專制。排斥異端、專斷官場、壟斷學術、控制宗教、焚毀書籍及發動文字獄等方法，都是為了肅清可能影響政權穩定的思想學說，打擊各種不利君主專制統治的組織力量。朝廷更藉文化專制手段來控制、欺騙及愚化臣民，從思想意識上確立對君主權威的絕對臣服。因此可以說，中國古代文化專制是出於君主專制政體的需要。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先秦諸子奠定了中國古代文化的基礎，除「老莊」之外，儒家、陰陽、墨、法、名、道德等諸家學說，幾乎都是為「千世主」而作，其內涵是屬於專制主義的。因此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君主被神聖化，掌握必然之理，在天地人間、萬事萬物中處於樞紐和指揮地位。臣民生來就受君主統治，應當絕對忠於君主，服從君主。他們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只能按統治者的意志辦事。這些理論學說旨在肯定和維護君主至高無上的統治地位，為統治者服務。 儘管中國傳統文化是以人為本位，但忽視了人和人性，有別於西方文藝復興時期提出的人文主義、人本主義般，提倡自由與人性的解放，而是注重統治者如何統治、桎梏、束縛人。這些思想學說為統治者實行文化專制提供理論基礎，打著維護傳統文化的幌子，取其專制主義內涵，壟斷學術，禁錮思想，使王朝能傳之千秋萬世。文化专制的发展历程中國歷史上，各朝代的文化專制程度不盡相同，但總的來說，統治者對學術文化領域的控制都是比較嚴密的。中國古代文化專制的發展，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先秦兩漢時期，文化專制初興。春秋以前，「學在官府」，文化學術掌握在統治者與貴族手上。經過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後，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及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終結了中國歷史上僅見的思想文化活躍時期，影響深遠。第二階段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這時期文學、史學、玄學及佛學等發展蓬勃，可是也發生較多諫禍、史禍與詩禍、排佛之禍事件，這是文化專制的發展階段。 第三階段是隋唐兩宋時期，是文化專制的興盛時期。除諫謗之禍、詩詞文禍、學禁書禁等事件外，朝廷實行開科取仕，統治者以科舉為手段加強對知識分子的控制。兩宋在變法及對金的和戰問題上，掀起了激烈、頻繁的黨爭。此外，這時期朝廷推動編纂的大部頭類書，對於君主推行文化專制也起到很大作用。第四階段是明清時期，這是文化專制的顛峰階段，朝廷殘酷迫害知識分子的程度，遠超過去任何朝代。文字獄正是明清文化專制的高潮和典型。從以上概述可以看出，中國古代文化專制是持久和嚴酷的，對加強君主專制統治起重要作用。初兴阶段文化專制起源甚早，夏、商及西周就已經有諫禍。春秋時期，商鞅厲行變法，提出焚毀《詩》、《書》，彰明法令，禁絕遊說，這是先秦時期重要的文化專制事件。
戰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韓非繼承及發展這種學說，更提出言軌於法、以吏為師，為禁絕百家學說，實行文化專制以維護君主集權提出實行方案。真正將韓非學說付諸實踐的，是中國歷史上首個中央集權政體的締造者秦始皇。禁絕百家學說及焚書
秦始皇以法家學說作為治國方針，嚴格控制思想；認為以儒學為代表的私學「相與非法教，率群下以造謗」，因此規定學校由官府包辦，嚴禁私學，在學人員一律「以吏為師」，以法為教，禁授《詩》、《書》及百家語。這種粗暴的壓制手段，毀壞了大量珍貴文化典籍，影響更深遠的，是扼殺自春秋中葉以來百家爭鳴所形成的自由學術精神，「焚書坑儒」更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大浩劫。西漢定儒於一尊
漢武帝則採納儒家學者董仲舒的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專制政策，奠定儒學在中國古代思想中的統治地位。先秦兩漢是文化專制的興起時期，無論是「焚書坑儒」還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影響都是巨大的，對以後朝代的文化專制起了示範作用。发展阶段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亂世之秋，但學術文化卻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兩漢盛行的經學黯然消退，文學、史學、玄學、佛學等領域開始形成新的學術風氣。學術文化的新發展難免與統治者的文化專制相衝突，因而發生諫禍、史禍與詩禍等事件。這時期較嚴重的史禍有桓溫閹割《晉陽秋》、苻堅禁毀起居注、崔浩《國書》慘案事件等。朝政黑暗，政權更迭頻繁，使許多文人不滿現實，寫下許多諷刺朝政的詩歌，因此魏晉時期詩禍也不少。 佛教傳入與排佛
這時期佛教傳入中國，與中國原有宗教信仰發生激烈衝突，也發生一些禍案。南北朝統治者大力提倡佛教，不少儒士都從不同角度攻擊佛教和佞佛狂潮，指責佛教氾濫成災，對國計民生、人心風俗造成嚴重危害。道教信徒也排斥佛教，也有君主以寺院經濟坐大，威脅王朝統治為由對佛教予以打擊，釀成排佛之禍。分析魏晉時期的文化專制時，不難看出，當文化領域出現新興事物，都會引起統治者的警惕，只要是對專制統治不利的事物，他們都會加以壓制和扼殺。兴盛阶段隋唐兩宋時期是文化專制的興盛階段，除了諫謗之禍、詩詞文禍、學禁書禁等事件頻繁之外，還體現在如下三方面：一、 實行科舉制度後，統治者以科舉為手段加強對知識分子的控制，這體現在科考內容方面。隋唐時，科舉考試除儒學外，還有書學、算學、律學等內容，但到宋代，儒家經典成為唯一的考試內容，科舉制度為專制皇權服務的功能大大加強。二、 宋代黨爭激烈且頻繁，北宋時黨爭因變法而生，南宋的黨爭則由與金議和而起，朝上各派文官互相攻訐。三、 《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及《冊府元龜》等大型類書的編纂，儘管對促進文化的積累與傳播有重大貢獻及積極影響，但這些工作吸引大批知識分子埋頭故紙堆中，用功於搜集、輯佚、校勘，不問世事。這無疑有利於皇權控制思想，在文化專制方面的效用無可懷疑。鼎盛阶段中國古代文化專制發展至明清兩代，達到鼎盛階段。這階段文化專制的特點是文忌多、文網密、文禍慘、株連廣，對知識分子迫害的殘酷程度，遠超歷朝。 文字獄株連甚廣
如明太祖朱元璋以文入罪濫殺士人，死者多達十數萬。明初各地官員給皇帝的賀表，多由教官代筆書寫。本來這些賀表都是諛揚之詞，但朱元璋卻疑忌生風，因賀表中的字詞犯了自己的忌諱，便大開殺戒，幾乎將天下的教官殺光了。清朝統治者對觸犯文禁的人，即使是早已入土為安的死人，也要開棺戮屍，甚至罪及子孫、族人、親友和門生。一樁文字獄案往往牽連七八省，誅殺數百人，從發案到最後結束，拖延數十年，釀成空前的災難和恐怖。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就發生160多宗文字獄，持續一百多年。沉迷考據訓詁避禍
頻繁的文字獄及殘酷的文化專制手段，是明清時期中央集權政體發展至頂點的結果。在文化專制的刀鋒下，知識分子不敢談論時事，不問政治，「不以字跡與人交往，無用稿紙亦必焚毀」。終日埋頭儒家經典，重訓詁、審音義，考證典章制度，「為考證而考證，為經學而治經學」，以致思想文化界死氣沉沉。難怪清末詩人龔自珍有「萬馬齊喑究可哀」之歎！ 因拒绝为燕王起草即位诏书而被诛十族的方孝孺思想钳制通過控制及奴化思想，達到控制臣民及維護專制統治的目的，是中國古代統治者重視且慣用的手法。控制臣民思想，就是韓非所說的「禁其言」、「禁其心」，即扼殺人的精神活動，泯滅人的思想自由。思想鉗制的方式各有不同，加強學術專制、壟斷學術思想即為其一。如漢代儒學經過董仲舒改造成為陰陽五行化的、符合統治者需要的今文經學。今文經學被立為官學，受到官方大力支持，成為兩漢時期的主流思想學說，其他思想學說均受到排斥。排斥「異端」思想也是思想鉗制的重要方法。統治者將一切不利專制統治的思想學說視為「異端邪說」，加以嚴厲禁止和排斥，如明代與程朱理學相對抗的王學就被封殺。統治者還制訂了三綱五常、「存天理、滅人欲」等禮教思想來桎梏臣民，這對人性的摧殘更大、更深，如「過門守貞」，提倡烈女不嫁二夫，寡婦不能再嫁，連死了未婚夫的姑娘也不能嫁人，要為未婚夫家及已死的未婚夫終身守節，這比不准寡婦再嫁更為殘酷。
 礼教桎捁禮教桎梏是中國古代文化專制的重要內容。中國古代「禮」文化非常發達，歷代統治者都將「禮」作為重要統治手段。「禮」的根本是「分」和「別」，即分貴賤，別等級。「禮」在歷代統治者推動下，由行為規範發展為思想藩籬，再發展為一套嚴密完備的統治理論。「三綱五常」、「存天理、滅人欲」、「三從四德」、「克己復禮」、「中庸之道」、「仁義道德」，都是中國古代禮教精要所在。禮教對古代民眾來說是精神枷鎖，禁錮思維。「君子思不出其位」，「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人不能超越自己的社會地位去探索問題，人們的認識權利被局限。儒家並且強調「克己」，通過自戒、自訟、自責等修養，變成謙謙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安於本分，安於等級，循規蹈矩。 對婦女的限制
「三從四德」、「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等理論，要求婦女應該做到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剝奪女性獨立人格、尊嚴和自由。排斥异端為了控制思想，古代統治者往往獨尊一術，立為正統思想，凡是與正統思想相異的思想學說，統統被作為異端邪說加以取締。周朝已有制裁「異端邪說」的法規，《周禮?地官?大司徒》中記載設置「鄉八刑」的刑法，其中有「造言之刑」，造言即「訛言惑眾」。東漢初年，統治者提倡讖緯神學，施政決策都以讖緯為據。桓譚、王充等人著書立說批駁讖緯之學，與讖緯神學展開激烈論爭。王充《論衡》鋒芒直指讖緯神學，被當時統治者視為離經叛道的「異書」。宋代、明代均以程朱理學為正統思想，而王陽明的「心學」、李贄的驚世駭俗之論向理學提出挑戰，被視為離經叛道的異端學說，著作被禁、書院被毀、弟子受迫害。類似事件歷史上不絕於書。從認識史上看，異端未必都是認識上的進步，但認識上的進步對傳統舊意識、舊觀念來說則必定是異端，不異乎舊，哪裡有進步？為了麻痹及愚弄子民思想，古代統治者將每每進步的思想及科學技術都視為異端邪說。禁邪說以正人心，使人們沒有自己的思考，沒有自由的學術思想，成為馴服的臣民。学术专制加強學術專制、壟斷學術思想是文化專制的重要體現。統治者提倡或禁止一種學說，都以維護統治為標準，這往往不利學術發展。秦朝以法家學說為治國的指導思想，統治者認為以儒學為代表的私學對統治不利，所以嚴禁私學。漢武帝時以陰陽五行學說糅合儒學而成的今文經學，主張大一統，迎合統治者的政治需要，今文經學被立為官學，成為兩漢時期的主流思想，其他思想學說則受到排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西漢學術專制的集中體現。儒家學說從此成為正統思想，奠定一家獨尊的局面，對中國古代社會學術思想文化的發展影響深遠。南宋禁止私史和程朱之學同樣出於政治目的。在中國古代專制體制下，學術淪為維護王權和專制秩序的工具。官场专断官場專斷是中國古代文化專制的表徵，與專制政治體制相互依存。任人唯親、結黨專權和派系爭鬥等，都是中國歷史上官場專斷下的常見現象。官吏的選拔與任用，是衡量一種制度及國家民主程度的重要標準。中國古代實行的世卿世祿制及九品中正制等選官制度是導致出現官場壟斷的重要原因。世卿世祿制的本質是世襲制度，爵祿世襲衍藩，官之子恒為官，政權及官爵被家族世代壟斷，造成政治腐敗。 九品中正制的目標本來是要扭轉官場壟斷局面，精神是「唯才是舉」，但在實施過程中，卻變成世家大族進一步壟斷政治的工具。「計資定品」，「舉賢不出世族」，家世門第成為評定品第的唯一標準，世家豪門的弟子可做高官、享厚祿，寒門之子即使有才能也沒有資格做官。九品中正制淪為世家大族控制政權、培植勢力的工具，成為官場壟斷的溫床。黨派互爭也是官場壟斷下的普遍現象，朝上百官互相排擠傾軋，拉幫結派，黨同伐異。黨派之爭不只是政治、學術見解的論爭，更是利益和權力之爭。雖然黨派互爭對官場專斷有某種抑制作用，但最終仍導致實行專制統治。由此可見，官場專斷是專制政體下的必然現象，要根除就必須實行公平、民主與開放的選官制度。任人唯亲此外，任人唯親造成在位者尸位素餐，才不濟務，堵塞出身寒門德才兼備士子的仕途，剝奪他們的參政權力，即「若任用無才，則有才之路塞」，有才之士報國無門，壓抑鬱憤。因此任人唯親實在是對社會人才的一種戕害。任人唯親是專制制度的產物。中國古代君主為了穩固統治，選官用人時經常不察實德，不求才幹，較看重血緣親疏關係，尤其是某些重要職位，往往任用家族或母族、妻族的親屬。這種用人方式毫無透明度和公正可言，官官相護、犯而不糾、奸無所懲等官場弊端隨之滋生繁衍，是政治腐敗的溫床。當形成權力網與關係網後，官僚任意剝削黎民百姓、侵吞社會財富，成為侵蝕國家根基的蛀蟲。党派互争黨派互爭是古代朝廷中不同政治派系之間的鬥爭。在政治或學術上存在分歧的官僚在朝中拉幫結派，樹立門戶，彼此攻訐。各派系都有自己的靠山，在如廢立太子、外族入侵、文化政策、變法改革及地方割據等問題上黨同伐異，互相排擠傾軋，在朝中交替執政。所以黨派相爭不只是表面上的政見和學術見解的爭論，基本上是權力和利益之爭。東漢黨錮之禍、唐代的牛李黨爭、宋代的慶曆黨爭、元祐黨爭、明代閹黨與東林黨的鬥爭等都是著名例子。黨派互爭造成嚴重影響。首先，黨爭往往造成政局混亂，當貪婪及殘酷的黨派取勝，把持政權，必然導致朝政更為腐敗。其次，鬥爭雙方都企圖將對方置諸死地，因而被牽涉者也較多，株連甚廣，許多無辜者也遭殃。歷史上不少黨爭使許多知識分子無辜遭禍，前途斷送科场垄断中國古代文化專制的另一項重要內容就是科場壟斷，專制政府把持科舉考試，確保被錄用者絕對忠誠於君主專制政權。科舉取士是自隋代以後歷代王朝選拔官吏的考試制度。由於這是士人入仕的唯一途徑，因此政府對科舉的控制十分嚴密，由此形成對士人的種種束縛。如科舉考試諸科之中，以進士科最重要，這是維護專制統治的最主要科目。唐代除進士科外，還設有秀才、明經、明書、明算等科，但宋以後則只有進士科。士人失去獨立思考為了加強控制士人，自武則天起，君主還通過殿試親自主持考試。政府對科舉考試的教材也作嚴格限定，甚至欽定教科書，連考試的文體也有統一標準，如明清時期的八股文。士人只能按官方規定及標準去讀書及應試，不得隨意發揮。科場壟斷決定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思考問題時只能以君主的是非為是非，不能有獨立的思想和人格，只能成為政治的附庸，這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最大的悲劇。学而优则仕在文化專制政策鉗制下，統治者為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設計唯一的「光明」出路——學而優則仕，這正是科舉制度擇士的標準。如果說「焚書坑儒」和文字獄是專制統治者向知識分子揮舞的恐嚇大棒，那麼「學而優則仕」則是誘使他們俯首的胡蘿蔔。以官職名利控制士子
「學」的目的是為了「仕」，這就將讀書、應試和做官緊密地結合起來，使學術及文化淪為升官發財的手段和工具。自始不少知識分子只知「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唯讀聖賢書」。有些讀書人為了入仕，屈身就學，如同僕隸；有些更變賣家產；也有人埋首讀書，「頭懸梁、錐刺股」。知識分子為了入仕，皓首窮經，成為讀書考試的工具，缺乏自主思想和實際才能，更喪失身為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學而優則仕」與君主專制制度成為一對孿生兄弟，按這一標準錄取的「優秀人才」才符合統治者的需要，有利鞏固君主專制統治。但這制度下知識分子的命運卻很可悲，如清代小說《儒林外史》中的讀書人周進，苦讀幾十年，到60歲竟還是老童生一個。唐人的詩也說：「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士子的聰明才智盡被耗費在讀書應試之中。钦定教科书中國古代統治者壟斷科場的一種方式就是限定科舉考試的教科書，並且往往由皇帝親自參與制訂。如唐朝統一後，太宗即命顏師古考訂五經（即《詩》、《書》、《易》、《禮》和《春秋》）文字，撰成《五經定本》，令孔穎達解釋五經經文和注文，撰成《五經正義》，然後以官書的形式頒行全國，作為士人讀書及應試的教科書。南宋時，宋理宗大力推崇朱熹的《四書集注》（四書指《論語》、《孟子》、《大學》和《中庸》），自此至清，歷代統治者提倡理學，《四書集注》也被定為士人的必讀注本，應試舉人也必須以此為本旨，模仿古人語氣來撰寫文章，即所謂「代聖賢立言」，不可擅自發揮。儒家典籍成範本
明洪武三年（1370年），太祖朱元璋和劉基等人制訂科舉，以《四書》、《五經》作為命題的依據。成祖朱棣將之頒行於兩京六部、國子監及天下府州縣學，並將其立為「學者之根本」。《四書》於明清兩朝科舉考試的地位更為突出，乾隆皇帝指示桐城派散文家的始祖方苞選編明清兩朝名家的八股文，撰成《欽定四書文》，作為八股文考試的示範文體。應試者只能根據範文模式應考，不得聯繫社會實際，隨意發揮。欽定教科書進一步束縛了士人思想，將知識分子奴化成維護專制統治的工具。
 八股文与“八股学子”八股文是明清兩朝規定的科舉考試的標準文體，又稱「制藝」、「時藝」、「時文」、「八比文」等，這種文體的特點就是非常具體和死板。 何為八股？
每篇文章都是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組成。從起股到束股的四段中，每段都有兩股排比、對偶的文字，共計八股，所以叫「八股文」。每一部分之間都要以固定的虛詞「今夫」、「苟其然」、「也乎哉」等相連接，甚至每部分寫多少字句都有規定。同時，士子考試時只能從《四書》、《五經》中命題，並且強調以朱熹的《四書集注》為準繩。這種考試文體，嚴格限制考生有任何個人見解和自由發揮，從而禁錮思想，使士人只為高度集權的政權服務。讀書人的悲歌
清代學者、醫學家徐大椿對學習八股文的讀書人，有以下辛辣的諷刺：「讀書人，最不齊（濟）。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道變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便道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裡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反映出八股取士制度下讀書人的呆板、迂腐和無能，正是文化專制的最佳写照。言论禁忌言論禁忌是統一思想、 維護專制統治的方式之一。 在儒家經典《周禮?地官?大司徒》中就有「造言之刑」，造言即「訛言惑眾」，制裁以言惑眾者。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體制建立後，統治者加強控制言論，文字獄、諫謗之禍、禁書焚書等不計其數。文字獄是統治者故意從文人的作品中摘取字句，斷章取義，引申曲解，再羅織罪名，構成冤獄。統治者以強權壓制言論自由，鎮壓有反叛思想或意識的知識分子，以便鞏固專制統治。中國古代社會進諫之風較盛，諫謗之禍也較多，主要原因在於進諫威脅到君主的絕對權威和獨裁。禁書也是中國歷代統治者控制言論、禁錮思想、圍剿文化的主要手段。政府禁止刊印、流布和閱讀不利專制統治的文化典籍。清朝統治者還利用編書的機會，篡改和焚毀不利專制統治的圖書。言論禁忌是中國古代統治階級強化文化專制的措施之一，用以束縛思想、剝奪言論自由的權力和抑制創造力。文字狱文字獄是強化文化專制的重要措施，因時代不同而有不同的稱呼，如筆禍、詩獄（或詩案）、表箋禍、史獄（或史案）、書案、逆書案等。統治者故意從文人的作品中摘取字句，斷章取義，引申曲解，再羅織罪名，構成冤獄。文字獄最早出現在春秋時期的魯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齊莊公因與大夫崔杼的妻子棠姜私通，而被崔杼殺掉。齊國史官記載這段歷史時，秉筆直書「崔杼弒其君」。臣殺君或子女殺死父母為「弒」，這表明史官的態度。崔杼因而接連殺了兩位直書「弒」字的史官。明清文字獄最烈
文字獄自此興起，直至清朝光緒（1875－1908年）末年仍然存在，與整個中國古代社會相始終。文字獄最猖獗的是明初朱元璋朝和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其中康熙、雍正與乾隆三朝文字獄共計160多次，僅乾隆朝就有130多次。在這種高壓文化政策下，知識分子噤若寒蟬，「矰繳每從文字起，書空咄咄卻憂君」，「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道出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對文字獄的恐懼。谏谤之祸中國古代歷史上的諫謗之禍不絕於書。從桀紂開始，即有拒諫誅忠的事件，以後歷朝歷代都有直臣諍臣因直言不諱、據理進諫而遭到打擊報復以至殺身之禍。古代社會提倡君主納諫和臣子進諫之風，但為何還會多有諫謗之禍？首先，進諫謗議觸及君主的專斷權力。進諫謗議者不乏有才幹及品質正直的士人，他們與專制主義下剛愎自用、主觀武斷的君主不可避免地發生衝突，因為他們的言行實際上是在質疑及衝擊君主的絕對權威。臣諫挑戰君主權威
君主納諫最難，臣子進諫最險，「武戰死，文諫死」，臣子向皇帝犯顏直諫，要冒殺身滅族的危險。即使進諫者抱著赤誠之心，都是挑戰君主專斷權力及地位，君主隨時可對進諫者給予打擊。歷史上進諫謗議者的悲劇也就一再上演。只有明君賢主才能容納進諫謗議，但賢君少見，昏主多有，虛心納諫的帝王不多，所以進諫謗議的禍事多有發生。禁书中國歷代統治者經常禁止民間刊印、流布及閱讀那些可能危及專制統治的書籍。這些書籍有的全部被禁，有的部分被禁，有的被焚、被毀，或被篡改。 在清代，完全被禁之書稱為全毀書，部分被禁之書稱為抽毀書。禁書之舉可以上溯至戰國時代秦國商鞅變法時期。商鞅提出焚毀《詩》、《書》，禁絕遊說。自此至清末，歷代統治者大都貫徹這政策。禁書做得最「出色」的，要算清代乾隆皇帝（1736－1795年）。乾隆下令在全國查繳應毀「禁書」，並在各省、府、州、縣等地方官府設「收書局」，專責檢查收繳各類「違礙禁書」。清朝統治者還藉編書之機，篡改和焚毀危害政權的書籍。以修書為名禁書
乾隆時期編輯的《四庫全書》，前後歷時十年，收書3,457種，75,000餘卷。但在編輯過程中被銷毀和禁絕的書籍就達2,400多種，被編入的書籍也被篡改得面目全非。因此《四庫全書》在中國圖書事業史上有「功魁罪首」之稱。禁書是禁錮思想的重要舉措，體現了王朝思想、種族意識和皇權觀念，是王朝鞏固專制統治的主要措施。宗教控制宗教控制是統治階級維護專制政體的另一種有效方式。統治者禁教或崇教，都以維護及鞏固專制統治為目的。無論哪一種宗教，有利於統治的就提倡，反之則禁止。各朝提倡與取締的宗教皆不同，如元朝很推崇佛教，政府專門設有國師（帝師）掌管全國佛教事務。忽必烈時封八思巴為國師，他不僅是吐蕃地區的政教首領，更是全國佛教最高統領。元代統治者並打擊道教，除《道德經》外，道教其他經典均被列為偽經，忽必烈下令焚毀偽經，禁止醮祠。但到了明代，道教卻倍受尊寵。朱元璋起兵時利用道教製造輿論，道士為其出謀劃策，建國後，朝廷尊崇道教；明成祖朱棣發兵「靖難」時也得到道教協助，成祖即位後，遂撥鉅資修建道觀。明世宗最尊崇道教，甚至毀佛寺，逐僧人。明太祖朱元璋時期嚴禁彌勒教、白蓮教、明尊教、白雲宗等民間祕密宗教流傳，若有違禁，為首者要被處以絞刑。這可以看出，中國古代君主對宗教的控制是從統治角度出發，利用宗教作為工具，通過宗教來控制人民的思想。禁教在中國古代，禁教活動與政治的關係十分密切，禁教是為了維護君主專制統治。古代中國與西方不同，並非政教合一的政體，宗教只是政治的附庸，所以當宗教與世俗政權發生衝突時，宗教力量都會敗北。 綜觀中國古代禁教情況，可以發現君主專制政府不但打擊威脅專制統治的民間祕密宗教，也會基於政治需要，打擊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及基督教等在社會上具廣泛影響力的宗教，甚至會施以大肆殺戮等高壓手段。此外，由於民間宗教多帶有祕密結社及反政府的取向，所以政府往往嚴施鎮壓。例如明太祖朱元璋時曾立法嚴禁彌勒教、白蓮教、明尊教、白雲宗等民間秘密宗教的流傳。清朝政府也致力打擊祕密宗教組織天地會。崇教崇教與禁教對於中國古代專制統治者來說，都是控制臣民思想、鞏固專制統治的手段之一。在古代中國流行的宗教，都包含勸人向善、叫人忍受的主張。尤其是佛教，更強調生死輪迴和因果報應，勸諭信眾放棄各種欲望、忍受各種痛苦，要多做善事，逆來順受，這符合統治者愚化臣民，控制、麻醉被統治者思想的需要。因此，自宗教進入人們的生活領域之後，各朝各代的統治者都注意倚重宗教。當某一種宗教與專制統治相吻合時，統治者就會積極推崇。如漢武帝推崇泰一教，唐高祖曾大力提倡道教等。南北朝時期，統治者大都崇佛，齊梁時代，統治者佞佛更是達到高潮。當時有人描寫社會上的佞佛情形：「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元朝也推崇佛教，政府專門設有國師（帝師）掌管全國佛教事務。明末清初，天主教在華傳播順利，也是由於統治者想將天主教納入中國政治體制之中的緣故。相关名词阐释及历史事件
君权至上中國古代君主有獨一無二的名份，所謂「天無二日，民無二主」，行政、司法、軍政、經濟等大權集於一身，在全國範圍內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及絕對權力，國家機構皆為君主辦事，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制約他。君權至上的思想在傳統文化中根深蒂固。秦始皇完成統一大業伊始，就召集群臣議定帝號，將三皇五帝的尊稱合起來，號曰「皇帝」。這是中國歷史上出現最高政治統治者名稱——皇帝之始。此外，為了突出君主的地位，還專門規定皇帝的命為「制」，令曰「詔」，天子自稱為「朕」。這些名份，將君主置於至高無上的尊貴地位。皇帝被神化
漢武帝熱衷借助神權來強化君權，他以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論來製造君權神授說。董仲舒將「天」解釋為至高無上的神，皇帝則代表「天意」行使最高權力，聽命於上天，行為受上天的監視和約束，不受人間力量的制約，芸芸眾生必須臣服於帝王。皇帝被塑造為威嚴不可侵犯的神。「君權神授」說為皇帝戴上神聖光環，神祕莫測，令人生畏。由於神化了的皇帝對百姓有更大威懾力，歷代君主莫不以這類理論為統治基礎，採取各種嚴酷的文化專制手段來維護其至高至尊、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
 家天下中國古代，家天下的觀念十分強烈。誰登上天子位，誰就可以控制百姓，佔有土地及財富，擁有最高權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親國戚也得享富貴，「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權、利及勢的關係於此體現得淋漓盡致。天子之位屬於皇帝家族所獨有，皇位是世襲的，天下實質上是皇帝的家族所有，政權、民眾及土地都是屬於皇帝一家的，所以財富任意享用，民眾任由驅使。皇帝可以將土地大量賞賜給諸王公主，分封給同姓親屬。如漢高祖劉邦剷除異姓諸王，將土地再分封予同姓族人。元太祖鐵木真在蒙古高原起兵時，眾兄弟就商議：「取天下了呵，各分土地，共用富貴。」元太宗窩闊台滅金後，就將真定州（今河北省正定縣）民戶作為太后的「湯沐邑」，同時把中原地區各州所有民戶分賜給諸王貴戚。歷朝皇帝皆渴望天下永屬其後代子孫，基業世代相傳。秦始皇就曾言：「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在強烈的家天下觀念下，統治者會運用政治、軍事、文化等方法來鞏固自己的基業。君尊臣卑雖然戰國時期孟子提出「民為貴，君為輕」的思想，然而在中國古代社會，君尊臣卑的等級制卻非常普遍且森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等級區分非常分明。「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台。」（《左傳?昭公七年》）在這種金字塔式的等級制度下，君主處於塔尖，高高在上，以下等級則按照與天子的血緣姻戚關係的親疏遠近，以及在政權創建和維護過程中所作的貢獻，及官職高低的原則排列。古代關於「禮」的理論就是等級制度的基礎。「禮」本質就是講「分」、講「別」、講「貴賤」，其基本精神就是等級制。等級制度在古代社會起著絕對的支配作用，特殊階層在法律上、社會及政治上皆享有特權。「尊卑貴賤，各有差等」，各有其位，各有其守，不可越雷池一步。從政治特權到田地產業，從婚喪嫁娶到衣食住行，皆體現君尊臣卑的等級觀念。儘管王朝興替，但這一原則卻始終不變。這種上下、尊卑、貴賤的等級秩序，不單代表權力的分等，更意味低下階層者須依附在上位者；低下階層者喪失人身自由與獨立人格，失去精神與思想自主，個人智慧和才幹都無從發揮。統治階層為了鞏固自身特殊地位，乃以制度、思想及文化等政策方面加以配合；而實行文化專制，目的之一也是為了維護政治及經濟的特權。